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不可代、阴阳自和是中医治病的特色
化不可代、阴阳自和是中医治病的特色
大自然的变化是神奇美妙的，可谓千姿百态、鬼斧神工，令人惊叹。难怪古人早就对这个所谓的造化之神以极高的崇拜和赞誉。作为万物之灵的人，其本身的生命变化也同样如此，她经历了亿万年的进化，是所有生命变化中最高级、最完美、最复杂、最无与伦比的，因而也是不可替代的。
何谓“化”？《素问·天元纪大论》曰：“故物生谓之化，物极谓之变，阴阳不测谓之神。”把“化”与“变”和“阴阳不测”连在一起来讲，显然是在说明三者是有联系的，没有阴阳，就没有“化”，也就没有“变”。人的整个生命过程，可以说都处于“化”中。此处所谓的“化”可理解为阴阳自和的趋势、过程和结果，它是生命现象本身所固有的，没有任何其他的外力（或物质，或方式）所能代替。有化才有生，所以中医治病始终紧紧抓住“化”字做文章，以“化”为中心，调其升降出入，所谓“四者之有，而贵常守”，“不生不化。静之期也”。
邹润安曰：“凡药，所以致生气于病中，化病气为生气者也。凡用药，取其禀赋之偏，以救人阴阳之偏胜也。”如何“化”？谁来“化”？祝世讷教授认为：“对于治疗学来讲，同样须十分注意尊重机体的‘不倒翁’特性。在‘偏离’而能自我回复的情况下，无需治疗也可自愈；在‘偏离’而不能自我回复（欲回而不能）的情况下，才需要医生的帮助。此时的治疗应顺其‘欲回’而推之，不可乱用攻伐，如果无视机体的自我调节能力和趋势，甚至有意无意地以治疗来干扰和破坏机体的自我调节过程，其疗效必然不佳。①”还有学者也认为：“疾病的痊愈终归还得依靠人体本身的自愈能力，包括免疫、防疫、代偿、修复、适应等机能②。”
张仲景就是一个“化病气为生气”的大师。他说得好：“凡病，阴阳自和者，必自愈。”而诸药之所以能“化病气为生气”者，盖本于此。仲景在此为我们道出了治疗疾病应当遵守的一个原则（也是疾病痊愈的根本原因）——阴阳自和，即基于阴阳的调理作用而使机体达到和恢复最佳有序稳定状态，这就是阴平阳秘，这就是健康。须知，人体本身就具有这种“自和”即自我调节的能力，医生的作用不过是推动它、保护它，而不是破坏它，当然更不能越俎代庖。
《素问·五常政大论》早就指出：“化不可代，时不可违……无代化，无违时，必养必和，待其来复。”说得何等的明白啊！此处所谓“化”即生化，指生长发育，它不仅指天，也包括人，而且在这里主要是指人，指人体内的气化活动之不可代替。这种变化的自然性、客观性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人可以通过“养”与“和”而使有病的机体康复。比如，水饮在人身内由生水变为熟水（见邹润安《本经疏证》）的过程，即所谓“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精四布，五经并行”。这个过程如何可以替代？又如“中焦受气取汁，变化而赤是谓血”，这个过程同样也不能用人体外的任何方式来取代。再如“味归形，形归气，气归精，精归化……”一段，就是《内经》对人体内气化活动最精辟的论述，这副人身的内景图，又有谁人能看得明白，或用手摸得实在？
现代医学虽然已经有了诸如呼吸机、心脏起搏器及血液体外循环、血透等高端仪器设备和技术的应用，但它却始终不能完全代替肺、心等脏器的功能。器官移植（如肾、肝、骨髓等），固然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使病情得到一些缓解和改善，但其作用毕竟是有限的，其代价和由此带来的诸多副作用（如排斥反应、占大量的社会人力物力资源等）又何其高昂和沉重！如一个骨髓干细胞的配型，除直系亲属外，其成功率就是多少万分之一，这无异于大海捞针。还有所谓的治疗性克隆也如此。所以，它不是一个治病的根本办法或良策，不应当被滥用。
西医在治病过程中比较倚重于代替疗法，如缺少什么就向他人（或他处）借什么来作为替代，甚至包括“肛灌健康人新鲜粪汁”以治疗由于“肠道菌群失调”所致之腹泻③。中医不采用这种取代疗法，而是着重于认识和驾驭机体的调节、防卫机制，以调理为主，调理失常的气机，如调理气血，调和寒热，调和人体内各脏腑之间的关系，调动和激发人体的自愈力，所谓“因而和之，是谓圣度”，也就是《内经》所说的“必养，必和，待其来复。”
《素问·天元纪大论》云：“夫变化之为用也，在天为玄，在人为道，在地为化，化生五味……”张介宾注“在人为道”曰：“道，众妙之称。惟人能用之，故在人为道。”④笔者不能苟同“惟人能用之 ”这个说法，“在人为道”不是“惟人能用之”的问题，而是说人的生命本身就能体现出各种神奇妙用，也就是“道”。人为万物之灵，“天覆地载，莫贵于人”，所以在人身上，“道”是体现得最完美，最充分的。请问在世间万物中，还有什么比得上人的生命对“道”的体现呢？
《素问·五常政大论》有一段黄帝与歧伯关于久病如何复原的对话，很有意义：“帝曰：其久病者，有气从不康，病去而瘠，奈何？歧伯曰：昭乎哉！圣人之问也。化不可代，时不可违。夫经络以通，血气以从，复其不足，与众齐同，养之和之，静以待时，谨守其气，无使倾移，其形乃彰，生气以长……”这里，歧伯提出了自己关于疾病病因和治疗的看法，他认为疾病的产生就是由于经络不通，血气不调和。但是为什么有的人病已经好了而身体仍然消瘦呢？那就是因为其恢复还有一个过程，还有待其体内的变化，而这个变化是不能用其他方式来代替的，也不能违背时令，其体内的正气要靠慢慢的蓄养才能充沛起来，故须“养之和之”，“谨守其气，无使倾移”。然后他又再一次地告戒我们：“无代化，无违时，必养必和，待其来复。”既然在疾病治疗的后期阶段当如此，那么在前期阶段又当如何呢？笔者认为，还是当用“调”和“养”的方法，即“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疏其血气，令其调达，而致和平”。
总之，中医治病的基本出发点在于“借方药之力，触发机体内在的自我调节能力”，或者说，阴阳自和是中医治病的基本出发点和目标。而代替疗法与中医的基本理论和精神是不相融合的，中医从来没有把它作为一个重要的治病方法，而是在自己的旗帜上大书着这样几个字：“化不可代，时不可违！”
参考文献：
1、祝世讷，孙桂莲.中医系统论[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178
2、彭瑞聪，等.医学辨证法试用教材[M].医学与哲学杂志社，1983，103
3.曲黎敏，中医与传统文化[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5，395
4.程士德，素问注译汇粹[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2，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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