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之精在理之真与法之明

　　治病切忌泥于何病何方，误所施用，即对症之方亦未必全合现症，全在医者就证加减。“治病断无呆抄旧方之理，每见有执方书而谬试，徒无益而有损。”


　　多种疾病始于上焦，轻可以治上，实邪非必使用攻利可除，轻可以去实。外感、内伤有多数证候非“折伏”之法可以取效，峻烈之品又极易戕伤正气，于此则每可以轻剂而奏功。


　　其病亦非必皆成死物于此处，多为气机滞碍脏腑不宣，正邪扭结，痰水不化之类，亦非必定用推墙倒壁之物，冲锋陷阵之师方能治之。


　　陆观虎为医林名宿，家学渊源，转益多师，临证数十载，学验俱丰，曾任天津市中医医院首任院长。他一生寓学术思想于临床经验之中，诠妙谛于常法之外，堪为后学津梁。笔者在此简要介绍其学术思想，以期惠及学人。


　　医理求明、真、精、通


　　陆观虎尝谓：“须知人身本于阴阳，禀五气以生，生后乃借阴阳、五气以养，亦因五气有所乖戾而病。天地间形形色色无一不本于阴阳，即所谓‘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五气指木、火、土、金、水而言，就其病为‘五运六气’，即四时六气之变化，风、寒、暑、湿、燥、火也。然何气为病，何者能疗，必当深明其理，洞悉其原。医者须明其理，理明是为其用，用后其理更明。”其学以明医理为先务，但医理之说凡浅显者人人可以道出，深奥者又往往高而不切于实际。


　　因此，陆观虎学医理要求明，明则理无所昧；要求真，真则不流于诡奇；要求精，精则不枝不蔓；要求通，通则贯串而成体系,于瞬息万变之临床表现中取得明确认识。其说虽不多，但似浅而实深，似简而实丰，临床实践经验又是“寓理论于临床”，故其医案处处是法，亦处处是理，深得仲景、天士之理在法中、方中、药中之遗意。


　　他理论通达，且于临诊之际应变无方，其辨证之准，用药之精亦在于见理之真与法度之明。尝谓：“夫医究非‘仙’，何以良医独照如神，无他,能四诊互勘，抉其独到处，而得其真相耳”，“证同而因异者多也，因同而证异者亦每见之”。


　　他认为治病切忌泥于何病何方，误所施用，即对症之方亦未必全合现症。全在医者就证加减。“治病断无呆抄旧方之理，每见有执方书而谬试，徒无益而有损”，“诊者知其一，不知其二，以病就方，非以方治病，执一孔之见，应万变之病，岂有不误哉？”


　　由此可见辨证之明有赖于理法之精通，而知常达变又在于辨证之准确，有经有权，深邃洞达。


　　用药贵轻、清、宣、灵


　　陆观虎为清末大家陆九芝先生后裔，但不囿于家学，善学叶桂、王士雄等大师名家之法。于江浙一派之长，洞晓无遗，从而总结出临诊用药之际，从思想方法到选方遣药之轻、清、宣、灵四法，取得卓著成效。


　　传统十剂中虽有“轻可去实”，“宣可去壅”，但内容仍较局限。“清法”在八法中，亦只限于清火炎热之内涌。吴瑭于《温病条辨》中正式提出辛凉平剂、轻剂乃适用于温病初起之证，至王士雄乃以善调枢机气化，用药轻宣灵动著称于时。


　　他总结前人经验结合个人所得明确提出轻、清、宣、灵四法，使之上升到具有原则性、指导性的范畴。


　　轻法轻药在临床上使用应当是最多的，多种疾病始于上焦，轻可以治上，实邪非必使用攻利可除，轻可以去实。外感、内伤有多数证候非“折伏”之法可以取效，峻烈之品又极易戕伤正气，于此则每可以轻剂而奏功。且医家能用轻剂愈重病，始能于用重峻之剂时，胆大而心细。如不能用轻，只能用重，则易陷于孟浪之习，知有病不知有人之失。故轻法实老医之深算，不可以“轻”字而轻视之。


　　清法不但指清热，更重要的是要求医者理法方药，不芜不杂，能于此处学养兼到，则是大家法脉。


　　宣法于诸病之治，以宣法行之则具见活泼。如宣解、宣散、宣布、宣泄、宣导、宣通等等。补亦有宣，则补而能行，而无呆补蛮补之失，重药加之宣法则亦见灵动，且防太过伤正，阻碍气机等弊。


　　灵法，灵者活也、动也，于病机关系至切。举凡脏腑经络卫气营血应当是无处不活，无处不行，亦就是不应有所阻碍，反此者病。此即《素问·经脉别论》所谓“勇者气行则已，怯者则着而为病也”之理。其病亦非必皆成死物于此处，多为气机滞碍脏腑不宣，正邪扭结，痰水不化之类，亦非必定用推墙倒壁之物，冲锋陷阵之师方能治之。


　　灵之法如用得其妙，可得“以四两拨千斤”之效。其中至理存焉。具体到实践即在病之“机”，非善窥病机用病机者不足以语于此。


　　陆观虎的轻、清、宣、灵四法，视或平平无奇，不知实为发江浙一派之精华，酝酿而出，合自魏之琇、叶桂、薛雪、吴瑭、王士雄以至青浦、孟河等诸家之长一炉而共冶之。四法为陆老临床用药特色，而于温病之治疗意义尤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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