沦陷区的中医生存和斗争

近代以降，西风东渐，中医面临生死存亡之变局。中医之路，“返古”还是“维新”？“百年中医沉浮录”透过百年烟云，直指当下。
    通常提到抗战，人们联想到的是血与火的壮烈。提起沦陷区，也只是想到敌后武工队的英勇。但不应忘记的是，在那里还有着广大被迫成为“顺民”的同胞，在沉默中等待曙光的来临。中医在沦陷区服务民众的同时，也在进行无声的斗争。
    沦陷区敌伪重视中医
    日本在明治维新时废止了传统“汉医”，这种做法也被带到从1895年起就被日本占据的我国台湾。日本的做法是将“汉医”一次性登记为医士，然后任由其自然衰亡。台湾与此类似。已经登记的中医，相继成立了台湾皇汉医药学会、东洋医道会台湾支部等中医社团，还与日本国内一些要求恢复传统医学的声音相呼应，成立了“台湾汉方医术复活助成会”等，延续着中医药的命脉。
    在逐步侵占中国领土的过程中，日本对中医的价值有了新的认识，也意识到废止中医药不利于争取占领区的民心。据说在伪满洲国，日本统治者开始也要废除中医，后来决定实际考验一下中医的疗效。经调查，决定请东北著名中医马英麟到新京（长春），马老被逼前往，被安置在粹华医院。一次，有一名化脓性腹膜炎患者，经日本博士外科医长确诊，准备开刀，但称吉凶不能保。患者不同意，要求马老治疗。马老用中药治疗，一剂痛减，二剂痛止，三剂痊愈。日本医长检查属实后大为震惊，承认中医确有独特的疗效。此事对伪民生部保健司决定保留中医起了一定的作用。
    1936年1月26日，伪满国务院公布了《汉医法》，规定“欲为汉医者，须实地学习汉医术5年以上，且经汉医考试及格，受主管部门大臣之认可”，方准许行医。1937年又公布了《汉医法施行规则》。伪满洲国的“汉医”人数达2万5千多人，比西医三倍有多，卫生官员承认“汉医药与吾国民保健上之紧要更不待言”。伪满民生部保健司提出了“实施西洋医学、汉法医学二体制”的政策，成立了满洲中央汉医会，还计划创立汉医学院，吸收中医参加医疗机关等。
    伪华北临时政权中，也采取了承认中医的做法，并且称之为“国医”。日伪组织“新民会”在各地组成国医职业分会，作为控制中医的机构。如北京新民会指示：“为统治指导及教化起见，所有首都存在之北京国医公会、北京国医学会、北京中医学术研究社、北京国医研究会、北京医士学会、北京中医学会、北京博爱医学会，北京中医改进社、北京中西医药研究会等机关，自应一律停止工作。”将这些机构统一合并为北京国医分会，于1938年7月9日正式成立，著名中医汪逢春担任会长。国医分会要受新民会的领导，会员入会也必须经新民会审批。
    汪精卫在成立伪中央政府后，同样也给中医以合法地位。汪伪政府成立后，自视为国民政府之正统，继续实行前南京政府的《中医条例》、《中医审查规则》等法规。1940年又公布了《管理中医暂行规则》，和《核发中医证书变通证明办法》，对中医进行考询注册，准许合法行医。
    结合日本本国废止传统医学的背景来看，它对中国占领区的中医进行支持是出人意料的，虽然它的目的是维护伪政权统治下的社会稳定，但也证明了中医对社会具有无可否认的作用。
    敌后中医艰难生存
    日伪政权支持中医，其主旨是为了“发扬新民精神，敦睦邦交，协赞新政”，总的目的是笼络民心。另外它也迫切需要中医为其服务。例如伪满“勤劳奉仕局”就征召中医为“劳工医”，负责劳工的医疗。伪满地区的中医还被赋予执行卫生防疫任务之责，其1944年颁布的《国民医疗法》中，“使汉医不仅掌保健指导，然对于种痘、预防注射等之近代医术之一部亦拟于使其施行之”，成为其卫生行政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