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临床讲究救护阳气为主体。兼顾其余。。

陈熠 火神派传人
   最近，上海中医药科技中心副主任陈熠终于长吁了一口气，他的第四部肿瘤学专著《中医肿瘤临床证治精要》近日正式出版，并得到了中医肿瘤界的高度评价，被认为是系统概括和评价中医肿瘤治理最新进展的权威指南。五年来，他一周的门诊时间已经增加到了四天，仍然有很多患者前一天晚上就要排队，五年来，坚持来诊的癌症病人中，只有一人不治离世，令他唏嘘不已。
    作为沪上代表性的肿瘤专家，陈熠调神解郁治肿瘤的创新突破，让很多人开始重新认识我国极具传奇性的一个重要流派——“火神派”。


巧用附子起沉疴
    清末同治、光绪年间，火神派诞生于四川，光大于上海、成都。百余年来，传其学者代有其人，著名的有吴佩衡、祝味菊、范中林、唐步祺等。
火神，喻称“善用热药之良医为一炉火也”，是对擅长应用附子等辛热补火(阳气)药物医家的称谓，清末光绪年间，成都知府朱大人的夫人患吐血病，已经一年多，医药无效，成都府属16个州、县，纷纷推荐当地名医来为夫人治病。他们或认为夫人的病是血热妄行；或认为是阴虚火旺，逼血外溢。结果愈治愈坏，日趋严重。经人推荐，请名医郑钦安来府诊视。
    当日郑钦安诊见夫人面容苍白，虽是夏至季节，床上还铺着皮毡，盖着丝棉大被，显得十分怕冷。舌质淡红，苔白腻。诊毕，郑钦安处方：制附片四两，炮干姜四两，炙甘草二两。
    朱知府看方后竞瞠目结舌，且量大超常，治此等吐血重症，焉有不惊之理。孰料，药后，病人自觉周身凉爽，胸口舒畅，吐血竟然止住，而且吃了两小碗稀饭。病人坦途，由此而愈。此方干姜附子都是大热之药，朱知府为表谢意，特赠郑钦安金匾一块，上书“医宗仲景”四字。
    郑钦安就是火神派的开山宗师，这一起死回生的例证生动的体现了火神派重视阳气的学术思想和擅用附子的独特风格。


名震上海80年
    将火神派带到上海的，是陈熠的老师、我国著名中医泰斗陈苏生的老师—— 一代奇医祝味菊。
    民国初年，江南一代医家推崇寒凉清热之法，时有贻误病情。1926年，46岁的四川名医祝味菊以避乱为名由川来沪，一反俗风，倡用溫熱藥物建功，屢次救治危重病人，如同一匹黑马震惊海上，当时的海派儿科名醫徐小圃一向崇尚吳門學派，用藥主清。其長子徐伯遠患傷寒重症，徐氏自用溫病方屢治不效，愈來愈重，有人勸其請祝味菊商治，徐氏說：“我與祝君雖屬莫逆之交，但他擅溫陽，今孩子患的是熱病，若祝君來診，無非溫藥而已，此猶抱薪救火，我孰忍目睹其自焚耶!”但病人已奄奄一息，無奈而請祝氏來治，祝味菊診畢處方，果然第一味藥用的就是附子，徐小圃即閉門入寢，等待不幸。次晨，徐孩身熱漸退，且可餵食米湯，後安然入睡，與昨日已判若兩人
    而陈苏生在拜祝味菊为师之前已是名医，但其34歲時，姨丈家中先後三人罹患傷寒，苏生先生虽用心诊治，結果仍都以病亡告終，短短的一年之內，三丧亲人而无能为力，他深感負疚，決計再訪名師，後結識祝味菊，自觉茅塞大開，遂以35歲之年執弟子禮於祝氏門下，每晚抽空到祝師家，質疑問難，並將師生問答筆錄整理成《傷寒質難》一書，陳蘇生的這次拜師，在中醫界傳為佳話，書法家符鐵年先生曾作楹聯賀陳蘇生日：“早為海上懸壺客，今是山陰人室人”。
   

陈熠 火神派传人
职称：教授、主任医师


    中医肿瘤和儿内科名家，上海市中医药科技服务中心副主任，中华中医药学会文献分会常务理事，原上海市中医文献馆业务副馆长。
出身中医世家，师从我国著名中医泰斗陈苏生先生。临床强调“调气解郁为先，养神除疾为本”，擅长治疗肿瘤、心脑血管病，各种胃肠道炎症，神经衰弱，咳喘等呼吸道病症，妇女月经不调、子宫肌瘤、卵巢囊肿等各种疑难病症。
    主编出版《世界传统医学肿瘤学》、《肿瘤防治康复全书》、《肿瘤中医证治精要》、《肿瘤单验方大全》等肿瘤学专著4部，《难病辨治》等学术专著12部。参与国家重大课题《中华本草（编委）》等10余部重要著作的编撰。发表论文58篇，获国家省部级科技成果奖３项，上海市卫生局科技成果奖3项。




    调神解郁胜癌魔
    陈熠出身中医世家，其父陈寿松亦为海上名医，除了尽承家学，1984年，他成为陈苏生的关门弟子，作为《世界传统医学－肿瘤学》的主编，陈熠近年来逐渐形成了其独到的肿瘤治理思想，并取得良好的疗效，先后获得省部级以上科技成果奖3项。
    陈熠认为，肿瘤病与整体有密切的联系，肿瘤病的发展过程中有一个代表本病的实质，决定着病变的始终。治病必求于本，对肿瘤来说，得神者昌，失神者亡。因此对癌症病人，最重要的是保持“神”的旺盛，对一切肿瘤，均应从调神入手，以调神为本，快速的改善病人的精气神，增其正气，即有可能很好的控制肿瘤，缓解症状，徐图康复。
    现代医学研究表明，肿瘤因子与生俱来，陈熠提出，其发生发展可以归结为万病一郁，因此，对肿瘤的治疗，调神之外，重在解郁，通过解郁消除肿瘤、抑制增生、保留功能，截断转移。
    陈熠治病，很少用贵重的药材，一般一个月的用药也就三四百元钱，却见奇效，提起目前市场上某些大肆宣传的抗肿瘤药物，有不少患者偏听偏信，过分受广告诱导和误导，结果往往丧失了最佳的治疗时机，对此陈熠十分气愤，也很担心这些拦路抢劫、谋财害命的行为会毁了中医，他主张，中西医学应该携手并肩，只有这样，癌症才能得到最好的治疗。
    陈熠特别强调——老年肿瘤患者最好采用中医的保守治疗，因为这类患者的正气已弱，同时肿瘤的生长也很缓慢，如果贸然使用手术或放化疗，很可能癌未亡、人先亡，而使用中医药，完全可以有效的改善症状，使老年人在一个较高的生存质量下长期荷瘤生存、荷瘤善存。

郑钦安扶阳思想早年为何鲜为人知?
向天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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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少人纳闷,郑钦安扶阳思想早年为何鲜为人知?其实,这一问题一方面有其自身因素;另一方面客观的环境因素也是很大的.
    众所周知的原因,郑钦安扶阳以大剂量或超大剂量应用温热药物为主,治疗疑难重症而闻名.这与主流的轻灵小剂量相比,有些惊世赫俗.特别是视姜附为蛇蝎者,更是避之不及.
    另一原因是,医界缺乏从理法依据的根本上,来思悟其中的内涵和道理.仅仅停留在对表象的一些看法.以讹传讹.郑钦安思想首先是注重整体和阴阳,这是其用药的重要依据和根基.而药物的应用仅是外在的形式.如果不理解其中的内涵,仅靠一点表象显然容易偏离.
    此外,郑氏三书在解放前的印行数量是很有限的.据笔者搜集火神资料时发现,在成都及成都之外的几个地方都有传承,但仅限于一定的圈子.其中,解放前,在川中某县有一位中医,在周边几县有一定影响,有据可查的传人就有数十位.其笔记中有大量原文是摘抄郑钦安之论,但未注明,所带弟子均以为是其师所言,后人在整理其资料时都未发现.上世纪末,曾得到时任四川省中医管理局某领导的支持并题词.2001年笔者在四川搜集火神资料时才得以发现.
    另据李可老中医讲,其早年时曾在左季云的著作中看到扶阳之论,因其并未注明是引用郑钦安之论.就在前些年李老看到郑氏著作后才发现这一问题.
    解放后而言,只有早期时任云南中医学院院长的吴佩衡教授曾内部印行少量作为教材,在局部地区有一定的影响力.真正首次公开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由民间中医唐步祺老人校订和阐释,由四川巴蜀书社编辑出版,单本发行,每本印数也就三千多册.至到九十年代初三本书才陆续出齐.后来中国中医药出版社也相继单本印出,巴蜀书社把三书合订发行.截至目前,单本与合订本共计,投放市场的总量约十万册.
    此外,发生在成都中医学院的一则故事,也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郑钦安扶阳思想早年为何鲜为人知.
    一次有个成都中医学院的病人找到唐老先生看病,谈到某班级有个学生,每次回到寝室都是很神秘的在看一本书,看完随即藏起,由于是在上铺,大伙也不容易看清楚.随后有同学趁其不在寝室,偷偷翻出一看,原来是一本<<医理真传阐释>>.事后那位学生道明是其家长买到的,告诫是本好书,不要轻易让别人知道.
    近年来随着网络,报纸,图书的广泛传播,郑钦安扶阳思想才逐渐被大众关注和认识.客观存在的中西医苦寒抗生素滥用的医界时弊,人们已经逐渐觉醒.其另一原因是,中医理论和教育存在的客观薄弱问题,也确实到了岌岌可危的发展时期.
    至此,郑钦安扶阳思想这才得到了推广和普及.在这一过程中,同时也暴露出郑氏思想的缺陷和不足.特别是与历代各家的区别和包容,以及统一认识等问题.因此,建立一套统一的中医公理体系已是当务之急,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发展和普及.作为较早接受郑钦安思想的笔者,近年来一直在着力理智的继承和发扬郑氏思想.所创立的<<中医基础理论思想新体系>>就是基于这样的初衷和目的.
    从郑钦安扶阳思想早年为何鲜为人知的这一事例,也充分暴露出医界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就是:各承家技,缺乏交流,难以分享,学力费复的现实.还有就是尊重著作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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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结合的辨证统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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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结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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