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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温病新说蜂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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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温病新说蜂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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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4-2 03:0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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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清两朝的医学发展中,虽然研究张仲景开创的伤寒与杂病学术特色的医学家很多,但是经过宋、金、元时期伤寒学家的研究与补充,中医对于外感热病的诊治方法已经有了很多进步,尤其对于辛温发汗解表局限性的认识,已经非常深刻。一个肯定辛凉解表,不断丰富外感病治疗方法的学术流派已经孕育成熟,提出新的学术见解、创立新的学术流派已是迫在眉睫。
吴有性,字又可,大约生活于十六世纪八十年代至十七世纪六十年代,江苏吴县人,明末清初著名医学家,为温病学派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吴又可所处的时代,兵事频繁,瘟疫大流行。明末公元1641年,正当吴又可四十九岁的时候,瘟疫遍及山东、浙江、河南、河北等地。</p> 瘟疫相当于现代医学所讲的传染病,它对人类的危害很大,在一定的外界环境条件下它可以在人群中传播,造成流行。瘟疫流行时,发病迅速,症状剧烈,波及人数多,影响范围大,严重危害百姓的健康。
我国古代曾发生过多次大的传染病流行,特别是明清两代,传染病的发生更是频繁,死者不计其数。据统计,明代二百七十六年间发生传染病大流行六十四次,清代二百六十六年间发生传染病七十四次。我国历代医家对传染病的防治十分重视。《黄帝内经》、《伤寒论》、《诸病源候论》、《千金方》、《外台秘要》等著名医著中都有防治传染病经验的记载,但这些记载都不系统,没有形成专门阐述传染性疾病特色的医学著作,只是把传染病附载于外感的伤寒热病之中,对于其传染性、流行性研究得不够深入,没有形成特色。
到了吴又可所处的时代,虽然瘟疫大流行,但许多医生因找不到好的治疗办法而墨守伤寒法治疗瘟疫,以至效果很差。吴又可亲眼目睹了当时一些传染病流行地区“一巷百余家,无一家仅免;一门数十口,无一口仅存者”的惨景,于是他刻苦钻研,不顾自身安危,深入到传染病流行区进行医疗实践。他深感自古医道详伤寒而略瘟疫,而对当时流行的疾病以瘟疫进行施治而大获良效。通过反复研究,细心穷理,并结合自己丰富的治疗经验进行分析总结和整理发挥,终于在崇祯15年(公元1642年)写成了我国医学发展史上的第一部瘟疫学专著——《温疫论》。
吴又可将前人的“五疫”学说加以改造,认为疫气不限于五种,而是每一种热病都由不同的疫气所引发。他关于不同疾病由不同病原“杂气”所引发的论述,最接近微生物致病学说。从这个意义上讲,吴又可的“疫气说”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病原学说。
吴又可指出,“戾气”的传染途径是通过空气与接触,由口鼻进入人体而致病的。《温疫论》还十分重视机体抵抗力的重要性。该书认为,“本气充满,邪不可入”。机体抵抗力强,即使有接触传染的可能,也不容易发病。如果“本气适逢亏欠,呼吸之间,外邪因而乘之”,机体抵抗力降低,同时又受到传染,则易于发病。
《温疫论》还提出了传染病的传染途径是“有天受,有传染”。“天受”就是空气传染,“传染”就是接触传染。所以书中注明“凡人口鼻通乎天气”,“呼吸之间,外邪因而乘之”。《温疫论》认为,传染病流行形式可以是大流行,也可以是散发。
吴又可认为,传染病瘟疫的病原“气之不一”,只要有一种病原就会“专发为某病”。而且瘟疫不仅仅局限于人类,“至于无形之气,偏中于动物者,如牛瘟、羊瘟、鸡瘟、鸭瘟,岂但人疫而已哉!然牛病而羊不病,鸡病而鸭不病,人病而禽兽不病,究其所伤不同,因其气各异也。知其气各异,故谓之杂气。”也就是说,瘟疫的致病物质虽然很细微,肉眼看不见,但它们是确实存在的。
引起瘟疫的“杂气”或者“疫气”,并不是不可捉摸的东西,而是实实在在的物质,可以用药物制服邪气,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
吴又可的《温疫论》,在温热病的病因证治方面对于后世医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清初喻嘉言对瘟疫的论述,就继承了他的学术观点。成书于公元1679年的周扬俊的《温热暑疫全书》则继承了喻嘉言的瘟疫学说。
戴天章,字麟郊,号北山,上元(今江苏江宁)人,清代名医。他对吴又可的《温疫论》十分推崇。他在1722年撰成的《广瘟疫论》,从气、色、舌、神、脉几方面,论述了瘟疫与伤寒的不同。此后《广瘟疫论》多次被人翻刻。
吴又可大胆创新的精神鼓舞了后来的医家,清朝中叶之后,逐渐形成了温病四大家。
叶桂(1667~1746年),字天士,号香岩,江苏吴县人。叶天士世医出身,三十岁时就闻名于大江南北。他长于治疗温热病,首倡卫气营血辨证,代表著作为《温热论》。这部书相传是叶天士游洞庭山时,由随行于舟中的门人顾景文记录而成。
所谓“卫气营血辨证”就是把外感热病分为卫、气、营、血四个阶段,把全部的证候都纳入进去,然后根据证候进行治疗。它是不同于张仲景伤寒六经辨证的另外一套辨证论治体系。其优点是对六经辨证进行了简化,突出了辛凉解表、凉血清营和养阴护津的治疗法则。不足的地方是对于泻下法治疗神志不清不够重视,而且没有很好地吸收张仲景的急救回阳措施。
薛雪(1681~1770年),字生白,号一瓢,江苏苏州人。因母多病而潜心医学。他博览群书,精于医术,比叶天士小十余岁,而与叶天士齐名,也是著名的温病学家。叶、薛二人常常互相抨击,叶天士将自己的书屋命名为“踏雪斋”,薛生白就将自己的居室起名为“扫叶山庄”。
薛氏长于辨治湿热病,但他与华佗一样不屑以医名世(见袁枚《与薛寿鱼书》),故少著书。一般认为,《湿热条辨》一书为薛氏之作,也有医家(如王孟英)认为尚难确定。该书对湿热之辨证论治有进一步发挥,丰富并充实了温热学的内容。此书专论湿热病证,共三十五条,每条均有薛氏自注。这种“自为经传”的写作法被吴鞠通《温病条辨》所继承。
吴瑭(1758~1836年),字鞠通,江苏淮阴人,是温病学派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其受吴又可,特别是叶天士著述的影响和启发,重视温病证治,因而对之研究深入,学习前人的长处,结合自身实践经验和体会,于1798年撰成《温病条辨》一书。
吴瑭提出了温热病三焦辨证的理论,认为外感热病从上焦肺开始发病,逐渐传变到中焦脾胃,最后影响到下焦肝肾,耗伤阴液。他突出阐述了清热养阴等治疗方法,并拟订了许多治疗温病的方剂,其多有较高的治疗效果,为后世医家所喜用。其书以三焦为纲、以各种温病证候为目,逐条加以论述,自为经传,颇切实用,使温病学说更趋于系统和完整,对温病学的发展有很大贡献。
王士雄(1808~1866年),字孟英,浙江钱塘人,曾迁居杭州、上海,对温病的证治和理论有独到见解,为我国近代较有影响的温病学家之一,对霍乱的辨证论治积累了丰富经验,著有《温热经纬》、《霍乱论》等。
《温热经纬》五卷,撰于1852年。卷一、卷二摘录了《内经》、《伤寒杂病论》中有关温热病的论述,并引述前人的注文以阐明一些温热病病因、证候及治法;卷三、卷四辑录了叶桂、陈平伯、薛雪、余师愚等研究温热病、湿热病和疫病的心得,将温热病的病证按叶桂的方法分为卫、气、营、血四个阶段进行归类,用以具体说明热性病的发展规律;末卷为温热病方论,共选113方。总之,全书“以轩岐仲景之文为经,叶薛诸家之辨为纬”,故名《温热经纬》。其书参考各家有关著述,并有较多的个人见解,是一部较有影响的温热病专著。
此外,杨栗山著的《伤寒瘟疫条辨》(六卷)成书于公元1784年。其中以升降散为代表治疗温病的方剂对后世影响很大。
1785年刘奎著的《松峰说疫》,广集前人治疗瘟疫的方药,以及刮痧治法,倡导八法统治瘟疫,自成一家。
1794年余师愚著成《疫疹一得》,其因善用石膏,并创制了“清瘟败毒饮”而称誉杏林。(摘自中国中医药出版社曹东义主编《中医知识普及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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