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胡适与鲁迅
一苍狼在《胡适还是鲁迅》的“编后絮语”中说：“整整一百年了，中国的问题还是老问题，曾经困扰过胡适和鲁迅的问题依然困扰着我们。这是中华民族的悲哀。”他认为，胡适和鲁迅的道路，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两种不同选择。历史的车轮滚滚而来，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不是在沉默中爆发，就是在沉默中死去。中国需要成千上万的鲁迅精神和胡适智慧的传人，否则我们是领不到新世纪的入场券的。照苍狼的说法，对胡适与鲁迅都给予充分的肯定：“鲁迅折射的是中国知识分子毫不妥协的精神，是一种非常状态，一般人很难达到，但正是一个民族的脊梁；胡适体现的是一种平常心，重在实施和可操作性，用渐进而理性的坚韧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在新世纪的中国有积极的建设性意义”。所以，苍狼的结论是：“鲁迅的精神是不朽的，我们虽不及而心向往之。胡适同样是伟大的，是一种平凡中的不平凡，终身坚守着自己的信仰，有一种‘西西弗斯’式的高贵和理性的光芒”。其所谓“让鲁迅们去鲁迅，让胡适们去胡适”，就是说，胡适与鲁迅是走的两条不同道路，展现在中国知识分子的面前，由他们自己去选择吧。
我们认为，既是“两条不同道路”，就不可能都是正确的；既然都是正确的，为何又存在两条不同的道路？这是思想界必须解决的大是大非的问题。不能再让这个问题来“困扰”我们了。我们相信，我们有能力来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胡适和鲁迅是两个大人物，以前人们对于鲁迅的评价一直很高，而对于胡适却评价不高。但近一两年来，学术界对于鲁迅和胡适又有了些不同看法，有人认为，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胡适所产生的影响要超过鲁迅，这种不同看法，在学术研究中也是正常的现象。因人各有志，我们不能让所有研究者都喜欢鲁迅，同样也不可能让所有研究者都喜欢胡适。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研究鲁迅的学者多数对胡适评价不高，而研究胡适的学者也对鲁迅有看法，这也是正常的。我们认为，在讲鲁迅的时候，不可忘记胡适，也要讲讲胡适。所以，要评论胡适和鲁迅谁是谁非的问题，不能单纯从两个人的所作所为来衡量，《易传》曰：“观象取意”。两人的所作所为都是“象”，当“忘象取意”。由于胡适和鲁迅都是中国人，都是中国的文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子孙后代，其所作所为必须以中华民族利益为准绳。民族利益高于一切，必须从中华民族的利益出发。而中华民族的标志，体现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孔孟之道。如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消失了，中华民族也就不存在了。因此，对于中华民族的子孙后代来说，中华民族若不存在了，还有什么个人功过可言。也就是说，谁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起到推动、发展的作用，从而维护中华民族尊严的，就是好样的，就会受到中华民族子孙后代的爱戴；谁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起破坏作用，并企图以西方文化取代中华民族文化，丧失中华民族的尊严，使中国变成外国，使中国人变成外国人，使中国变成殖民地，没有中国自己的主权了，那就是坏样的。如果离开了“中华民族利益”这一点，就会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结果大家都有理。这样，胡适与鲁迅的问题仍然会困扰着我们，而且会无止境地困扰下去。
二
近代文化界的中国知识分子，由于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大都犯有一个毛病，就是将中国封建思想体制错误地认为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如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就有“中国五千年历史都是吃人”的说法（找2004年3月出版的《狂人日记》查对，原文是：“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当初虽然不知道，现在明白，难见真的人！？”两相对比，相差了一千年，也许是原始社会没有人吃人的年代算了一千年吧。”）本文注泽说：“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一八年五月《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它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猛烈抨击“吃人”的封建礼教的小说。”而“吃人”的封建礼教，正是中国封建思想体制的产物，因而有不少人说：“鲁迅是最彻底的反专制、反极权的勇敢战士”。而“专制”、“极权”也正是中国封建体制的特有产品。可见，鲁迅把“专制”、“极权”看成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特微。所以 ，鲁迅扫除“传统文化”是“最勇敢、最坚决”的。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评价，就是对中国历史的评价。中国传统文化以历史悠久、成就辉煌而著称于世，应该说，中国文化是世界文化的优秀部分，它具有巨大的包容力和同化力，为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作出了不朽的贡献。若按照鲁迅的说法，中国五千历史中就有四千年的“吃人历史”，说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是“吃人的传统文化”。说明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最野蛮、最凶险、最落后的民族。新文化运动中的中国先进分子们，由于痛苦地看到了中国人民的贫穷与落后，一心想把中国人民拯救于水火之中，就掀起了一场扫除“传统”、追求“真理”的新文化运动。鲁迅是这场“新文化运动”中的主将，他冲锋陷阵，最勇敢、最坚决、最有骨气，毛泽东高度评价鲁迅为“民族英雄”。可是他们把扫除的“对象”弄错了，应该是“专制”、“吃人的制度”，而不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
鲁迅究竟是什么民族的“民族英雄”呢？
人们不难看出，这些中国的先进分子们，打倒了孔家店，扫除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迎来了西方文化马克思主义。显然，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被扫除了，中华民族就不复存在了。以西方文化取代了中华民族文化，这标志着历史上的中国被消灭了，现在的新中国可谓之“西方人的中国”，这不是我在胡说八道，陈独秀早就说过，他们要实现“建立西洋式的新国家，组织西洋式的新社会”。在1936年鲁迅死的时候，对南京国民党政府及对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的两封电报，就用了“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的称号。这就清楚地说明了鲁迅是“苏维埃民族”的“民族英雄”。从今天的社会效果来看，以鲁迅为主将的“新文化运动”，扫除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打倒了孔孟之道，代之以马克思主义西方文化，一切以“我”为中心，“于我有益者而为之，于我无益者而不为”。私心膨胀，中华民族的劣根性暴露无遗，中华民族的尊严被扫除得干干净净，成了外国人的奴才，给中国人民带来了莫大的灾难。使中国历史倒退了几十年，对鲁迅我们怎么好赞扬呢？
对于胡适，一般人知之甚少，不但教科书上没有有关他的文章，就是新华书店、书市市场、一般图书馆，很难找到一本有关胡适的书。毛泽东是胡适的同时代的人。1936年，毛泽东在陕北跟美国记者斯诺会见时，承认五四时期“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并承认胡适和陈独秀取代梁启超和康有为，成了自己心中的“楷模”。可能是为了政治上的需要，1954年2月16日，毛泽东发动千百万知识分子对胡适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看来胡适确是一个被否定的人物，所以有关他的书也被禁了。毛泽东对他的评价是“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由此可知，胡适是一个与鲁迅截然相反的人物。
胡适生于1891年，安徽绩溪人。1910年留学美国，从学于杜威，深受其实验主义哲学的影响。1917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是新文化运动中很有影响的人物，1917年初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1919年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是一个改良主义者。
鲁迅与胡适的交往，从鲁迅的日记看，是始于1918年，而来往较多的是在1923~1924年。1924年以前，他们从相识到友好，是朋友；1924年以后，由于他俩的政治观点不同，他们日见疏远，关系日趋恶化，此后，鲁迅时不时或直接或间接批评胡适。在鲁迅生前，胡适则一律采取“老僧不见不闻”的态度，从不公开应战。
在五四运动兴起之前，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之后，鲁迅与胡适有着比较一致的思想观点与共同的主张，即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提倡科学与民主。在倡导新文化的过程中，他们密切配合，互相呼应。后因鲁迅与胡适在对《新青年》“双簧信”的看法上却出现了明显的分歧：胡适作为《新青年》的编辑之一，对“双簧信”的内幕自然是清楚的，但很不以为然，视之为“轻薄”之举，并以为“凭空闭产造出一个王敬轩”并不值得辩论。但鲁迅的态度则相反，鲁迅认为此举无可非议，因为“矫枉不忌过正；只要能打倒敌人，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胡适一贯是主张“重实证”的，他认为科学精神在于寻求事实，在于撇开成见，搁起情感，只认得事实，只跟着证走。而鲁迅则相反，只要能打倒敌人，可以不择手段，“嬉笑怒骂，皆成文章”。
特别是1919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马克思主义在我国迅速广泛地传播，这时胡适立即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主义’！》一文，他说：“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留声机都能做的事”。说明胡适已走向了鲁迅的反面，与鲁迅分道扬镳了。与此同时，多年的老战友，如刘半农、钱玄同、吴虞都离开了鲁迅，新文化运动也就这样“风流云散”了。显然，胡适不同意引进西方文化来扫除中华民族自己的传统文化。他认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精神的体现。1957年，中国共产党方面有人托人捎信给胡适，欢迎胡适归国，说50年代的批判只是批判胡适的思想，而不是对胡适其人。胡适听了极为反感，竟斥传信人说：“没有胡适的思想就没有胡适”；又说：“除了思想之外，什么是‘我？’”按着胡适的说法，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就是中华民族思想，就是中华民族精神；若引进西方文化来消灭中华民族文化，没有了中华民族的思想，那还有中华民族的存在！就是灭我中华了！所以，胡适不主张扫除“传统”，只主张“改良”；特别是引进西方文化来取代中国文化，胡适是绝对不容许的，是非法的。林毓生在《平心静气论胡适》中说：“在私人言谈与学术论著中，胡先生并不对传统持全盘否定态度，尤其对孔子与朱熹的思想的一部分，颇为肯定。”可见，胡适之所谓“改良”，是保存和发展本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分。袁伟时在《胡适与所谓“中国意识的危机”》中说：“保存和发展本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分，这是符合文化发展内在趋势的方针，也是一切奋发有为的国家和民族对待本土和外来文化的明智选择。这不是胡适的发明，可贵之处在他不因当道的脸色不同而有所移易。声色俱厉地谴责胡适主张“全盘西化”误国误民，在熟悉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发展全貌的人听来，恐怕只能感到文不对题”。在当时的所谓“复古逆流”中，胡适就喊着：“被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也不是好汉”！所以，在他眼里，国民党政府那怕最坏、最专制腐败，但还是中国人的政府，是合法的政府。胡适在1929年9月《新月》杂志曾率直地指出：“在思想言论自由这一点上，我们不能不说国民政府所代表的国民党是反动的”。过去人们总是说鲁迅的骨头是硬的，说胡适如何与国民党妥协，却很少说他如何与国民党抗争的事。其实，鲁迅的硬话都是在文章中说，直接和政府对抗的事并不多。而胡适一生和政府直接冲突也不是一次两次，说明胡适的骨头也是硬的。
如30年代初，《新月》杂志因为发表了罗隆基批评政府的文章，受到“没收焚毁”的处分，为此胡适和国民党据理抗争。他在给陈布雷的信中说：“坐监枪毙，我们都愿意负责任。但不读我们的文字而单凭无知党员的报告，便滥用政府的威力来压迫我们，终不能叫我心服的。”陈布雷为此约见胡适，胡适却不去，有人劝他去，他说：“请你告诉他们，‘共同的认识’必须有两点：一、负责的言论绝对自由；二、友意的批评，政府须完全承认。”这话不是软骨头可以说出来的。
又如一次，胡适在北平，据马相伯的《一日一谈》说：“当该地长官邀集北平各大学教职员及地方教育界领袖商谈国事时，某官长告诉他们说，某国交一张名单给他们，要他们立即逮捕；这张名单一共有二十几个人，皆是平津教育界领袖，有反对某方嫌疑。其用意一方面表示友好，一方面给这些教育家一个警告。胡适声色俱厉地说：‘我们到你这来，就是准备使你们逮捕的，并且准备你们把我们送到某国司令部去！但是我们无论如何，要保国家的领土！’马相伯因此事对胡适很有好感。他说：‘就适之平时为人与其学说，我也确实未尝十分注意，然而这次一鸣惊人，使我老人复感觉周身热血升腾，觉得中华民国前途，还有希望’。”
特别是1952年11月，胡适到台湾讲学，当面对蒋介石说：“台湾今日实无言论自由。第一无人批评彭孟缉。第二无一人批评蒋经国。第三无一语批评蒋总统。”说明胡适是一个很有骨气的人。1956年为蒋介石七十大寿祝寿的贺信中，他劝蒋介石要彻底想想“无智、无能、无为”的六字诀，“努力做一个无智而能‘御众智’，无能无为而能‘乘众势’的元首”。胡适这种言论当然触怒了台湾当局，指责胡适是共产党的“帮凶。”能说胡适没有骨气吗？
胡适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宽容精神。李慎之在《回归“五四”学习民主》中说：“他（指胡适）一再强调‘宽容’为民主的第一要义。他的名言‘做学问要于不疑处有疑，做人要于有疑处不疑’，确实可以师表人伧。与之相反，鲁迅则从认为‘费厄泼赖应当缓行’，到主张‘打落水狗’到临终遗言‘一个都不宽恕’”。所以鲁迅的弟子大多如昙花一现；而胡适的弟子，则遵守他“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教导，有不少人为中国的现代化垒下了一块一块的基石。在胡适看来，能不能宽容异己者的意见，这是区分中国是否已经从中世纪制度进步到现代制度的根本界限，所以一个不能保证“对方言论自由”的国家，就不配称为“民国”。
胡适与陈独秀的信仰是不同的，两人是对头。陈独秀被警察厅拘捕后，胡适与人联手营救他出狱的人当中，还有两位著名的桐城派古文家（陈独秀、胡适在五·四时代是主张白话，反对古文的“文学革命”领袖）。胡适说：“在那反对白话文学最激烈的空气里，居然有几个古文老辈肯出名保你，这个社会还勉强够得上一个‘人的社会’，还有一点人味儿”。（摘自王毅《宽容与民主同是“五·四”的珍贵遗产》）指出了能够宽容和尊重异己者，这才是“人的社会”之基本特征。胡适认为，若让不容忍的空气充满了国中，这个社会要变成一个更残忍更惨酷的社会，爱自由争自由的人怕没有立足容身之地了。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具有巨大的包容力和同化力，自然能够容纳异己。李庆西在《何谓“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说：能够宽容异己，“早在两千五百年前的孔夫子那儿就有了。孔子讲‘仁恕’，讲‘君子和而不同’、‘群而不党’，讲‘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言废人’，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能不说是一种宽容的文化理念—孔子的弟子子张将此概括为‘尊贤而容众’。其实，胡适他们能够容人，与其说是自由主义思想，不如说是儒者遗风来得贴切，中国士大夫历来就有举贤不避亲亦不避仇的传统。”说明胡适主张民主与自由、宽容异己，正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体现，根本就不需要从美国引进“民主”与“自由”来救中国。所以，我们认为，如果“新文化运动”走中国人自己的路，发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决不会出现今天这样的混乱局面。
三
一般人认为：鲁迅忠于革命，胡适忠于改良。我们认为：胡适主张“宽容”，鲁迅主张“打落水狗”，“一个都不宽恕”；也就是说，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胡适主张“改良”，鲁迅主张“扫除”。可以看出，胡适与鲁迅虽是同时代人，显然是两个不同国度里的人。所以，毛泽东高度评价鲁迅，而且到文化大革命中，鲁迅成了惟一能与马恩列斯毛并列而绝对碰不得的人物。相反的，贬胡适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而胡适反对共产党、追随国民党，并坚持以“民主和自由”来改变国民党，走“改良”的道路。解放后，政府将鲁迅的文章列入学校学生必读教材，并出版《鲁迅全集》；胡适的文章不但不准列入学校教材，且禁止出版有关胡适的文章，特别是在1954年对胡适开展了一场全国全民的大批判。
胡适对毛泽东是了解的，据龚育之记忆，他说：“在北平解放后不久，曾从清华大学地下党内的同志那里听说，在围城时地下党曾经向胡适做工作，希望他不要走，留下来，请他做北平图书馆馆长。胡适没有接受，还是走了”（《毛泽东说：可叫胡适当个图书馆长》）。有人问：如胡适真的留下来，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其实，这是一件不存在的事，因为胡适是不可能留下来的，如果他留下来，那就不是胡适了。我们可以找出一个类似于胡适那样经历的人，选择了与胡适不同的道路，而他的命运又是如何呢？这样的一个人就是翁文灏。谢泳在《胡适研究二题》中介绍说：翁文灏本来是一个学者，他在40年代末曾做过国民政府的行政院长，也是当时新华社公布的战犯之一，位列第十二位。他的小儿子抗战时在桂林牺牲；他的儿子中国著名的石油工程师翁心源，在1970年被连续批斗三天后，不幸落水而死，时年58岁。而翁文灏回国时，已经是62岁了，确有叶落归根的心理。谢泳说：“翁文灏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对于国家的感情是很深的，在他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许多美德。在做人这一点上，翁文灏可以说是中国读书人的一个楷模。……这面的态度是“必须划清界线，谴责蒋介石反动集团”。而这一点对于像翁文灏他们那样的人来说，是最难以接受的。……翁文灏是一个非常正派的人，他曾在国民政府为国家工作，一身清白，在那样腐败的时代里，像翁文灏这样的人实在不多见。对于翁文灏来说，自责无论多过，都是可以的，但他们有他们的道德底线，就是不能随意责骂别人，不能说没有根据的话，不能说昧良心的话。”据说对于回国的翁文灏，从来就没有信任过。1953年底到1954年初，北京选人民代表时，翁文灏又被取消了资格，收回了他的选民证，连选举权都没有。谢泳说：“翁文灏的命运是这样，我们还可以想胡适留下来的结局吗？胡适那个没有走的儿子胡思杜是跳楼自杀了，其他我们还说什么呢？看来还是胡适这个人对历史有眼光，有判断力”
综上所述，胡适和鲁迅的问题困扰人们整整一百年，人们应该很清楚了。胡适和鲁迅虽是同时代人，似乎是生长在两个不同的国度里：鲁迅是生长在马克思主义国度里（毛泽东高度评价鲁迅），胡适是生长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蒋介石的国度里（毛泽东贬胡适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根据邓小平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说明胡适走的道路是对的；鲁迅虽经毛泽东高度评价，但其所走的道路却是错误的，从新文化运动一开始就应该走中国人自己的路。邓小平提出的理论，就是要摒弃走苏联的路，就是要建设中国人自己的社会主义。所以，殷海光在《胡适思想与中国前途》中说：“只有胡适思想在中国普及，中国人才有办法，中国人才能坦坦荡荡地活下去，中国才有起死回生的可能。”我们认为，也只有这样，中医才有振兴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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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古翻案风！ 没明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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