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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老中医之路-我是怎样学习中医的(沈仲圭)

2015-12-11 21:18| 发布者: 冥朝网络| 查看: 33| 评论: 0

中医研究广安门医院主任医师沈仲圭
【作者简介】沈仲圭(1901~),浙江杭州人。早年受业于王香岩先生。一九二八年任教于上海南市中医专门学校,一九三。年任教予上海固医学院,一九三二年又任教于上海中国医学院。抗战期间,曾任北碚中医院院长。解放后先任教于重庆中医进修学校,一九五五年受聘到中医研究医教育外,早年起即为多种中医刊物撰文,为普及中医知识做出了贡献。主要著作有《养生琐言》、《伸圭医论汇选》、《肺肾胃病研讨集》,《中医经验处方集》、《中国小儿传染病学》等。
我生于一九0一年,祖籍杭州。父亲是清代两浙盐运使署房吏,家凌小康。到我中学=年级肄业时,家已衰败,只得改弦学医,拜本地名医王香岩先生为师。王师为湖州凌晓五门人,擅长治疗温热病,和善治杂病的莫尚吉同为杭人所称道。我在师门上午随诊,下午摘抄医案,同时看书学习。
满师后,我一面作小学教员,一面钻研医学,并执笔写文,投寄医刊。当时如王一仁主编的《中医杂志》,吴去痰主编的《神州国医学报》,陈存仁主编的《康健报》,张赞臣主编的《医界春秋》,陆渊雷主编的《中医新生命》等刊物,登载拙作颇多。
我于一九二八年在上海南市中医专门学校任教职,该校为盂河丁甘仁先生所创办。我在该校执教时,丁氏巳去世,长孙丁济万继其业,在上海白克路悬壶,同时主持校务。所用教材,有的自编讲义,有的选用古今名著。教员有程门雪、陆渊雷、时逸人、余鸿孙及我等。
一九三0年下半年至一九三一年,我再次副上海国医学院任教职,该院系陆渊雷、章次公、徐衡之三人所创办,聘章太炎为名誉院长。陆渊雷讲授《伤寒论》,章次公讲授药物学,徐衡之讲授儿科,我讲授中医常识及医案。由于师生共同努力,造就了一批优秀人才,如中国医学史专家范行准,浙江中医学院教授潘国贤,均在该院毕业。
一九三二年九月至一九三三年七月,我第三次到上海中国医学院任教职。该院系上海国医学会设立,实际上由上海名医朱鹤皋出资兴办,教务长为蒋文芳。教材全用讲义,有的参以西医学说,有的纯是古义。学生大都勤奋好学,成绩斐然,如著名中医师肖熙即是该院高材生。此为三个医学院校的概况。
那时中医界出版的医学刊物可分为三个类型:一为中医学术团体主办的,如《神州国医学报》、《中医杂志》等,一是以研究学术,交流经验为宗旨的,如张赞匿主编的《医界春秋》,陆渊雷主编的《中医薪生命》等;一为宣传中医常识,唤起民众注意卫生的,如陈存仁创办的《康健报》,吴克潜创办的《医药新闻》,朱振声创办的《幸福报》等。但总的来说,当时研究学术未成风尚,刊物稿源常虑不足,因此更促进了我对写稿的兴趣。
另外,那时要在十里洋场以医业立足,颇不容易,大都先做善堂医生,取得民众信仰,然后自立门户。如陆渊雷是善堂医生,章次公是红十字会医院医生,徐衡之家境宽裕,自设诊所。由于反动政府崇西抑中,设备完善的西医院专为官僚富商服务,贫困的劳动人民只能到善堂求医。即如《神州国医学报》编辑吴去疾终因业务萧条,抑郁而死。又我老友张汝伟,虽自设诊所,却无病人上门,赖其女资助,生活艰难。那时上海虽有声望卓著的中医,但为数不多,太多数中医同道门庭冷落,为柴米油盐操心,那有心情研求学术。回忆往事,令人感叹不止。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反动政府千方百计排斥和摧残祖国医学。一九二九年,国民党反动政府第一次中央卫生委员会议通过了余云岫等提出的「废止旧医」案,并提出了消灭中医的六项办法,立即引起了全国中医界的极大愤怒和强烈反对。全国各地中医团体代表聚集上海,召开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向反动政府请愿,强烈要求取消提案。当时裘吉生、汤士彦和我等,作为杭州代表出席会议,强烈呼吁,一致反对,迫使国民党反动政府不得不取消了这个提案。
抗日战争爆发后,我只身逃难入蜀,到达重庆,任北碚中医院院长等职。
解放后,我在四川重庆中医进修学校任教,那时副校长胡光慈,教务主任任应秋,均为西南中医优秀之士。我在那里讲授方剂、温病,编了两种讲义,讲义稿后在上海、南京出版。
一九五五年底中医研究院在首都建院,应钱信忠部长的邀请,我与蒲辅周、李重人等大夫从四川词京,参加中医研究院工作迄今,韶华荏苒,忽忽二十五年过去了。
以上谈了我学医的经过。下面再谈谈我的治学体会,约有下列几项:熟滨精思不断总结
古人读书,有「三到」之说,即口到、眼到、心到。口到是指朗诵,眼到是指阅看,心到是指领会和思考。后人又加上手到,即要求勤记笔记。这四到,概括了读书的基本方法。
我青年时代,因文化程度不高,感觉古典医籍深奥难馑,故采取了从流溯源的学习方法,即先从浅显的门径书学起,逐渐上溯到《伤寒》、《金匮》、《内经》、《难经》等经典著作。和当时一般中医学徒一样,首先读《汤头歌诀》、《药性赋》、《医学三字经》、《濒湖脉学》等书,做到能熟练地背诵,即使到了现在也大半能记得。根据我的经验,年青时要读熟几本书做底子。因年轻记忆力强,一经背诵,便不易忘记,可以终身受益,同时为以后进一步学习打下基础。
我酷爱读书的习惯,即在那时养成。我平生所读之书,以明清著作为多。清末民初,浙江桐乡大麻金子久先生曾对门人说;「《内》、《难》、《伤寒》、《金匮》为医学之基础,然在应用时即感不足,如《金匮要略》为杂病书之是早者,然以之治内妇科等病,不如后世医书之详备。所以唐宋诸贤补汉魏之不足,金元四家又补唐宋之不足,迨至明清诸名家,于温病尤多发挥。」金氏这段话,与我治学之路正复相同。我细心阅读的书有汪昂的《素灵类纂约注》、徐大椿的《难经经释》、《医学源流论》,治《伤寒》、《金匮》,宗《医宗金鉴》,温病宗《温热经纬》。明·王肯堂《证治准绳》,清·国家编纂的《医宗金鉴》,以及沈金鳌的《沈氏尊生书》,均是煌煌巨著,内、外各利具备,也是我案头必备的参考书。其它如本草、方书、医案、笔记等,平居亦常浏览,以扩见闻,这些书仅是所谓眼到而已,不要求背诵。从前读书,强调背诵,对初学来说,确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好方法。清·章学诚说:「学问之始,非能记诵。博涉既深,将超记诵。故记诵者,学问之舟车也。」(《文史通义》)涉山济海,少不了舟车,做学问也是如此。只要不是停留在背诵阶段,而是作为以后发展的基础和出发点,那么,这样的背诵便不得以「读死书」诮之。
熟读了,还要精思,把读的东西消化吸收,领会其精神实质,同时要善于思考,养成一定的鉴别能力,既不要轻于疑古,也不要一味迷信古人,这就是心列。
所谓手到,就是要记笔记。笔记可分两种;一种是原文精粹的地方节录下来,作为诵读学习的材料;一种是读书心得,这是已经经过消化吸收,初步整理,并用自己的文字作了一定程度的加工的东西,比起前一种笔记来,是又进了一步。在学习过程中,这两种笔记都很重要,前一种是收集资料的工作,后一种是总结心得的工作。待到一定时候,笔记积累多了,便可分类归纳,这便是文章的雏形了。
这四到,不仅互相关联,而且互相促进。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三年,我在上海中医院校任教时,由于教学须编讲义,写稿须找数据,只好多读多看,勤记勤想,周此在中医理论方面提高较快。
持益多师不耻下问
韩愈说:「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又说;「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求师问业,原是中医的良好传统。我早年幸遇名师王香岩先生,经他传道、授业、解惑,为我以后的学业奠定了基础。王师擅长治疗温热病,我学习的基本上是叶派学说。迨至壮年入蜀,接触到不同的学术流派,不同的环境、民情风俗、用药习惯等等,对我理论和临床的提高起了一定的作用。如江浙医生用乌、附,大率几分至钱许,而川蜀医用乌、附,常用三、四钱,甚至有用两许大剂者。解放后到了北京,北京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名医云集,因此得与四方名医时相过从,各出所学,互相切磋,获益良多。
古人为学,提倡「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话很有道理。司马迁能写成「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记》,一来由于「天人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掌握了大量文献资料,同时他「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沅湘,北涉汶泗……西征巴蜀以南,略邛、笮、昆明」,历览天下名山犬川,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经验和创作经验,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我国版图辽阔,地理环境,自然条件,风俗习惯,发病特点等,各地有所不同,在长期的发展中,逐渐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用药习惯、医学流派等,这是由来已久了。如《素问·异法方宜论》即曾评论五方的发病,治疗的差别,提出「杂合以治,各得其所宜」的主张。因此,多向各地医药同行学习,吸收他们的长处,不但不耻相师,还要转益多师,不周于门户之见,也是克服局限性,取得不断进步的一个重要方法。我自己曾从「行万里路」中学到了不少东西,故有深切的体验。
老前辈读书多,经验丰富,并有某种专长,向他们请教,得益甚多。同辈亦可互相研讨,交流经验。
例如裘吉生老中医自订疏肝和胃散,治肝胃气痛疗效可靠,方用沉香曲、香附、甘松、延胡、降香、九香虫、刺猬皮、瓦楞子,左金丸、甘蔗汁、生姜汁。我向裘老索方,他即告我,以后我用此方治神经性胃痛、胃溃疡胃痛,均有疏肝和胃,行气止痛之功,但不宜于虚证。解放后,我长期与蒲辅周老中医一起工作,蒲老临床经验丰富,治病颇有把握,我向他学习了不少东西。
各地中、青年中医,与我联系者颇多,对于中青年医生,我总是满腔热忱地希望他们能继承发扬祖国医学,对他们的请教尽量做到有问必答,有信必复,同时也虚心学习他们的长处,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例如,我在一九七九年曾写了《银翘散的研讨》一文,寄给北京中医学院研究生连建伟同学,请他毫不客气地提出修改意见,结果他果然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我根据他的意见,对文章中的某些不足之处作了修改。有时遇到疑难病症,我也常常主动邀请连建伟同学一起研究治疗方案,做到集思广益。
努力实践逐步提高
从前有人说,学习中医要有「十年读书,十年临证」的工夫,读书是掌握理论知识,临证是运用理论与实践。如不掌握一定的基本理论作为实践的根本,比如初学皮毛,辄尔悬壶,以人命为尝试,难免「学医人费」之讥;反之,如有了一定的理论基础,而没有实践经验,纸上谈兵,又易误事,而且理论水平也难于真正提高。青藤书屋有一副对联,写道:「读不如行,使废读将何以行;蹶方长智,然屡蹶讵云能智。」这说出了读书和临床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
理论、实践是一个反复循环、不断提高的过程,要不断总结临床经验,包括失败的经验。我从前曾写过一篇《肺病失治记》,总结了自己的失败经验。善于总结失败的经验,可以取得教训,使失败成为成功之母,避免「屡蹶」。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积累多了,业务水平也就提高了,对理论知识的感受也深刻了。医学理论必须时时和临床相印证,体会才能深刻,自愧数十年来疑难大病治愈不多。但每当运用理论于临床,取得预期的疗效时,便感到由衷的高兴,如我曾治疗粒细胞白血病,有二例得到缓解,肝硬化腹水有一例根本治愈,高血压消化性溃疡病治愈较多等等,反过来,对我的理论水平也有不同程度的提高。我院曾与首都医院协作,临床研究门脉性肝硬化腹水(即臌胀)之治疗规律,经过临床实践,我深深感到用泄水峻剂,如大戟、芜花、甘遂之类,虽能水去腹小,但不久叉复膨脖,反复施用,元气大伤,终至不救。由此体验,益信朱丹溪《格致余论》的一段话,为至当不易之论。丹溪说:「医不察病起于虚,急于取效,病者苦于胀急,喜行利药以求一时之快,不知宽得一日半日,其肿益甚。病邪甚矣,真气伤矣!」故治此症必须「和肝补脾,殊为切当」。
近年我曾用赞化血余丹治愈阳痿一例。患者李某,广西梧州某厂工人,患阳痿已数年,伴有腰酸腿软,心悸失眠等症,来信要求处方。我分析病情,认为系心肾两亏,拟赞化血余丹加减,并改为汤剂。他照方服用月余,诸症消失,一九八0年四月间来信道谢。
赞化血余丹,方用血余、熟地各24克,首乌(牛乳拌蒸)、核桃肉、苁蓉、茯苓、小茴香、巴戟、杜仲、菟丝子、鹿角胶(炒球)、当归、枸杞各12克,人参6克。照方十倍量,炼蜜为丸,每丸9~15克,饭前服。功能补气血,乌须发,壮形体。按此方补而不峻,滋而不腻,有补气血、益肝肾之效。因历用有效,放附记于此。
长期以来,我还结合临床,努力学习西医知识,以为他山之助。在《新编经验方》等书中,尝试结合西医学理,说明中医方剂的使用,虽然做得不够好,但我一直认为中西医应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共同为人民服务。
自从一九二四年杭州三三医社出版了我先师遗着《医学体用》后,至今我已先后编写了中医书籍十多本。已出版的有《养生琐言》、《诊断与治疗》、《仲圭医论汇选》、《食物疗病常识》、《肺肾胃病研讨集》、《中医经验处方集》、《中国小儿传染病学》、《中医温病概要》、《临床实用中医方剂学》、《医学碎金录》、《新编经验方》共十二本。近年来,我又编写了《论医选集》、《中医内科临证方汇》二本,共三十余万言,其它论文、医案三十余篇。我年虽老迈,但在有生之年,愿为祖国的四化事业,为祖国医学的发扬光大,不断努力,不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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