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墓地上的叙事之花

来源：网摘　　2008年12月9日

#e#   李 明[1] 北京中医药大学52号信箱 [email protected] 北京，朝阳 100029

世事无常。好端端的，上帝死了、人死了、哲学死了、作者死了、现代建筑死了……而且死得有板有眼，死得斩钉截铁。它们死就死吧，只要有医学活着，就不必害怕——医学是生存的底线。可是最恐怖的消息来了：医学也死了。末学刚刚在《医学与哲学》上发表拙文把中医死了的消息抖出[2]，就听说西医也死了。

宣布这个消息的人叫劳伦斯·弗斯(Laurence Foss),他专门写了一本书，题目叫《现代医学的终结》(The End of Modern Medicine)。其书出版于2002年，如果以出版时间作为西医死亡的标志的话，西医比中医死得还要早四年。按照作者的说法，现代医学诞生于1816年，以听诊器的发明为标志，算起来享年186岁。虽然在写作拙文的时候并未看到此书，但是并不出乎意料之外。因为中医本来就是西医注视的产物——“君以此始，必以此终”，照理就应该稍微晚一点。目前学界对医学特别是中医的关注热情非常高涨——最后的救命稻草要连根拔出，那种“如少水鱼”的恐惧与奋争的心态实属自然。可是“饥不择食，慌不择路”，如果不能保持冷静，恐怕会得不偿失。

自从上世纪初“中医”在“西医”这个他者的注视下从中国医学传统中走出，与西医之间的抗争就不曾间断。最初“中医”一词只有在传教士办的医学刊物上才能见到。这个词的提出本身就是为了表明中国医学与西医的差别。可是后来“中医”逐渐自己认同了这种差别的存在，却又不甘心，一定要否认或者变相地否认这种差别。一定要辩护，说中医不比西医差，说中医同样科学。因为那些“中医”在骨子里还是认为西医高明的。殊不知这种辩护本身恰恰强化了两者的差别。结果“中医”的研究慢慢偏离了医学传统的干道，在西医的注视下异化了，成了不折不扣的怪胎。学习中医的人不信中医、中医药大学的学生成了中医的掘墓人、中医与西医的实践越来越相似、中医的术语逐渐西医化等等，这些现象[1]  把紧箍咒取下来。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末学扼腕叹惋之后不得不说中医死了。但是中医的死亡并非坏事，因为只有这种因西医而生的中医死了，才可能架构真正的面向世界的中国医学。

面向世界的中国医学应该具备三个特征：第一，她要有自信；第二，她能包容别人；第三，她不断超越自己。

医学的自信来自民族信仰。中国本土的信仰没有断，也不可能断。尽管现代国人经历了五四与文革的洗礼，我们的骨子里仍然流淌着几千年华夏文明的血液 [3]  把紧箍咒取下来。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末学扼腕叹惋之后不得不说中医死了。但是中医的死亡并非坏事，因为只有这种因西医而生的中医死了，才可能架构真正的面向世界的中国医学。

面向世界的中国医学应该具备三个特征：第一，她要有自信；第二，她能包容别人；第三，她不断超越自己。

医学的自信来自民族信仰。中国本土的信仰没有断，也不可能断。尽管现代国人经历了五四与文革的洗礼，我们的骨子里仍然流淌着几千年华夏文明的血液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