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导谈肿瘤（3）“战争模式”并不足以解决所有问题

医学不是孤立的，医学是文化的产物。在我们看来，任何医学（医疗）行为都是在一定思想观念指导下的实践操作。有什么样的思想观念，就会有什么样的应对模式，只不过大多数人“身在庐山中”，无所知觉而已。中西医学的医疗行为就明显地体现出了这种思想观念的差异。
很明确，西医学诞生于文艺复兴以后的欧洲大陆。严格意义上可以说，现代西方主流医学是建立在“新教”思想观念上的医疗行为。这种教义的核心是以“征服”（战争）的方式对待自然（外界），试图改造自然，包括改造所有异己的东西。说得远一点，我们完全可以在美国对待世界，包括对待伊拉克、朝鲜，以及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等的问题上看到类似的痕迹。结合到具体医疗中，西方主流医学的模式只有两种：“战争模式”为主，“替代模式”为辅。前者比如在炎症的治疗中，想方设法找出杀菌灭病毒的药物，“彻底”解决问题，老的武器（抗生素）不行了，出现了反抗（致病微生物的耐药性），再制造新武器（新的抗生素），以致今天武器泛滥（滥用抗生素成灾）。后者如在维生素A缺乏的治疗及女性更年期综合症的纠正中，或用合成的维生素A替代，或选用雌激素补充。再典型的，就是体现在器官移植、输血等操作中，心脏不行，先修一修，通一通，或换一根管子（冠脉介入治疗或搭桥）；再不行，换心、换肾、换肝，以新的替代之。无可否认，战争模式也好，替代模式也好，都有它的价值，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功绩。其中，战争模式在解决各类外源性的感染和传染性疾病的问题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肺结核之所以不再象上世纪20－30年代那样肆虐，链霉素等可以直接杀死结核杆菌的“武器”的批量生产与运用，功不可没。由于医疗领域“战争模式”曾“横扫千军”，所向披靡。因此，主流医学常自觉或不自觉地希望借此模式来解决绝大多数疾病问题，这难免遭致许多问题上的黔驴技穷。这就象以色列对付巴勒斯坦的反抗运动一样，永远没有休止。
很显然，就象“新教”主导下的美国，没法用“战争模式”彻底改造世界，解决国与国之间的难题，或曰征服其他异己文化一样，战争模式也无法解决除外源性感染以外的大多数疾病问题（仰仗抗生素，也只是解决了部分感染性疾病问题）。然而，在肿瘤治疗中，我们却鲜明地看到了彻头彻尾的“战争模式”。无论是手术、化疗、放疗，还是微创治疗，无一例外都烙上了“战争模式”。仅在免疫调节剂的运用上，作为补充，祭起了“替代疗法”的大旗（干扰素、胸腺肽、白介素的使用等皆然）。我们不否认“战争”加“替代”模式对肿瘤的一定有效性。然而，必须指出的是：这两种模式并不足以真正解决肿瘤治疗的难题。
我们知道，肿瘤不等于炎症（恰恰在这一点上，许多人的意识深处，还把肿瘤视同于炎症）。炎症大多是外源的，致病微生物对机体的入侵是问题的核心（就象是敌人入侵来犯一样），故将消灭、杀死、驱逐等的战争手段每可奏效。无非是要不断设法更新武器（抗生素），使其杀伤（抗菌）更有效。而绝大多数肿瘤是内源性的。所谓的癌细胞，其病变的核心是（干）细胞的分化及发育障碍。用我们通俗的比喻来说，就是孩子的（社会或心理）发育不良，变成了“坏孩子”。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难以避免的生理过程。因此，有人认定在老年人身上出现癌细胞样变化是一种正常的衰老现象。就象成千上万个社会新成员在其发展过程中，难免有部分会变“坏”一样。而一旦这些坏孩子（癌细胞）的生长失控，形成了诸如社会学上的黑社会帮派，那就开始危害社会安全了。这也就是癌细胞发展成了肿瘤组织。对此，主流医学推行的是“战争模式”来解决问题，或割了、或毒杀、或烧死（放疗），这的确有一定的效果。
但他们毕竟本身也是机体（社会）的一员，杀了“他们”，不仅可能殃及无辜（就像化、放疗造成严重损伤一样）；而且，如不解决滋生“坏孩子”，使其成为“黑帮”土壤，（就癌症发生而言，如内分泌失调、精神压力、免疫系统崩毁、虚弱等的内在“小环境”），即便能彻底杀了“他们”（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仍会不断冒出新的“坏孩子”和“黑帮”，如同肿瘤的转移与复发一样。
    因此，在肿瘤治疗中，应该改变思路与对策了。国际新兴的强调靶向治疗，主张适度综合治疗，热衷于诱导癌细胞分化与凋亡等，都体现了这种重要的新趋势，而且这种新趋势是人们在努力了数十年，付出了血的代价以后换来的重新思考与觉悟。我们多年的实践数万例的经验积累也足以证明，结合适度的西医学对抗性治疗，如手术、化放疗等，更注重综合的中医药调整模式（我们称之为“零毒抑瘤”王道调整）是解决肿瘤问题的较为理性，且更为有效的模式。因此，是到了审慎地重新评估肿瘤治疗的战争模式之利弊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