张功耀为何误读了科技史
张功耀为何误读了科技史河北省中医药研究院、曹东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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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大学科技与社会发展研究所张功耀有一篇文章，很能说明他研究问题的方法，这就是他写的《被误读为“先前阔”的中国古代科技史》。
中国古代的科技史阔与不阔，可以研究，也可以讨论，关键的问题是要用正确的方法去研究，用正常的思维方法进行总结。张功耀从意想的观念出发，用误读的例证做依据进行研究，其得出的结论自然也就不可信；相信了他的结论，就会看错中国古代的科技史。
用了“先前阔”的本来含义
张功耀教授说，“‘先前阔’，最早出自鲁迅先生的文化批判小说《阿Q正传》。研读过这篇小说的读者知道，阿Q曾经拥有一个‘真能做’的名声。但是，阿Q的‘真能做’并没有改变他穷困潦倒的命运。因此，阿Q对他现实生活的贫弱是心知肚明的，只是讳言而已。至于他的过去，阿Q虽然并不清楚自己‘先前的行状’（即自身的历史），加上‘人家也没有留心’（即很少有人关心阿Q的历史），但他却很有信心地认为，自己先前曾经很阔。你看他：‘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你算什么东西！’”
鲁迅先生塑造的阿Q形象，代表的是那个时代下层被压迫民众的典型，不是整个中华民族代表，更不是先进民主人士、知识分子的化身。张功耀以此来比喻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知识分子，是很不恰当的。他说：“一群被祖先崇拜的香火熏陶出来的书吏们，内心感受到了与列强的巨大差距。但是，为了求得一种心理上的平衡，他们只好通过求证祖上的荣耀来掩盖现实的贫穷与落后。这恐怕就是在中国造就‘先前阔’意念的历史缘由和文化缘由。”
研究历史，挖掘中华民族优秀的历史文化，正是先进知识分子“以笔做刀枪”，不畏列强凌辱，唤起民众，保家为国“力所能及”，竭尽全力的爱国之举。如今，当胜利来临之后，中华民族逐渐强大之后，对于这些早年的爱国知识分子，我们敬佩还来不及，怎么能用阿Q的“先前阔”的解嘲之语，来嘲笑、挖苦他们呢？
张功耀说：“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冲破‘先前阔’的文化阴影，以尊重科学的态度审视科技史项目，并通过客观的比较可以断定，中国古代科技史是一篇被误读成了‘先前阔’的历史。它意味着，作为‘李约瑟难题’的推理前提不存在，所以，对它的任何求解都毫无意义。否则，它将陷入欧布里德式的怪论之中”。
原来，张功耀之所以制造“被误读为‘先前阔’的中国古代科技史”的谬论，为的是否定“李约瑟难题”，为了证明他的“笔者以为，不用再做更多的比较，结论已经很清楚了：中国古代科技史并不是一篇‘先前阔’的历史。可能五四运动前后我国学者的看法更接近于历史的真实状况，那就是：‘中国古代无科学’”。
他的目的很明确，采用所有的捏造、篡改的材料，就是为了说明“中国古代无科学”。
张功耀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民族虚无主义者，即使生长在文明故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摆脱不掉“文化自卑”的心理障碍，也一定要死抱着阿Q的灵魂不放，反过来却侮辱前代的科技史研究成果，是“被误读为‘先前阔’的中国古代科技史”。
他为了证明自己假设的论点，所用的三个例子，也都是对于前人原著的误读、误用。只能证明他自己患有的“恐洋症”，已经根深蒂固，不可救药了。
误用“处阴息影”典故
张功耀说，要造成一个“先前阔”的文化假象并不难。以下三种方法都具有祖传性质，按照这些方法去做，就可以使本来落后的东西也能“阔”起来，并且“阔”得理直气壮。
他说：“《庄子·渔父》在谈到孔子削迹于卫，伐树于宋，围于陈蔡而不知所失时，讲了这样一个可以掩盖缺点并使自己聊以自慰的经典方法：‘人有畏影恶迹而去之走者，举足愈数而迹愈多。走愈急而影不离身。自以为尚迟，急走不休，绝力而死。不知处阴以休影，处静以息迹，愚亦甚矣。’”
张功耀解释说：“这个经典方法所阐明的道理是，要摆脱自身缺点的困扰，就是将自己的缺点置于别人的缺点之下（处阴以休影）；要想自己不犯错误，就是什么事也不要干（处静以息迹）。否则，如果你拼命地去追赶人家，或者设法努力克服自身的落后和不足，你就会‘急走不休，绝力而死。’”
张功耀的解释是错误的。庄子所说的这个人，不是一个具有正常思维的人，他讨厌自己的影子和足迹；而且，他还采取了一个更为错误的做法：想用奔跑的方法脱离自己的影子和足迹。因此，庄子嘲笑他“愚亦甚矣”。这样的人，难道“处阴以休影，处静以息迹”思维就正常了吗？没有。因为影子和足迹是不可能去掉的，也没有必要对它们产生畏惧与厌恶。所以，庄子说的这个人，他无论怎样做，都处于一种病态，如果有所区别，也只是病态的严重性上存在着微与甚的差距，病态对于患者的危害程度只是大与小的不同。他的思维混乱现象，本质上都不是正常人所具有的。
张功耀借用一个被嘲笑的患者，比喻科技史研究的前辈、前人的心态、前人的成果，都是一种亵渎行为。
张功耀在误读了典故之后，不无得意地说：“显然，庄子的这个方法教会了我国不少从事科技史研究的人。由之，每当有人指出中国古代的科技史还存在缺陷时，马上便会涌出一批学者，试图努力证明西方的古代科技史也是有缺陷的，从而达到用别人的缺点来庇护自己的落后的目的。于是，‘先前阔’的结论也就蕴于其中了。”
张功耀的错误不在于误读典故，而是他刻意以此嘲弄前人对于科技史的研究。他是一个合格的学者吗？他要嘲笑谁？他是鲁迅？！
张功耀何德何能，能站在这样的角度说话？！
借用他一句问我的话：“你是干什么的？你有什么实际的成果？”
张功耀空谈误国罢了！
误用“圣教同源”典故
“处阴息影”就是张功耀误读误用典故，篡改历史，为自己错误论点张目的典型。“圣教同源”也是他误读误用前人文章造成的。
张功耀说，“圣教同源”的考订方法是形成“先前阔”意念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鲁迅先生曾经尖锐地批评过：“凡是读过一点古书的人都有这一种老手段：新起的思想，就是‘异端’，必须歼灭，待到它奋斗之后，自己站住了，这才寻出它原来与‘圣教同源’。外来的事物，都要‘用夷变夏’，必须排除的。但待到这‘夷’入主中夏，却考订出来了，原来连这‘夷’也还是黄帝的子孙。”
鲁迅先生所处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鲁迅先生所举的例子，也不能随便乱用。“用夏变夷”的典故，出于《孟子·许行》“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而不是“用夷变夏”。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多次出现过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事情，“蛮夷”武力征服汉族之后，在文化上，毫无例外地都要被汉文化所同化，“用夏变夷”，用中华文化的高度文明，改变了少数民族原来的落后状态。这是所有具有历史知识的人都尽人皆知的，也是值得炎黄子孙骄傲的事情。
由于优秀中华文化，具有很强的凝聚力，和很强的包容性，才使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能够以今天的面目出现在世界的东方。由于“用夏变夷”是历史事实，也由于它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因此，无论谁看不惯，它依然是历史事实。更由于，孟子在2000多年之前，就揭示出这一规律，使我们不得不对古人的智慧，表现出我们的崇敬与仰慕。
孟子说：“夫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太甲》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谓也”。“自暴者，不可与有言也；自欺者，不可与有为也”。
一个民族的强大与崛起，决不是“恐洋症”者所能担当得了的；也决不是时刻不忘用阿Q精神看待世界、看待前人研究成果的思想所能胜任的。
阿Q不仅只有精神胜利一法，他革命之后，也曾经膨胀地不可一世呢！“老子革命了，今后，喜欢谁，就是谁！要什么，有什么！”
从张功耀、王澄的身上，我们不难找到革命后阿Q的影子。
2006、6、15
“老板来碗豆花！”“今天情人节，不卖豆花了，改卖玫瑰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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