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面对“科学”的挤压

中医药的出路在于拟定自己的标准，不再盲目跟西医接轨，而是用疗效的事实，让西医主动选择跟中医来接轨

    当西医的第一把手术刀成功切开中国患者的身体时，一场中西医的疗效竞赛开始了。
    2006年底《中国青年报》和腾讯网的一项联合调查显示，87.8%的受访者表示自己“相信中医”，但仅27.7%的人声称自己“如果生了病，愿意首先看中医”。
    “生了病，不是先找中医看，这是真的相信吗？”北京崔月犁传统医学研究中心主任张晓彤大声说道，“我觉得中医的民意正在丧失，失去民意，中医的心跳就要停止了。”
    他对百年来中医的命运，充满了失落感：“中医在西医所谓‘科学’、‘现代’等概念的挤压下，遭了多大的罪呀。”</p>    初入中国之时
    西方医学初入中国之时，并没有给中医造成“冲击感”、“挤压感”。中医曾在相当长的时期里，踏着自主、稳定的步伐，留下“四大经典”、“十万锦方”等医学财富。
    1796年，英国医生詹纳发明种牛痘术以预防天花，却遭到英国国内的质疑。直到1802年，种牛痘术才在欧洲大陆和美洲试用。1805年，牛痘接种法传入中国，经广州、北京、上海等地先后提倡，渐渐取代了中国自行发明的人痘接种技术。詹纳心生感慨：“中国人似乎比我家乡的英国人更信赖种痘。”
    “那个时候一些中医的姿态是比较开放、比较包容的，并不觉得西方医术是对自己的挑战。”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医史文献学教授梁永宣向记者说。
    据她介绍，早期西洋医学主要是通过宗教传播形式传入中国的，传教士们为了传播基督教、拯救中国人的灵魂奔波来华。“起初传教士也没有刻意行医，可能只是有心人发现行医有利于传教，才着意加大医学技术的运用。这个道理很简单，我解除了你的痛苦、救了你的命，你当然会感激，此时邀请你入教，你自然容易接受。”
    《当中医遇上西医》的作者区结成在书中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在广州设立眼科医局的彼得帕克，虽然宣称行医有助于传教，也因行医时间‘过多’，其美国教会团体一度终止赞助，后来派人到广州考核，见他传教确有成绩，才恢复资助。”
    梁永宣说，就中国的老百姓而言，他们不可能马上接受传教士的理论、教义，反而认为他们不懂中国传统文化的规矩，“但是西医用手术刀等方法，向中国人证明了自己迅速直观的疗效。”
    在她看来，西药起效快、手术比较直观等原因，使西医首先被普通百姓接受，久而久之，才获得中上阶层的认可。“让中国人接受西医，这个过程也是非常艰难的，先是怀疑，慢慢尝试，最后才能信服。”
    “西方医学的社会服务能力较强也是西医能够动摇中医主流地位的重要原因。”中国中医科学院医史文献研究所研究员王振瑞说，西方医学的社会服务能力，突出表现在公共卫生设施的建设和传染病的预防控制能力。比如英国，早在19世纪上半叶就已经立法改善公共卫生，预防瘟疫。
    “这些方面形成了对中医的严峻挑战。也就是说，中医在针对各种传染病的特异性群体防疫和保健方面的能力，难以满足国家和社会的需求。”王振瑞说。
    百年三次交锋
    在此种局面下，1894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更令中医形势急转直下。
    中国和日本，都曾遭到西方列强的欺凌，后者在1868年开始明治维新后，发奋崛起，居然击败中国。
    在明治维新前的日本，中国医学被称作“汉方医”，汉方界医师占主流地位。明治维新后，日本“脱亚入欧”，崇尚西方文明，排斥中国医学，“灭汉兴洋”运动启幕，汉方界医师最终被全面取缔。
    此时在变革思潮涌动的中国国内，中医作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被置于西方制度、西方学术等的对立面，遭到知识界的抨击，甚至是政府的排斥。
    1912年，北洋政府在新颁布的学制及学校条例中，只提倡专门的西医学校，导致“教育系统漏列中医案”。
    扬州中西医学研究会创始人袁桂生以为“是可忍，孰不可忍”，率先批评该项政策，开启了中西医第一次论争。
    全国19个省市的部分中医界人士等，组织“医药救亡请愿团”，要求将中医纳入教育计划，遭北洋政府拒绝，中医界的第一次“维权”以失败告终。
    1929年，官方明确提出废除中医。是年2月，在国民党政府召开的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上，留日医学生余岩(余云岫)提出《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并获通过。此即“废止中医案”。
    早在1917年，余岩即著《灵素商兑》，用西医理论批判《黄帝内经》，搅起了中医存废之争的轩然大波。该书被认为是全面攻击中医的一部代表作。
    余岩认为，“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新医事业一日不向上，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且“以激烈的学术批判和政治手法并进”。
    余岩提案一旦实施，中医消亡不可避免。大批中医药人士纷纷抗议，成立“全国医药团体联合会”，组成请愿团，推举代表赴南京国民党政府请愿，要求立即取消议案。时任卫生部长的薛笃弼，向请愿代表表态：“我当一天部长，决不容许这个提案获得实行。”
    王振瑞说：“中医界虽然在此次斗争后获得一定胜利，但国民党政府对中医的态度并没有根本改变，他们后来的很多政策令中医陷入困境。”
    中西医的第三次大交锋发生在新中国成立初期。
    在1950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卫生大会上，余岩又提出《改造旧医实施步骤草案》，主张用西医基础医学的科目考核中医，以达到“淘汰多数中医”的目的。该草案虽然未获通过，但提出的一些办法，得到一定程度的实施。
    当时的卫生部副部长王斌将中医归为“封建医”，认为其应随封建社会的消灭而消灭，因此，大会虽然提出“团结中西医”的卫生工作方针，但在执行中却注重把中医改造成西医，引起中医界人士不满。
    “这其实是在用‘科学’这个漂亮的口号消灭中医。”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医药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成员杜艳艳评论道。
    据她介绍，当时中央文委副主任钱俊瑞发现了卫生部消灭中医的做法并上报中央，党中央在1953年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撤销了贺诚、王斌的副部长职务，并于1954及1955年在《人民日报》开展了对中医问题的讨论和对贺诚、王斌的批判。中医这时才又有了生机，获得了暂时的发展。
    “培养中医掘墓人”
    张晓彤认为，上世纪下半叶以来的中医史，“基本是一部中医的衰落史，只是其中夹杂着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和80年代两块小高地。”
    他说，从1954年开始，国家陆续成立卫生部中医司、中医研究院，开展“西学中”(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在成都、北京、上海、广州开办中医学院，培养了一批中医人才。
    “1982年在湖南衡阳召开的全国中医医院和高等中医教育工作会议(下称衡阳会议)，特别强调了中医单位保持和发扬中医特色的问题，对此后的中医工作影响很大。”王振瑞说。
    卫生部部长崔月犁在衡阳会议上提出了发展中医的具体方针。
    “此后，政府一直主张中西医并重，也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但中医的发展一直不容乐观。”张晓彤说。
    杜艳艳所在的“中医药战略研究课题组”成立于1992年。自2005年起，课题组每年发布一份研究报告，在国内学术界知名度较高。
    杜艳艳说，中医面临危机绝非危言耸听，比如中医教育，以某中医药大学2004年制定的五年本科教学计划中的中医学专业来看，中医课时仅占33.86%，西医课时占39.38%，英语、计算机等公共课程占26.76%。
    杜艳艳评论道：“中医高等教育追求中、西医兼顾，导致学生中医不精、西医不通，他们走上社会后，反而可能因中医治疗效果不理想导致人们不信任中医，这也就是老中医所说‘培养中医掘墓人’的中医高等教育。”
    再如中医科研，杜艳艳说，国内对中医科研的判定标准，基本上遵从西医药科研规范，一切按现代医学的生化、生理、病理等具有实验室量化指标来执行，用分析还原的研究方法来证明中医的“科学性”，这种只重视实验数据的“中医科研”项目，其成果很难应用于临床。
    张晓彤的评价是：“这是‘研究中医’，不是中医科研。”在他看来，几十年来，不仅见不到如金元四大家似的继往开来者，也没见到如吴鞠通、叶天士、薛生白、王孟英那样依中医理论研究温病式的科学创新者。“都在那里喊与时俱进，实际上却是‘与西俱进’，在人家的碗里讨饭吃。”
    谈到中医医疗机构，杜艳艳说：“现在医院里的多数中医大夫不是用中医理论给患者治病，而是根据西医的检测结果给患者开中药，这样开出的中药往往疗效不好，中医特色被严重淡化，治疗结果很难让患者满意。”
    “中药的问题更是严重。”张晓彤说，自1835年西药登陆中国，总共用过7000多种西药，但目前只有1000余种尚在临床使用，其他6000多种都被淘汰了，这个淘汰的过程还在继续，然而，现在对中药是按照西药的标准、政策来管理，讲究搞清楚药物起效的关键成分，“离开四气五味，这还是中药吗？”
    “这么多的复杂问题，有关部门在很长的时间里甚至不敢面对，总的来讲形势大好。我看直到今年4月出台的《国务院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才算正式承认这些问题存在。”张晓彤说。
    这份意见指出的问题包括：“中医药特色优势逐渐淡化，服务领域趋于萎缩；老中医药专家很多学术思想和经验得不到传承，一些特色诊疗技术、方法濒临失传，中医药理论和技术方法创新不足；中医中药发展不协调，野生中药资源破坏严重；中医药发展基础条件差，人才匮乏。”
    梁启超枉失“肾命”
    2005年，经国务院批准，中国中医研究院更名为中国中医科学院。
    梁永宣直言，自从“科学”一词被引入中国，就仿佛给中医戴上了一个紧箍咒，“中医不科学”的论调，百年来屡屡令中医如芒在背。
    中医因阴阳五行、脏腑学说和经络学说等晦涩的基础理论，被视作“玄学”，近百年来一直被知识界认为“不科学”。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杨念群，在《再造“病人”》一书中写道：“‘骂中医’变成了五四以来西化知识分子的一项饭后运动。除主角丁文江外，还有陈独秀、余云岫、傅斯年等人的随声唱和。”
    丁文江是中国地质科学的创始人，他自题一联：“爬山、吃肉、骂中医，年老心不老；写字、喝酒、说官话，知难行亦难。”
    1926年，围绕梁启超枉失“肾命”，在知识界引发中西医孰优孰劣的大讨论。
    是年3月，梁启超因尿血久治不愈，在丁文江劝导下入住北京协和医院，经检查确定为右肾肿瘤，决定手术治疗。然术中切下的“右肾”并无病变，血尿等症状也未见好转。梁启超出院后请著名中医唐天如施用中药，血尿停止。
    北京大学外文系教授陈西滢据此写作《尽信医不如无医》，称在梁启超初进医院之时，就有中医告诉他尿血的病不用手术，但梁启超不听，结果丢掉一个腰子和七个牙齿。他因此对西医的“试验精神”大加嘲讽。
    新月派诗人徐志摩据此撰写《我们病了怎么办》：“我们对科学，尤其是对医学的信仰，是无涯浚的；我们对外国人，尤其是对西医的信仰，是无边际的。中国大夫其实是太难了，开口是玄学，闭口也还是玄学，什么脾气侵肺，肺气侵肝，肝气侵肾，肾气又回侵脾，有谁，凡是有哀皮西(ABC——记者注)脑筋的，听得惯这一套废话？冲他们那寸把长乌木镶边的指甲，鸦片烟带牙污的口气，就不能叫你放心，不说信任！同样穿洋服的大夫们够多漂亮，说话够多有把握，什么病就是什么病，该吃黄丸子的就不该吃黑丸子，这够多干脆，单冲他们那身上收拾的干净，脸上表情的镇定与威权，病人就觉得爽气得多！”
    这两篇讥讽西医的文章激怒了鲁迅，他发表《马上日记》，矛头直指陈西滢和徐志摩：“自从西医割掉了梁启超的一个腰子以后，责难之声就风起云涌了，连对于腰子不很有研究的文学家也都‘仗义执言’。同时，‘中医了不得论’也就应运而起；腰子有病，何不服黄芪欤？什么有病，何不吃鹿茸欤？但西医的病院里确也常有死尸抬出。我曾经忠告过G先生：你要开医院，万不可收留些看来无法挽回的病人；治好了走出，没有人知道，死掉了抬出，就哄动一时了，尤其是死掉的如果是‘名流’。”
    “受害者”梁启超选择为科学辩护，希望人们不要因此而否定西医的科学性，他在《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中说：“我们不能因为现代人科学智识还幼稚，便根本怀疑到科学这样东西。”
    王振瑞认为：“近代文化名人否定中医的评述，基本上不是对中医认真研究的结论，而是为积极引进西学而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矫枉过正的表现。”
    中国中医科学院编审、研究员傅景华认为，科学的本来含义来源于西方实验研究，但是在中国却经历了三次畸化，也就是泛化、西化与神化。泛化就是将科学定义为一切领域的知识体系；西化就是以西方实验研究科学为标准；神化就是绝对真理化与宗教化的倾向。
    谁来判定中医疗效
    尽管难以逾越“科学”的鸿沟，中医的疗效却在民间口耳相传。
    “医学追求的目的是疗效，临床疗效的高低是衡量医学和医生优劣的首要标准。”王振瑞说。
    他认为，以个体诊疗为特点、个案记载为写照的中医疗效，几千年来得到了广大民众的肯定和信任；但随着以概率为尺度的统计学尤其是以多中心、长时期、大样本、随机双盲对照为特点的循证医学的应用，使中医有效个案的证据效力受到质疑，使中医疗效的传统判定方法受到严峻的挑战。
    王振瑞说：“中医疗效的判定标准，是一项亟待研究的重大课题。‘不可重复’常常被当作否定中医疗效的根据，所以正确评价有效个案的证据效力，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在他看来，一般寓于特殊之中，但特殊毕竟是特殊，就像没有完全相同的事物一样，真正的、完全的、绝对的重复是不存在的。“重复”验证，只是肯定事物共性、忽略事物个性的一种认识方法。“尽管探讨共性对于总结规律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临床上特异的个体化医疗仍然应是医学追求的最高境界。”
    “如果中医还是亦步亦趋按照西医定下的游戏规则玩，中医必死无疑。”张晓彤激烈反对“拥抱”西医标准。
    杜艳艳提出，中医药的出路在于拟定自己的标准，不再盲目跟西医接轨，而是用疗效的事实，让西医主动选择跟中医来接轨。
    “看到一些搞中医的主动去编中医的英文词典，我心里会特别不是味。一方面，中医的名词翻译是非常困难的，他们很不容易；但另一方面，我们这么费劲西医却不太领情，人家并不很接受。我有时想，还不如不搞翻译，就让他们看中医的疗效，如果中医确实解决问题，他们自己就会上门学中文，那是什么劲头？”
    说到这里，梁永宣叹了口气：“中医为什么这么没有自信，这个问题我几乎想了有10年。我真是搞不明白：老外也承认中餐好吃，他怎么不要求大师傅给他说清楚为什么中餐好吃，究竟是中餐里的哪种材料在起作用，凭什么到了中医这儿，就非得说个真真切切明明白白呢？”（张冉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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