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三评《胡适对中医究竟持什么态度》
不能用西方文化来规范中国文化—三评《胡适对中医究竟持什么态度》
我在 2003年写过一篇《介绍一位我所敬重的中国西医》帖子，发在“中国生命科学”论坛与“中国中医药”论坛。这位中国西医名叫谢松龄，著有《天人象：阴阳五行学说史导论》一书，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研究，有很深的造诣，是中国西医中的佼佼者，也是中华民族子孙中之佼佼者。他说：研究中国文化，“最重要的前提是，避免用别种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所表象的体验去投射、规范中国文化，亦即首先清除我们自己心中的一大迷障。然而这并非易事，因为我们心灵中已充斥着西方文化观念；而对研究中国文化的西方人、以及西方化了的中国人而言，则更须脱胎换骨、洗心革面，否则，他们就永远不能洞见中国文化的真谛”。
为什么？谢遐龄在《天人象：阴阳五行学说史导论》“代序”中说：“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差异，实际上就是中国人与西方人的差异”。中国人与西方人究竟有什么不同？他说：“严格地说，是中国人没有自我，西方人却有的”。所谓“没有自我”，就是将“我”融合在群体之中，与群体成为一个整体。所谓“有自我”，就是将“我与群体“分裂”开来”，也就是“物与我”是分裂的，“我”是在群体之外的旁观者。西方人不但只有自我，而且往往以救世主自居，夸大个人作用。由于中国人没有自我，人与人之间只图个精神安慰，重在“问心无愧”，“己所不欲，勿施之于人”，所以，彼此间没有冲突。西方人则不同，惟利是图，损人利己，重在“于身有益”，“己所不欲，可施之于人”。可见，中国人主要是讲“精神文明”，西方人主要是讲“物质文明”，并且不择手段。可是世界上的物质有限，如人人追求物质，必生祸端，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这样打起来的。
由于中西两种文化的不同，所以，就不能以西方文化来规范中国文化，谁这样做谁就是错误的。而祖先生就是以西方文化来规范中国文化，具体地说，就是以西医理论来规范中医理论，并指责中医学不科学，显然，这本身就是不科学的，岂止是不科学，简直是错误的。祖先生这篇文章对中医总是横行霸道、讲歪理。如：
⑴、祖先生借中华民族败类梁漱溟之口说：“中国说是有医学，其实还是手艺，……究竟病是什么？“病灶”在哪里？并不定要考定，只凭主观的病情观测罢了！（在中国医学书里始终没有讲到“病”这样东西。）某药是如何成分？起如何作用？并不问。只拿温凉等字样去品定，究竟为温为凉，意见也参差的很。他那看病用药，哪能不十人十样呢？”
梁漱溟之所谓“手艺”，结合下文“只凭主观的病情观测”来看，可以肯定是指中医“四诊”。所谓“四诊”就是指“望、闻、问、切”，特别是指其中的“切脉”。没能丰富的临床经验，是难以掌握的，所谓“心中易了，指下难明”，就是这个意思。“切脉”，西医不但是区区的听诊器岂能相比，就是所谓科学的“理化仪器检测”，亦无可与之相较。我在《谈中医的“四诊”与西医的“理化仪器检测”》中，提出“中医‘四诊’是人脑的意识活动，而西医的‘理化仪器检测’，只能是人工智能”。理化仪器是不可以跟人脑相比的。因为人脑的思维在前，理化仪器的模拟在后，这就决定了理化仪器本身提不出任何一个问题。可以断定思维模拟不可能在整体上达到或超越人脑思维的水平。应当是人脑思维的发展决定着理化仪器模拟思维的发展。这就充分说明了“四诊”在诊断疾病方面比理化仪器检测科学。这怎么能说中医“切脉”是一种“手艺”呢？痰和瘀是一切病的基础，若无痰瘀阻塞气血，则气血运行通畅，何病之有！可是体内的痰和瘀，西医“理化仪器”无法检测，而中医“切脉”却能诊断出来。这不是中医的“四诊”明显优于西医的“理化仪器检测”吗？！我要问：梁漱溟大概是个中国人吧。鸦片战争前，也就是西医没有进入中国之时，中国有五千年的历史，在这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是谁在保证人们的健康呢？
梁漱溟说：“西医处方，一定的病有一定的药，无大出入。”而中医用药，“十个医生有十个不同的药方，并且可以十分悬殊。”这恰恰说明了西医学不科学的地方，因为西医学是形而上学的，认为“病”不随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是静止的、不变化的。所以西医处方，对于同一种病，不管什么人，不管体质如何，都“有一定的药，无大出入”，这显然是不科学的。而中医讲辨证法，是因人、因时、因地、因条件的不同而不同，当然，对于同一种病，自然有“十个医生有十样不同的药方”，如果“病”出现了阶段性的变化，当然药方“可以十分悬殊”。这正是中医优越西医的地方。
再说中药之研究，90年代以前只承认化学分析之研究，只有找药物的单体有效成分才是方向，认为搞复方的研究是倒退。如20年代西医认为人参不会有什么起死回生之功。直到五六十年代，亦只承认人参皂甙，说参芦的人参皂甙成分也不少，但中医学一贯认为参芦与人参的作用是相反的。最近才注意到还有人参多糖。今后还可能有更多的发现。如果20年代的中医相信当时的化学分析，中医药学不就早倒退了吗？而中医几千年来的进步是从单味药发展为复方，注意四气（寒、热、温、凉）、五味、升降沉浮、药味归经、君臣佐使，按照中医理论辨证论治用药。说明中医用药是在调理阴阳（寒、热、温、凉），不是化学成分。这正是中医优越西医的所在。梁漱溟不是个“活死人”吧？如果不是个“活死人”，我劝他早死了为好，以免继续出卖中华民族，当西方人的奴才。而祖先生以西医学的短处来规范中医学的长处，不是有意在丢西方人的丑吗？主子不打你三百板屁股，那才怪呢！
⑵、祖先生借陈独秀之口，批判中医说：“医不知科学，既不解人身之构造，复不事药性之分析，菌毒传染，更无闻焉；惟知附会五行生克寒热阴阳之说，袭古方以投药饵，其术殆与矢人同科；其想象之最神奇者，莫如‘气’之一说。其说且能于力士羽流之术；试遍索宇宙间，诚不知此‘气’之为何物也！”这完全是以西医理论来规范中医理论。因中西医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医学体系，是很难沟通的。说明陈独秀是以：既了解“人身构造”，又了解“药性之分析”，更闻“菌毒传染”等西医理论来规范中医。由于中医理论与此不同，只持阴阳寒热五行生克之说，就谓中医“不知科学”，如果把西医理论强加在中医头上，中医的鼻子被西医牵着走，那才谓之“医知科学”，未免太霸道了。
至于“气”之为何物？这是中医理论，西医论者是不可理解的，是觉得“其想象之最神奇”的，这是正常现象。若以此来潮笑中医不科学，是极其错误的。我记得2003年“北京中医论坛”张天宇提出“气”是研究生命科学的突破口，他说：“树活一张皮，人活一口气，死人与活人只差一口气，这口气是什么？是研究生命是什么的突破口。……研究医学不研究‘气’，研究什么？古老的中医学讲的都是‘气’，人是气生成的！人离开气就得死！所以研究人体生命科学就不能离开中医的精气学说、气化理论。”这是对的。却被骂为“胡说八道”。我当时就写了一篇“也谈‘胡说八道’”来支持：“生命是什么？我们的回答是体内脏腑之气的升降出入运动。《素问·六微旨大论》说：‘出入废则神机化灭，升降息则气立孤危。故非出入，则无以生、长、壮、老、已；非升降则无以生、长、化、收、藏，是以升降出入，无器不有。故器者生化之宇，器散则分之，生化息矣’。而滋养脏腑之气的是元气，所以，元气是人体生命活动的原动力。由此得知：人体生命科学的研究，应集中到元气的生成与长期保持元气旺盛这个问题上。”说明张天宇是言之有理。应该说说张天宇是“胡说八道”的人，才确实是“胡说八道”。所以，祖先生借陈独秀之口来潮笑中医“不科学”，又是犯了以西医理论来规范中医理论的错误。 ⑶、祖先生又借梁启超之口，批判中医说：“科学呢，本来是无涯的。……我们不能因为现代人科学知识还幼稚，便根本怀疑到科学这样东西。即如我这点小小的病，虽然诊查的结果，不如医生所预期，也许不过偶然例外。至于诊病应该用这种严密的检察，不能像中国旧医那些“阴阳五行”的瞎猜。这是毫无比较的余地的，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这是我发表这篇短文章的微意。”其实，梁启超这次攻击中医，是由西医引起的。因为是在 1926 年 3月，梁启超因患血尿不愈转入协和医院手术，把不该割掉的右肾割掉了。本来，这不是一个小的手术事故，可是梁启超不但不责备西医，反而为西医辩护；为西医辩护也就罢了，还要堵社会人士之口。好一副出卖中华民族的奴才相。看来，祖先生也长了几分奴颜和媚骨了。
梁启超已充当了西方人的奴才，自然对中华民族文化，就没有好感了。他只知道“阴阳五行”只中国有，而西方没有，这便成了我们落后的原因、阻碍我们先进的历史包袱；他们有、我们没有的所谓“民主”制度等，既是我们落后的证件，也是使我们先进的必备条件。在他眼里，中华民族文化只能类比西方文化史中过去的某个阶段，西方文化便成了人类文化发展的唯一道路。其实，他哪里知道，古代中国人是以阴阳五行来体验生活的，在这个世界中的每一事、物，无不具有阴阳五行之性。无论是天体运行、季节变化，还是人体机能、个人命运，都是阴阳消长、五气盛衰之象。这样，作为体验生活的阴阳五行，就能把杂多变换，统一为同一、和谐的整体，这种统一性，谓之大一统。朱熹认为“阴阳五行”只是“理”的体现，他在《朱子语类》中说：“理不可见，因阴阳而知，理搭在阴阳上，如人跨马相似，才生五行，便被气质拘定：而太极无不在也。”朱熹将“气”分为“气”与“质：“气之清者为气，浊者为质”。说明“阴阳是气，五行是质”。可知阴阳是气之清者，五行是气之浊者，天地万物皆由阴阳气、五行质构成，因此，天地万物皆具阴阳五行之性。所以，古代中国文化无不浸染着阴阳五行的色彩。因而人们行为的总体目标就是一个：因阴阳之道，循五行之性，使体验世界的秩序免遭破坏，保持大一统。所以，大一统就是古代中国最具特色、最令人惊叹的文化表象。由于这个大一统具有巨大的包容量和同化力，所以中国历史上历次入侵的“蛮族”，结果却都被中国文化所同化。所以，谢松龄说：西方化了的中国人，如不“脱胎换骨、洗心革面，否则，他们就永远不能洞见中国文化的真谛”。像梁启超之流视“阴阳五行”为中医之糟粕，是不足为奇的。
后来，梁启超在现实面前，还是省悟了。他说：在西方是“好的”东西，一旦引进中国，便成了消极的玩艺。他在《欧旅心影录》中说：“如今功（科学）总算成了。一百年物质的进步，比从前三千年所得还加几倍。我们人类不惟没有得到幸福，反而带来许多灾难。”说明梁启超还是中华民族的好子孙。难道祖先生在梁启超面前不感到羞耻吗？
所以，谢遐龄在《天人象：阴阳五行学说史导论》（代序）中说：“为什么西方的制度嫁接到中国社会上不能成功？因为那是西方人之外化，对中国人，那无异于异体器官移植，不因此而引起败血症，就算是幸运的了。”其实，早已引起了败血症，带来了莫大的灾难。劝祖先生再不要以西方文化来规范中国文化了。 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爱拼才会赢一毛。 以前叫‘偷坟掘墓’该死，现在叫‘考古’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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