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复曹东义
引用第0楼曹东义于2006-06-28 08:05发表的“张功耀污损中医有悖《宪法》精神”:张功耀污损中医有悖《宪法》精神
纯属学术观点的争论, 与宪法无关. 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我想也应该包括公开发表质疑中医的论文的自由.
在《医学与哲学》2006年第4期全文抛出。
《医学与哲学》是半个世纪以来第一个敢于公开发表质疑中医文章的杂志. 对于这本杂志我们不由得向第一个敢于吃螃蟹的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近来，许多网站以“废除中医”、“废除中医中药”为主题词，以“中南大学、北京大学‘校报’强文”为招牌，大肆传播。
的确, 现在google搜索, 可以搜到312,000篇"告别中医中药"的网页. 你不会说这些转贴的都是愚民吧?
中医药是我国人民长期与疾病斗争，逐渐形成的知识体系，它独特的学术特质，至今尚无法以现代科学技术进行阐明。
算命合风水也同样无法以现代科学技术阐明.
但是，中医药对于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有过杰出的贡献，史实俱在，不容抹杀。
不可否认曾经的贡献, 但是现在是21世纪.
中医虽属优秀文化的精华
中医属于中国优秀文化的糟粕.
民生疾苦不可一日之或缺
可以取一个小城镇, 不用中医, 看看是否可缺.
有人竟不顾中医药安全有效
中医药副作用大, 效果不明显, 多数不能重复出疗效.
建国后最初几年，党保护中医的政策未曾贯彻，中医事业受到摧残与轻视，幸而错误政策很快即被察觉，中医事业才得到恢复与发展。
发展中医是我党历史上的一个严重错误. 一时间, 本来没有一所中医高等学校的中国, 每个省都建起了中医的高等教育学校. 致使今天成千上万的毕业生生活在痛苦与矛盾中.
就在几年前，台湾陈立夫先生，还高度赞扬毛泽东主席、共产党正确的中医政策
台湾有专门的中医药高等教育的学校吗? 仅仅有几所学校开设了中医系, 供人们当考古来研究.
国家发展中医药事业，把中医与西医摆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写进了我国的根本大法《宪法》之中。
这部宪法现在应该修改了
这是中国人民的正确选择，是中华民族健康事业的福祉所系。
当年人们同样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中国人民的正确选择!
危害它，就是动摇国本，就是危害中华民族的利益。
只有彻底废除它, 中华民族的医药事业才能实现现代化.
我们不能轻信那些没有中医理论素养，不懂中医治疗技术的空谈家，空谈误国。
我们不能轻信那些没有算命理论素养，不懂算命技术的空谈家，空谈误国?
中医优秀事实俱在，不容污蔑
中医糟粕的事实俱在, 不容任意夸大
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长期并存，是我们的基本方针。
基本方针会与时俱进.
1954年，石家庄市中医郭可明先生，用中医的方法治愈了大量乙脑患者，卫生部专家组经过两次认真核实，证明疗效世界第一。
中国的粮食亩产量曾经世界第一.
运用中医的传统理论，不但可以治愈中国人，连病情十分危重的苏联专家，也靠中医药治愈。
这是个案吧？ 你去国外看看， 有几个外国人看中医？
郭可明先生的经验，在全国推广的过程之中，不断被丰富、完善，谁说中医不发展？
现在的权威教科书有哪本将他的经验写进去了？
“七五”期间中医治疗流行性出血热，江西万友生先生、江苏周仲英先生治疗组，以严格的分组对照方法，几千例大样本治疗结果，证明了中医治疗组明显优于西医对照组。他们的经验，引起世界医学界的注目，被邀请在国外介绍经验。
这个结果被国外的同行重复出来过吗？
美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CDC）曾对1988年上海以中医药为主治疗乙肝重叠甲肝与1983－1988年美国本土西医药治疗同类疾病的死亡率进行了统计对比，结果为中美的死亡对比是“1 ∶ 234”，充分说明中医药的优势。
没有严格的对照同样不能说明任何问题。
2003年突发的SARS疫情，再一次验证了中医药，在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不可替代的作用。
2003年突发的SARS疫情，出现了大量的中医骗子大发国难财。
在医疗条件不占优势的大陆，SARS患者的病死率明显低于香港和台湾，中医药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能排除中国使用了较多的激素或其他的治疗上的差别吗？
邓铁涛教授治疗重症肌无力危重患者
就是那个把他老婆和儿子误诊致死的邓铁涛吗？
任继学先生治疗急性脑血管病
就是发明“口对耳人工呼吸术”的任继学吗？
“推行异物、污物、毒物入‘药’，坑害患者”。
将童便入药，将鼠屎入药难道不是事实吗？
将把社会发展引向何处？
希望把社会引向没有愚昧，没有骗子的文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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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复曹东义<<张功耀污损中医有悖《宪法》精神>>
张功耀化名“崇尚科学”，就像白骨精的又一个化身，在这里放毒。且看他如何歪曲历史：
现今，“辨证论治”被当作中医的临床特色，已经广为人知；“辨病与辨证相结合”，被作为中西医结合的最佳模式，也为人们所接受。由于中医的传统“病名”多数属于症状、证候，而不够“实证”“具体”，在法律上也不能作为“科学诊断”的依据而难被采信，因此，在临床上中医的病名已经越来越被淡化，大有成为摆设的趋势。好象只要一提“辨病”，就是指西医辨病，纯中医的“辨病”只存在于《中医内科教材》之中。这样以来，中医的诊断、治疗，就纳入了西医的范围，成了西医治疗的补充措施，中医自然处于从属地位。而在西医的旗帜之下，是不可能发展中医的学术的。扬旗击鼓，张扬个性，进取之道；偃旗息鼓，遁于无形，求生之术。西医辨病与中医辨证结合，只是中医技术上的求生存之策，长此以往，将失自我之旗鼓，进退失据，全军岂能不迷茫？
自古以来，中医就有辨别疾病的独特学术，把人体的不健康状态称为“疾”或者叫做“病”，一般说来，“疾”的病情比较轻浅，而“病”的病情比较深重。除此之外，“疾”字有快速的含义，“病”字有担忧的意象。在更多的场合，疾与病是不分彼此，可以互相换用的同义词。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对于外感病，其辨治方法是用“辨太阳病脉证并治”、“辨阳明病脉证并治”等来表述，也就是说，伤寒是病，太阳病、阳明病也是病，而桂枝证、柴胡证都是证，而不能称为桂枝病、柴胡病。张仲景对于杂病也是用“腹满寒疝宿食病脉证并治”、“痰饮咳嗽病脉证并治” 、“惊悸吐衄下血胸满瘀血病脉证并治”等进行命名。一病而有许多证，用病统证。后世沿用张仲景的方法，也是在一种病名之下，广列治方，实际上就是在病的指导下，进一步区分不同证候进行治疗。
温病学家在温病的总名之下，划分卫分、气分、营分、血分病，病下再进一步细分证型论治。我们说气分不是证而是病，就是因为气分之中包含着许多证型，而不是只有白虎汤证或者承气汤证。辨病与辨证相结合，在外感热病的诊治之中尤为重要。
中医的病名不重病灶重状态
尽管中医的病名之中的中风、胸痹、痹证、积聚、瘰疬等等，可以接近于西医的某些病名，好象有确凿的病灶，已经可以属于“实证”的理想病名了。其实不然，中医对疾病的命名，都是侧重于状态，疮疡、痰核等有形之物，也是着重病理物质的凝集，而不描述其内部的具体结构，而是从总体上把握这种疾病。如果把符合西医病名作为中医诊断的标准，中医就只能属于从属地位，因为中医的四诊发现不了、证实不了这些“实证”的病名，要拿出“过硬”的证据，只有求助于西医的仪器检查。
古人所说的中医病名，没有仪器检查证实，因此人们对于古人的经验也多是半信半疑。那么，古代中医的诊断都不可信吗？传统的诊断与现代的认识，就必须割裂吗？
笔者认为，患者的症状，比如头痛、发热、呕吐、腹泻、腹痛、心悸、咳嗽等等，虽然都属于症状，但它都是病人自己主观意识能感知的，或者是医生能够通过四诊而不必使用仪器就可观察到的现象。这种患病现象的获得，凭借的是人的感官，是“动物进化的最高成果”，是任何机器所无法替代的，也是任何灵长类动物所不具备的。我们为什么不接受、不信任、不利用人类的这一最高进化成果得出的结论呢？就是因为我们过去太过于相信仪器，太迷信精细科学了。
西医的诊断都很精确吗？以现代科学所达到的精细程度来看，几乎所有的西医病名所代表的疾病本质都是很不精确、准确的，既不能说明过去如何患了疾病，也不能准确地预测疾病的预后，只能是目前状态下如何使用西药、如何进行手术的一种引导方式，是一个粗浅的说明。比如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这样一个病名，既有部位的描述，也有主要特征的勾勒，好象十分精细，比中医的胸痹证不知“准确”、“进步”了多少倍。实际上，这个西医诊断十分粗糙，它不能说明得病初期的分子机制、细胞受损程度，更不能见证始动因素是如何损伤了血管内皮，也无法准确地说出来目前有多少细胞缺损，粥样斑快之中有多少分子的特异物质，身体的各个器官、系统、组织因此一处损害已经造成的影响和将要发生的后继反应什么时间出现、其准确的后果是什么；也不能解释为什么“几乎相同的损害”，有的人十分痛苦，有的人却安然不知，有的人发生严重的冠脉事件，有的人却多少年变化不大，甚至有的人病变逐渐减轻，症状完全消失，“客观检查”显著改善。这个诊断也不能让人们十分准确地判断出是用西药的哪一种治疗更好，或者是否选择“微创”介入支架、搭桥、移植，这些都需要循证医学的证据重新论定。
中医的胸痹一病，虽然有比较笼统的嫌疑，但它却是指导中医认识本病的病因病机，指导辨证用药的导向仪。靠着这个病名，古今的中医学家可以“对话”，可以借鉴古人的经验，也可以积累今人的认识，使认识不断深入，疗效不断提高。冠心病的诊断再精细，能与中药对上号吗？能说哪一味中药、或者哪一味中药的哪一种成分完全可以解决冠心病吗？
再说中医的“头痛”一病，虽然只是一个西医认为什么也说明不了的症状，但任何高明的仪器也测不出这个“头痛”的指标，任何动物也不会告诉你发生了头痛，更不能自己说明这个头痛的详细部位、头痛的程度到底如何，只有高度进化了的人类，具有聪明、智慧的人类才有这个本领。中医治疗头痛的时候，也不论头痛是继发于脑血管畸形，还是脑肿瘤、脑囊虫病、头痛性癫痫、脑的炎症、全身的炎症，还是原发的神经性头痛。只要头痛存在，也不需要仪器检查，中医就可以用长期积累的理论与经验，根据“比较简单”的四诊所见，就可以开具汤药，或者使用针灸、按摩、拔罐、穴贴等等进行治疗，往往可以取得不同程度的疗效，甚至永久性地治愈了头痛。
病人认可中医的疗效，患者喜欢简捷的措施，虽然没有“客观指标”，没有仪器认定，难道这不是治疗的成效吗？不是对患者的帮助吗？“呕吐”一病，不管出现于西医的何种疾病之中、之后，只要有呕吐作为主要证候，经过中医治疗呕吐消失了，“呕吐”一病也就治愈了。存在的其他症状再上升为主要证候，比如“腹痛”显现为主证，中医再根据“腹痛”一病的四诊所见，治愈腹痛及其伴随症状，也不用管西医的原发病是什么。其中并不存在所谓“误诊”，因为“误诊”一说，完全是用西医的标准要求中医，是用“实证”误解“状态”。
坚持中医病证结合才能卓然自立
中医认为人体从健康到疾病，是一个失去平衡的过程。治疗这种平衡失调，就可以恢复人体固有平衡，是再一次回到健康。也就是“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因此中医学对疾病的描述，注重状态而不细究疾病的具体形质。
人体患病时的反应，必然是整个身体失调的综合反应，而不是具体形质决定特定的身体反应。比如脑瘤的头痛与脑血管畸形的头痛为什么会相似？同一种西医病为什么有的患者头痛而有的患者不痛？一样的症状为什么病灶并不一样？显然，病灶不能完全决定症状，症状之后有更深刻细致的原因。症状之后有复杂而多变的物理化学因素，纠正这种症状也不一定需要彻底消除病灶。
作为主证的中医病名和作为整个状态的中医证候，都是随着时间变化而出现的复杂微观世界的整体反应，它与西医所说的综合征不同。西医的综合征与西医的病灶一样，追求的都是相对固定的形态或者状态，可变的因素不能太多，太多了就无法标准化，就无法诊断和排除诊断。西医认为，只要病灶还在，症状有与无、轻与重都是无关紧要的。因此，临床上经常是血压虽然降下来了，头痛头晕仍然存在；肿瘤虽然切除了，而生活质量未必提高；虽然病人自己觉得十分痛苦，检查可能都无阳性发现。
实证疾病观有它可取的地方，而不是唯一能反应人体健康与否的金标准。中医的病名，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而且更有利于中医辨证治疗，更有利于使用具有复杂化学成分的中药。
中医病名作为独立的一级名称使用，与在西医诊断之下辨证论治，有着截然不同的意义。用中医的病名指导中医辨证，就可以完全摆脱以西医标准评价、改造中医的尴尬。有无独立的评价体系，是中医药是否具有独立学科地位的标志。以完全独立的中医辨病与辨证相结合，才是摆脱实证束缚、恢复传统的正确措施。而且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医药的发展充满生机。
【原创】复曹东义<<张功耀污损中医有悖《宪法》精神>>
上一篇文章，贴的不对，误放一炮，看这一炮如何：跪在洋人面前写不出正确的科技史文章
——评张功耀《被误读为“先前阔”的中国古代科技史》
河北省中医药研究院、曹东义
邮编：050031电话：0311—86738352、电子信箱：caodongyi58@sohu.com
不仅中国逐渐强大起来之后，需要平等地与世界交流，就是在列强炮火轰鸣的时代，也需要我们能够清醒地、正确地认识本民族的文化。不仅中华民族自强不屈的先烈，抒写了气壮山河的历史，正直而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在那个时代顶着强大的压力，自尊而不自卑，自爱而不自弃，用实事求是的唯物史观，证明了中华民族是世界四大文明的发祥地；他们介绍的中华古代文明、古代科技成就，不仅鼓舞了整个中华儿女的斗志，而且引来西方学者的重视，成为了研究的热点。李约瑟先生对于中华古代文明的巨篇论著，至今尚未译完，也未能整个地呈现给中国的科技工作者，使我们不能完整地一读为快。然而，中国的某些科技工作者，不是深入地挖掘优秀的中华文化，不是借助历史去鼓舞人们继续奋斗，却挖空心思，肆意贬低中华文化，大谈什么“中国古代无科技”。文化自卑，民族虚无主义情结，泛滥到了令人无法忍受的地步。
中南大学科技与社会发展研究所张功耀有一篇文章，很能说明他研究问题的方法，这就是他写的《被误读为“先前阔”的中国古代科技史》。
中国古代的科技史阔与不阔，可以研究，也可以讨论，关键是要用正确的方法去研究，用正常的思维方法进行总结。张功耀从臆想的观念出发，用误读的例证做依据进行研究，其得出的结论自然也就不可信；相信了他的结论，就会看错中国古代的科技史。
误用了“先前阔”的本来含义
张功耀教授说，“‘先前阔’，最早出自鲁迅先生的文化批判小说《阿Q正传》。研读过这篇小说的读者知道，阿Q曾经拥有一个‘真能做’的名声。但是，阿Q的‘真能做’并没有改变他穷困潦倒的命运。因此，阿Q对他现实生活的贫弱是心知肚明的，只是讳言而已。至于他的过去，阿Q虽然并不清楚自己‘先前的行状’（即自身的历史），加上‘人家也没有留心’（即很少有人关心阿Q的历史），但他却很有信心地认为，自己先前曾经很阔。你看他：‘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你算什么东西！’”
鲁迅先生塑造的阿Q形象，代表的是那个时代下层被压迫民众的典型，不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代表，更不是先进民主人士、知识分子的化身。张功耀以此来比喻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知识分子，是很不恰当的。张功耀说：“一群被祖先崇拜的香火熏陶出来的书吏们，内心感受到了与列强的巨大差距。但是，为了求得一种心理上的平衡，他们只好通过求证祖上的荣耀来掩盖现实的贫穷与落后。这恐怕就是在中国造就‘先前阔’意念的历史缘由和文化缘由。”
研究历史，挖掘中华民族优秀的历史文化，正是先进知识分子“以笔做刀枪”，不畏列强凌辱，唤起民众，保家为国“力所能及”，竭尽全力的爱国之举。如今，当胜利来临之后，中华民族逐渐强大之后，对于这些早年的爱国知识分子，我们敬佩还来不及，怎么能用阿Q的“先前阔”的解嘲之语，来嘲笑、挖苦他们呢？
张功耀说：“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冲破‘先前阔’的文化阴影，以尊重科学的态度审视科技史项目，并通过客观的比较可以断定，中国古代科技史是一篇被误读成了‘先前阔’的历史。它意味着，作为‘李约瑟难题’的推理前提不存在，所以，对它的任何求解都毫无意义。否则，它将陷入欧布里德式的怪论之中”。
原来，张功耀之所以制造“被误读为‘先前阔’的中国古代科技史”的谬论，为的是否定“李约瑟难题”，为了证明他的“笔者以为，不用再做更多的比较，结论已经很清楚了：中国古代科技史并不是一篇‘先前阔’的历史。可能五四运动前后我国学者的看法更接近于历史的真实状况，那就是：‘中国古代无科学’”。
他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说明“中国古代无科学”。
张功耀存在严重的民族虚无主义思想，他即使生长在文明故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摆脱不掉“文化自卑”的心理障碍，自身具有阿Q情结，患有严重的“恐洋症”，反过来却侮辱前代的科技史研究成果，是“被误读为‘先前阔’的中国古代科技史”。他对中医的认识也受这种思想所支配，因此得出了“告别中医中药”的错误结论。
他为了证明自己假设的论点，所用的三个例子，也都是对于前人原著的误读、误用。
误用“处阴息影”典故
张功耀说，要造成一个“先前阔”的文化假象并不难。以下三种方法都具有祖传性质，按照这些方法去做，就可以使本来落后的东西也能“阔”起来，并且“阔”得理直气壮。
他说：“《庄子·渔父》在谈到孔子削迹于卫，伐树于宋，围于陈蔡而不知所失时，讲了这样一个可以掩盖缺点并使自己聊以自慰的经典方法：‘人有畏影恶迹而去之走者，举足愈数而迹愈多。走愈急而影不离身。自以为尚迟，急走不休，绝力而死。不知处阴以休影，处静以息迹，愚亦甚矣。’”
张功耀解释说：“这个经典方法所阐明的道理是，要摆脱自身缺点的困扰，就是将自己的缺点置于别人的缺点之下（处阴以休影）；要想自己不犯错误，就是什么事也不要干（处静以息迹）。否则，如果你拼命地去追赶人家，或者设法努力克服自身的落后和不足，你就会‘急走不休，绝力而死。’”
张功耀的解释是错误的。
庄子所说的这个人，不是一个具有正常思维的人，他讨厌自己的影子和足迹；而且，他还采取了一个更为错误的做法：想用奔跑的方法脱离自己的影子和足迹。因此，庄子嘲笑他“愚亦甚矣”。
这样的人，难道“处阴以休影，处静以息迹”思维就正常了吗？没有。因为影子和足迹是不可能去掉的，也没有必要对它们产生畏惧与厌恶。所以，庄子说的这个人，他无论怎样做，都处于一种病态，如果有所区别，也只是病态的严重性上存在着微与甚的差距，病态对于患者的危害程度只是大与小的不同。他的思维混乱现象，本质上都不是正常人所具有的。
张功耀借用一个被嘲笑的患者，比喻科技史研究的前辈、前人的心态、前人的成果，都是一种亵渎行为。
张功耀在误读了典故之后，不无得意地说：“显然，庄子的这个方法教会了我国不少从事科技史研究的人。由之，每当有人指出中国古代的科技史还存在缺陷时，马上便会涌出一批学者，试图努力证明西方的古代科技史也是有缺陷的，从而达到用别人的缺点来庇护自己的落后的目的。于是，‘先前阔’的结论也就蕴于其中了。”
张功耀的错误不在于误读典故，而是他刻意以此嘲弄前人对于科技史的研究。他是一个合格的学者吗？他要嘲笑谁？
误用“圣教同源”典故
“处阴息影”是张功耀误读误用典故，“圣教同源”也是他误读误用前人文章造成的。
张功耀说，“圣教同源”的考订方法是形成“先前阔”意念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鲁迅先生曾经尖锐地批评过：“凡是读过一点古书的人都有这一种老手段：新起的思想，就是‘异端’，必须歼灭，待到它奋斗之后，自己站住了，这才寻出它原来与‘圣教同源’。外来的事物，都要‘用夷变夏’，必须排除的。但待到这‘夷’入主中夏，却考订出来了，原来连这‘夷’也还是黄帝的子孙。”
鲁迅先生所处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鲁迅先生所举的例子，也不能随便乱用。“用夏变夷”的典故，出于《孟子·许行》“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而不是“用夷变夏”。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多次出现过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事情，“蛮夷”武力征服汉族之后，在文化上，毫无例外地都要被汉文化所同化，“用夏变夷”，用中华文化的高度文明，改变了少数民族原来的落后状态。这是所有具有历史知识的人都尽人皆知的，也是值得炎黄子孙骄傲的事情。
由于优秀中华文化，具有很强的凝聚力，和很强的包容性，才使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能够以今天的面目出现在世界的东方。由于“用夏变夷”是历史事实，也由于它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因此，无论谁看不惯，它依然是历史事实。更由于，孟子在2000多年之前，就揭示出这一规律，使我们不得不对古人的智慧，表现出我们的崇敬与仰慕。
孟子说：“夫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太甲》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谓也”。“自暴者，不可与有言也；自欺者，不可与有为也”。
一个民族的强大与崛起，决不是“恐洋症”者所能担当得了的；也决不是时刻不忘用阿Q精神看待世界、看待前人研究成果的思想所能胜任的。
张功耀误解了孔子
张功耀说：“中国传统的说法是‘开门见喜’。可是，要使自己处在‘先前阔’的地位上，就只好‘关门见喜’了。否则，一切至高无上的头衔、令人咋舌的荣誉、旷世空前的伟大成就之类，只要大门一开，也就未必可喜可风、可圈可点了。孔子的名声在欧洲的变化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他说：“孔子是中国儒学的鼻祖。他一生‘述而不作’，没有一篇中国古代文献典籍的著作权可以无可争议地归于这位‘孔圣人’。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降，这位没有发表过一篇著作和论文，也没有什么科学建树和理论建树的游说教师，仅仅因为他矢志不移地致力于恢复周朝的道德传统（‘克己复礼’）而成了‘大成至圣先师’，并被尊为中国人的‘万代师表’。近10几年来，他还获得了‘中国文化的杰出代表’的授勋。这个被毫无根据的追授并鼓噪起来荣誉，使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的努力白费了。‘万代师表’尚且可以不发表任何论文和著作，这就难怪我们的大款、大腕和大官们可以自由地捞取‘教授’和‘院士’的头衔了。”
中国古代最推崇的就是“学以致用”，也就是张学诚所说的“先王未曾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史也”，完全不追求闭门造车，出什么理论著作。许多先秦的优秀著作，都没有写作者。2000多年之前，李冰设计的都江堰工程，富含着那么深厚的科技原理，但是，他并没有留下阐述原理的著作。先秦诸子们担心的是自己的学说、主张，也就是“立言”不能推行，不能流传后世，不能造福万代，而不担心埋没了自己的著作权。孔子“述而不作”，完全是对于“立言”的慎重，是做学问最为严谨的表现，决不像张功耀教授一样，在网络上，对许多非专业人员，大肆兜售自己的谬说，而不在专业范围内探讨。
孔子没有著作，不是他没有学问，也不是他对于人类的贡献小。他的思想影响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对于形成独具特色的中华文化，有不可低估的巨大影响力。他无愧于世界伟人的称号，也决不是张功耀这个“教授”所可以比拟的“游说教师”。
张功耀说：“实在地说，欧洲人在没有充分了解孔子之前，曾经叹服过他的名声。但是，当《论语》之类的著作传入欧洲以后，孔子的声望反倒大降。德国著名哲学家黑格尔，在阅读了德文、法文和英文版的《论语》、《大学》、《中庸》之后，曾经这样评价过孔子：‘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西塞罗留下给我们的‘政治义务论’便是一本道德教训的书，比孔子所有的书内容更丰富，而且更好。我们根据他的原著可以断言：为了保持孔子的名声，假使他的书从来不曾有过翻译，那倒是更好的事’。”
孔子不是一个哲学家，但他比黑格尔知道辩证法的时间并不晚。中国古代，阴阳学说就是辩证法，就是阐述对立统一规律的；是阐述阴阳之间互相转化、互相依存的矛盾法则。但是，这还不够，世界不仅有对立的双方构成，世界是万物构成的复杂系统。万物之间除了对立、依存、转化之外，还有其他复杂的关系；还有人类生活其间，人为万物之灵，人的劳动成果也是世界的组成部分，而且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有了五行学说。
五行之中的金，就是人类劳动的成果。“土生金”，金是人类冶炼的结果。人类在没有掌握“土生金”、“火克金”之前，只能是石器时代。“金曰从革”，一切革命性的措施，都是由人类来完成的。金为何能克木？因为金属的工具被人掌握了。如果，只有金属工具，没有人，金能克木吗？如果没有金属工具，没有人掌握金属工具，怎能开掘水源？人类挖井、修渠，所以金能生水。金生水的过程，也是人类劳动的过程。因此说，五行学说是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互相依存的复杂体系，古人很好地解决了人与自然的关系。
张功耀说：“中国古代的‘五行说’，不仅对金、木、水、火、土‘五行’的概念界定十分模糊，对‘五行’之间的生克关系，也没有给出有充分说服力的因果关系论证，尤其没有像恩培多克勒那样用实验来证明它。所以，我们没有充分的理由把‘五行说’供奉在科学的殿堂上”。
他推崇“四元素说”，因为那是外国的。他说：“根据因果律科学规范，我们不难判断，恩培多克勒的‘四元素说’属于科学，中国古代的‘五行说’则不属于科学。众所周知，恩培多克勒的‘四元素说’是通过火法分析得到的，其因果关系在当时的认识水平上是最明确的。恩培多克勒告诉人们，观察生树枝在火炉中燃烧的情形，树枝在燃烧时发热，喷出火焰，证明在它的里面含有‘火’；烟囱顶部逸出烟雾证明它里面含有‘气’；燃烧着的生树枝两端会鼓泡并嘶嘶作响，这就是‘水’；灰烬具有重量、不可再燃烧性和干燥性，它被命名为‘土’。将世界上所有的物体用燃烧方法进行分析，都会从中解析到这四种‘元素’。由之，自然界是由土、水、气、火四元素构成的，就被认为是得到了普遍性的证明。虽然这样的证明非常朴实，站在现在的立场上看，把土、水、气、火称作‘元素’也并不恰当，但它毕竟是科学史上最早也最充分的一次证明活动。尽管这个证明活动发生在亚里士多德之前，但它完全符合科学研究的因果律规范。因此，把恩培多克勒的‘四元素说’当作古代希腊的一项科学发现是有充分依据的”。
其实，这完全是一个误解。
“四元素”学说，充其量说它可以是分析科学的基因，但它决不是系统科学、复杂科学的起点。
参考文献
张功耀.被误读为“先前阔”的中国古代科技史--兼论“李约瑟难题”的推理前提问题.自然辩证法通讯, 2004，26（5）：97-102.
曹东义.驳《告别中医中药》.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2006，27（6）：75-76.
徐承本.不能告别中医中药.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2006，27（6）：76-77.
张功耀.告别中医中药.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2006，27（4）：14-17.
曹东义.不能忽视传统文化的积极意义.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医学版），2005，22（2）：1-4.
作者简介：曹东义，男，48岁，医学硕士，主任医师，中西医结合临床专业硕士导师。研究方向：呼吸与中医外感热病。
【原创】复曹东义<<张功耀污损中医有悖《宪法》精神>>
支持你，支持中医，当不支持现代西医式的中医，不支持西医式的中医教学中医需要废除--------废除那些与西医有关的东西。 的确有点不给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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