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红军
弹指一挥间，十三年了！                  

那是1989年的那个“黑色的7月”，由于各种原因（89年闹学潮，我二哥在天安门广场绝食，我大哥在陕西省高院工作，遭到不明真相的群众围攻，我每天关注“政治”，天真地以为当年的高考会取消），我高考考得一塌糊涂！揣着极度失落的心情，满怀哀伤和忧郁，放弃了补习去再次参加高考实现既定理想的机会，转而学习原本没有一点了解和心理准备的中医。其实从小学到高中，以我一贯的学习成绩，竟然考得这样差实在是出乎意 料！我，包括老师和好些同学也都这么想。现在想起来，当时之所以选择了学医，其实也很简单：只是为了糊口，有一碗饭吃。我每天安慰自己：“不为良相，即为良医”嘛！那时，我的情绪简直低落到了极点，为我有生以来之最。因此，初学中医，其心境可想而知。

开学几周了，一个星期六的上午，我独自一个人在宿舍里。大概是过惯了农村 朴素的生活，实在见不得城市的喧嚣和奢华， 此时此刻，寂寞难耐，无聊之极，顿觉前途渺茫，以至于竟然充满了悲观厌世的想法。 窗外秋风萧瑟，只觉得郁闷的心隐隐作痛，左思右想，没有着落。一想起以后的出路究竟在哪里，难道学医就是我的归宿吗？ 心中没有了底。无意间，翻开了《中医基础理论》课本，突然想起一个人来——那就是我 的代课老师苏礼！苏礼老师时任陕西中医药研究所副所长， 从上课的第一天起，就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治学严谨，知识渊博，讲起课来，旁征博引，深入浅出，娓娓道来， 很受同学们的欢迎。我总是入迷地听他讲课，他几乎成为我崇拜的偶像，占据了我很大的心灵空间，暂时缓解和代替了高考不利后的失落和苦痛。于是，我就很冒昧地给他写了一封信，讲了自己的处境和心态。信中写道：我家弟兄三人，大哥和二哥都以优异的成绩分别考入北大法律系和东语系，大哥毕业后尚在人大读研深造；二哥北大毕业后在清华教书（其时我二嫂也正在清华读书）。熟知的人都期待着我家能够出现第三个北大！而我却在众目睽睽之下失利了，还如此之惨！真是“无颜见江东父老”！迷失了以后奋斗的方向，该怎么办呢？

然而，苏礼老师和我的关系也仅限于 一般的师生关系，如果硬要说有什么特殊的话，就是我上课发言比较踊跃积极，给他 留下了一丁点印象。信一写好就发出去了，我突然间又觉得很后悔，苏老师很忙， 会给我这个素昧平生的学生回信吗？

星期一下课后，同桌突然喊我：“红军，你的信。”我一愣，“信？”信封 上赫然印着“陕西省中医药研究院”几个鲜红的大字。 果真，苏老师给我回信了。记得当时打开信时手都有些颤抖，信中写道：“红军，你一定听说过‘毛遂自荐’这个故事吧！大凡有才能的人在社会上，就好象一把锥子，一遇到合适的机会，总会‘脱颖而出’的。我因有你这样的学生而感到骄傲和自豪”……“你以后无论遇到什么问题，可以随时来研究所找我”。信读到这里，只觉得一阵汗颜，我深为自己的自暴自弃而羞愧难当，一个男子汉不能面对暂时的挫折，空怀满腔热血、报复如何宏大，也只能是一句空谈！  从此后，我坚定了学医的信念，正视了自己目前的处境，摆正了人生的坐标，总结得失，奋起直追。最终因为勤奋刻苦，功课门门优秀，获得了老师和同学的一致好评，连年被评为“三好学生”，拿到了陕西中医学院的毕业证书 。

孰料，在结束了中医的理论学习之后，刚转入临床实习阶段，现实就告诉我：做一名合格的中医有多难！毕业时告别了苏礼等老师，抱满腔热情，怀做一名良医，能济世救人的美好夙愿转入临床，初涉临床，理论与实践的巨大反差使我对于中医又一度出现失落和彷徨。

这不能不从中医这门古老医学的历史与现状谈起……由于诸多原因，中医至今已经确确实实地是衰落了！ 中医的衰落,有其自身的原因，更有教育体制和医疗制度等方面的原因。要不然，怎么会有人时不时地提出“中医是伪科学”的谬论呢？中医要继承都谈不上，如何发展，自然是举步唯艰了！试问在当今临床上，能够真正遵循传统中医辨证思维的医生又有几人?

现今临床上的中医，多是西化了的中医！中医学院毕业的学生，大多数改从西医，剩余的少数中医从业者，把中药又按照西医的理论来运用。中医要么是绝迹，要么就是“废医存药”了！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使刚刚接触临床的我，陷入了迷惘之中。我热爱中医，中医竟然没落到这种地步，我心不甘啊！

带着疑问，我“二返长安”，到中研院，恰好碰到曾带我们中医基础理论课的袁瑞华老师（现在的陕西省中医药管理局副局长），讲了自己的苦闷。袁老师热情地给我解释说：“是啊，现在中医确实处在这种两难的境地！不过，也不至于绝望吧！你们渭南就有一位基础理论很扎实的名医，叫孙曼之，系自学成才，我在学术论文会上见过，苏老师和他熟，你可以让苏老师给你介绍一下啊”。

听了袁老师这话，我一时喜出望外，真是不虚此行啊！找到苏老师，苏老师略加沉思，即点点头：“好吧！难得你这番求学精神！我先给孙老师去封信，看看他那儿方便不？”并再三叮嘱：“到了孙老师那儿，要尊重他，要谦虚！”我早已是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了，一个劲儿点头，嘴里只剩下“嗯嗯”连声了。

回到合阳，即遵苏老师之意，先修书给孙老师，言及求师之迫切心情。很快地就收到了孙老师的回信。没想到的是。信的开头这样称呼到：“红军弟：我这儿条件简陋，虽然学医行医经年，学术上至今也没有形成较大的影响……”，云云。信中极其谦虚之词！信末说：“ 如你能来渭南，欢迎和我共同学习，互相提高”！我真是受宠若惊！孙老师时年已是46岁，而我正当弱冠，无论怎样说，孙老师皆是我的长辈啊！

初涉中医，我曾有过两次徘徊和迷惘。 学医之初，正当我高考落榜之际，满怀哀伤和忧郁，是苏老师用“脱颖而出”的典故教育我，使我坚定了学医的信念，成绩出色地完成了学业。行医之际，我又遇到了孙老师，尤如黑夜里迷失的航船，看到了前进路上闪耀的灯塔！我读着孙老师的信，心里一下子豁亮了起来，思绪早已神驰到了渭南。今天回想起来，我与中医结缘，全赖二位恩师的培养，我因此而不虚此生！

1999年《执业医师法》施行之后，我报名参加了考试并顺利地拿到了医师资格证书和执业证书。一转眼十多年过去了，我在中医针灸治疗偏瘫、风湿病、肠胃病、性功能障碍等方面进行了不懈的探索，也初步取得了一些成果。《新华社经济信息》、《合阳报》等新闻媒体曾以“银针神功”“修补生命方舟的人”“赵红军印象”等为题做过专题报道。 其中治疗脑梗塞的经验，被陕西科技出版社出版的《古今专科专病医案》一书收录。十多年来，苏老师的那封信和信中“毛遂自荐”的故事，不断激励我继续努力, 坚定着我学医、行医的信念。在平时应诊之余，我遍阅古今医籍，结合临床实践写出心得体会，总结得失，一有机会，就捎给孙老师请教，并且在跟随孙老师侍诊结束后，仍然保持着密切联系，多年来一有空就到渭南请教，和孙老师通宵彻夜长谈，受益良多！

1999年，我治愈了陕西省农业科学家李立科助手妻子的脑出血偏瘫（出血量35毫升）病，和李立科长谈，当时的《合阳报》报道了这件事，题目是“李立科送我一句话”。李立科说“你一定要爱‘她’！爱你的事业，爱你的患者，你一辈子哪怕什么事情都别干，就干成这一件事，那么你就会无愧于人类”！受此启发，誓将终生致力于继承发扬传统的中医药事业。有关孙曼之老师的学术经验，本人正在整理之中。

学无止境，医海无涯，百花园中，众芳暄妍，离不了园丁的辛勤培育；也正因为古今多少这样的师徒情谊，人类文明才得以薪火相传到今天。 藉教师节来临之际，我要感谢苏老师、孙老师、袁老师、我的其他老师和天下所有的老师们，作学生的永远不会忘记你们的深恩 ！全社会都不会忘记你们付出的心血和汗水！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老师之恩情，山高水长！

这是数年前的一篇文章,籍教师节临近之际,献给各位老师!谢谢老师!

选择中医，发愤图强，幸遇恩师，不愧此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