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内经》的问答体与岐伯的实在

《黄帝内经》用问答体的体裁著述医书以示黄帝诸先师之教。问答体又称“对问体”，是诸多文体的一种。《左传》已孕育了颂、铭、诔、隐语、檄文、论辩、赋、歌、诗、谣、诵等多种文章体裁。《淮南子》中包含了论体、注体、术体、式体、格言体、诠释体和序体等七种体裁，称之为“七体”。问答体是受论辩体和赋体影响而产生的应用文体。《黄帝内经》中每多见有韵语，是受赋影响之明证。
    《周礼》一书中，已经记有很丰富的医学理论。战国时代已经因于传承和治法之异有学派之分，例如有扁鹊学派、汤液学派、黄老学派等。汉初黄老学派的医学家们，整理了战国和秦代的医学著作及口传学术，整编成《黄帝内经》和《黄帝外经》。《汉书·艺文志》还记载着当时尚有《扁鹊内经》、《扁鹊外经》、《白氏内经》、《白氏外经》和《白氏旁经》。称谓内者，作者本家本人之学；作者之外包括弟子们的发挥为外；与此派有联系着为旁。《黄帝内经》的内容是黄老学派医家作者世代继承先师们的学术。但后来其他诸经都亡佚，仅有《黄帝内经》传承至今。
    《黄帝内经》一书的整理者，以书称“经”，不仅是称经以示重，称经以示道，更主要的是此学术源出于圣人。汉·扬雄《法言·学行》说：“书，与经同而世不尚，治之可乎！”在经学盛行的时代，“经”的价值重于“书”。晋·张华《博物志》说：“圣人制作曰经，贤者著述曰传”，称经是要有依据的，特别强调的是它的价值量级。梁·刘勰《文心雕龙·宗经》说：“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总目叙》总结道：“盖经也者非他，盖天下之公理而已。”“经”当是圣人之教的天下公理。
    《黄帝内经》冠名黄帝，固然是溯本崇源。从诸篇的答问，如《灵枢·口问》、《灵枢·师传》等篇的记述，有关理论是经师徒世世代代传承而保存的，当属敞露本真。因纂述于后人，惟用问答体最洽。使用问答体，既可以据问题为中心而立论，又可以在对话中表述多重要点。整理者的随进所得，也可随语补益。如同儒家的《论语》一样，《内经》也采用了问答体。
    《内经》一书设问作答的人物，皆有文献与口碑史学的依据。如岐伯，《路史》称：“古有岐伯，原居岐山之下。黄帝至岐见岐伯引载而归，访于至道。”《帝王世纪》称岐伯为黄帝臣：“黄帝使岐伯尝百草木，定百草经，医方，以疗众病也。”宋代史学家郑樵在《通志》中说岐伯及其家族居住之地所迁徙的事：“岐氏，周故都也，今凤翔岐山是也。太王居之，至文王始迁于丰，其支庶留岐，故为岐氏。又古有岐伯，为黄帝师。”当代学者郑怀林、王作人、宋书云诸人，在河南新密市岐伯山、岐伯洞、岐伯墓等地，进行了系统的野外考察，又结合《内经》中岐伯之论、现遗存诸经中岐伯的论言，以其与《河南通志》、《密县志》的记载中与岐伯等人有关的口传资料相结合，运用口述史学的方法，田野作业与书斋作业相结合证实了岐伯是医学家确有其事。新密岐黄文化故地的发现，也在历史真实的认识中发现了社会真实，以其克服文献研究的局限性，将以往的“解释岐伯”推向“重现岐伯”的方向前进。
    涉及《内经》的其他先师也皆有来历，如伯高，在《山海经》、《管子·地数篇》皆有记载，名为大鸿的鬼臾区是天文学家，在陕西凤翔有鸿冢，在新密有大鸿山。《素问·移精变气论》中的僦贷季，据《路史》记载：“僦贷季，岐伯之师也。天师岐伯对黄帝云，我与僦贷季理脉已二世也。”是说岐伯也有师承。《汉书·艺文志》：“太古有岐伯、俞跗，中世有扁鹊、医和，盖论病以及国，原诊以知政。”宋代苏颂《本草序》中称“雠校岐黄内经，重定针艾俞穴。”后世医家也把岐伯列于黄帝之先，以岐黄为医家之祖，是对史实的尊重。《黄帝内经》以黄帝与岐伯等人的对问形式著书，既是溯源医史，又以其权威性和影响力为医学建立了理论规范。(孟庆云 中国中医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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