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者不得不常年累月跋涉在遥远的旅途上
20世纪30年代，有唐麦·顿珠次仁去印度加尔各答留学，学习电学。根敦群培于1934年—1946年，随印度班智达离开西藏，游学南亚，他广泛游历印度各地和斯里兰卡等国，学习多种文字。这样，他不仅增长了见识，还扩大了文化视野，他成为西藏20世纪影响最大的藏族学者之一。
1946年，噶厦政府又派出第二批留学生，共10人。其中5名是贵族子弟，澳大利亚5名是刚入寺的小僧。他们在印度大吉岭学习。自费留学的，也不在少数，仅印度大吉岭一地，在20世纪40年代末、20世纪50年代初，就有50名藏族学生出国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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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时期有定期的朝觐团。1903年，英军进逼拉萨，达赖喇嘛出走内地、蒙古等地;回拉萨后，又于1910年出奔印度。1923年，班禅、达赖喇嘛失和，班禅出奔内地，奔走于各地，1938年回藏未果，圆寂于青海玉树。
1929年，九世班禅在南京设立办事处。1928年，达赖派代表贡觉仲尼去南京，与国民政府联络，陈述藏情，并于1931年设驻京办事处。1930年，在南京召开蒙藏会议，西藏当局派代表参加。
从19世纪中叶开始，西藏的旅游活动进入了一个新时期。这时西藏的社会和文化发展正面临着巨大的变化。当西方文化叩响南边大门的时候，这里还是中世纪的土壤。与我国国内其他民族一样，藏民族必然要经过一个痛苦而艰难的历程。福克斯冰川因此，这时期旅游活动的重大特征，是在这种文化的碰撞中产生的。
从17世纪开始，西藏就成了西方文化的一个关注对象。到19世纪后期，更是将它视做一块禁地，想象成封闭的土地。他们大部分人是怀着一种西藏情结来到这里的。这样做，是为了满足西方文化本身的需要，给自己以一种异文化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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