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章来源：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 作者：郭霞珍 王玉川教授为人谦和儒雅，平时言语不多，他对中医理论研究之深，对中医学术评析之严谨，不是一般学者所能相比，其文章笔锋犀利，思想敏锐，分析入理，展示了一代国医大师的风范，现将他的学术思想作一探讨分析。 1 承古而不泥于古，立足于创新 王玉川教授1941 年师从于当时的中医名家戴云龙先生，并得到著名医家陆渊雷先生的指教，学成后在当地行医，并从事中医教育。20 世纪50 年代经南京中医师资班培训后，奉卫生部调令来北京中医学院工作，一直潜心于《黄帝内经》的教学和研究。1959 年—1963 年在他的主持下，当时的北京中医学院主编了全国中医院校教材第1 版、第2 版《内经讲义》。王玉川教授在中医基础理论方面的研究有很深的造诣，治学严谨，作了大量的笔记，发表了几十篇文章，字里行间都反映出“承古而不泥于古，立足于创新”的学术思想。 1999 年在中医防治疾病的研究中，王玉川教授提出: “创新是硬道理，是科学技术的生命线。”他认为，任何一门科学，如果满足不了社会发展的需要，就只能走上日趋消亡的道路。正如王永炎院士所说: “囿于原有的医学模式，恪守固有的理论体系和具体的治疗措施，顺其自然地进行，这已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和人类卫生保健的需要，必须站在原有体系之上，洞察医学发展的趋势……把继承发展创新统一起来，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医学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以王玉川教授对“三阴三阳”的研究为例［1］，20
[1] [2] [3] [4] 下一页 文章来源：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 作者：郭霞珍承古而不泥于古，注重创新，是贯穿王玉川教授研究中医理论的一条主线，处处可以见到。比如在“同证异方”的研究中，他提出“有是证用是方”的原则是不对的。虽然“有是证用是方”的方证对应关系都可以得到解释，但是这些解释无一不是建立在“以方测证”，即根据方药性味功能推测出病理状态这一方法的基础之上。在方药功能固定的前提下，以方测证的结果当然百分之百符合方证相对的原则。然而，现代研究告诉我们，任何一味中药都含有多种有效成分，因而它们的药理作用也往往是多方面的，在机体不同状态下就会呈现不同的功能，单味药如此，复方则更为复杂。所以，“以方测证”本身就不是正确可靠的唯一的科学方法。如果我们停留在“方证相对”和“以方测证”的水平上，那么就永远也不会有所发现、有所前进，方证之间相互关系的谜团也就永无解开之日，中国医药学的现代化也将遥遥无期。对学术研究中的问题，能大胆的进行质疑，体现了一个学者最优秀的品质。 在中医理论体系的研究中，他针对“辨证论治是最具中医特色”的观点提出质疑［2］。认为多年来众多学者视辨证论治为中医特色的重要标志的提法是不合适的。首先，辨证论治的统治地位是在牺牲了“同方异治"的宝贵经验、扼杀了寻找广谱有效方药的热情之后才取得的; 其次，辨证论治的辉煌成就使人们的思维陷入永恒不变的公式之中，从而在坚持突出中医特色口号下，中医的理论教育和临床以及科研工作，也只能在辨证论治的圈子里打转，与创新的客观要求越来越远。那种认为辨证论治可解决一切、遇到问题只要遵照这个体系去做就都会迎刃而解、如果解决不了只能怨自己没有掌握好的思想“是一种现代迷信”。将一个完备的体系作为特色而一心加以突出的做法，实际上是一个只求稳定不求上进的表现。因此，将辨证论治作为中医特色的提法，是背离唯物辩证法的形而上学，是套在中医工作者头上的紧箍咒，对中医学术的发展有百害而无一利，必须予以废除。只有突破这种保守思想的束缚，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中医，中医学才能有所发展。同时他还提出辨证论治不是中医的专利，中医学与西医学的理论和技术相互之间有着很大的差别，但是也有不少相似或相同的东西。比如，西医心肺复苏术急救时的口对口人工呼吸和心脏体外按摩，与东汉时代张仲景《金匮要略》收载的缢死急救术有着惊人的一致; 而古希腊希波克拉底的学说，在辨证上强调地区、气候、生活方式、职业、年龄、言谈举止、沉默、思想、睡眠、做梦特点和时间、胆量、涂画、哭泣、大便、小便、吐痰、呕吐、出汗、寒战、畏寒、咳嗽、喷嚏、打呃、呼吸、腹胀、安静或喧闹、出血及痔疮等多方面的信息，在论治上采取“寒则热之，热则寒之，以偏救偏”等治法，亦与中医学辨证论治十分相似。此外，西医学里的“鉴别诊断”以及对同一个病人必须视情况不同而选用不同的治疗措施，给药方面要考虑服药时期( 时效关系) 、剂量大小( 量效关系) 等原则，亦是辨证论治的体现。因此，把辨证论治当作中医学独有的特色是不对的，值得讨论。王老在学术研究上的这些观点对我们当前的研究仍然深有启示。 2 创新而不废古，继承中求发展 王玉川教授积极创新以求发展的观点，并不是建立在废古的基础之上，而是强调创新而不废古。他自己不仅熟读中医经典医著医论，而且博览群书。他常说作为一个学者，所以能著书立说成一家之言，就不能没有一点可取之处，有价值的材料并不妨碍他做出荒唐的结论; 反之，一篇文章做出了荒唐的结论，也不等于其中没有一点有价值的材料。因此，对于古代的文化遗产，应该采取审慎的态度，既要批判其唯心主义的虚构，又要吸取其合理的内核。 比如在五行学说的研究中［3］，他首先对经学五行与医学五行进行甄别，并给中医学的五脏五行说以高度的评价，认为五脏五行说引入中医学后，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再坚涩难懂，实用价值亦较高。虽然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难免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陷和不足，却毫无疑问地蕴含着丰富的医疗经验，应当运用现代科学知识和 在体质学说的研究中，他高度评价《内经》“阴阳二十五人”的体质学说在医学科学上的重大意义。他认为由于历史的局限，阴阳二十五人体质类型学说的某些具体内容，虽然还有不够准确、不够完备的地方，需要进一步改进，但是迄今为止，在中外医学史上的一切体质类型学说，从古希腊的希波克拉底的气质学说，到苏联生理学家巴甫洛夫的神经类型学说，都没有能够达到像阴阳二十五人体质学说那样细致全面的水平。同时还指出，作为阴阳二十五人体质理论基础的“五行互藏”理论，在科学研究和临床实践中，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在“五行数”的研究中［4］，他指出，五行数用来描述标记万物元素论中五色、五味、五畜、五谷等与五脏的五行配属关系，未必跟实际相符，但是，这种力图运用五行数的方法来揭示包括人体在内的世界万物的统一性、规律性的思想，是难能可贵的，对于中医学理论建设具有重大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 3 坚持理论研究，注重临床实践 3． 1 以史为鉴，才能用好古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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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玉川教授作为一位中医学理论家为大家所熟知，但他对中医临床诊疗实践也深有研究。比如在临床传承教学中，他依据自己扎实的文献功底，常常从古典医籍中总结大量临床用药知识以示后人［5］。如从“同方异证”的学术角度研究仲景五苓散应用，分析对比了《医宗金鉴》《医方集解》《千金要方》和仲景原书的治证，指出“有是证用是方”思想的局限性。他说，五苓散在《医宗金鉴》治证有二，“一治水逆，水入则吐; 一治消渴，水入则消”; 在《医方集解》“通治诸湿腹满，水饮水肿，呕吐泄泻，水寒射肺，或喘或咳，中暑烦渴，身热头痛，膀胱积热，便秘而渴，霍乱吐泻，痰饮湿疟，身痛身重”，是取其利水渗湿之功; 而仲景书却在五苓散方后说“多饮暖水，汗出愈”; 《千金要方》中五苓散“主时行热病，但狂言烦躁不安，精采( 目光) 语言不与人主相当者……水服方寸匕，日三，多饮水，汗出即愈”，其取效之由，亦是“发汗”; 而北宋开宝年间高继冲进献的《伤寒论》在“伤寒叙论”一章中“若得伤寒病无热，但狂言烦躁不安，精气言语与人不相主，当勿以火迫，但以五苓散三二钱服之，可与新汲水一升或一升半可至二升，强之，指刺喉中吐之，随手便愈”，取效则由于涌吐。同一个五苓散，既可用来利水渗湿，又可用来发汗，还可用作涌吐剂，而《外台秘要方》收载的“深师茯苓术散”，其方所药物与五苓散相同，其主治证为“发白及秃落”，更是与仲景《伤寒论》五苓散的主治证全然不同，这决不是“有是证用是方”的方证相对说可以讲清楚的。 再如肾气丸，《金匮要略》既有以之利小便的，也有用之治小便反多的，如“虚劳腰痛，少腹拘急，小便不利者，八味肾气丸主之”“妇人病……转胞不得溺……但利小便则愈，宜肾气丸主之”“男子消渴，小便反多，以饮一斗，小便一斗，肾气丸主之”。这里“虚劳腰痛”“转胞”与“男子消渴”病种不同，“小便不利”“不得溺”与“小便反多”症状表现亦恰好相反。肾气丸的现代研究报告，则有治高血压、前列腺肥大、慢性肾炎、白内障、性神经衰弱、脑出血后遗症、糖尿病的不同; 动物实验有说降血糖的，也有说血糖升高的。王老依据上述分析进一步提出在理论上“有是证用是方”思想的局限性。可见，王老在理论研究的同时谙熟临床应用，教导我们后学之辈，不能一叶障目，要博览群书，才能用好古方。启发大家应用和研究时如何把握正确的原则和方法。 3． 2 强调实践、不离理论 王玉川教授在理论研究的同时从不忽视临床，尝言: “学习中医必须早临床、多临床，在临床实践中不断提高和发展这些能力。除此之外，直到现在还没有发现别的手段。”在平时他也是十分重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经常总结临床经验，将之提高，上升为理论，而后再应用于临床，每每取得良效。比如他提出，中医临床不应为方证相对所束缚，而应该勇于尝试，探索能治多病的方剂［6 － 7］。为此，他举“耆婆丸”和“芫花散”加以说明。“耆婆丸”方后所列主治病证有20 余条，并说“服药不过3 剂，万病悉除”; “芫花散”的主治多达30 余种病证。药王孙思邈在“芫花散”方后注云: 此方“始吾得之于静智道人，将3 纪( 12 年为1 纪) 于兹矣。时俗名医未之许也……其用药殊不伦次。”孙氏对该方赞赏有加，说“然比行之，极有神验……至于救急，其验特异。方知神物效灵，不拘常制，至理关感，智不能知……此其不知所然而然，虽圣人莫之辨也。故述之篇末，以贻后嗣好学君子详之。”孙氏按照传统理论研究了36 年，仍无法解释其方组成原理，临床应用又取得神奇的效验，使其感慨不已，并产生了将解开该方取效之谜的任务寄希望于后人的迫切心情。可见突破方证相对的束缚，勇于找寻一方多治的方剂，对于中医学的进步大有好处。他还举例说: 《千金要方·卷九上》治伤寒太阳病发热无汗而喘的麻黄汤，与同书卷二十五的还魂汤，都是由麻黄、桂心、杏仁、甘草4 味药物组成，方名虽异而用药则同，实际上是同一个方剂。然而，还魂汤的主治“卒感忤、鬼击、飞尸、诸奄忽气色、无复觉或已死绞、口噤不开”，与伤寒无汗的表实证毫无共同之处，其病因病机亦截然不同。何以能用药物组成完全相同的方剂来治疗? 《肘后方》“疗少年气盛，面生( 皮干) ( 百包) 方”，与《和剂局方》主治“感冒风邪，鼻塞声重，语音不出，或伤风伤冷，头痛目眩，四肢拘倦，咳嗽多痰，胸满气短”的三拗汤，都是用麻黄、杏仁、甘草3味药物组成，何以主治证如此迥别? 脾约麻仁丸，在现代方剂学里均依《伤寒论》所说，把它视作润下剂，说其功效为润肠通便，临床习用于虚人及老人肠燥便秘，以及习惯性便秘。然而，宋代名医以治学严谨著称的严用和，把它列在“水肿门”中，并说: “脾约麻仁丸，虽不言治肿，然水肿人，肾囊水光，不可行走者，三服神验。”又说: “此是古法今治，肾囊水光，只一二服，以退为度，不必利也。”针对这些方剂组成用量皆相同，而作用迥异，试之临床，又皆有大效的记载，王老认为其取效之机理，决非方证相对所能解释。为此，他结合自己临床应用验证，批评目前对古代方书中许多同方治异病的例子视而不见，批评把单味方治多种病症视作江湖医生的伎俩的看法，提醒应该重视单味方的疗效，即民间“单方一味，气死名医”之说。他认为与其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研究辨证论治规律，最后搞出许多令人眼花缭乱、莫衷一是的辨证分型，还不如研究同方治异证的机制，对实现中医现代化更有意义，更能做出真正称得上创造性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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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教育至上，治学严谨 4. 1 实事求是，严格治学 王玉川教授不仅在理论研究与临床实践中具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对中医教育和中医药人才的培养也十分重视。自调入北京中医学院后一直担任中医学的基础教学工作，在他的带领和主持下，当时的内经教研室编出了第1 套教材。在教材的编写中，王老亲自撰写书稿，目前还保留着当年字体隽秀的手稿和油印稿。他时时要求年轻教师要做到言之有理，强调“文以载道”，不仅自己做到用辞严谨，而且在审稿或批阅学生论文时也是精心认真。 在他的教学研究中向来以严谨著称，比如他在运气学说的教学中，指出学生学习时不能照本宣科，要有研究精神。比如在谈到张子和有关三阴三阳六气学说的学术观点时指出，张子和企图把《难经》阴阳六气说，与《素问》运气主时六气说合而为一，把两个不同学派在不同观点、不同方法支配下所做出的貌似相同而实际并不一致的六气的命名，如“厥阴风木”之与“少阳”，“少阴君火”之与“阳明”，“少阳相火”之与“太阳”，“太阳寒水”之与“厥阴”，以及“阳明燥金”之与“少阴”等等，按它们的时间座位，一一等同起来，并提出了一套对号入座的理由。粗看起来，似乎达到融会贯通、统一理论的目的。但是，它不是理论上的统一，而是把原来还比较清楚的概念，搞得面目全非，混乱不堪，使人如坠雾中，辨不出东西南北。因此，他认为中医学的整理工作，应该从澄清这些被搞乱了的理论入手，如果仅仅以校勘、训诂、注释等传统的老方法为满足，是远远不够的，应该把两者很好的结合起来［8］。同时，提出不论在整理中医各种不同学说的时候，还是在中西医结合工作中，都不能采用“对号入座”的办法，而必须要在弄清实质的基础上进行，否则非徒无益，而且有害。古今中外科学发展的历史表明，不同学派的理论，往往是事物不同方面的不同客观规律的反映，不能人为地强行调和。现代科学实验证明，不仅太阳物理、地球物理的物质运动是多种多样的，而且生物体内的生理活动节律也是错综复杂的，它们的盛衰周期也多不尽相同。因此，对于两种不同的三阴三阳六气学说，既然找不到足够的支持合而为一或否定其中之一的客观依据，怎么就不能设想为本来就是名同实异、同时并存的两种生理活动节律呢? 由此可见，他在中医理论研究中从不人云亦云，而强调动脑分析。 4. 2 甘为人梯，大爱无私 在学术上，王玉川教授素以严谨出名，对后辈学人却是宽容豁达并无私地传授着他的经验和体会。例如有位王老教过的学生，1962 年毕业分配到地方中医院校讲内经课，为了讲好此课，他返回母校，寻求帮助。当时王老就把在自己主持下历经一年写成尚未出版的《内经讲义》原稿交给这位年轻人作为编写讲稿的参考之用。当学生拿到这份原稿时，心情澎湃。直到现在回想起来还常说: “真是师恩难忘。”为了中医事业的发展，先生不仅自己呕心沥血，还甘为人梯。事隔30 年之后，先生又把自己出版的专著《运气探秘》签好名，整齐包装，放入信箱，送给普通的一名内经教员。该老师回忆当时从信箱里取出来，打开看到是先生亲自签名的专著《运气探秘》时，眼睛都湿润了，想想自己仅仅是一个普通老师，居然得到自己敬重的德高望重的老前辈王玉川教授的专著，令人感慨万端。虽然列在先生名下的学生不多，但是先生将自己的知识，及研究积累毫无保留的交给年轻的中医工作者，无私地传授给下一代，足以彰显先生甘为人梯，大爱无私的一代国医大师风范! 上一页 [1] [2] [3] [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