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章来源：南京大学哲学系 作者：肖卫国 《胡适对中医究竟持什么态度》①一文，以科学的名义激烈批评中医，宣扬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多年以来颇有影响，然而，此文所体现的治学态度却与科学背道而驰，论述中的逻辑大有问题。作者主要以胡适对中医陆仲安的态度，来评判胡适对中医的态度。作者声称“仔细检阅了胡适的日记、书信和文章”，还“列举胡适批判传统中医的言论”，作为其评判胡适态度的依据。但是，笔者在深入研究有关文本以后，发现作者得出的结论过于草率，特撰文商榷。 一、作者的逻辑 1．宣判胡适的言行无效 胡适在1920．1921年间请中医陆仲安为其治病，并在1921年3月30日的《题陆仲安秋室研经图》?75。6中高度赞扬陆仲安的医术，在5月24日的日记中承认陆仲安治愈了自己的病。【2】胡适的弟子、史学家罗尔纲据此认为，胡适相信中医。Ill75培o，145‘147作者却声称，他在“仔细检阅了胡适的日记、书信和文章以后”，得出了与罗尔纲“完全不同的结论”。 可是，作者又不得不承认，胡适当时不但在言论上赞扬和承认陆仲安，而且在行为上对陆仲安治愈自己的疾病表示承认和感谢：“1921年上半年，胡适的确对陆仲安治病表示过谢意，除了题研经图外，此后不到3个月里，他还二次登门访陆仲安：一次是送衣料谢他，另一次是代人问病。” 作者陷入了自相矛盾，还有什么比胡适上述言行更能表达他对中医陆仲安的信任呢?为了摆脱困境，作者竟然认定当时的胡适言行不能当作他相信中医的证据——胡适在1921年赞扬陆仲安、承认和感谢陆仲安治愈自己疾病的言论和行为，是因为无知和非理性——因而不能作为评判胡适真实态度的证据。作者说：胡适患病迁延数月，颇有些厌烦情绪，连服陆仲安的药方三个多月，到题研经图时“我的病现在竞好了”，可见他很高兴。胡适是宽厚的人，对朋友感情用事，对医生产生好感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不能苛求那时的胡适，就能对自己的病愈和服陆的药方之间有无因果关系作理智的思考，何况他又不是医学家。 作者的理由很难令人信服。首先，胡适信不信中医与他是否懂得医学并无必然联系。其次，如果说胡适1921年赞扬、感谢和承认陆仲安是因为胡适生性宽厚，那么，宽厚的胡适怎么可能如作者所说的那样，在1961年前后“彻底否定”陆仲安呢?要知道，那时候陆仲安已经去世10年左右叫，他生前为胡适、胡适的夫人以及孩子们诊治疾病，长达22年(1920—1941)之久②。除非作者能够证明胡适后来变得不太宽厚了。不过，宽厚与否是指一个人的性情，它比这个人的态度更稳定，更难改变。既然作者断定胡适40年间对中医一直持反对的态度，他就更没有理由认为在此期间胡适由宽厚变得不太宽厚了。最后，如果说胡适1921年相信中医是因为胡适不能做出理智的思考，那么一年以后，胡适主动请陆仲安诊治，并承认陆的药方有效，是不是因为胡适仍然不能做出理智的思考? 作者把胡适1921年相信中医归结为胡适一时的非理性，他却在文中详细引述了胡适1922年11月间的日记，丝毫不觉得自己这么做有什么不合适。那时胡适因病再度请陆仲安诊断和治疗，并承认其疗效。这是胡适相信中医的又一条证据。胡适一年多后还相信中医，表明他不大可能像作者所说的那样，是因为一时的糊涂才相信了中医。 2．曲解胡适的言行 作者悄悄地向后退缩，他差不多否定了自己先前的立场，默认了当时的胡适相信中医。不过他坚持认为，那不是胡适的真实态度，因为它是胡适不理智的结果。他现在关心的是胡适如何从感性和非理性中走出来，怎样理智地怀疑甚至否定陆仲安。作者说：在他1922—1923年生病的日记中，就只有一处陆仲安把肛瘘误作痔疮的纪录了。1925年，孙中山先生患肝癌，药石无效，鉴于陆仲安为胡适治病的名声，有人推荐让陆去试试，但恐中山先生拒绝，乃推李石曾请胡适前去进言。初胡适托辞不就，后因众人挽救国父心切，他不得不前往。开始中山先生婉拒，胡适考虑到陆已在侧，只是说“不妨一试，服药与否再由先生决定。、”这说明他对陆仲安并无信心。 能不能把胡适这些言论和行为理解为胡适怀疑甚至否定陆仲安的证据?不能!胡适在1922年7月16日的日记里记载了前一天“陆仲安来诊看”，把肛瘘误作痔疮(胡适，1985：404)。如果这就表明胡适怀疑陆仲安的话，那么，如何解释胡适4个月后(11月)又主动找陆仲安治病? 胡适在孙中山面前劝试陆仲安，这一行为本身说明胡适相信陆仲安，而不是怀疑陆仲安，更谈不上否定陆仲安了。胡适若是不信陆仲安，他怎么可能向坚决不信中医的孙中山推荐中医陆仲安呢?不过，作者特别指出了：胡适本来是不愿意的，只因为拗不过众人的劝说，才去劝说孙中山试试陆仲安的。作者又一次应用胡适的非理性作为理由。事实上，胡适非常讲究原则，他不愿意做的事情，别人劝也没有用。蒋介石多次劝他人阁组党，他每次都拒绝。【31他的好友的女儿求他到教堂为她举行婚礼，被他严词拒绝，说“这件事违背我的原则，我决然不做。”1 胡适在孙中山面前说“不妨一试，服药与否再由先生决定”，这句话也不能作为胡适否定陆仲安的证据。胡适相信陆仲安，并不意味着他相信陆仲安包医一切疑难杂症。在孙中山病情危急、西医已经束手无策的严峻情况下，既然大家都抱着试一试的心态，请求胡适劝说孙中山试看中医，胡适自己怎么可能会信心十足呢?我们可以把胡适这句话理解为他当时“对陆仲安并无信心”，却不能像作者一样，由此暗示胡适怀疑甚至否定陆仲安，不然，我们就可以得出胡适怀疑甚至否定一切医生的结论，因为当时请任何医生都只能是试一试了。 总而言之，不能像作者一样，把胡适记载陆仲安的误诊、胡适在孙中山面前推荐陆仲安时所说的话，当作胡适怀疑甚至否定陆仲安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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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冒充胡适的判断 作者认为，胡适晚年的辟谣是对陆仲安的“彻底否定”。那时谣传陆仲安曾经在1921年和1922年治好过胡适的慢性肾脏炎和糖尿病。胡适说他一生没有得过这些病，当然没有陆仲安治愈他这些病的事，所以他听到这些谣言后非常气愤。为了分析的方便，我们依据作者在文中提供的有关胡适辟谣的言论，排列 (2)1958年，胡适说他曾见过陆仲安“治愈朋友的急性肾脏炎，??(慢性肾脏炎是无法治的，急性肾脏炎，则西医也能治疗)。” (3)胡适听到谣言后，说：“造此谣言的中医，从不问我一声，也不问陆仲安，竟笔之于书。此事真使我愤怒!” (4)1961年，胡适说他1920—1921年的病是“小病”，他说：“在三十多年前，我曾有小病，有一位学西医的朋友，疑是慢性肾脏炎，后来始知此友的诊断不确。如果我患的真是此病，我不会有三四十年的活动能力了。我并未患过此病。” 胡适否定了陆仲安的什么呢?胡适否定了陆仲安的医德?还是否定陆仲安的医术?胡适否定陆仲安给他治疗糖尿病这件事情的存在，却没有否定陆仲安的医德，他不认为谣言是陆仲安造的；胡适否定中医能够治疗慢性肾脏炎，却没有“彻底否定”陆仲安的医术，他至少承认陆仲安能够治愈急性肾脏炎。可见，胡适并没有“彻底否定”陆仲安。 可是，作者却仍然认定胡适“彻底否定”陆仲安。作者怎样得出这个明显有悖于事实的结论呢?他抓住“在三十多年前，我曾有小病”这句话大做文章，他要证明：胡适认为这场“小病”不是陆仲安治愈的，而是因为自愈。作者的推理是这样的： 1961年，胡适说他1920—1921年的病是“小病”。所以，胡适认为他1920—1921年的病是自愈的(不是陆仲安的功劳)。这个推理是一个缺少大前提的三段论。这个大前提就是：胡适认为凡小病都是可以自愈的，或者，胡适认为1920—1921年那场“小病”是自愈的。作者没有能够从胡适1958—1961年的言论里找到这个大前提。胡适并没有说过，他1920—1921年那 1961年，胡适说他1920—1921年的病是“小病”。 2001年，作者分析表明：胡适1920—1921年的“小病”是自愈的(不是陆仲安的功劳)。所以，胡适认为他1920—1921年的病是自愈的(不是陆仲安的功劳)。 二、作者的态度 1．违背态度评判的方法论原则 作者本来要借助胡适的言行，来证明胡适不相信中医，然而他所列举的上述胡适言行，却不支持他对胡适态度的判断，反而对他的判断不利。我们为什么要反复运用胡适的言行来查验作者对胡适态度的评判呢?因为我们只能依据胡适的言行来估判其态度。 一般说来，态度主体的态度与其言行之间，并不一定具有一致的关系。这是因为，他的态度，可以表现出来，也可以不表现出来。他可以正面地表现他的态度，也可以刻意掩盖自己的真实态度。 我们却只能依据态度主体的言行，来评判其态度。如果态度主体的态度不表现出来，那就只有他自己知道，其他任何人都无从谈论其态度。因此，我们只能谈论他表现出来的态度。而唯有他的言行，可观察的言论和行为，才是他态度的表现手段。当然，依据态度主体的言行评判其态度，要冒一定的风险，因为他可能隐藏自己的真实态度。可是，依据言行来评判态度，总比不依据言行来评判态度，来得可靠。不依据言行来评判态度，要么是仅凭评判者的任意想像，这其实是空无所依；要么是依据态度主体的其它特征，例如态度主体所属的群体特征，来进行评判，不过，此时不过是间接地依据态度主体的言行罢了，因为，态度主体的任何可观察的其它特征，终究是其言行的派生物。总而言之，依据言行来评判态度，是态度评判的一条根本原则。 由于胡适已经去世，他的态度就只能通过他的言行的历史记录表现出来。既然如此，我们在评判胡适态度时就要坚持一个方法论原则：评判胡适的态度必须依据而且只能依据他的言行的历史记录。可是，作者评判胡适态度的时候，恰恰违背了这一方法论原则，这是作者最根本的错误。乍看起来，作者是在运用胡适的言行来评判胡适的态度，然而，他实质上只是利用胡适的言行作为证据，来支持自己的先人之见。作者违背上述方法论原则的第一个表现就在于此。为了支持自己的判断，作者往往只选择有利于自己判断的胡适言行。然而，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即便作者有所选择，胡适的言行却仍然难免和作者的判断相悖。在这种情况下，作者不但不修正自己的判断，反而在证据上动脑筋。他想方设法消除与自己判断相冲突的证据，例如宣判胡适的言行无效；对那些并不支持自己判断的胡适言行进行曲解，使之显得有利于自己的判断；甚至干脆置胡适言行于不顾，另起炉灶，用自己的判断取代胡适的判断，用自己的态度冒充胡适的态度。 作者违背上述方法论原则的第二个表现，是他评判胡适态度时常常置胡适实实在在的言行于一旁，置实实在在的现象于不顾，非要虚构一个没有发生的、甚至与实在情形相反的情形，认为这一虚构才应当是胡适合乎理性的、真实的言行，并把它作为评判胡适态度的依据。胡适在孙中山面前劝试中医陆仲安，作者猜测这一劝说行为是因为胡适碍于情面，是因为“考虑到陆已在侧”。胡适赞扬、承认和感谢陆仲安，作者却把它归因于胡适因久病而厌烦，因病愈而高兴，因高兴和生性宽厚而对陆仲安产生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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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错误的理解态度 作者对态度的理解也失之偏颇，甚至错误。他没有考虑到胡适对中医可能存在着双重态度，拒绝承认在长达40年左右的时间里胡适的态度可能发生了改变。此外，他预设了胡适只有一个真实的态度，以为真实的态度就是基于正确认知的态度，并且把情感排除在态度的构成之外。作者所列举的胡适言论和行为，有些似乎支持作者的判断，即胡适不相信中医。例如，胡适在1934年支持傅斯年批评中医。按理说，面对相互冲突的证据，我们应该考虑胡适对中医的态度可能不会过于简单。如果相互冲突的证据出现在同一个时期(共时)，我们就要考虑胡适对中医是否存在着相互冲突的态度；如果相互冲突的证据并非同时期发生(历时)，我们就要考虑胡适对中医是否存在态度改变。 然而，作者没有考虑到胡适对中医可能存在着双重的、矛盾的态度，他把胡适批评中医理解为胡适不相信中医的重要证据。其实，胡适对中医的态度并不是简单的信与不信，而是一个双重的复杂态度，既相信中医，又批评中医。早在1923年4月，胡适就对自己为什么既看中医又不主张中医作出解释。Ⅲ1 1年之后的1934年秋天，前后22天的时间里，胡适在自己主编的《独立评论》上转载和发表了傅斯年的《所谓“国医”》和《再论所谓“国医”》，支持傅斯年批评中医。然而，就在这一段日子当中，胡适在日记里却高度赞扬了中医陆仲安。。由此可见，胡适对待中医的态度是一分为二的。罗尔纲也注意到了胡适对待中医的矛盾态度，并且做了类似解释。可是，作者不仅不予以重视，反而批评罗尔纲“缺乏科学精神”，指责罗尔纲的解释为臆测，讥讽罗尔纲“抓住一点、不及其余。” 胡适对待中医的矛盾态度大致体现为：作为内隐态度，胡适相信中医；作为外显态度，胡适又批评甚至反对中医。社会心理学认为，矛盾的态度表现为态度主体的内隐态度与外显态度之间的不一致。前者是无意识的、自动化的态度，源于先前根深蒂固的价值观或习惯；后者是有意识的态度，是态度主体基于新的价值观，或者迫于社会压力等而刻意改变习惯的结果。 有理由认为，相对于批评中医的外显态度而言，胡适相信中医的内隐态度要明显占上风。由于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所担当的特定社会角色，社会压力迫使他站在批评中医反对中医的立场上。即便如此，他却仍然顶着风头，屡次“逆潮流”看中医。即使他自己后来不看中医了，也任由妻儿继续看中医。不要以为这是胡适的自由主义思想所致。因为，对于当时反对鬼神迷信的社会潮流，胡适不仅大力推崇，身体力行，也极力阻止家人相信鬼神巫术Ⅲ。 作者也不承认胡适对中医的态度有什么改变，他至少认为胡适自新文化运动以后就不相信中医。作者并不是没有考虑过胡适的态度改变。他发现“胡适对陆的态度前后不同”，理由是胡适1921年赞扬陆仲安，1961年又辟谣说没有陆仲安治疗他慢性肾脏炎的事情。不过，作者随即否定了胡适存在态度改变，认为胡适1921年相信中医陆仲安，是胡适不懂医学以及非理性的结果，因而不是胡适的真实态度，胡适的真实态度其实一直没有改变。 作者否定胡适态度改变的第二个原因，是他忽视了胡适在长达40年左右的时间里对同一场病的严重程度的不同态度。胡适在1961年把40年前那场病说成是“小病”，可是当年那场病轰动全国，胡适那时候显然把它当作大病。。正因为忽视了胡适在不同时期对同一场病的轻重程度的不同态度，作者才试图用胡适1961年的言论去“证伪”胡适1921年的言行，以表明胡适的真实态度是不相信中医。为什么作者即便依据胡适言行来评判胡适态度，依然得出偏颇甚至错误的结论?除了作者的偏见以外，还因为他预设了胡适只有一个本质意义上的真实态度。胡适1921年对中医的态度算不算胡适的态度?作者认为不算。作者同样认为，1922年胡适对中医的态度也不算胡适的态度。可是，胡适什么时候的态度才是他的“真实态度”呢?其实，人的心理表征是情境相关的，情境中的各种因素总是影响着心理激活的模式，因而，把态度看作是独立于情境之外、预设一个“本质”的态度，并把它当作是唯一真实的态度，是不合理的。无论是什么时候的态度，只要这种态度是充分依据胡适的言行得出来的，就都应该算作胡适的真实态度。 进一步，作者错误地认为，真实的态度就是基于正确认识的态度。在他看来，胡适信了中医，那是因为胡适认识上存在着错误，所以不能当作胡适的真实态度。其实，一个人的态度固然与他的认识密切相关，态度的存在却与他认识的正确与否没有关系，错误的认识～样可以成就他的态度。即便我们可以对态度做出对与错的区分，也不可以把态度的对错与态度的真假相混淆。可是，作者却把(他认为)错误的态度等同于不真实的态度。 作者最为明显的一个错误，是把情感排除在态度的构成之外。他之所以多次声称胡适感晴用事，那是因为在他看来，情感不算态度的构成部分，唯有理智地思考过的认识才能称作态度。固然，这里谈论的主要是相信与否，涉及的是信念，属于认知的层面，可是，态度毕竟是认知、情感和行为等倾向的统一体，而且主要表现为态度主体对于态度对象的喜欢与不喜欢。作者仅仅从认知的层面来理解态度，忽视了态度的情感维度，显然是错误的。 三、胡适对中医陆仲安的态度 当然，作者得出错误的结论，与他遗漏了很多重要史实也大有关系。这些史实恰恰见于胡适的日记、书信和文章之中。例如，上述胡适1923年4月7日的日记明确表明胡适对中医的矛盾态度，如此至关重要的言论，作者却完全没有提及。 作者在文中只提到了胡适1920—1923年间看中医陆仲安的一些史实，以至于这篇文章的收录者以为“胡适请中医治病是他年轻(30岁)时候的事”(方舟子，2007：117)。事实上，陆仲安为胡适看病远远不止1923年之前那么几次。陆仲安后来几乎成了胡适一家的家庭医生，他为胡适一家治病，常常是“赶着前来的”(罗尔纲，2006：75)。仅仅依据胡适的日记和书信，胡适一家请陆仲安看病，从1920年到1941年，历时22年之久。 胡适对陆仲安的评价一向很高。胡适的日记和书信记载过陆仲安的误诊，也曾谈到过他医治无效的时候①，却从来不曾影响胡适对陆仲安的信任。胡适甚至赞扬过陆仲安的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1934年9月7日，胡适在日记里说： “我倒是相信，搞科学的人正是通过大胆而有控制地试验，才找到新的方法。还没有一位中医像陆仲安那样愿意做试验并服从试验(的结果)。” 上一页 [1] [2] [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