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都中医药大学临床医学院中医94级 吴田兵 提 要：探讨“虚则补其母”的偏误，指出其产生原因在于五行学说自身的局限性，而这种局限性又因受自然哲学的影响，故提出当用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思想完善五行学说，以便更好地指导中医临床实践。关键词：虚则补其母 偏误 1 溯源“虚则补其母”出自于《难经·六十九难》，指按五行相生的规律，我脏有病见虚，当责之于母脏之虚，因此治疗时须补生我之母脏。它导源于《素问·玉机真脏论篇》：“五脏受气于所生……。”所谓“受气于所生”，即“母病及子”，为“虚则补其母”的病机依据。可见，“虚则补其母”是按五行相生规律得出的临床治则。 2 判道这一治则从五行学说相生规律中得出后，就一直作为五行学说的一部分指导中医临床，如《局方》参苓白术散体现培土生金法，《证治准绳》养心汤体现补肝养心法，《医极》杞菊地黄丸体现滋水涵木法等，都说明其相对合理性。但因历史文化条件的时代限制，其偏误也同样显而易见。 21 张仲景实践真知，另辟蹊径《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中云：“夫肝之病，补用酸，助用焦苦，益用甘味之药调之。”这可以说是仲景在长期医疗实践中得出的肝虚治验棗补肝扶脾助心，这一治法体现在《金匮要略·血痹虚劳病脉证并治》用酸枣仁汤治肝阴不足的虚劳虚烦中，方以枣仁之酸直达肝所，为“补”，枣仁炒用则取其焦苦入心，为“助”，茯苓、甘草之甘入脾，为“益”，佐以知母清虚热，川芎理血疏肝，共奏补肝虚除劳烦之效。此方并未因“虚则补其母”而滋水涵木，同样达到补肝虚的目的。无独有偶，仲景在《伤寒论》第177条(宋·林亿版本)的炙甘草汤证也未宗“虚则补其母”去补肝养心，而是依《灵枢·邪客》中宗气“贯心脉而行呼吸”的观点，从补脾运谷强宗气角度出发，重用炙草，合参、枣强宗气达复脉之效。这些从临床实践中总结的各种补虚之法与“虚则补其母”相对照，则后者的片面与偏误就显而易见了。 22 李杲脾胃学说别释“母”意《脾胃论·脾胃盛衰论》有这样一段论述：“脾胃脉中见浮大而弦，其病或烦躁闷乱，或四肢发热，或口苦舌干、咽干、饮食不节，劳役所伤，以致脾胃虚弱，乃血所生病，主口中津液不行，故口干咽干也。病人自以为渴，医者治以五苓散，谓止渴燥，而反加渴燥，重竭津液以至危亡。经云‘虚则补其母’，当于心与小肠中补脾胃之根蒂者，以甘温之药为主，以苦寒之药为使，以酸味之药为臣佐，以其心苦急，急食酸以收之，心火旺则肺金受邪，金虚则以酸补之，次以甘温甘寒之剂，于脾胃中泻心火之亢盛，是治其本也。”综合其意：饮食劳役使脾土虚损，不能为胃行其津液，津不上承而见舌干咽干；脾失运化，气血生化无源，阴血虚少，内生虚热而见烦躁闷乱、四肢发热，病本在脾胃，故以甘温补虚为主，病标在心与小肠，故以苦寒泻心火之亢盛。这里虽援引了“虚则补其母”作论据，但显然与《难经》之本意已有出入，如果依病本在脾胃，补母则应补心火，但李氏明确提出“于脾胃中泻心火之亢盛”，李杲这里旨在说明“四脏之病，治脾为先”，脾为后天之本的观点。况《灵枢·五味》云：“五脏六腑皆禀气于胃”，后世有“土为万物之本，脾胃为五脏之母”之说，因此，李氏引“虚则补其母”是把“母”释为人体后天之本棗脾土。综上所述，李杲依据自己的心得，已把治虚之补法推到不仅补生我之脏更要补脾为治，这也正是“虚则补其母”的偏误之所在。 23 火位衍转的突破脾土之虚，不离乎气与阳，但临床上依“虚则补其母”而补心阳却难以暖脾土而治虚，因此前贤们便开始寻因究途。自王冰提出“君火以明，相火以位”后，火分君相开始，并逐渐由此运用于人身演化为人体之火，首见于钱乙《小儿药证直诀》，他不仅提出“肝有相火”，而且把《金匮》肾气丸按王冰“益火之源以消阴翳，壮水之主以制阳光”的观点化裁为六味地黄丸，这一加减变化便蕴寓了“桂附所益之火在肾”的深意。刘河间直截了当地指出“心为君火，肾为相火”，但他的相火是定格在病理范围内的，真正把相火归于肾的生理功能是由张景岳完成，他在《类经图翼·真阴论》中指出：“命门之火，谓之亢气；命门之水，谓之元精。”至此，心火向肾火的衍转得以完成(至于后世赵献可、陈修园、张路玉等所谓命门真火之说，其实与张景岳一样是指肾气、元气的功能，只是争执于命门的定位罢了)。这一火位衍转突破了“虚则补其母”的束缚，使“补肾阳以暖脾土”的治则在理论上得以确立，典型的如《证治准绳》中治五更泻的四神丸。由此不难看出，“虚则补其母”是从五行相生规律中得出，但却不能以此按“心火生脾土”来指导临床治疗，也体现了这一治则的偏误。以上仅为历代医家叛道于“虚则补其母”的三个例子罢了，“虚则补其母”对临床补虚治则不能加以涵盖所体现的偏误已可见一斑。 3 析因 31 哲学五行学说的唯心性哲学五行学说中“相生、相胜”是儒家代表人物董仲舒以“天命论”加以神化而确定产生，比如他认为木、火、土、金、水为“天次之序”，不可改变，可见五行学说引入中医学时已在朴素唯物主义上深深蒙上了神学唯心主义色彩，〔1〕使它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客观现实世界，因此用以认识客观世界时，在一定程度上容易陷入主观的误区。 32 中医五行学说的抽象性中医五行学说是引入古代哲学五行学说并结合中医学特点而形成的。它并不是中医临床实践的感性认识上升而成的理性认识，也不是具体到抽象的归纳，而是抽象到抽象的借用性演绎，它违背了“具体棗抽象棗具体”的方法论辩证思维，因此，其中必然含有主观臆断的非科学成分。 33 中医五行学说认识论上的局限性五行学说以五行特定属性和它们之间特定的关系解释整个世界所有事物的属性和相互联系，在一定程度上抹杀了事物的不同属性和事物之间的多维联系，违反了认识论中特殊与一般的辩证关系。比如火的属性，凡具有温热、升腾作用的事物皆归属于五行之火，心阳主温煦而属火故心属火，而肾阳也具温煦五脏的作用，而且从临床意义上看肾阳之温煦更具代表性，但却归属于完全相反属性的水，显然以五行特定属性对所有事物属性加以概括，含有主观和牵强的成分。以上五行学说自身的局限性便是“虚则补其母”偏误的根源所在。 4 突围五行学说的局限性是因为受传统哲学棗五行学说这一自然哲学的羁绊，我们必须以辩证唯物主义这一先进的哲学思想加以完善。 41 实事求是从方法论上必须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唯物观。以“虚则补其母”为例，我们对“补心阳暖脾土”必须放入临床实践中加以检验，发现并不能奏效，则抛弃，并总结出“补肾阳以暖脾土”加以完善补充。只有从实践感性中得到理性认识再放入实践中去伪存真，才能真正地不断接近真理，指导中医临床。 42 多维相关从认识论上必须坚持“事物间多维相关”的辩证观。仍以“虚则补其母”为例，见肺虚咳嗽，决不可仅套用培土生金，还应看到肺与它脏均相关并存应多维联系。况补土有补脾阳、补脾气之法。又如补肾有滋水清金、纳肾补肺之法，甚至还应跳出五行本身，从临床不断总结，更深层次地挖掘其它行之有效的治法。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不偏不倚，总结实践，理出真知，在临床上做到辨证得心，施治应手。 5 展望对中医来说，早期若没有哲学五行学说等自然哲学的指导，就难以与宗教迷信相较量而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但当自己体系成立以后，不从自然哲学中抽脱出来，引入先进哲学，就必受其羁绊。正如孟庆云所言：“随着科学和社会的发展，中医学中所恪守的原则也必须有所改变。”〔2〕在二十世纪末的今天，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思想将也必成为中医学的理论基础，五行学说只有在这一熔炉中重新铸炼，加以完善，去伪存真才能适应现代中医学的发展。我们环眺国内，可以看到诸如邓铁涛主张以五脏相关学说代替五行学说、〔3〕张维耀主张以制化相关假说取代五行学说〔4〕等中医学术革命的闪光点，愿它以燎原之势，掀起二十一世纪新中医革命的浪潮! 参考文献1、4 张维耀中医的现在与未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188、2272 孟庆云中医理论渊薮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1883 邓铁涛略论五脏相关取代五行学说邓铁涛医集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5；16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