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时期“天人合一”观及中医学思辨方法探讨
在宋 代 ， 中国古典哲学体系在思辨水平上达到了中国古典哲学的高峰。宋儒融汇儒家的社会观、道家的形而上学思辨方法和禅宗“明心见性”的领悟功夫，熔铸出了新的儒学体系— 理学。它由邵雍、周敦颐开其端，程颖、程颐系统化，朱熹集其大成。
邵雍 继 承 了道士陈传的《先天图》，把宇宙的发生发展，归结为“象”和“数”的演化过程。即初为太极，演为两仪，两仪演为四象，四演为八，八演为十六，十六演为三十二，三十二演为六十四。这种过程有如“根之有干，干之有枝，枝之有叶”，“合之斯为一，演之斯为万”(《观物外篇)一样。周敦颐进一步以《太极图说》阐述了世界万物的生成与变化说:“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
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无极之真，二(两仪)五(五行)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二程则把这种变化的规律提高到“理”的范畴，认为不仅自然界的万事万物，包括社会上的纲常道德，都是理所规定了的，并且是理的体现，即“物皆有理，如火之所以热，水之所以寒，至于君臣父子之间，皆是理”。“万物一体”，“皆完此理”(《语录》)。
然而 对 “ 天人合一”的认识又赋予了新思想的却是南宋理学集大成者朱熹的“天人一理”说。朱氏视“天理”为“天人合一”的哲学基础，认为理是宇宙万物的本原。他说“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都无该载了”(《朱子语类·卷一》)。此处，他明确地规定了天理形而上学的本体论地位，确立了“理在事先”的基本原则。朱氏认为理是天地万物生成的先决条件和基础，“天下之物，皆实理所为，故必得是理，然后有是物”(四书章名集注·中庸章名》)。与此同时，朱熹还揉合了张载气生万物的思想，承认气“能酝酿凝聚生物”，就是说直接形成万物的是气。至于理与气之间的关系，朱熹则认为二者“本无先后之可言”(《朱子语类·卷一》)。也就是说理在物之前，但不能说理在气之前。物由气聚而成，气与理在时间上则不能分先后，“无是气，则是理亦无挂搭处”(《朱子语类·卷一》)。理虽是独立实体，但气是理的“附着”。“无那气质，则此理无安顿处”(《朱子语类·卷七十四》)。即理不能无气，它必须安顿在气之上，理与气不可分离，“天下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朱子语类·卷一》)，理以气为中介，构成了具体事物。人作为万物中之一物，自然也是理的体现者，故而天人一理.
在认 识 论 方面，朱熹认为天地万物虽各有其理，同时此理又存在于人的心中，与生俱来，但是人心中所含之万理并不能被人直接认识，人必须通过研究外物之理，从中受到启发，才能省悟自己内心本存之万理。这一过程即“格物致知”。他说:“格物只是穷理，物格即是理明”(《朱子文集·卷三十》)。
总之 ， 自 觉的儒学复兴意识、高度的抽象思辨水平和谋求哲学形态的精致、体系化是宋明理学的鲜明特征。理学从总体上说是古代认识史上的一次飞跃，它的思维方式属于理性思维范围，受此默化，宋代以后的医学具备了比较严格的思维逻辑特征，医学理论趋于系统化，概念范畴的使用日趋一致;对新的临床实践也能加以思辨的发挥，促进了学术争鸣的发展，由张元素主张脏腑辨证，倡导药物气味归经、升降沉浮、引经报使开始，出现了主火论、攻邪论、脾胃论、相火论等不同的学术观点，最后深化了中医的理论。又如《内经》、《难经》各执一是的“命门”概念，这一时期由于引用“太极图说”的思想，在位置、作用、基本涵义上，各个医家的认识趋向统一。在以“理”为万物本原的“天人合一”观的指导下，命门学派医家建立了“太极(命门)一阴阳一五行(脏腑)”生命模式，并以此来探索生命的起源和奥秘。又如著名医家朱丹溪受“格物穷理”思想的影响，援儒人医，以太极之理阐发医理。用太极阴阳、形气动静、五行之配、天地君臣(相)作演绎类比，推理出人身之“火”有一种“相火”的存在，而创立相火论。从丹溪引用周子、朱子之语可以看出，其相火论是用理学原理作“格物致知”而来的新的中医学病机理论。其它如阴阳互根，先天后天之说，精、气、神、形的相互化生，在后世“气化”学说和理论的影响下，逐渐形成了共识，得到了普遍接受。及至明代，薛立斋、赵献可的“肾命说”、孙一奎的“三焦说”、张景岳的“大宝论”、李中梓的“先后天根本论”等等，都是理学思辨的思维方法在医学中的特定反映。如对于先天、后天，程朱认为天地未形理已具，此为先天，气化生成万物是为后夭。明代医家多以先天后天论形气体用，赵献可说“先天者，指一点无形之火气也，后天者，指有形之体。”据此，李中梓将其运用于具体的辨证施治中，认为肾为先天，脾为后天，治痛应补先天后天，以固脾肾为主，这种观点至今仍有临床意义。
不仅 如 此 ，在临床实践方面也全面推行了理学的思辨思维方法。如诊断上，提出察病辨证，要应天法时，即以天之四时六气，月之阴晴圆缺、日之旦暮昼晦对人体生理、病理的影响，作为辨治疾病之参考。今人的研究也证明了它的正确性，如对于人体脉象节律的变化，有人通过对男青年的左关脉进行测录，发现人的脉象图确实随着季节与时间而变化:在脉形方面，夏至脉图主波高而稍宽，冬至主波低而较窄，春分、秋分则介于两者之间。在脉的频率方面，冬季脉率较夏季快。在脉位方面，冬季脉指感偏沉，夏季脉较浮。在脉的波幅方面，主波hl在夏季最高，冬季最低，春秋两季则分别处于由低到高和由高到低的过渡阶段。在确定其周期时，发现脉图h、变化的最适周期在12个一13个月之间，符合近似年节律的周期范围。说明不同时间的不同气温、气压对人体皮肤、肌肉、血管、血流量、流速有一定的影响，而这也就正是脉象变动的因素团。
在治 疗 方 面，提出法应时立、方随时选、药因时择。朱丹溪论述咳嗽一病时指出:“上半日多嗽者，此属胃中有火，用贝母、石膏降胃火。午后嗽多者属阴虚，必用四物汤加炒黄柏、知母降火。黄昏嗽者，是火气浮于肺，不宜用凉药，宜五味子、五倍子敛而降之。五更嗽多者，此胃中有食积，至此时火气流人肺，以知母、地骨皮降肺火”叫。张元素在治疗潮热时说:“潮热者，黄连、黄芩、生甘草。辰戌时发，加羌活;午时发，黄连;未时发，石膏;申时发，柴胡;酉时，升麻;夜间，当归根。刘河间的独圣散为涌吐风痰之剂，他特别强调用时的要求“是天之气在上，人气亦在上，一日之气，寅卯辰之候也，故宜早不宜夜”圈。
但是 ，由 于理学的太极、理、数不是物质的概念，而是一种绝对精神的本体，这种唯心主义的认识论给中医某些理论学说亦带来了若干玄虚神秘的色彩，如明代以后命门的概念，在本质上被认为是无形无象，被空化，离开了物质运动;增加了推理和臆测的成分，带上了某些玄虚的色彩。此外，理学对中医学的消极和阻碍作用还表现在理学假经说法，尽心明性的学风使中医研究偏离了实践方向;理学
伦理化了某些自然现象和规律，使中医在病因学、治疗学和养生学方面形成了若干不科学内容;如一方面强调气化运动为“生杀本始”，另一方面又想做“不生不化”、“无有终时”的“真人”，使中医的某些理论蒙上了神秘色彩。又如片面强调“阳”、“气”是主要的，而“阴”、“血”始终处于从属地位，难免失于偏颇。理学注重教条主义的思辨推理，而忽视与科学技术结合，对一些像吴有性《瘟疫论》的新的病原学发现，在尊经复古的思潮下加以竭力抵制，又阻碍了中医传染病学的研究，成为中医近代发展缓慢的原因之一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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