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有点价值的  对于我这个实习医生来讲  学到不少东西  谢谢啦

（　11　）
　　在行进的急救车车厢里，我想起在网上看过的一份调查，说目前中国中年知识分子的平均寿命是53岁多一点，我比这个平均数已经超了一点点。妻子和女儿挨在我身边，我感觉到她们内心的恐惧，我想劝慰，却没开口，我知道此时说什么也没用。
　　当我被人从车上抬下运进医院大楼的时候，我看了一眼初夏的天空，蓝蓝的，挂着几团眩目的毫无意义的白云。
　　我先被送进急救室输液，之后被转移到传染科。那时我神志还清醒，却觉得胸闷，稍转动身体便想呕，我只好仰面僵直着，看一滴一滴药液不紧不慢地掉进管子。渐渐，我觉得一种粘稠的沉重的疲累如浓雾一般把我笼罩，一直把我往下压，我努力抵抗，却连睁开眼皮的气力也没有。偶尔听见妻子轻声的呼唤，还听见走廊的脚步声。再后来，我就进入一种时睡时醒，似梦非梦的混沌状态，事后听妻子说，我在那两三天曾经醒过，还能与人简单对话，但我至今仍无法找到那时的印象碎片，我生命中的记忆已经在那个时候中断，走进一片虚无，倒像是无梦的彻底的睡眠。
　　以下我将叙述的几天里发生的事情，全都是妻子和女儿以及其他人告诉我的，我像听一个别人的故事，只是那个“别人”正是我自己。我靠这“别人”的故事，才填补了我记忆的空白，接续我生命链条的一道缺口。
　　第一天：
　　医生给我吊一种叫“思他宁”的止血针，输血，我没再呕血，但尿液色深偏红。
　　第二天：
　　我几乎整天昏睡，尿液仍色深偏红。妻子曾问我感觉如何，我烦燥地说“你别问我，我什么也不知道。”
　　同事好友评论家老Y突然来到病房，他说我家没人接电话，估计我可能又不妙，就直接到医院来找。昏睡的我这时竟能恢复暂短的知觉，与老Y作简单对话。老Y从这天开始便天天跑医院，掂挂着我的生死。
　　晚上，我对妻子说觉得胸闷心翳，非常难受。
　　第三天：
　　妻子被召到医生办公室，在《病危通知书》上签名。
　　侄子和他的女友来探望，我浑然不觉。老Y来到，看见我这般模样，急忙打电话给单位的人事部，让人事部转告领导，希望单位领导出面，要求医院组织力量对我进行全力抢救。
　　晚上，我对妻子说“心胸很难受”、“大脑很乱”、“我正在滑向无边的深渊”。我还叮嘱妻子：“明天问问医生，胜算把握有多大？”接着我开始发烧。
　　第四天：
　　我被送进胃镜室检查，屏幕显示我的食道和胃虽然已无出血点，但静脉严重曲张。主任医师提出三个治疗方案，一是做外科手术，同时作脾切除；二是做静脉套扎术；三是做肝移植。回到病房，我竟然清醒地对妻子和女儿宣布：“三个方案我一个也不采用，以后吃东西尽量小心就是了。”女儿认为应该做静脉套扎术，并说这事得民主，三人举手表决。老Y这时来了，也认为应该做套扎术。这么一来，三比一，我只好妥协。我一旦退烧，就得接受套扎术。
　　然而，38度多的烧不但不退，还渐渐爬升，换了两种抗生素也退不下来。到了晚上10时，我开始说胡话，乱七八糟的词语组合，妻子根本没法破译。接着，我再也不能应答，急促喘气。早就啃读过无数肝病书籍的妻子这时知道，我已经进入肝昏迷，便连忙打电话叫在家休息的女儿赶快到医院。值班护士送来治感冒的“百服宁”，妻子觉得是“黑色幽默”，把药扔在一边，好不容易向值班护士求得冰袋，母女俩彻夜为我敷冰降温，盼望奇迹出现。
　　第五天：
　　妻子根据我以前曾经以静脉注射中成药“清开灵”而退烧的经验和中医书里关于救急退热的论述，一早上街买回“清开灵口服液”，给我喂了两小瓶。然后又打的到北京同仁堂设在广州的专卖店，买回一颗300多元的安宫牛黄丸，征得主任医生的同意后，切了半颗，用水捣烂，喂我服下。半小时后，我开始出汗，体温下降。可是，妻子还没来得及高兴，马上就被新的险情吓得半死——我再次大出血，鲜血自肛门而出，染透了裤子!
　　十多个医生在办公室关起门来讨论我的病情和救治措施，妻子透过门缝往里看，看见一片凝重。也不知过了多久，门终于开了，主诊医生对妻子说：“他的生命是以小时计算了，只能考虑肝移植，否则完全没有希望。通知其他的家人吧，他现在只剩下两成的希望了。”
　　妻子只好边哭边打手机，通知所有该通知的人。
　　外地的妻弟、弟弟、姐姐来了，大嫂、姪子来了，单位人事部主任、文学院院长、秘书、同事老W、小M、老H……两个女同事流泪了，以为这是跟我见的最后一面。人们说“比亲兄弟还亲”的老Y，也来了。
　　任他们怎么呼唤，我毫无反应，病房里弥漫着压抑和绝望。
　　接到传染科通知的肝移植中心C博士急急走了进来，这位长得漂亮举止优雅的中年女士仿佛带着一股希望的生风，满室的人对她一脸崇敬。
　　C博士看了病历，十分肯定地说：可以做而且应该做肝移植手术，否则就完全没有希望，一找到肝源就马上做，他不能等。
　　妻子犯难了！她和我早就达成“与病共存，再拖几年”的共识，而且就在几天前，我连静脉套扎术也乐意做，如果她签了字让我接受肝移植，万一手术失败，她将后悔终生。可是如果明明肝移植手术会成功，而她偏偏拒绝肝移植手术，错过稍纵即逝的机会，我真的如C博士和传染科医生所说那样乘鹤而去，那么，她将更后悔一辈子。她泪眼涟涟地看着脸色已经蜡黄已经气息微弱的我，多么希望我醒一醒，与她一起讨论“做不做”的问题，帮她拿定主意。　
　　老Y说：“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希望，也该搏一搏!” 妻弟说：“姐，你现在面临的不是选择题，已经没有选择的余地。”女儿说：“妈，不要犹豫了，你就当拿三十万给爸买药吃。”
　　妻子从女儿的话中得到启发：过去吃药吃得够多的，现在已经无药可买了，只剩下最后的一种药名叫“肝移植”，为什么不买？！
　　妻子告知肝移植中心：同意接受肝移植手术。
　　一小时后，肝移植中心通知：后天(即6月18日)有供肝。
　　妻弟立刻赶回老家筹集资金。
     入夜之后，妻子、女儿、弟弟三人留守病房，
　　这是2004年6月16日夜晚。妻子守在我床边，千呼万唤，我却毫无反应，牙关紧闭，肛门不断地流出一滩滩恶臭的鲜血，十几个小时没有小便，呼吸阵阵急促，眼看就如C博士所担心的那样“就怕撑不到18日”。到了17日凌晨3点钟，我已经全身僵直，气若游丝，似乎马上要魂归天国了。妻子已经绝望，独自打的回家取来一套让我较体面地“上路”的衣服，她不能忍受让我赤身裸体地“走”。
　　衣服和梳子（打算要好好给我梳理头发）很快取来，但我双手同时扎针输液，又不好为了更衣把针头拔掉，只好等等吧。一等就到了阴尽阳来的卯时，妻子见我嘴唇干焦，用棉签蘸水涂在我的嘴唇上，没想到我竟能咂咂嘴唇，如尝甘露。妻子大喜：“会动了会动了……”
　　女儿却不如妻子那么惊喜发狂，也略有医学知识的她担心我已经发生肾衰竭，她记得C博士说过的话：只要心、肺、肾没事，肝怎么坏都没问题。而我已经一天一夜没一滴尿了。
　　上班时候，C博士再一次来到病房给我检查，她敲敲我的小腹，说：有尿，肾没问题。于是插尿管，一下子就导出3000ML。然后，我被转移到移植中心病房，进入次日手术的准备程序。
　　或许是上苍的垂怜，或许是亲友同事的祝福，或许我与红尘依恋过甚硬是不肯罢休，或许如妻弟所说因为我过去长期喝以“四君子汤”为基础的汤药而保住了心、肺、肾和基本元气……我的命硬得很。
　　妻子已经几乎整整7天6夜没合过眼，没吃过一顿正经的饭。把我送到肝移植中心后，她终于回家散了架般睡上了几小时。
　　18日大清早，妻子还没醒，电话响了，把妻子吓得一下子心都冰凉。电话是老Y打来的：“我刚才去过医院，听护士说，他昨晚竟大声喊叫了一夜！他肯定能够挺到做手术……”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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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
　
       2004年6月18号临近中午，由医院院长亲自出马经过两天时间四处联系的供肝终于好不容易地抵达移植中心，一直昏睡的我在12时多从监护室被推进手术室。妻子、女儿、妻弟、姐、嫂等人，则把心提到喉咙，守候在手术室门外，每分每秒都是那么地漫长，每分每秒都有可能从那扇门里传出坏消息……
       6个小时后，门打开了，一个医生手里捧着一个托盘出来，展示给吓得脸色如土的几个守候者，托盘上搁着一具黑糊糊的东西。
       医生平静地说：“瞧一瞧吧，这是从他身上切下来的病肝。”
       这具丑陋的东西哪是肝呀！那是一团泡在血水里的“紫葡萄”，它的表面全部由一颗颗花生米和葡萄大小的突出物（纤维结节）连结而成，比起移植中心张贴在墙上的关于肝移植的宣传资料图片上的病肝更难看更夸张更恐怖更触目惊心。
       妻子不禁哀叹：之前所作的种种治疗全都白费劲，肝硬化到了这地步，喝下的汤药、中成药，又如何能进入这具东西如何发生药效如何活血消瘀软坚散结？那是一座坚固的罪恶的城堡，世间哪来的精锐部队可以潜入可以攻陷可以解放可以改造？身上携带着这么一具东西，又怎能吸收营养同时进行各种复杂的代谢调节机体的平衡？这样的不是肝脏的肝脏，早就该换掉！
　　我这时自然与世隔绝般深沉地睡，未能一睹那具与我相伴53年的肝脏的真容。
       我又被送回进监护室。对我来说，时间已经不存在。
       也不知过了多久，我听见一个陌生的女声用普通话喊我的名字，之后告诫我不要动，“你要配合……医生要给你做……你忍住，千万别动……很快就行了……”我当时觉得很难受，有点像做胃镜时那样透不了气。我便告诉自己节省体力，忍着……后来好像不难受了，只是觉得非常累，于是又睡着了。事后很久我回想起来，估猜那时可能是插呼吸机或者拔掉呼吸机。
       当我再次有知觉的时候，我回想那女声用普通话叫我的名字，就估计是有人给我做手术，我知道我要做的是静脉套扎手术，而且我知道我的食管贴了一块20毫米乘40毫米的橡皮。而且我还知道，手术是在传染科3楼做的，而我住的病房是在4楼。
       又过了不知多少时候，我睁开眼睛，看到白色的方型顶灯，看到我躺在一张带扶手的扶手上有几个按钮的铁床上，看到我身上连接了乱七八糟的大大小小的橡皮管，看到床头边上有小型机器，闪着红色橙色绿色的指示灯。再远一点，好像有三张床，但模模糊糊看不清有没有人躺着。这时我才发现我没戴眼镜，我1000多度的近视只可以看朦胧得如幻景的世界。我想坐起来，但一点劲也没有，只能把头抬高了一点点。
       一个护士走过来察看我头顶的一个瓶子。我便问：“我老婆呢？”我发现我的声音颤抖得很。护士说：你老婆回家休息了。我说：让我打个电话给她。护士说：不行，现在半夜三更的，打什么电话，你老婆需要休息，她天亮还得上班的，你好好睡吧，别胡思乱想。我说我老婆不用上班，她已经请了假。
       我看不清护士的脸孔，却认着她的黄色腰带，心里有点狠她。当她走远后，我就想起我妻子的手机是可以声控（？！）的，便大声喊“130XXXXXXXX，听见没有？你快来……”我不知对着顶灯反复喊了多少次，没有回应。护士走过来干涉：喊什么喊什么，你不睡别人要睡！我突然觉得我身处险境，我必需与妻子联系上，但我动不了，没眼镜，没手机。后来不知不觉又睡着了。
       混沌中又有人喊我的名字，我睁眼，看见一大群白大褂的人围着我。一个男人把手移动，叫我看他的手，他则凑近看我的眼睛。我想起以前在传染科时的情景，就知道那是要看我的眼睛有没有黄。那男人点点头，说“不错”。我就焦急地问：“医生，我老婆呢，她怎么不来，她卖甩（广东话摆脱之意）我了……”那群人听了哈哈地笑着离去。
       又不知过了多久，一个熟悉的操闽南式普通话的口音把我叫醒，他把脸凑近我，问：“你认出我吗？”我看见他穿着浅蓝色的隔离衣（这衣服我在2003年采访抗非典的报告文学时见过），戴着帽子和大口罩，口罩上是两只瞪大的眼睛和肤色较深的额头，我就点头说：你是老Y！
       老Y很兴奋，说：你那个肝彻底不行啦，已经换掉啦，这回你大步跨过啦……这个平时语言不多且严谨的带点忧郁的老Y很少这样的句子，很少这样的语调。他还告诉我，这里是ICU，家属每天只可以轮流进来几分钟，他马上就要出去，他叫我好好休息，配合医生，会很快好起来的。说完就匆匆离去。
       紧接着妻子就走进来，她也穿着隔离衣戴着帽子和大口罩，我看见她变得尖削的下巴和比平时大得多的眼睛。她握着我的手说：这回大步跨过了，是陈院长亲自给你做的手术，做得非常成功……我打断说，我不是在3楼做套扎手术吗？妻子说：这里是肝移植中心，是做了换肝手术呀！我马上反驳：不是，我们说过不换肝的。妻子说：千真万确，已经换了肝，那个坏肝切了下来，坏得已经不像肝。我突然生气：你骗我，你拿证明来，证明！我那个肝呢？
       妻子哭笑不得，说：怪不得C博士见了我就取笑我，说你责怪我“卖甩”了你，你真的换了肝啦，等你恢复之后，我们可以实现旅游计划，你不是说过要陪我到欧洲一趟的么……
       然而，在ICU里，我开始时一直无法接受已经换了肝的事实，后来医生来查看我肚皮的伤口，我才知道确实做了腹部手术，因为我知道做静脉套扎是不需要在肚子开刀的。
       接下来的时间里，女儿、弟、姐、嫂等轮流穿着隔离衣进来看我。女儿还给我送来一张她自己设计自己手绘的贺卡，上写“新肝新生活……父亲节快乐”，我像个从来没获得过贺卡似的，把它看了又看，放在枕边。
       第二天，妻子带了我的眼镜来让我戴上，然后指着ICU那道玻璃门说：你看，某某书记来看你了，党组成员某某也来了，还有老J（70多岁的著名报告文学作家）……我就看见他们微笑着在玻璃门外朝我摆手，好像我从什么地方胜利归来，正走下飞机舷梯似的，我也举起手，缓缓地摆动。后来，又有一拔一拔的相关人士站在玻璃门外朝我致意，包括一些从另一城市来的友人。
       然而那时的我一点也高兴不起来，我觉得有种种迹象表明，我正陷于一个骗局之中，陷于无人可助的困境，陷于无尽的折磨，而这一切所有的人包括妻子、女儿和老Y都一无所知。
       老Y每次来，我都对他说：你要救我，如果救不了，你要把我的事公诸于世……老Y不回应的我求援，却说：你今天比昨天又好了很多，你恢复得很快。
       我知道妻子既然是让我换肝的主谋，必定不会相信我关心骗局的判断，所以我就不指望她。我对来看我的女儿说：你读过很多书，前苏联的《古拉格群岛》和《癌病房》看过吗？没看过就赶快找来看看，我现在正处在那样的环境，不同的他们不是因为政治，而是为了经济目的，他们可能要长期折磨我，延长我的生命，让我既不能死掉，也不能活着出院，在这过程中拼命向你们勒索钱财……我事后才知道，女儿那时认准我已经疯掉，跑到走廊外大哭一场。
       大约是第三天，我终于能喝上米汤了，那种甘美那种香甜令我快乐得打哆嗦，我贪婪地急促吸吮着塑料管，可是才喝了一半，“黄腰带”（后来才知道那是下一等级的护士，或者称护士助理）就毫不客气地把米汤拿走，说：一次不能喝得太多。任我怎么哀求，她不但无动于衷，还嘲笑说我像捣蛋的孩子一样不听话，一点也不配合。我就突然对她仇恨起来，决定不能对她太客气太礼貌。当她转身背向我往外走时，我忍不住一阵强烈的冲动，抬起腿，对准她的屁股部位，狠狠地一蹬！
       “黄腰带”好像打了个趔趄，吃惊万分同时又异常愤怒地瞪着我：“你要干什么？你要干什么？你怎可以踢我！”我在享受着一种陌生的快感，一边指着她骂：“你最坏，踢你已经算够客气的了。”
       妻子来ICU看我，进门就得接受“黄腰带”的投诉，妻子连忙替我道歉，说我先生是因为起不了床心情不好，说我先生过去的脾气好得不得了，说所有的同事熟人都称赞我先生是好好先生。
       我踢人之后快乐之后，也觉得奇怪，我居然会踢人，而且踢一个女子，踢一个正为自己服务的护士！我这辈子可从来没跟人打过架，更不会侵犯一个女子呀！
       我想，中医说肝主魂，是不是我的新肝的原主人（愿他在极乐世界里过得好）是个脾气暴躁的家伙，所以我现在也变得暴躁了？唯物主义是不讲这一套的，新肝只负担生理的任务，与意志、意识、脾气无关。我想，我的变化主要是因为我陷于骗局，陷于不能活也不能死的处境。
       我盼望一个英明的人出现，他能看穿骗局，而且具有把我救出陷井的能力。一天又一天过去了，我的希望越来越渺茫。
       我对自己说，我得想想办法，我要自己救自己。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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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
　　我对ICU的恐惧起源于我的两个邻居，我在第一次醒过来不久，就发现我的两个邻居已经先于我在备受折磨。
　　有一回，我在睡着的时候被一阵声音弄醒，看见一大群穿大褂的人围着距我最远的那个病人，在进行什么操作，只听见他们不停地命令：咳呀，咳呀，再咳，再咳……随着一声声催促，病人发出一声声撕破布一般的干燥而刺耳的似咳非咳似喘非喘的非人的鸣响，叫人毛骨耸然。这过程一直持续，咳嗽的声音已经越来越弱，但那些人还凶狠地命令着……大概过了大半个钟头，也可能过了一个钟头，那些人才罢休，然后转向我相邻的那个从不吭声的病人。
　　我看不清那病人的脸孔，他的头部深陷在被子里。他们掀开病人的被子，我看见那人瘦得可怕，胳臂和大腿如干柴，肤色棕黑，仿佛一具如干尸，却不断地猛烈颤抖着，像冰天雪地里将要冻死的动物。那些穿大褂的人嘀嘀咕咕商量了一阵，护士就拿冰袋来搁在病人的腋窝和大腿间，还扎了一针。
　　我问一个护士现在是什么时候，护士说是凌晨4时。我就想，怎么在这个时候巡查？不分明是秘密折磨病人吗！
　　护士过来换针水，我问这是什么药，护士说是“激素”。我就马上想起以前读过某一个中医师写的书，说西药激素是一种激发人的原始生命之火，以透支人的生命本钱为代价换得临时的效果，是一种顶愚蠢的野蛮的治疗方法，还说病人用了大剂量激素之后，病人可以得到短期的表面的康复奇迹，但之后必定要付出不可挽回的生命代价。于是，我更证实了这里是致人不死不活的地方。第二天，我压低嗓音对妻子说：我发现了一个秘密阴谋，他们给我用了激素!妻子听了哭笑不得，我觉得她这时已经愚蠢透顶。
　　于是，我对来诊的穿大褂的人尽量装出友好，客客气气，老是要求他们让我般出ICU，回到普通病房。我知道只有回到普通病房，我才可以有逃跑的希望。我对他们说：我知道你们是当今最优秀的科学家，可是我有一个问题，你们为什么没办法使我恢复一点气力，我连坐起来的力量也没有？我企图让他们对我放松警惕，让我恢复一点气力，或者把我移出ICU，我就可以寻找机会拔掉身上所有的管子然后逃出魔窟。可是他们并不上当，只是笑笑，不回答就走了。一个走在最后的最年轻小伙子拍拍我说：哪有这么快，慢慢来。
　　我为了表明我恢复得很好，没必要呆在ICU，就老是要求护士给我纸笔，我要写作。护士问我写什么，我说我要写你们移植中心，一支全世界最优秀的医疗队伍，一支挽回了无数生命的拯救队。护士们哈哈地笑，有个说“先谢啦!等你将来出院后再写吧。”我便知道她们并不上当，她们跟医生是同一个利益团体，她们的任务之一就是严格地监视我。
　　无计可施的情况下，我把希望寄托在一个天天进来用消毒水拖地的剪男子发式的样子清瘦的清洁女工身上，我想首先搏得她的好感和同情，然后让她帮助我逃跑，就故意与她搭讪：你吃了早餐没有？她用湖南普通话说：吃了，谢谢!我问：你怎么不留女孩子的发式？是不是因为工作太累出汗太多，洗了头容易干？她只是对我笑笑，说：我喜欢短头发。说完就操着地拖移到别处。
　　终于有一天，为首的穿大褂的人察看我之后对其他人说：明天可以转出去了。我听了半信半疑，又高兴又担忧，怕他只是开空头支配，意在迷惑我。
　　我一点睡意也没有，眼光光看天花板，等待时间流逝，不时地问护士“现在是什么时候”。我想，如果我到明天还不能转出去，那么以后再也没有机会，必定会死在这里，能不能依时放我出去，是检验他们真假的试金石。
　　到了第二天上午10时左右，仍然没动静，我催问护士，护士说有一个人才刚出院，病房要消毒过你才能入住。我说：拿些苍术烧烧不就行了吗？护士惊讶我怎么会想到用苍术消毒，我说抗非典时也是这样消毒的。护士就说，我们不用苍术，反正你别急，你现在睡觉，下午睡醒了才转你出去。
　　吃药的时候妻子来了，我说你替我看看那病房消毒了没有，赶快把我转出去！妻子说你已经在这里躺了5天了，不差这几个小时。
　　我马上觉得妻子愚蠢得无以复加，人家明明在拖延，在陷害你的丈夫，目的是刮尽我们的钱，你还帮人家说话。正如俗话说的“人家把你卖了你还帮人家数钱”。我突然生出邪恶的念头，把准备要往嘴里送的一堆红红白白的药一把撒在地上，愤怒地说：药也不吃了，死就死吧！
　　妻子看着我这般横蛮模样，哇地一声哭了起来：你怎么可以这样……几十万元都花了……你活过来要把我气死才安乐是不是……她边哭边趴在地上捡药，我这时才心软了些。
　　到了下午3时多，我终于被转出ICU，来到普通病房，与一个来自香港的65岁的先生同房。那老先生在上呼吸机的时候不那么配合，弄坏了声带，说不了话，显得有点呆呆的。
　　接着的几天，又有好几批人违规（除了一个家属和一个护工，不许更多的人进入病房）进病房看我。我又对一个思想敏锐的女散文家和一个小说家大谈《癌病房》，还有日本的一部叫“白色的”什么什么的揭露医疗内幕的小说，我要求她们大胆地到这里来深入调查，然后写成文章，向世人揭露真相。我仍对老Y反复喋喋不休，叫他把我如何被迫害致死的事实公布……那期间，我看见妻子的笑容总是强装的，而女儿干脆脸无表情。
　　大约过了四五天，我可以坐起来了，可以扶着妻子或护工站起来了，可以自己上厕所了……我才渐渐改变了对医院对医生对护士的态度，才开始相信妻子和老Y对我的评价：“脸色一天比一天好了起来”。
　　这天，主任巡房后说“XXX药可以停了，他的神志已经完全恢复。”这时我才知道，我之前的所有思想和语言，原来是肝昏迷时留下的后遗症，我用手术前遗留的记忆碎片和凌乱的思维，组合成一幅被陷害的图景！
　　我首先对那个“黄腰带”真诚地道歉，向妻子和老Y检讨。女儿有了笑容，她不再担心辛辛苦苦换来了一个傻父亲。
　　接下来的日子是愉快的，我如一个幼儿那样在妻子和女儿一左一右的伴随下在走廊里一步一步地摇摇晃晃地学走路；我开始逐一品尝我手术前不敢吃的各种美味的食物；我躺在床上给同事好友们发短信，报告康复的进程，接受他们的祝福；我大便变得正常，排泄非常容易，快捷得令自己也惊讶，那是几十年里也没有速度；早上起床时咽喉不再干躁难受，气管里没有一丁点的痰；手背的斑痣、手掌上大小鱼际的红晕(肝掌)一天一天消褪了；指甲变得油润光洁了，原来那些横的竖的凹陷和条索一天一天地消失了；原来让我羞于示人的胳臂和胸膛上布满的被所有医生都判为不可消除的“蜘蛛痣”，竟然也一天一天颜色变浅继而消褪；那团令我每走一步都痛苦不堪的“疝气”在我术后第一回下地时已经影迹全无；如同女人十月怀胎的肚子早就平坦；最叫人高兴的是，无论吃下热的凉的软的硬的粮食肉类蔬菜副食，肚子一样地舒舒服服，烫贴而满足……真的如女儿所说：新肝新生活啊!  
　　在一片大好形势下，问题还是有的，而且还不算不严重。
　　首先是饥饿，我好像又回到50年代的大饥馑，一天到晚就是想吃，吃完饭才个把钟头，又饿得饥肠辘辘手软心慌；我呼吸困难，使劲往里吸气也吸不进，只好像人家运动员跑完百米短跑那样急促呼吸；我几十年60下左右的心率如今变得如同高速打桩机嘭嘭猛动，每分钟达100多次；我原来正常的餐前血糖现在高达12甚至14；我整天整夜流汗，对着空调机也浑身湿漉漉的，可是体温只有35度……
　　怎么回事？难道我的新肝新生活就该这样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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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
　　我发现最难受的是上午吃下一大堆药（不包含抗排斥药FK506）一小时之后才来临的，我就认定是这些药当中某种或几种药物所致。可是我同房的香港老伯也吃这些药，但他只是也流汗和低体温，却没有我那样呼吸急迫和心跳快速，血压血糖也不如我高。
　　医生开始时怀疑我肺积水，做了B超，没事。又怀疑我心脏有问题，做了心电图，也没事。结果就一直拖着，也不知过了多少天，渐渐呼吸顺畅了，心率也慢下来了，血压也能控制了，血糖也不再餐前血糖高过餐后血糖了。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是甲泼尼龙作怪，我从开始时的12片（4mg/片）递减， 10、8、6、4片，这时人才舒服了！同时，胰岛素剂量也从32单位减到12单位，低血糖发生率大为减少，血糖反而接近正常。
　　在气喘吁吁大汗淋漓的时候，我曾想过用中药调理，黄芪一味就可以补气敛汗，再加几味养阴生津的，足可以使整个人舒服起来。可是我只是想想而已，却没这份胆量。我知道现代医学证明黄芪最大特点是提高免疫力，喝下它就等于不吃FK506了。
　　我想，既然肝移植是西医们干的，那么就得严格按西医的一套思维办事。中医和西医，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体系，当今没谁能把两者真正地沟通。所谓“中西医结合”，其实是牵强的说法，西医用中药（如传染科的医生），中医用西药（如为了提高营业利润的中医院医生），他们只是把两种东西拼凑在一起，是组合，而不是结合，结合是结成一个不可分割的完整的东西。
　　大多时候，我躺在床上回忆思考，分析十年的治肝历程。西医如何，中医又如何……
　　我承认我十年的治肝是彻底的失败，假如不像换硬盘或者换主板那样换肝，我这台“电脑”肯定无法启动，肯定得让人丢弃在废物垃圾堆。
　　失败的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未能成功地抑制乙肝病毒的复制。
　　发现乙肝的初期，我没有试用干扰素，为什么没用，有三个原因，一是害怕副作用，二是干扰素的疗效不尽人意，三是那时经济拮据，没能力支付治疗成本。而到了拉米夫定面世之后，我错误地认为那时肝硬化而成定局，纤维化才是首要问题，结果仍然放弃抑制病毒复制的努力。
　　中医不是说中药也能抑制甚至清除乙肝病毒吗？我不是一直服用白花蛇舌草、半枝莲、茵陈、大青叶、苦参……那类的清热解毒药吗？可是，至今为止，有谁读过以清热解毒的中药可以使DNA检测数值减少的科学报告？或许我孤陋寡闻，我没找到过相关的报道或文献。
　　事实上，我肝内的乙肝病毒一直在复制着，时轻时重，即使转氨酶正常了很多年，但它仍然在复制着。可悲的是，一直没有医生让我检验DNA，而我在那个漫长的十年里，竟然也没关注关于肝硬化之前的慢性乙肝的知识，连有DNA这一检验项目也不知道，直到肝移植后，我才明白DNA检验的意义。这真如洪昭光所说的“死于无知”。
　　有报道说有的人肝硬化几十年也活得好好的，直到因别的病死了解剖，才知道肝脏已经硬如石头。而我为什么不能也好好地活几十年？从发现到奄奄一息，才仅仅十年？除了病毒不停地复制，还有什么因素在加速肝脏的硬化和坏死？
　　我想，毫无疑问是劳累。
　　我一天到晚坐在书桌前，先是书写，后来是敲键盘，年年月月，日以继夜，那种劳累不是肢体的，而是大脑。要给大脑长时间充足的供血，必定以减少体内其他部位和器官的供血，肝脏的供血不可能不大大减少，肝细胞因此必定再生缓慢，追不上病毒复制的速度，纤维化就形成和发展。写作生涯其实是强度最大的劳动，是最耗生命的勾当！
为什么我着迷于这种生活？除了兴趣，除了一些“铁肩担道义”、“人文关怀”之类的精神向往，当然还有名与利的引诱。那名与利是身外之物的道理我虽然也早就懂得，《红楼梦》的“好了歌”几十年前就知道怎么唱，佛家“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也理解明白，“波罗密多心经”我可以流利背诵。然而，人在红尘，不少道理，都是知之而不为呀，要达到看透看空的境界，而且要贯彻于人生，又何其难啊！
　　躺在病床上重获新生的我，懊悔之余，竟看到一片宁静。短暂的一生，为何不轻松快乐，为何不像道家那般逍遥自在，为何非要在名利场中苦苦折腾？！
　　回到十年治肝的话题。
　　既然得了肝病，那就老老实实看医生好了，为什么要自作主张还要自拟药方尝尽百草？我知道世间没多少个人如我这般把学问做到别的界别去，那么自以为是，那么自作聪明，那么张狂那么大胆，拿自家性命做儿戏。然而，我不是这样又如何？我言听计从地听医生话？听哪个医生的话？他们的治疗是好是坏也是个未知数啊。而且，我找过的医生，资历不可以说不够深，学术地位不可以说不高，经验不可以说不够丰富，但除了第一个后来对“大三阳”举手投降的中医师外，有哪个医生能让我舒服十天以上？如果第一个中医师声明这肝病不可以根治，只能把人弄舒服些，我也不会再找他人，可是他偏偏不这样说，只是说自己的功夫已经使尽，还一脸歉意的，可见他对这种肝病也缺乏较深的研究。而其他中医师呢？他们个个一副手到擒来的架势，个个都好像华陀再世扁鹊又生，结果又如何？此外，即使他们真的那等高手，还得讲医德，讲医缘呢！那些教授级的，一天接诊数十人上百人，平均每个病人只能享受多少分钟的望、闻、问、切？还不是一伸手掂掂你的手腕，看看你的舌头，看看你的检验单，就赶紧龙飞凤舞猛写一通，然后叫一声：下一位！
　　我之所以那么大胆地自己医自己，还有一个因素，就是中医的基础是阴阳五行哲学理论，而我因职业关系，中国哲学，还有风水、掌相、周易之类乃至三教九流都早就曾经涉猎，所以拿起中医典籍，也不会看不懂。古时就有“秀才学医”，而事实上中医历史里确实有不少大医家并非祖传而是半路出家的。
　　我还有一种固执的想法：自己把自己医坏了，也甘心，那怪自己功夫下得不够，我不怨天尤人，而让别人医坏了，就不甘不忿。
　　既然下了功夫，也够胆也精细也小心地给自己判断下方，为什么治不好？
　　我躺在病房里琢磨得最多的是这个问题。
　　有一天我突然想到，乙型肝炎是大约在上世纪70年代开始大流行的，即使算上之前小范围少数人的发病，也顶多能推溯到上世纪初吧？也就是说，古代没有乙肝病毒，就如2003年之前没有SAIS一样。《黄帝内经》、《伤寒论》甚至清代的“温病学”里所说的肝病，很可能不是今天的乙型肝炎。古人的肝病乃至肝硬化肝腹水肝昏迷，要么是营养不良劳累所致，要么是饮食不周过于甘肥滋腻或酗酒无度所致，要么是血吸虫之类细菌所致，偏偏就没有那种赶不走杀不了的乙肝病毒。
　　如果说，那乙肝病毒就等于中医说的肝内的热毒，那还好办，猛下清热解毒、舒肝解郁的药即可。问题不是这样，猛下清热解毒、舒肝解郁的药确实比关门留寇更糟糕，它能引邪入里，它会大伤元气，首先就败坏脾胃。正气不存，那病更治不了。
　　既然古人没研究怎么治乙肝，那么现代的中医师也没研究吗？我想，偌大的中国，总会有个别中医师要填补空白的，但还未成气候。70年代的中医师，不得不忙于搞运动，天天开会学习“最高指示”，搞什么“评法批儒”、“批《水浒》之类可笑无聊的成人游戏；到了80年代，开始市场经济的初潮，人人经商，天天念发财经，心浮气躁，哪里坐得下来研究；到了90年代，大家的商品意识相当成熟发达，都想着怎么掏病人的腰包，免得中医院倒闭关门……
　　呜乎哀哉，中国的古老的中医！
　　好了，我的治肝历程该告一段落了。
　　我于术后30多天出院，四个月时上班，现在术后9个月的我每天享受着与新肝俱来的幸福和快乐。
　　当然，我还得学习学习再学习，这回学的是西医的基本知识，目的是为了防排斥、防乙肝复发、防感染、防其他的病。
　　盼望上天赐予我健康和长寿，这个世界太有趣了。
　　谢谢所有关心我的人！
　　谢谢肯花时间阅读我这长贴子的大家！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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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文章~~~~~~~~

深受触动1

hao

在座的看了有何感想啊,哎哉,中医!

我的看法如下，敬请各位高手指正。

1、乙肝转阴的问题。
   我认为不存在可以让乙肝转阴的药物。那为什么有的人患乙肝后能自动转阴，而有的人永远也无法转阴呢？这与个人的个体差异有关，或者说是与他的遗传因素有关，有的人感染乙肝后根本不用治疗就不知不觉的有了抗体。而有的人用干扰素等等药物几万元而无济于事。

2、肝硬化的问题。
    对于肝硬化的治疗，在没有把握的时候，能不用药最好不用药，从楼主的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十余年时间，吃了不少的中药，结果是越治越糟，他的肝不断恶化，难道与他长期不断的使用各种中药无关吗？所以我认为，肝脏疾病的早期还是以无毒副作用的针灸疗法为佳，锻炼以气功、太极拳之类的运动为妙，再加上尽量减少心理的负担和过强的工作压力。

3、对肝硬化的药物治疗问题
    中医药能不能彻底解决乙肝引起的肝硬化，我没十足的信心，但我看到过，一个民间医生（据说是祖传）用中药治疗肝硬化，效果不错，他把一个几乎要死的18岁青年，从肝腹水的状态下，治愈了。对于肝硬化，他必用一味药，就是甲珠，即穿山甲。在他看来，肝硬化的治疗非常简单，只要2000元左右即可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