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中医是如何被歧视、限制的？

建国初期反中医思潮的兴衰
曹东义
河北省中医药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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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的成立，宣告了一个旧时代的结束。然而，摆在亿万人民面前的是一种百废待兴的局面，贫困和疾病仍然严重地危害着人们的生活。
在旧中国饱受被取消之苦、遍布于全国城乡的50万中医药人员，在新中国“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中，本应该比只有2万人、基本存在于大中城市的西医人员，更有发挥作用、大派用场的机会。即使仅仅从“团结中西医”的卫生工作方针出发，也不能轻视50万中医的作用。它的生存与发展问题，理应受到足够的重视 。但是，当时的情况却与人们想法截然不同，中医事业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几乎到了难于生存下去的境地。
1950年8月7日至1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在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上的报告》专门论述了“团结和改造中西医问题”。《报告》指出：中医几千年来积累了不少宝贵的经验，但中医理论缺乏现代科学的基础，如果中医仍然墨守成规，故步自封，就不可能完成预防和治疗疾病的任务，“因此中医必须提高，学习政治知识和现代科学知识，将中医的经验与科学结合起来，使中医科学化。”“所谓中医科学化，主要包括下面几个涵义：第一要学习医学科学的基础知识，懂得生理、解剖、细菌、病理和传染病的管理。其次与科学家配合研究中药，分析秘方，确定性能。再次，研究中国的针灸，发掘古代的临床经验，使之科学化，这些都需要一定的现代科学知识。”8月13日下午3点到6点的中医座谈会，是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次座谈会的精神，对中医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影响。看看代表们在会上发表的意见，对理解建国初期错误中医政策的制定过程很有帮助。
这次座谈会对于中医的命运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而令人惋惜的是与会的中医代表，都未能大胆地说明中医学是一个完整的学术体系，他们大多只承认中医有某些经验，有的甚至连经验也抹杀了，说“经验未必可靠”，值得研究的内容只剩下“火罐、灌肠”等简易有效的方法了。会议未能充分肯定解放前中医界求生存、反废止斗争的历史意义，把那时的中医存废斗争简单地当成中西医的不团结，好像中医不是为了生存而奋斗了20年，而是搞了20年的宗派斗争。余云岫等大肆宣扬过的废止中医的主张虽然没有被提倡，但他“中医近乎巫神，中医理论都是陈腐玄虚的唯心思想”的观点，却像一个难以驱除的阴影，笼罩着不少代表的心头。所谓“中医是要科学化的，而不是产生新中医”，实际上就是改造现有的中医，使无后继之人，与余云岫废止中医的主张有异曲同工之妙。中医代表中无人提出把中医纳入教育系列以培养中医接班人的问题，这比解放前中医界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创办期刊、编辑教材、开办教育、力争将中医纳入学系的奋斗精神，的确是倒退了一大步。
主张废止中医的人们并没有因为“团结中西医”的方针而放弃对中医学的偏见。如宋大仁指出：“在某一条件之下，曾一度有‘中西医合作统一战线’之口号。现在旧医据此为依据，大肆鼓吹，歪曲事实，抑知此一号召，系指‘人事’上的合作而非‘学术’之汇通，因正式西医缺乏，故须团结合作为人民服务，如曲解为旧医‘理论’与新医‘学术’之沟通，等于以‘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统一合作，宁非滑稽也。”
1949年，东北卫生部长王斌等“以科学立场出题”,在东北全区举行了医务人员的考试，结果绝大部分中医不合格。1950年，王斌还在东北地区通过“甄别”，对中医进行了更加严格的限制，甚至将接骨、推拿等专科中医贬入江湖医生之列加以取缔。仅热河朝阳县经过登记、甄别，就有420名中医被认为“不合格”，其中225名被停止执业。王斌还主张将中医训练改造之后，改称“医助”；停止中医招收学徒等，这些都在1951年以后都变成了现实。王斌关于中医是封建医，必将被社会主义消灭的观点广为流传，影响很大。1951年8月上海市卫生局就将王斌的文章列为“医务工作者学习资料”广为散发，使广大中医师认为自己毫无前途而意志日趋消沉，许多青年中医在上海市卫生局号召参加市政建设时，被分派担任了“助手”。上海某医学院还接收了大批中医成立内科专修班，以实行促使中医“改业”。
废止中医思想的回潮，对当时中医政策的制定产生了决定性影响。1951年5月1日，卫生部发布《中医师暂行条例》、《中医师暂行条例实施细则》；1951年11月30日，卫生部发布《中医诊所管理暂行条例》、《中医诊所管理暂行条例实施细则》；1951年12月27日，卫生部发布《关于组织中医进修学校和中医进修班的规定》；1952年10月4日，卫生部发布《医师、中医师、牙医师、药师考试暂行办法》。这些文件都先后得到贯彻落实。
通过对比，不难看出，与1936年国民党政府公布的《中医条例》相比，新的《中医师暂行条例》对中医师资格的规定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如关于学历的规定，对中医函授教育及传统的师徒授受与父子相传的教育方式一概不予承认，只有在私立或公立3至4年制中医学校毕业者，才发给中医师证书。而当时的中医界尤其是分布于广大农村的几十万中医中具有这种正规学历者为数极少。《条例》虽然仍承认国民党政府颁发的中医师证书，但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国民党政府1936年公布的《中医条例》基本上没能实行，取得中医师证书者自然寥寥无几。
《条例》规定，本条例公布前，经省、直辖市以上人民政府卫生主管机关考试及格，发给中医师证书者，可以承认其中医师资格。而实际上各地在考试中偏差相当突出。据“1949年东北医务人员考试总结”附表记载，参加中医师考试者共有2347人，合格者仅173人；参加中医外科考试者128人，合格者仅8人；参加中药士考试者902人，合格者仅121人。组织考试的基本精神是：“对中医师试题主张以科学立场出题，推翻五运六气老一套”，“中医师、中医外科、中药士等出题，大都是选用与近现代医学相吻合者为标准，故于解题时，须说明答题态度，不可用五运六气，妄谈空论”，并规定“凡年逾六十岁以上，或技术恶劣，及有影响医疗工作之疾病者”不准参加考试。1953年全国92个大中城市和165个县登记审查的结果，合格的中医只有1万4千多人。中医水平较高的天津市，参加考试的530多个中医只有55个合格。
中医进修学校或进修班所从事的教育，不是“产生新中医”的教育，而是以西医基础理论和技术改造现有中医的教育。任应秋先生解放初任重庆市第一中医进修班教师，对这种教育提出了异议，在《我对中医进修教育几点不成熟的意见》一文中，他不无忧虑地说：“中医通过进修以后，在预防工作方面获得一些成就，是不是便等于丰富了中医医学，而提高了中医的临床治疗经验，逐步进入更科学化？可说还没有达到这个地步，相反的，在个别进修教育过程中，还存在有‘中医西医化’的倾向。有的甚至把在进修中的中医们的思想弄得一团糟，比较有中医学基础的，被‘不科学’三个字吓退了，而发生动摇；中医学基础较薄弱的，便‘尽弃所学而学焉’，干脆摇身一变而为‘西医’，即被一般叫作新江湖医生。这种新江湖医生，他们无论私人开业或参加联合诊所，信手处方便是醋柳酸、辛可芬、乙酰氧乙本胺等，甚至随手便使用青霉素、链霉素一类抗生素药，中药的处方，只字不提了 。”这种现象在全国也是很普遍的。
解放初期，由于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对阶级斗争的惧怕、对中西医学优劣形势的重新比较，在中医学存续受到严重威胁的时刻，中医界并没有像30年代那样奋起抗争。倒是毛泽东主席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发现了卫生部存在的严重问题，及时进行了批判和纠正，才改变了中医发展的历史。
在“三反五反”的“反官僚主义”斗争中，毛泽东主席看了白学光写的一篇反映军委卫生部官僚主义作风问题的报告后，联想到其他政府部门或许也有类似的情形，于是，1953年4月3日就白学光的报告写了如下批示：
“周恩来、习仲勋、胡乔木、彭德怀、黄克诚、贺诚各同志：白学光同志这个报告，深刻地揭露了军委卫生部的领导方面所犯的极端严重的官僚主义。因为白学光的揭露，使我想到政府卫生部的领导工作是否和军委卫生部的领导工作有多大的差别，我怀疑政府卫生部的领导工作可能和军委卫生部的领导工作同样是一塌湖涂，既看不到政治领导，也看不到认真的业务和技术领导，只是没有白学光这样一个人做出这样有条理有根据的揭露，所以我们还不知道。请习、乔参考白学光的报告，严肃地检查一次政府卫生部的工作，看和军委卫生部好的多少？并对存在的问题决定解决方案，付诸施行。无领导、无政治，也不认真管业务的部门──专门吃饭、做官、当老爷的官僚衙门，除军委卫生部外，可能还有别的部门，请你们在此次反官僚主义斗争中，撕破面皮，将这些彻底整垮改换面目，建立真正能工作的机关 。”
遵照毛泽东主席的批示，中央文委对卫生部的工作进行了深入的检查，从而发现卫生部在贯彻“团结中西医”的卫生工作方针方面，存在着轻视、歧视、限制中医的严重错误。
毛泽东主席于1954 年春节座谈会上再次指示必须改进中医工作，为卫生部门制定中医政策确定了新的指导思想。1954年2月25日政务院第206次政务会议批准的《第三届全国卫生行政会议决议》，在总结卫生部过去4年来的工作情况时指出：“我们对中医常常片面强调他们的缺点，没有看到中医是我国宝贵民族文化遗产之一，在广大人民中有很大作用，因而产生轻视和歧视的现象。”
《决议》强调，必须采取下列措施，以加强中医工作，充分发挥中医力量：
（一）在各级卫生人员中，普遍进行关于团结中医政策的教育，坚决克服忽视和歧视中医的偏向；
（二）各级卫生机关应酌情吸收中医参加工作，建立和加强管理中医的机构。各大区、省（市）均应在最近期间召开一次中医代表会议，听取其意见，改进中医工作；
（三）保证中医的正常开业。中央卫生部原已公布的“中医师考试暂行办法”和“中医师暂行条例”，要求过高，不切实际，应行修改。联合诊所中，并行实行按技术、劳力取酬的工资制度，其内部成员的关系不能视为劳资关系；
（四）中医进修的主要目的在于提高政治觉悟和业务水平。进修内容应交流中医临床经验，同时学一些必要的西医基础医学知识和政治知识；
（五）对成药管理应制订妥善办法；
（六）举办中医药研究所，扩大针灸研究工作，举办针灸训练班。为防止中医经验的失传，对全国各地有经验的年老中医，应用通讯和访问等办法，把他们的经验记录下来，鼓励他们传授。在西医中指定有研究能力的人研究中医学，吸取其合理部分；
（七）健全中医团体，加强领导。改进和提高中医药刊物。
上述各项措施基本上体现了毛泽东主席对改进中医工作的指示精神。 毛泽东主席的批评与指示，1954年6月29日在卫生部进行了传达。对歧视、限制中医的错误做法展开批判的过程，实际上主要是自上而下的传达、贯彻毛泽东有关指示的过程。台湾关心中医事业的陈立夫先生曾说：“毛泽东对中医药，他是有功的。-----所以，我将来要给毛泽东写传，要颂扬他。”
在毛泽东的关怀下，中医走进了西医独占的医院，并在全国成立了多所中医医院，为验证中医疗效、开展中西医结合，奠立了基础；开展了大规模的西医学习中医的运动，这在从前是不可想象的，因为自本世纪开始之后，中医长期被认为是不科学的，只有中医学习西医的必要，而没有大规模西医学习中医的可能；成立了中医研究院，使古老的中医学术能够逐渐得到科学的解释、验证，走进现代科学的殿堂；成立中医学院，使古老的中医学成为吸引有志青年的高等学府，从根本上解决了中医后继乏人和自生自灭的低素质循环的状况……这一切为中医的复兴奠立了基础。
1958年10月11日，毛泽东在卫生部总结第一届西医学习中医班的情况报告上批示说：“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挖掘，加以提高。”可以说这是中医学在本世纪内获得的最高评价，一向被认识为不科学的中医学以及它的从业人员，此前是不敢奢望的。
中医的地位恢复之后，中医学的完整性才得以保存。
2007、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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