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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老中医之路-治医一生(何世英)

2015-12-11 21:18| 发布者: 青橄榄网络| 查看: 32| 评论: 0

天津儿童医院中医科主任中华全国中医学会理事 何世英
【作者简介】何世英(1912~),天津市人。早年自学中医,一九三六年卒业于华北国医学院并悬壶于天津。毕生致力于中医内科和儿科,临床经验丰富。着有《儿科疾病》、《何世英儿科医案》等。现任天津市政协委员、天津市科协常委、天津市中医学会会长等职。
我出身予贫苦家庭,小学卒业后,父亲叫我去学徒,我不同意,勉强继续升学。嗣因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失业大军日益扩大。为了免于冻馁,只好学点技术餬口,这是我当初学医的目的。为什么选学中医呢?因为学西医,一是学历不够,二是学不起。
我先在一位中医帮助下进行自学,前后背诵了《濒湖脉学》、《药性赋》、《本革备要》、《汤头歌诀》,并浅尝了《内经》,《伤寒》、《金匮》等书。后值施今墨先生创办华北国医学院登报招生,便在亲友的资助下进入该校学习。
进入华北国医学院学习的第一天,施今墨先生在开学典礼上讲话,指出两点:一为中医一般技术水平太低,滥竽充数较多。一经错误治疗,虽然不见得马上致命,但病情逐渐发展,以致最后死亡,而病人无法察觉,这就叫「庸医杀人不用刀」。一为中医必须发展提高,走科学化道路。它好比破旧王府,已经不适合时代的要求,如能利用原来良材改建为新式楼房,既壮观又坚固实用,岂不更好?办国医学院的目的,就是要培养出骨干力量改进中医。施今墨老师的讲话,对我影响很大。
施先生认为,中医应该走结合西医、以西医之长补充中医之短的道路,主张中西医学熔于一炉,不能有门户之见。因此,在学校的课程安排上,是中西医学齐头并进,而以中医为主。执讲者皆当时医界名宿,如周介人、朱壶山、方伯屏等。西医课多由平大医学院教师兼任。施先生由于诊务繁重,仅担任高年级医案课并亲带实习。,
由于学校成立较短,图书馆尚未建立,为了充分利用业余时间多读一些书籍,我每天下午下课后,到西四牌楼一带街旁粥摊吃顿简单晚饭,便到北海旁国立图书馆看书,一直到闭馆。阅读的书籍,除医学典籍外,还浏览一些文学、历史等书,坚持三年之久,笔记积累了百余本。
这个学校是四年制,当我上满三年时,参加天津市官厅举办的中医考试,侥幸考中并名列第一。在毕业以前,我就领照开业了,由于学校的特殊照顾,准许我参加毕业考试,并取得毕业证书。
开业之后的考验
我正式开始行医,是在一个药店坐堂。当时自己感到很空虚,治病没有把握。逢巧开业就遇到了三位疑难病人:第一位大概是心肌梗塞,来诊时行走自若,只是稍感胸闷,精神比较紧张,但脉象未见特殊。病人回家后,药未入煎,突然死亡。当我听到死讯,一惊非小,及知尚未服药,心情才平定下来。第二位病人是晚期肺结核已临垂危。出诊一次,并未回头。病人与当时某名老中医是朋友,这位老中医为了考验我的医术,特向病家推荐。后来我知道原委,感到很羞愧。第三位病人是精神疾患,已经五年。症见经常嗝气,两手垂放,不能贴身和接触外物,触即打嗝。面部觥白虚肿,食欲不振,身软无力,精神抑郁悲观,自谓必死。遍历全市中西医,治皆无效。我先后予以舒肝理脾、调气降逆之剂治疗十余日,毫无效果。
这三位病人给了我很大压力,甚至使我产生了后悔不该学医之念。但同时也使我想起《东莱博议》中「楚人操舟」的一段,认识到遇见逆风,正是对我的考验和锻炼。假若开头就逢顺风,极易产生轻敌思想,容易招致身败名裂。最后认识到,正确对待困难和战胜难关,才有可能提高技术水平。随着思想的改变,也就开拓了新的思路。
我认真分析了第三位疑难病症。根据具体症情,肯定是精神疾患。看来单独靠药物治疗,已无能为力。朱丹溪曾有对精神疾患者「宜以人事为之,非单纯药石所能全治」之语,可见古代医家也早有这样的见解。当时发现病人每次打嗝,必先躬身低头。我想病人如果主动不躬身低头,则打嗝有可能控制住,但又考虑打不出嗝来,必然气滞胸闷,那只好说服病人了。于是我决定停开药方,改做思想工作。
首先对病人解释不开药方的原因及本病预后良好的道理,然后要求病人尽量克制躬身低头的习惯,鼓舞勇气,挺胸竖头,以不怕苦、不怕死的精神努力与疾病作斗争。试做一次,病人立感憋闷,痛苦难忍。鼓励其回家继续试做,并再三对病人讲:「意志坚强与否,是决定这一痼疾能不能痊愈的关键。如努力为之,虽五年之病,旦夕可瘥。」经过病人自己的努力,坚持了两天,打嗝基本停止?面容及精神也明显好转。后遇心情不快,间又发作,卒以意志坚决,终获痊愈。
这一病人的治疗结果,使我受到极大的鼓舞,为以后努力提高技术,积极解决疑难病症,增强了勇气。
经方、时方与综合运用
在我早期临床中比较地侧重以六经辨证指导外感热病及其变症,不少病人有显著疗效,深受患者好评,例如:
患者,男,三十岁。素有痰饮留伏的哮喘宿根,困受外邪而复发,半月不解。中西医药罔效,病势垂危,已准备后事。证见喘息鼻扇,张口抬肩,胸高气短,头汗如珠,面色发青,烦躁不安,舌苔白腻,两脉滑大而数,沉取无力。据证论治,认属痰气交阻,闭塞气道,邪盛正衰,肺气欲绝。乃以扶正降逆定喘化痰之法,投麻杏石甘汤、葶苈大枣泻啼汤加重剂人参治之,药未尽剂而喘已定。
某老翁,初秋突发高热,日泻十余次,中西(日医)医共治疗三天无好转,病势危殆,乃约余诊。见其精神恍惚,烦躁气促,遍身炽热有汗,泄下褐色水液而恶臭,腹痛不着,纳呆不吐,溲少而赤,舌质红,苔黄腻,脉弦滑而数。当时按太阳阳明合病、挟热下利之表里证论治,而以葛根黄芩黄连汤冶之,一剂而瘥。
一老妇年近古稀,外感高热四天,热退匝月,日夜不能合眼瞬息,西药安眠、中药安神俱无效。精神烦躁,痛苦难堪。舌质光红而干,脉弦细而数。当时按少阴热化、水火未济,而以黄连阿胶汤治之,一剂酣睡,再剂乃安眠。
又患者,男,五十岁。先发热十天,退热后二十天不饮,不食,不语,仰卧,昏睡而不闭日,有时长出气,半月无大便,舌苔白腻遍布,两手俱无脉。中西医均拒绝治疗,已备好衾棒,等待气绝。余按邪热内陷、痰热郁结、阻滞中脘、气机痞塞论治,而予小陷胸汤原方。服后二小时,病人即能闭目深睡,减少了长出气。翌晨突然坐起,诉饥饿,索食物,家人反而惊惧,以为「回光返照」。疑惧稍定,姑与之食,见其食后又安睡,知其已有生望,于是由惧转喜,再邀复诊。继续以小陷胸汤加元明粉予之,翌日得畅便。由此神态自如,其病若失。
经方用之得当,效如稃鼓,这是历代医家共同的体验。但我通过临床认识到,同于经方一隅,是不能解决一切外感热病的。在某些情况下,必须用温病辨证及应用时方才能取得效果。例如神昏一症,完全按照《伤寒论》胃家实处理,是不符合实际的。又如外感热病初期之属于温病的,依然坚持「一汗不解,可以再汗」,及「下不厌迟」的原则,也是不合理的。更以流行性乙型脑炎为例,如以六经辨证,则只能受到阳明经证的局限。在把好乙脑三关(高热、惊撇、呼吸衰竭)中,即使对退高热有利,但也不能控制惊厥和呼吸衰竭,何况乙脑在临床上常表现为暑温证和湿温证不同的类型。所有这些,都不是六经辨证所能指导,也不是单用经方所能解决的。由于历史的条件,《伤寒论》决不可能概括万病,它的理法方药,也决不可能完全适用于一切外感热病。温病的学说是在《伤寒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两者都代表外感热病。从整个发病过程中,由初期、中期到末期,都有其不同的临床特点。可以说,伤寒与温病是外感热病的两大类型,每一类型包括若干病种,同一病种也可能在病程中出现不同的类型。这两个类型既有所区别,又各有特点,而且它们的理论核心,都是落实副脏腑经络之上,《伤寒论》一些方荆,仍为温病所沿用。因此,六经、三焦、卫气营血辨征应该密切地结合在一起。根据具体病情,灵活掌握,经方、时方统一运用,不应继续存在几百年来所谓寒温门户之见。个人早期临床既在经方上有所收获,但以后也常应用时方而收效。因此,我个人既不是经方派,更不是时方派,而是综合派。
继承师学与独立思考
施今墨先生治病,博采古今南北各家之长,遇有疑难之症,必参合医理,穷源溯流,深思巧构,疗效突出。其临床特点很多,外感内伤均所擅长。举如急性传染病、呼吸、消化、循环、泌尿,特别对神经系统疾患,均有独到之处。施师尤擅长妇科,特别注意调理气血,强调「气以帅血,理血必先理气」之旨。对功能性子宫出血、子宫脱垂、闭经、滑胎、妊娠恶阻、盆腔急慢性疾患等,疗效极为显著。
施师处方,喜开「对药」,如厚朴花与玳玳花连用,大生地与大熟地连用,砂仁壳与豆蔻壳连用,苍朮与白朮连用等。用药剂量非常谨慎,麻黄均用蜜炙且份量极微,一般O.9~1.5克,很少用至3克。常谆谆告诫同学慎用葛根,必要时以青蒿代之。
我多年来秉承师法,每获良技,但有时也要跳出老师的框子。施师慎用葛根,而我经常习用,并无副作用发生。施师对某些药使用剂量甚微,而我根据病情需要,往往超量应用始能奏效。例如施师用葶苈子经常不超过1.5克,而我则用至9克。又如麻黄定喘,对急性呼吸道疾患,虽小量亦效,但对慢性者,墨守微量,往往无济于事。施师治疗头风证中的神经性头痛,喜用虫类平肝熄风药,一般地用地龙、殭蚕,稍重用全蝎,特重用蜈蚣。施师用蜈蚣,每剂从未超过一条,我则根据病情需要,每剂最多用至十六条,并未发生中毒反应。举例如下;
宋××,男,三十一岁,某面粉厂工人。1956年2月15日初诊:头痛四周,阵发性,痛时剧烈难忍。
一周前头痛突然昏例,手足厥冷,当时由厂医送往某医院晒系科住院检查。医院考虑脑肿瘤,决定开颅探查。患者不同意手术,于术前一日自动出院来诊。
当时精神紧张,头痛时额汗如珠,常有幻视,夜梦纷纭,不能酣睡。舌质暗红,苔少,脉象弦数。证属肝风上扰,头风重证。宜镇肝熄风。
处方:天麻、猛莶草、菊花、白蒺藜各g克,桑寄生15克,代赭石18克,山慈菇0克,锻磁石30克,川连、胆草各4.5克,蜈蚣3条,全蝎g克,水煎眼。
上方加减服至2月28日,头痛好转,但头部有时有上撞感。睡眠时间略长,但梦多、幻视已轻,脉象弦数转缓。改定处方:紫石英24克,锻磁石30克,生龙齿、代赭石、茺蔚子各15克,生石决明30克,全蝎9克,殭蚕、胆草各4.5克,菊花、地、坨、勾藤、天麻、稀莶草各9克,蜈蚣4条。
从2月28日起,依上方加减服至4月4日一个多月中,蜈蚣用量陆续增至16条,头痛全止。再服五、六剂后逐步减量。一般情况仍好,乃停药观察,后封某医院脑系科复查,已无阳性体征,恢复工作。
当然,在临床方面,每人经历不同,故有不同的经验积累。但是新的经验积累,必然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如我喜用葛根,系我的启蒙老师天津市已故名医陈泽东亲传。陈老以善用温燥药而闻名,里证动辄姜、附、桂,表证常用苏(苏叶代替麻黄)、葛、柴。我虽然投入施门,但对陈派用药已先入为主,故对施师深恶葛根,反滋疑窦,而我以后在长期临床体验中,葛根用之得法,其妙无穷。因此,兼采各家之长,又要独立思考、推陈出新,才是治学治医的必由之路。
儿科特点与提高方向
在我学医时对儿科比较感兴趣。学校聘请施师胞兄光致先生主讲儿科。光老对儿科很有造诣,临床经验丰富,个人受益匪浅。
自专业儿科后,发现存在许多阀题阻碍着中医儿科的发展,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剂型问题。小儿服汤药很不方便,煎多了无法吞服,煎少了又容易炭化。其实这一实际问题,早就引起古代一世纪《小儿药证直诀》中所载一百二十四方属于丸、散、膏、服易用的剂型。这种适应小儿疾病服药传统有效方法,是应该继承的.过去虽有一些儿科古方和验方删改,多数盛称百病皆冶,疗效不专。解放后经过审订,淘汰了一些品种,现有仅能治疗小儿部分疾病,大部分疾病缺少专药。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从一九六0年开始,总结个人经验,筛选出疗效比较满意的方剂,由本单位制成便于服用的成药,包括片、丸、糖颗粒、糖浆、水剂、散剂、软膏等二十余种,一般常见病几乎都有专药(参阅《中医杂志})1965,11、12两期)。其中大部分作了系统地临床观察,并反复修正了配方,经过长期临床应用,颇受患儿及家属的欢迎。当然,成药有它的局限性,至于病情复杂等特殊情况,仍需要服用汤药,不能削足适履。
配制成药的目的,固然是解决剂型问题,但更重要的是提高临床疗效。以最常见的急性扁桃腺炎来说,由于对抗菌素敏感的减弱,有些病儿往往服用西药多日不能解热而转看中医。我观察到患本病的小儿,除局部病变及全身的高热外,多数伴有口唇特红、脐腹疼痛、大便秘结等特征,这是西医儿科教材所没有,中医儿科教材有也叙述不全的。从患儿多数舌红、苔薄黄、脉弦数来看,风热相搏,来势甚暴,其病机则里热偏重。据此治以清热解毒、化瘀通便,配制成「清降丸」一药。服后一般翌日或当日必大便,便后热退,局灶随之改善。仅此一药的推广使用,便节省了大量的抗菌素。
中医儿科也存在诊查方法问题。儿科又称哑科,既不能自诉病情,家属反映情况也不见得完全可靠;小儿精神容易激动,脉象也不稳定}儿科特殊诊法的指纹观察,又难以掌握标准。因此,中医儿科诊查方法必须扩大,诊查指标要求尽量客观化,应适当结合西医诊查方法。几十年前中医儿科很少使用体温表,现在不是普遍应用了吗?为了便于了解呼吸道疾患病情轻重以及心功情况,没有理由拒绝采用听诊器。为了有利于鉴别诊断,根据需要,还应作必要的化验室检查及其它检查。如肾炎,当临床症状已经消失,而尿化验仍不正常,如果只凭临床现象,主观认为痊愈,岂不误事?从病人实际出发,我认为中医儿科工作者必须打破保守,虚心采用西医之长,补中医之短,才能有助于提高疗效。
中医儿科当前存在的最严重问题,是没有接触急症及急性传染病的机会。像我单位门诊急症中医不能插手不说,由于未建立传染病科,平日既不收也不看急性传染病(只夏秋季开病房收治乙脑)。中医儿科本来长于治疗麻疹,现在也看不到了,经验成为书本上的空谈。长此以往,确实要像有人指责的那样:中医不会治急病。
上举三点,前两者可以通过中医本身努力来改进,但最后一点,涉及某些问题,则无能为力。从长远看,这一点能否改进,是关系到中医儿科能不能长期存在的重大问题。
扬长避短与发挥优势
诊断明确,应急措施多,是西医之长;辨证施治,灵活性强,是中医特点。两者结合起来,扬长避短,发挥优势,就能提高临床疗效。以收治乙脑为例,从一九七三至一九七八年间统计我单位共收治乙脑三百六十二例,通过中西医结合以中药治疗为主,平均病死率仅2.89,6(参阅《天津医药》1980.7,「流行性乙型脑炎的中医治疗体会」)。
中医中药单独治疗急性传染病,疗效还是比较满意的。一九五九年津市白喉流行,我单位接受临时收治任务。因白喉类毒素供应不足,除开两个西医病房外,又开了一个中医病房,专以中药治疗。当时合并症很多(主要是心肌炎),症势险恶。我在临床观察中,发现这年白喉病儿有如下特征:发热不高,日暮较甚,既不恶寒,也不恶热,身软无力,口干不喜饮水,咳嗽无痰,咽痛不重,舌质光红微干,脉弦细而数等,无一不切合阴虚证。前人认为阴虚肺燥是白喉发病的病理基础,是完全符合实际的。于是在治疗上便确定以「养阴救燥」为治则,并以吹喉药配合汤剂治疗。对于合并心肌炎,则按病情轻重,辨证论治处理。这个病房共收治白喉病儿一百零七例,仅一例死于合并心肌炎,临床呈现阴分已竭,阳气虚脱的严重败象。另外,有两例病儿合并皮肤白喉(疮面培葬证实)而以吹喉药外用,迅速取得脓消疮愈的意外敛果(参阅「天津医药杂志》1960.7,「中药治疗白喉107例初步总结」)。这里附带说明,在治疗白喉的西医病房中,不少患儿对白喉类毒素过敏,而改用中药治疗,无一例失败。
中医儿科在临床上有很多经验可以补充现代西医儿科之不及。例如肠麻痹症,西医常需肛管排气,而效果有时不理想。中医辨证有属肺气不宣,大肠雍滞的实证,也有脾阳虚衰,运化失调的虚证。我对前者常用「小儿一捻金」或「牛黄夺病散」收效,后者则以温脾消胀之剂取胜。
清热利湿治疗新生儿高胆脂血症,凉血散瘀加镇摄治疗过敏性紫癜}清热解毒,逐瘀化浊之治疗肺脓疡;淡渗去湿,驱风止痒治顽固性皮肤过敏性疾患等,疗效均比较突出。
又如脑症昏迷病人的尿闭,不论程度轻重,只要指压利尿点(病儿仰卧取平,从脐眼至耻骨联合上缘,连一直线,在二分之一交点处),立即排尿,而且通畅彻底。自从我在《天津医药杂志》1965年7期发表「指压利尿法治疗昏迷病儿伴发屎潴留八十例临球观察」一文后,我单位迅速推广,医护均能掌握,一直到现在,重复可靠,效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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