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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近代科学主义到伪科学
——兼谈“西化”中医和“结合医学”问题
香港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       李 致 重
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里，中国的中医药学（以下简称中医）一直处于“在冲击下困惑，在困惑中衰落”的状况。近50年来，尽管国家为了中医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并在《宪法》总则关于“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的基础上，制定了“中西医并重”的卫生工作总方针。但是，中医问题上近代科学主义的严重倾向和伪科学现象，始终没有得到有效的遏制。在国家高扬“科学发展观”的今天，这些问题尤其值得我们深思。
一、“科学”的出发点、含义及其分类
有人说：今天的社会正处于一个科学迷信或技术疯狂时代。这个说法在其它领域里的的表现如何，本人不便评说。然而，坚持“人是机器”的机械唯物主义立场，把在非生命领域取得成功的观念和研究方法，作为研究生命(包括医学)领域的至上信条和唯一标准，当然是十分片面的。这种立场、观念和做法，尤其值得中医高度注意，切莫误入歧途。为此有必要对“科学”的出发点、含义及其分类问题，做一些简要的澄清。
1．“科学”的出发点
亚里士多德在他的《形而上学》一书的开头便说：“求知是所有人的本性，对感觉的喜爱就是证明”。这里所谓的求知，即人对客观世界背后的真理的追求。所以笼统地说，客观世界就是人们科学研究的出发点。
客观世界展现在人们面前的，用当代哲学里的习惯表述，叫做各种千变万化的“事物”。有的哲学著作里，称之为“物质”。用列宁的意思来说，这些千变万化的事物，是人们的感官（包括通过仪器延长了的感官）所能感知的，又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在。
这些客观实在的事物，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称之为“万有”（或“存有”）；在老子那里称之为“万物”。所谓“万有”，即“一切有”、“一切存在”“一切物”的意思。如果按照佛陀释迦牟尼的说法，那就是色、受、想、行、识“五蕴”。或者由眼、耳、鼻、舌、身、意，所感知到的色、声、香、味、触、法。所以，人们透过感性的色、声、香、味、触、法，达到对隐藏于其背后的本质属性的理性认识，这就是科学研究的意义。而从“万有”、“万物”、“五蕴”中，真实、全面、完整地把握自己所研究的具体对象，则是科学研究的具体出发点。
尽管人的感官有眼、耳、鼻、舌、身、意，然而诚如亚里斯多德所说：人们“喜爱视觉尤胜于其它”，所以对研究对象认识上的片面性或者误差，便成为科学研究的首要难题。为保证科学研究出发点的客观实在性，亚氏在其《形而上学》一书中，重点讨论了这一问题。其中的许多论述，经13世纪的托玛斯.阿奎那的阐发、补充，进一步趋于完善。故台湾的学者常将他们的学说，统称之为“形上学”。比如，“形上学”首先讨论了万有的单一性。接着讨论了“第一原理”，即“矛盾律”、“同一律”、“排中律”。紧接着又讨论了“有之真”（“名实相符之谓真理”）、“有之善”（“一切物之所欲者”之谓善）、“有之美”（悦目、自然者即为美）。然后确立并重点论述了“因果律”等等。这些讨论，是人们从事科学研究之前，必须率先对人的理性思维加以规范的逻辑条例。有了这些基础，才可能保证在真实、全面、完整的客观实在的前提下，健全地发挥人的理性思维的特长，以达到对客观实在背后的本质属性正确的认识或把握。
当代哲学里，就其表述世界的客观实在性而言，本人以为，用“事物”这一概念比用“物质”这一概念为好。其一，“事”是“物”的运动方式及其过程；“物”是“事”之所以是“事”的基础。“事”表现在人的感观里的，是状态（信息、现象）。作为中医研究对象的证候，自然界的气候、物候，皆属之。用哲学的话讲，“事”是客观实在运动、变化状态的时间轨迹。而“物”表现在人的感观里的，首先是其结构与功能。这常常是物理学方法、化学方法研究对象。同样用哲学的话讲，“物”是客观实在结构、功能意义上的空间特征。其二，当代哲学里的“物质”世界之说，用“形上学”里的“形质论”来看，它着重强调了组成某一事物的“原质”（或材料）的结构特征。这便一定程度地忽略了该事物作为本来存在的“原形”时，它的固有特征。以中、西医对比而言：西医着重研究了组成人的“原质”及其“原质”的结构与功能；中医则着重研究了人的“原形”，即作为真正的“人”的意义上的、活的整体层次上的存在及其特征。从“事物”与“物质”的对比中强调上述这两点，在近代物理学、化学占据科学主流地位的当代，尤其具有扶偏救弊的意义。而用“事物”一词表述“万有”、“万物”、“五蕴”的客观实在性，不仅比“物质”一词准确、合理，而且也是历史的、应有的哲学统一。
基于上述，具体而言：科学的出发点是万事万物发生、发展、变化、运动的时间轨迹和（或）空间特征。而每一个学科，仅仅是研究了万事万物中某一个方面的时间轨迹或空间特征而已。这样讲，既有利于理解本学科自己，更有利于理解自己与其它学科之间的关系。研究中、西医的关系，这一点尤其不可忽视。
2．“科学”的含义
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科学最早的含义，即“知识”。所以，源于西方的“知识就是力量”之说，其实是对“科学”价值的最普遍的表述。今天如果换一个提法，那么“知识就是力量”，也可以称之为“科学就是力量”。当然，人们认识客观实在的理性知识，也包括技术（技艺）和经验。因此严格地讲，真正揭示客观实在的事物本质的理性认识，才能称之为科学。所以台湾学者苗力田先生在翻译《形而上学》一书时特别强调：科学是目的的，技术是手段的。也就是说，科学是以为认识事物的真理为目的的理性求索；而技术具有明显的功利性，它只是科学前提下的功利性运用的手段。
与亚里士多德同一时期，在中国的《礼记.大学》里，科学称之为“格物致知”。其原话是：“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于格物，物格而后知至”。朱熹对致知的含义及过程注解得极好，他说：“致，推极也；知，犹识也。推极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可见，“格物致知”所获得的“欲其所知”，与亚氏的知识原本一样。进而言之，既然求知是人的天性，那么科学原本没有任何迷信和神秘可言，它只不过“物格而后知至”的不断认识的过程而已。
在清代后期的外来文献翻译中，西方文献中的“科学”一词常被译为“格物致知”。在东方，首先把中文的“科学”二字用在外来文献翻译中的，其实是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面临着不断涌进的门类繁多的西方近代自然科学，日本人取“分科之学”的意思，在日文的片假名里，发明了“科学”一词。这的确是日本人在灵活理解中文原意的基础上，颇有智慧的翻译。
第一位将“科学”二字直接用在中国的，当推严复先生。他在翻译《物种起源》一书时，将过去用作“格物致知”的地方，全部改为“科学”。从此，“科学”一词便成为源于中国的文字，渗透着日本人的智慧，重新回到了中国，却颇具西方现代意味的词汇了。如果再把“科学”与“知识”并列起来看，则“科学”二字就变得既朴实无华而又绝无神秘色彩了。
严复对科学和技术的解释说：“学者，考自然之则，定必然之例；术者，据已知之则，求可成之功。故学主知，术主行”。这一说法，与亚氏的观点是完全相通的。
基于上述，本人这里用今天的语言给科学做一个现代的定义：分门别类地研究各种不同事物所获取的系统化的知识体系，则称之为科学。
具体而言，任何一门科学都是以自身所面对的特定的客观实在为其研究对象；也都有自身特定的研究方法；更重要的是用特定的方法研究特定的对象所形成的系统化的概念(范畴)体系。这一系统化的概念(范畴)体系，揭示了研究对象的本质特性；在指导实践中有可重复性；并达到了表述的单一性。这就是成熟的科学的基本标志。同时尚须强调，科学不仅不神秘，而且不同学科之间，原本不存在排它性。任何一个科学的发展既是历史性的，更是传统性的，即内在于自身传统的历史性演进，绝非其它学科所能代替。
3．“科学”的分类
科学既然是“分科之学”，所以它的门类，成百上千。这里所谈的分类，只是从宏观角度的大体划分。
第一，从研究对象分类。
在科学上，最早、最准确、至今仍不失其指导意义的分类，当推中国的《易经》。《易经.系辞第十二》上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这里的“形”，指的自然生成的客观实在，可以理解为天造之万物；这里的“器”，指的是由人加工而成的客观实在，可以理解为人造之万物。
春秋秦汉之际，人们加工制造“器”的能力虽然十分有限，但是人们从“形”入手，认识天造之物的能力却卓有成效。面对自然生成的万事万物，中国先哲们的认识路向是“下学而上达”，即向上攀爬的认识论特点。具体而言，这种向上攀爬的认识路向是：以“形”为研究对象；通过“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究天人之际”、“类万物之情”；按照天人相应的原则和“下学而上达”的认识路线；最后追寻到万事万物生成、发展、变化的总原理、总规律上，即“道”。回过头来，再以此“总原理、总规律”，认识“形”是如何来的、如何变的、向何处去的运动变化规律。这先“上”再“回”的认识路向，同样是中医学形成、发展、完善的思维路向。
而制造“器”，则要向下寻找。先认识和把握制造器的“质”，亦即材料，再学会获取“质”和制造“器”方法，才可能按照人的意志，制造出理想中的“器”来。
由此可以说，人类既要认识和调控天造之“形”，又要研究和制造人造之“器”。于是，从研究天造之物和人造之物出发，便形成形上与形下两类不同的知识体系。亦即两种科学分类。
在西方，最早对科学进行分类的，还是亚里士多德。他采用的，同样是“下学而上达”的路向：先从“物理学”入手，经过“生理”、“心理”（灵魂），一直到达“天理”的认识。亚氏所说的“物理学”，相当于今天的自然科学范畴。而相对于“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亚氏时代则将其称之为“后物理学”。由于“后物理学”写于“物理学”之后，其内容又是对“物理学”总原理、总规律的概括，故称为“后”。 “后物理学”后来被人们称之为《第一哲学》，其实在于强调其“超物质”、“超经验”、“超感觉”、“超现象”的意思。《第一哲学》，相当于今天所通称的哲学。
依据上述意思，亚氏的科学分类是层次分类。即将一般的自然科学统统称之为“物理学”；而比“物理学”层次更高的科学，称之为哲学。后来，当中国人翻译亚氏的《第一哲学》时，依据中国的表述方式，翻译为《形而上学》。这一翻译，诚可谓恰到好处，名副其实。因为“形而上”所探求的总原理、总规律，即中国先哲所讲的“道”，这与亚氏思想，基本相通。因为亚氏也是从“形”入手，最后认识到形上之“道”的。
这里需要附代说明，亚氏同样处在人类制造“器”的能力十分有限的时代；而他的上述分类中，没有涉及人造之“器”的问题。
本文前面所谈的“事”与“物”，应该说是当代以科学研究对象为前提的另一种分类。客观存在的事物中，有一部分事物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只能是状态（信息、现象、证候）的存在形式，亦即“事”。所以研究历史、社会、进化、生态、天文、气象，以至中医研究的证候时，人们总是遵循着这些“客观实在”运动、变化状态的“时间轨迹”，来认识本学科所研究的客观实在的。可以说，从研究状态（信息、现象、证候）的运动、变化入手，这是研究“事”的原则和特点。而分析“物”的结构、功能，以及再依照人的意志组合结构为人造之物的研究，则要遵循着所研究的“客观实在”，亦即物的“空间特征”而进行的。故研究“物”与研究“事”相比，彼此属于不可通约性的两类完全不同的研究对象。
以上三种分类里，“形”、 “事”之轨迹，相互类似；而“器”、“质”之结构与功能特征，则基本一致。人们习惯上讲的近代科学，主要是指研究后者而言的。
第二，研究方法分类。
据上所述：研究天造之物，先须在“仰观于天、俯察于地”，“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究天人之际”、“类万物之情”的基础上，以体悟“道”的总原理或总规律。进而把天地万物之大“道”，与具体研究对象的生存之“道”相互联系起来，以探求具体对象的发生、发展、变化的因果关系。这种方法，与当代综合、系统性研究方法十分相近。
研究人造之物，先须熟悉近代物理学、化学的观念与方法，并以此为基础，研究具体对象的物理学、化学特征。然后，才可能推进人们在人造之器方面的能力或发展。这种方法，即近代分析、还原性研究方法。人们习惯上所讲的近代科学研究方法，多是指此而言的。
所以简言之，就研究方法来分，科学可以分为综合、系统与分析、还原两大类。历史上如此，今天亦如此。综合、系统性方法是研究“道”、“形而上学”，“形”、“事”之轨迹时的常用方法；分析、还原性方法是破解“器”、“质”的结构与功能时所必须的方法。这两类方法，是因为科学研究实践中两类不可通约性的研究对象所决定的，所以它们之间同样是不可通性的
第三，以知识层次分类。
科学—技术—经验，是由高到低的三个不同的知识层次。科学与技术之间的关系，正如前面提到的严复的界定那样。理论原理、规则、规律，是科学的内容；在实践应用中，技术是以科学为基础的。而经验则是最初级的、以感性认识为主的知识层次。
现代常常把这三个不同的知识层次，称之为理论（基础）科学、技术科学、经验科学，这是很不严肃、很不恰当的。这种情况与人们常常把“高新技术”误称为“高新科技”一样。一方面混淆了科学与技术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也暴露了在“近代科学迷信”和“技术疯狂”形势下，一种对科学认识上的盲目现象。近20年来，获得诺贝尔医学科学奖的项目中，绝大多数属于技术性内容，有的甚至是初步为经验所证明的内容。足见这一盲目现象在当代的普遍性。
第四，科学与哲学的关系。
按照通常的理解，哲学是对自然、社会和人的大脑思维的一般规律的高度概括。辞海中对科学的解释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知识体系。可见，哲学的“一般规律”，即普遍规律，它是覆盖着所有科学，即知识体系的。所以就分类而言，“哲学是科学的科学”。因为任何一门科学都不能脱离哲学的指导作用，就像《后物理学》是《物理学》的总原理、总规律一样。如果把哲学排除于科学之外，或者把哲学与科学并列起来，都是不恰当的。然而，科学是研究和认识具体对象的知识体系，它不能等同于哲学；但是认为哲学可以“代替一切自然科学”，也是十分错误的。这一点我们在“文革”中有过沉痛的教训，相信人们不会忘记。
过去常有一种习惯的说法：认为春秋—秦汉之际，“科学还没有从哲学中分离出来”。甚至把《易经》的存在，视之为“导致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的原因，这是值得商榷。其一，哲学本身就是科学的一类，而且是层次最高的一类。就像“后物理学”是从“物理学”基础上概括出来的一样，两者在知识层次上有区别，但决无矛盾可言。其二，春秋—秦汉之际的科学，比如中医学，属于综合、系统性科学，它与近代科学分析、还原性科的范式明显不同。当然也不能因为中医学与哲学的关系密切，而将其排除于科学之外。其三，当代人站在自己所熟知的分析、还原性科学的主场上来看综合、系统性科学时，就像熟悉九章算术的人不理解莱布尼兹的数学二进制一样。在两种范式不同的科学之间，不能把“不解其中味”，视之为“其中本无味”。其四，近代科学门类繁多，是分析、还原性科学在近代突飞猛进的反映。这是分析、还原性科学自身发展的历史所决定的。不能说古代哲学制约了近代分析、还原性科学的发展，也不能说近代分析、还原性科学是摆脱了哲学的桎梏后，才获得繁荣的。
再从亚里斯多德、托玛斯的“形上学”来说，它的主旨是讨论“万有之有及其特性之学”。尤其是“形上学”中关于“万有”真实、全面、完整地展现在人们视野之中的论述，关于同一律、排中律、矛盾律、和因果律等思维原理，更是对人们思维方式加以逻辑规范的根本性的科学。从这个意义上看，“形上学”应富有“哲学的哲学”的意义。也可以说，它更是人类科学研究之母。从“仅在美国就有一千多所以上的大学及研究中心传授此学说”，“每年就有五百多本书籍和二十五种刊物问世以专门介绍此学说”这一点来看，足见当代科学哲学界对“形上学”之重视了。说它是科学研究之母，其实并不为过。
第五、从生命与非生命的分类。
《辞海》中关于科学是“自然、社会和思维的知识体系”之说，代表了近代对科学在研究对象或范畴上的一种分类，当然无可厚非。然而面对中医学发展中的困惑，总令人有一种缺失之感。
在中国，生命科学（包括医学）一直被划归于自然科学系统。而当今的自然科学系统中，绝大多数是以物理学、化学为代表的分析、还原性科学。如前所述，分析、还原性科学最成功之处是非生命领域，或称之为人造之物领域。而医学面对的人是天造之物，而非人造之物。人与人造之物最本质的区别在于：人的新陈代谢功能是任何非生命领域的人造之物所不具有的。用现代系统科学的观点来说：人体是一个开放的、复杂的、具有自组织能力的、至今仍存在着诸多盲区的巨系统。所以迄今为止，西方西学可以借助分析、还原性方法，把人由组织、器官水平，拆到细胞水平，再拆到分子水平；但是，人们至今不可能用几个基因片断，连接出一个最简单的病毒来。这就说明，生命科学（包括医学）绝不是分析、还原性科学一家的领地。从人是天造之物的角度讲，医学科学同样也有一部分应属于综合、系统性科学范畴。而且属于综合、系统性科学的一部分，肯定还大于属于分析、还原性科学的那一部分。中、西医之间，也是这样。
基于上述，以往把中医划归于生命科学之中，这在使中医从属于自然科学范畴的同时，也使中医从属于西医之下。这就无形之中助长了近代科学主义对中医自身发展的在干扰，影响了中医自身的完善和发展。所以从当代科学分类来看，至少在中、西医并存的中国，生命科学（包括医学）应当从自然科学范畴中独立出来。如此，《辞海》中关于科学的解释，则应修改为：“关于自然、社会、生命和思维的知识体系”。
二、近代科学主义对中医的干扰
所谓近代科学主义，即是把近代物理学、化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分析、还原性观念和研究方法，视为评定一切科学的至上信条和唯一标准的看法。
近代科学主义对中医的干扰，与机械唯物主义不无关系。在当代生命科学界，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是，机械唯物主义助长了近代科学主义，近代科学主义加深了机械唯物主义。尽管一百年前“动物是机器”、“人是机器”这种观点，已经受到西方科学哲学家的深刻质疑，然而在今天的中国，这种观点仍然牢牢地束缚着着中医，当然也同样干扰着西医自己。
2004年1月，本人出版了《中医复兴论》一书。该书中“论中医学的定义”、“论中西医的不可通约性”、“中西医结合定义的研究”、“中医在人类医学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医药学走向世界的若干理论问题”等文，在东西方历史、文化、形上学、哲学、科学的比较中，在中西医的科学、技术、经验层面的比较中，对中医和西医生物医学做了定义。同书还在“中西医结合亟待定义”、“中医生存与发展的理性思考”、“走出中医学术的百年困惑”、“中医科学必须彻底告别余云岫现象”、“为中医教育诊脉处方”、“提高中医临床疗效的科学学思考”、“西化——中医研究的致命误区”等文中，分析了近代科学主义对中医造成的危害，这里不再重复。总结《中医复兴论》的相关论述，对于近代科学主义在中医上的干扰，集中起来，那就是“中医西医化”思潮。下面仅以历史的角度，谈一些有代表的事件。
20世纪前半叶，持近代科学主义的代表人物是余云岫。他于1917年出版了《灵素商兑》一书，完全从西医角度出发，全盘否定《灵枢》、《素问》的医学观念和基础理论。他于1929年“南京政府”的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上，提出了“废止中医以扫除医事卫生障碍案”，第一次提出废除中医的叫嚣。1950年，他又在建国初期的全国卫生工作会议期间，改换包装，老调重弹，又一次提出了“改造旧医实施步骤草案”。他是由日本留学西医的学者，头脑中只有分析、还原基础上的形而下的西医，当然视中医为格格不入。他的重点始终盯在中医的基础理论上，亦即中医的科学原理部分。他欲通过“堕其首都也，塞其本源也”，把中医形而上的科学原理统统废除。他可以容纳的，只是与中医断根绝缘的方和药。所以他后来也被称之为“废医存药”的代表者。
   20世纪50年代初的“中医科学化”，意在改造中医。改造之法，即要求开业中医必须通过西医若干门基础理论课程的学习和考试，用西医的基础医学，取代中医头脑中的中医基础理论。受这一做法的影响，1956年创建的中医大学教育里，无可争议地将西医基础医学的全部课程，以“医学科学”课程的名义，纳入中医大学早期的教育之中。这就使学生从进入中医大门之时，便踏上了“西化”中医的误区。
   20世纪50年代末，以国家最高领袖对卫生部一份报告批示的形式，铸成了中医科研上的“双重学术标准”的问题。所谓的“双重学术标准”是，既承认中医是科学的，又将中医自身的发展与完善，寄托在西医学术观念和方法上。中医本来是形而上的医学，却提倡用研究形而下的的观念与方法对其进行“发掘”、“提高”。这就大怪而特怪了。以后的事实表明，近50年来“发掘”、“提高”中医的主流，其实就是由“双重学术标准”所铸成的“中医西医化”。
   随着时间的推移，近代科学主义充斥了整个中医的医疗、教学、科研、管理的各个方面。故“西化”中医，始终是干扰中医发展的一大误区。而且由于“西化”中医思潮的长期泛滥，令中医陷于伪科学的困扰之中。
三、伪科学及其在中医上的表现
   伪科学的做法，与实事求是的科学科态度相反。所以伪科学就是假科学。
“伪科学”这一提法，首见于20世纪30年代的前苏联。当时，身为科学院院长的李森科，站在获得性遗传学派的立场上，将门德尔、摩尔根的基因遗传学，贬之为伪科学和假科学。并以行政的手段，对从事基因遗传学的学者进行了“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因而使苏联的基因遗传学的研究，长期一蹶不振。中医在近代科学主义干扰下的百年衰落，本质上与这一情况大体相似。尽管中医在被“西化”的过程中长期被斥之为“落后”、“过时”、“不科学”、“封建医”，然而不无讽剌的是，处于主流地位的“西化”中医的种种做法，却无可幸免地陷入于伪科学。
按照本人的研究：“以系统方法研究整体层次上的机体反应状态所形成的防病治病的科学体系，谓之中医学”；而“以还原性科学方法研究人的器官、组织、细胞、分子层次上的结构与功能所形成的防病治病的科学体系”，则是西医的生物医学。这两个定义是过去不曾见过的，而且相信不会有原则性错误。基于这两个定义，并依据本文第一节关于科学的出发点、含义和分类的基本论述，依据科学哲学家库恩关于不同范式的学科之间不可通约性的原理，今天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其一，中医和西医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医学科学体系。其二，在可预见的将来，“创造”出在科学（理论）层面上的“中西医结合医学”，没有这种可能性。其三，中、西医两种医学在保持各自科学（理论）特色的前提下，促进两者在临床技术层面上的“中西医配合”，必将是我国医学界长期、艰巨的历史使命。
欲从事科学研究，首先要明确科学的出发点、含义和分类；要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而实事求是的出发点或根本标准，就是对该学科的研究对象，亦即被研究的事实本身的无比忠实。在形上性科学领域，用分析、还原性方法代替综合、系统性方法，对于研究对象来说，是研究方法的错位。这就像用化学方法看到系统科学的信息反馈、存储、控制一样。化学方法之于系统科学，不是人们不想用，而是该学科不能用。因为不被研究对象所选择、所接受的方法，便无从揭示对象发生、发生、变化的轨迹。在这里，主观的自恃方法的先进，是没有任何用处的。无视这一原则而强为之，则必然要走向伪科学。
欲“创造”“中西医结合医学”，首先要从中、西医的定义入手，明确两者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概念（范畴）体系的差别。声称“中西医结合医学”己经“创造”出来了，至今却说不清“人”是什么，说不清中、西医各自研究了“人”的哪些层面的现象或事实；甚至至今对中医形成文化背景、发展的历史轨迹知之甚少，至今不懂得研究对象对于研究方法的选择和被选择的决定性关系。所以这样的“创造”运动，不论再花费多少的人力、财力、物力，也只能在伪科学、假科学的误区越陷越深。退一步讲，把中医从科学（理论）医学层面降低到经验水平，或者用初级的以感性认识的标准来“规范”、来代替中医的理论原理、规则、规律，这种“中西医结合”的所谓“研究”，其实也是伪科学、假科学的做法。
归根到底，几十年来因为近代科学主义潮流所产生的对近代科学的迷信，使人们忽视了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先生所强调的不同“范式”的科学之间，“不可通约性”的原理。如果人们早一点懂得形上科学与形下科学之间，分析(还原) 性科学与综合(系统)性科学之间，中医与西医之间不可通约性的道理，相信在中医学术上不会出现“西化”中医和“创造”“中西医结合医学”的问题。所以，“科学上本来不可为，却要人为的强为之”，这是几十年来国内在“西化”中医和“创造”“中西医结合医学”中伪科学、假科学问题的根源。这里仅举以下几点，以资说明。
第一，不承认或轻易否定中医基础理论的科学性，认为中医是经验医学；不承认中医研究对象，即证候的客观实在性。这从本质上讲，就是伪科学的观念。
第二，中医的藏象学说，是建立在天人相应基础上的，是以模拟性概念所表述的，是以系统性科学方法架构而成的“四时五藏阴阳”之藏象。而否认中医藏象学说的固有范式，执意用分析、还原性研究方法为其“寻找”结构、功能意义上的所谓“本质”和“物质基础，亦当属伪科学之举。
第三，在“证”的研究上，其问题更多。首先，“证”原本是中医意义上的临床表现，或称整体层次上的机体反应状态。它是人的感官所及的，感性认识层面上的病理表现。而在“证”的研究中，却将它理解为与西医病理相应的中医意义上的病机。其次，病机原本是中医理性认识的产物，是对疾病本质特点的揭示。而“证”的研究中却以西医“症候群”的感性层次的标准，来取代中医病机的理性认识原则。这对于中医认识疾病本质的固有水平来讲，显然是由理性层次向感性层次的倒退。自然，这也是伪科学。
第四，在中药的研究上，问题也不少。其一，“用西药药物物理和药物化学的方法，按照西医生理和病理的原则，从中药材中提取西医认为的有效成分，然后根据西医临床药理的指标用于西医临床的药物，应当划归为西药”。这原本是西药发展中的一条老路。而长期以来，却将其视为中药现代化的主要方向。其二，50年来的中药“西化”过程中，真正达到西药药理标准，并通过“药品非临床安全性研究质量管理规定”（GLP）、“药品临床质量管理规定”（GCP）、“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定”（GMP）药物，全国仅有青蒿素一种。而在临床中广泛使用的中药“西化”的产品，如清开灵、丹参、川芎嗪、大蒜素、葛根酮等等静脉注射液，绝大多数没有达到上述西药药理指标及其相关“规定”。以西药而言，这些产品在疗效上最多只能算得上经验水平，在管理规范上远远没有达到西药的科学标准。然而它们游离于西药范畴之外，却以中药现代化的名义，广泛用于中医医疗之中。将如此不严肃，不科学的产品用于病人，这种在中国仅有、在国外绝无的做法，既损害中医，也违背了西药的科学原则。
   第五，20多年来，充斥医药市场的假医、假药、伪气功、伪保健品等等，都打着中医中药的招牌招摇于市。其中的伪科学、假科学问题更为突出。
   除了上述，再如“理据不足的绝招特技、误导民众的专科医疗、图财害命的专方专药、夸大其辞的广告宣传、质量低劣的报刊图书、自我吹嘘的学术成就”……其中无不渗透着伪科学、假科学地影响。
由此可见，不首先遏制近代科学主义和 伪科学、假科学的问题，复兴中医就是一句“伟大的空话”。
去年5月31日，本人在给有关主要领导人的一封信中曾经写道：“当今，人类医学科学发展中有三方面值得关注的大趋势。其一，西医学（现代医学）在20世纪的长足发展中，越来越暴露出自身的局限性。因此从20世纪70年代，首先从西方传来了“回归自然”、“重视传统医学”的呼声。其二，在世界各地的传统医学中，中医的理论体系最完整，治疗方法最丰富，临床效果最可靠。因此世界范围内的“重视传统医学”，首先应理解为重视中医。其三，在中医的故乡，半个世纪以来，我们始终“执着”于用西医的观念和方法，对中医进行验证、解释、改造。因此使中医从成熟的理论（科学）医学的高度，滑向了原来的经验医学的巢臼，朝着两千年前的水平倒退。即‘中医西医化’导致的中医理论、临床全方位的退化。”
回顾往昔，坚持“西化”中医，是近代科学主义的学术立场；坚持用“西化”中医的做法“创造”“中西医结合医学”，则要走向伪科学。50年来,我们在这方面交的“学费”太多、太多，最令人痛心的是它直接导致了中医学术的衰落。当此高扬“科学发展观”之际，愿危害中医的近代科学主义与伪科学问题，能够在中国得到有效的遏制。
(该文为2005年1月3—7日在国家科学技术部，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举办的“中医药发展战略——中西医结合面面观学术研讨会”上的专题报告，写于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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