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乐陶(1921～1998)，安徽省歙县人，我国著名老中医，安徽中医学院教授，膺任新安医学研究会长。先后编写《温病学》(第5版教材，副主编)，整理校点《医述》、《圣济总录纂要》、《外科正宗》、《叶选医案》、《医敦秘传》、《王仲奇医案》，主编《续医述》、《新安医籍考》等医学著作，是我省温病学科的奠基人之一，在中医内科学的开拓发展上卓有建树。他著述不辍，诲人不倦，是国家首批著名老中医学术经验导师，首批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曾荣获国际医学教育基金会林宗扬医学教育家奖。
王乐陶教授从事中医临床、教学、科研50余年，学验俱丰，难以尽述。本文对王老学术 经验撷英介绍如下。 1 开拓新安医学研究 伴随着“徽学”研究热潮的兴起，“新安医学”作为一个在中医史上有重要地位的地方医学以其突出的医学成就愈受到医家的关注，而“新安医学”研究领域的开拓与王乐陶教授有着密切关系。
60年代至70年代初，王乐陶教授即开始着手系统研究徽州的医学文献，并率先以地理文化和历史沿革角度提出“新安医学”的研究命题(“新安”是指位于安徽最南面包括歙县、休宁、绩溪、黟县、祁门以及江西婺源等县的总称。这一地带，西晋时位置新安郡，以祁门县西有新安山故名)。
同绘画、篆刻、砖雕、制砚、制墨以及戏剧一样，新安医学所作出的贡献，也毫不逊色，许多卓有成就的医学家，名垂医史；浩繁的医籍，极可珍贵。新安医家治学严谨，往往寝馈数十年成书，如许豫和、程文囿等；再者讲实用而少空谈，如程钟龄；还有敢于怀疑，以致在理论上能时有突破。如汪机、孙一奎、方有执等。揆厥原由，王乐陶教授总结有如下方面：首先，从宋代起，新安一带文化便开始不断发达，衣冠之族，注重谈吐，风仪、识鉴，“以持书训子弟”、“俗益向风雅”。明清时期文化更加发达，各方面人才不断涌现，“从文人士，以文垂世者”甚众。追宗叙谱，新安实为程朱理学桑梓之乡。清乾隆年间，以戴震为首的反理学，犹如异军突起。戴氏提出“阴阳五行之道行不已，天地之气化也，人物之生生本相是也”，在哲学上以实体的“气”代替了程朱理学的“理”。如果在医学上前者有汪机私淑丹溪，得“理”学入医，那么后者渐渐提出了相反的论说，以“气”来说明人体的生理与病理，戴氏的哲学思想，未尝没有启发作用。其次，随着学术之争，各地普遍设立了书院与文会。书院着重于选拔“乡之俊秀者”，延聘名师以教；文会颇类学术性质的团体，如歙县紫阳书院。“各村自为文会”，采用多种形式培养多方面的人才，这里也有医生，特别是由儒入医者。第三，由于绘画和雕板艺术的发达，推动了雕板印刷术的发展。明代中叶起，各地刻书最多的首推吴敏学的师古斋，他除了校刻经史子集数百种外，又广刻医书，投入资金达十万两白银之巨，仅明万历年间，新安名刻家就有黄镀等13人，这些都为医学的研究和发展创造了条件。第四，新安地区有丰富的药材资源，常用药达160多种。其中白石英、麦冬、黄连等被陶弘景、陈藏器著作中列为佳品。
王乐陶教授论述新安医学，除上述几点，还着重就“流派”问题提出了独特的见解。他认为师承与私淑是流派形成的基础，而流风所及，相互影响，推动学术的发展，则是某一流派所起的作用。新安某些医家，之所以可贵，就是在于借鉴传统，法自我立，而不是安之若素的守旧者。如汪机宗丹溪之说，传于黄古潭，黄又传于孙一奎。在学术上，他们以调气血为主，虽宗丹溪却有所突破。一个学术流派的发展，常常从其它流派中吸收营养。如张扩从湖北庞安时、四川王朴为师，以传于张师孟，师孟又传之张杲；程芝田传其学术于雷逸仙，逸仙之少逸又传之新安和曦、罗美、汪钰等。新安医家除了上述以外，更重要的是身处新安，放眼全国东、西、南、北，善于向多方面学习，自我树立，而不在各承家技，墨守成规，才给新安医学以新的生命。
认识新安医籍价值的，虽然不乏其人，但真正厕身其间，刻苦钻研而取得成果的，只有少数学者。因为研索前人的医著，一在能体会，二在能超脱。先生正是这样，以深厚的理论修养和学识积累，长期涵茹于医籍精华的旨趣中，究源溯流，自有所悟，先后主编了《续医述》、《新安医籍考》。在编纂《续医述》时，出于《医述》著者程杏轩“于先正群书未能尽睹，一斑一窥，……当望后之君子，补其阙略”余绪，先生采用“竭泽而渔”，也就是对资料的搜集要“齐”，不仅要有杏轩以后的新资料，程氏以前《医述》未收，凡医事文献中确属精要的，亦予以补充。在处理资料时，博采众旨，无门户之见，在剪裁、提炼上下功夫。即运用资料要“精”。一部《续医述》，经先生寻根究底，详覆群书，博观约取，归纳谋篇，浩繁的材料没有淹没自己的观点，让零散、数百家医言资料，有系统、有条理地展现出来，缩龙成寸，达到医学内容的升华，实乃神似《医述》。 2 深究伤寒与温病学说 2.1 崇尚伤寒学说，于继承中求发展
王乐陶教授认为，仲景之书，自西晋王叔和整理编次之后，历来一直是聚讼纷纭，人各一解。陆九芝之书能独取阳明，阐发“阳明为成温之薮”之理，确是道出此中精要所在。历来医家，不管他是哪一流派，凡被称之为擅治伤寒温热者，也往往是善于处理好阳明病，把好阳明这一关，石膏、大黄用之及当，常是一二剂使能所苦。当然，把阳明视为“成温之薮”也还有它的局限。因为它不能概括温病的全过程。总之，认为仲景之书对治温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则可，认为治温之法尽在仲景书中则不可。从仲景、天士，都不能说治温之法已做到尽善尽美，还得进行不断的探索与总结。
先生执仲景方化裁运用于临床治疗，而讲授《温病学》，指导伤寒温病专业研究生，则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独到的学术见解。他认为伤寒和温病是不同时代对外感热病的命名，二者根叶相连，在他主编的《续医述》前言中说道：“温热病的研究为清医一大内容。程(文囿)氏所辑(指《医述》)，仅至又可、天士而止。天士之后，尚有不少医家所论既多，而且多有前人未发之处，所以这部分是《续医述》补充的重点”。可见，先生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待中医学术的进步和发展，重视温病学研究成果。先生研读晚清名医柳宝诒医案时，曾写下了这样的眉批：“柳氏不仅长于治伏温，其于内伤杂病，能从调理气机、疏肝和络着手，亦具特色，但温养阳气则非其所长，吾辈读书，当知师法舍短，斯为得之。”评议十分客观，确是理明心得，恰如其分。
先生用伤寒方法治温病别有新义。如白虎汤在《伤寒论》中是治疗阳明经证以及热厥的主要方剂，先生发挥吴又可《温疫论》“热邪散漫”之论，“白虎汤辛凉发散之剂，清肃肌表气分药也”，提出“白虎不适用于邪已入胃证”的论点，若邪已入胃，非承气不愈，如误用白虎，既无逐邪之能，徒以刚悍而伐胃气，则反抑邪毒。进一步为白虎汤在临床应用提出了规矩准绳，亦为承气汤治疗暑温扩展了其临床应用。 2.2 阳厥与闭证常随，阳厥为脱证先兆
先生主张，处理外感病，无论是采用张仲景的六经分证学说，还是遵法后世的卫气营血学说，顾护阴津阳气都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他判定阳厥常可与闭证伴随而至，而阳厥往往可以成为脱之先兆。突破前人之说，因前辈医家多认为阴厥阳厥不能相互转化。如清代喻昌在《寓意草》中曾说：“阳证忽变阴厥者，万中无一，从古至今无一也。”但在实际临床中，并非如此。病在阳经，而中阳素虚，或寒凉攻伐太过，使正气不能托邪。此时，在病位上虽属阳经，却已经有阴经证候的成分，如果辨证不精审，仓促投药，则疗热未已，寒从内生，证见厥逆而脉弱沉细，纵然尚有若干热象，如烦渴胀实，亦须考虑其人阳气之不足。先生指出：“下焦温病，《温病条辨》中则重养阴而忽略温阳，如名为护阴和阳汤，却舍附子一药，未免偏颇。结合实际来看，阳厥不是没有向阴厥转化的可能。”说明邪气内陷，正气不去，可由闭证而转脱证，此时治法，于开闭的同时，须兼固脱，单从一方面考虑是不够全面的。 2.3 寒温并重与寒温并用
先生无门户之见，理论上寒温并重。认为伤寒与温病之间是一种继承和发展的关系。伤寒学说是继承发展《内经》“热论”的辨证施治而形成的；而温病学说则又是在《伤寒论》及临床客观实际的基础上，补充发展了伤寒六经分证中的热证层次而形成卫、气、营、血辨证和三焦辨证等。从某种意义上讲，《伤寒论》阳明病的内容就是后世温病学说的蓝本。先生注重寒温并重，因此，用于临床亦非常精妙地运用寒温并用治法。无论外感时病或内伤杂病，凡本虚标实或寒热相杂者，先生均考虑寒温并用，即于寒队药中加热药，或于热队药中少佐寒药。 [1] [2] 下一页
2.4 凉燥与温燥
“燥”的问题，历代认识不一。王乐陶教授结合《温病条辨*燥气论》与《吴鞠通医案*中燥门》中数则医案，对燥气的属性和燥病的治疗作了探讨，并对吴氏病案中一些不足之处作了评价，提出了自己“治燥首先当辨其为凉燥或温燥，再就是视其正化与对化而分别予以温润散寒与辛凉濡润的方法”的见解。
清代医家吴鞠通论温崇尚叶天士，在论燥气方面却对叶氏颇有微辞。在《温病条辨》上焦篇“秋燥”后面补述了“秋燥之气，轻则为燥，重则为寒，化气为湿，复气为火”等，复于“杂说篇”中写出“燥气论”，把这一问题又一次作了申述。吴氏认为，在三焦分证里所述的燥证，大旨是化热伤津之证，因为金必克木，木受金克，则子复母仇，可火来胜复。对这一证候，治以辛甘微凉是对的。先生认为，因为按照胜复之理，此时的燥邪，已经由正化而转为对化，由从本而成为从标了。
先生还指出，如果就燥的自身而论，应该是寒化，方可视为燥之正化。《素问》所谓“阳明所至，为清劲”，又称“燥极而泽”。按五行推论，土为金之母，水为金之子。这便是“燥”的特点。所以燥淫所胜之病，临床表现为善呕、心胁痛、不能转侧。治疗方法则须予以苦温之剂。但这一内容，吴氏在三焦分证中将其列入寒湿、伏暑门中，凡寒湿、伏暑有表现为腹痛、呕吐者，暑湿而外，均要考虑到燥邪这一因素。
先生认为，前人注《素问》，曾以寒统燥湿，暑统风火，前者属阴，后者属阳，燥既属阴邪，与湿同为寒邪所统，故其性质比较接近于寒，或者说与寒同类，只是程度上不同而已，所以又称其为“次寒”。燥与湿，本来相隔霄壤，但临床所见，秋金燥气外伤，而内伏暑湿，此时燥湿兼至，表现就不完全是燥邪。燥如果未至化火程度，症状就不可能是火热，而只是干燥，所谓“诸涩枯涸，干劲皴揭”，是“燥”的表现。冯楚瞻氏谓有“冷燥”一证，虽便秘燥结，实由阴寒过极，如阳和之水，遇隆冬而成层冰燥裂，古方有半硫丸，正为此证而设。所说与吴氏基本一致。但半硫丸一方，吴氏三焦分证却将其列入寒湿门中。
对吴鞠通“燥气论”，王乐陶教授认为，是本于《素问》，但《素问》原文毕竟是原则，在实践中尚须根据临床资料而作具体、全面分析，才能有确切的诊断，寒与燥与湿，同属阴邪，毕竟三者之间还存在着区别。从吴氏案例中所举的一些症状看，其实都是寒或湿，没有“干燥”的特点。只是吴氏心目中为“燥为阴邪”这一概念，于是将本来是寒或湿的证候，都与燥挂起钩来，都说它是燥邪为患，这样求深反晦，说理便经不起推敲。
吴氏论燥，虽阐述凉燥与温燥异治之理，在临床实践中却保持保守态度。为维护旧说，就不敢再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继续向前推进一步，却说此义“唐以后无闻焉”。这种为前人说而未明之处，曲为维护，先生认为“是不足取的”。
总之，王乐陶教授认为，燥有凉燥、温燥之分，凉燥为燥之胜气，即正化之气；温燥为燥之复气，即对化之气。治燥首先是辨其凉、温之后，分别给予温润散寒或辛凉濡润之剂，但均以有无“燥”的特点以为判断。至于病在初起，虽表现为呕泻，却无其他“燥”的特点可作鉴别者，是不能诊其为“燥”的。 3 精研临床辨治用药 3.1 外感热病用附子 3.1.1 温邪内陷，肾阳不振者用附子 先生谓：“凡虚人感邪，虽自阳经传入，亦不可拘定于先有头痛发热等证，而以‘传经属热’一语印定眼目。”临床上病在阳经，而中阳素虚，或寒凉攻伐太过，使正气不能托邪。此时，在病位上虽属阳经，即已经有阴经证候的成分。如果辨证不精审，仓促投药，则疗热未已，寒从内生，证见厥逆而脉弱沉细。纵然尚有若干热象，如烦渴胀实，亦须考虑其人阳气之不足。先生于温邪内陷，伤及真阴而肾阳不振，无以托邪外出病例，在加减回阳急救汤中果敢地运用附子，以助阳气，温里托邪，使邪气得药力一涌而出，转危为安。阳厥转阴，病情趋于危重阶段，这是两个截然相反的变局，如一经误诊，处理不当，则危候变生于俄顷。 3.1.2 湿重于热，阳被湿困者用附子 湿温证治，如湿从热化，伤阴劫津，以救阴通腑而生津液，一般温病治无二法。如湿重于热，则发热缠绵，身热不扬，昏沉困倦，舌苔腻白，脉来濡缓，四肢烦疼。先生治疗此症，每多避开常法，而以附子为主，参以芳香化浊之剂，以振阳气，则可湿开而热透，收效甚捷。
湿温证中，邪留气分，充斥三焦，若素体阳虚，或久施重投苦寒之品，湿邪适逢阴寒之助而暗中滋蔓，阳气愈被湿困，无以透发，每多病程缠绵，病情复杂。先生对此则强调：“用药则宜刚而忌柔，不一定寒湿才会伤阳，湿为阴邪，湿温湿热证，在一定条件下，同样可以伤阳。即湿温病湿从燥化，往往余湿犹滞，即使湿邪一去，湿仍可卷土重来，出现‘抽蕉剥茧’病情，加上阳虚之体，治疗中当用附子扶阳逐湿，使阳得援而振奋，湿浊之邪自然可逐。如蓦然投以清滋苦寒之剂，其势将难挽回。” 3.1.3 热逼入营，中阳闭郁者用附子 热邪入营，病情多深重。王乐陶教授于临证中，视其邪机变化而施以方治。如中阳闭郁，邪热逼入营分，以致邪气欲达不达者，则采取寒温并用，妙用附子，温其中阳，促营热外达，给邪以出路。
邪热入营，临床病情万变，实难执一而治。但极力创造条件，透热转气，候其热达于胃，使正气抗邪有力，则是治疗关键。先生在邪机欲达不达，正气不支而有虚脱之变的紧要关头，用寒温并用法，参入附子，使病邪能乘药势而外透，挽回了变局，为热邪寻出路，热势遂降，病情渐入坦途。 3.1.4 中阳不振，不能托邪者用附子 王乐陶教授谓：“治疗体虚中阳不振感召外邪之病，起初最难着手，不比壮实之体发表攻里，祛邪除病较为容易”。治此类病症，先生首重起手开局，防变于未然。药用：吉林参须(另炖)、熟附片(先煎)、生甘草、炙甘草、防风、葱白等。以参附扶正温阳，助中阳斡旋，托邪气外达，多首剂取效。此病初起，切忌寒凉，否则气机闭寒，郁不开邪不达，每易邪气内逼深入，变生危证。 3.2 内科杂病治验
先生于内科杂，每有精妙之处，今举三案，以窥一斑。 3.2.1 肝硬化腹水案 胡某，男，46岁，农民，1992年4月18日初诊。因肝昏迷至某医院抢救脱险后出院转中医治疗。初诊时神识虽清，但形神?羸，面色晦滞，巩膜黄染殊甚，肌肤亦泛黄色，腹胀膨癃，鼓之如鼓。肝脾已无法触及，下肢浮肿，大便溏。舌质淡而紫气明显，脉濡细。此系肝脾失疏运之职，气滞络瘀，湿邪弥漫而成水气。试投术附合茵陈五苓散加减：苍术、白术、肉桂、制川朴、炒青皮各6g，茯苓、绵茵陈各18g，熟附片(先煎)、煨莪术、三棱、红花、鸡内金各10g，水红花子12g，玉米须30g，7剂。
二诊：药后两足浮肿渐退，大便虽溏，但渐转实。神色转佳，尚有黄疸，为之更方：当归、红花、赤芍、炙鸡内金、防己、三棱、莪术、熟附片(先煎)、郁金各10g，苍术、白术、青皮、陈皮、川桂枝各6g，煨诃子肉12g，茯苓、垂盆草各18g，八月札20g，丹参15g，玉米须30g，7剂。
三诊：神色显振，足浮已退，巩膜黄染大体得退，大便渐实，舌质淡而见华采而紫气尚显，脉濡细，虽脾运渐振，但瘀留尚甚。再拟疏肝运脾、理气行滞而参以化瘀和络。前方减苍术、诃子肉、八月札、防己，加平地木20g，对座草30g，14剂。
药后，患者又前来门诊数次，均守前法出入，适诸候已得明显改善，乃改用藿朴胃苓汤加减，以药善后之图。 3.2.2 冠心病案 张某，男，71岁，干部，1991年10月4日初诊。患冠心病近10年，近期胸闷心悸加重，时觉气短，行走数步需站立歇息，时有汗泄，面色晦滞，口唇略紫，足跗浮肿，伴有小溲频数，舌淡少华略紫，脉细沉。此系心阳不振，肾气虚衰，气虚而脉络瘀滞。拟予温通心肾、益气而和络化瘀法。方用：熟附片、益智仁、红花、炒延胡索各10g，红参(另炖)、肉桂、生姜皮、炙甘草各6g，黄芪、磁石(先煎)、赤小豆各30g，丹参15g，茯苓12g，7剂。
药后胸闷气短减轻而未已，治本原意出入，加三七粉(分冲)4g，嘱服1个月后，诸症大减，口唇已不紫。减红参，加生晒参10g，再服21剂后，诸症得平。 3.2.3 慢性前列腺炎案 赵某，男，48岁，1991年10月7日初诊。小便余沥，腰脊酸痛，头昏多梦7年余。曾在某省立医院诊治，诊断为慢性前列腺炎。近1年来，精神疲乏，易于失眠，早泄或阳痿。脉沉细，舌苔白滑。证系肾气有亏，作强弗能而湿热下注，遂致膀胱输化失司。治宜益肾而利下焦。方用：枸杞子、巴戟天、炙穿山甲、鹿角片、炒车前子、淫羊藿、茯苓、潼蒺藜、白蒺藜各12g，王不留行18g，琥珀(分冲)4g，15剂。复诊时，小便余沥有减，本原意减琥珀继续服用调治3个月，诸症消失而病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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