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一场持续了半个世纪的战争及其导火索

一场持续了半个世纪的战争及其导火索
——斯诺的《两种文化》
刘　兵
　
　　早在1987年，我与念研究生时学科学史的另一位同学一起，将著名英国学者C.P.斯诺的《两种文化》一书以及《科学与政府》一书译出，并将两本书合在一起，以《对科学的傲慢与偏见》为名在当时还算走红的《走向未来丛书》中出版。也还是沾了当时书荒初过的光吧，那个译本虽然只印了一次，印数却有将近11万册之多，这对于今天同类图书的出版而言几乎是想也不敢想的事了。在此之后，三联书店又出版了此书的另一个译本。而目前我们所见到的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三种文化》一书，则已是该书的第三个中译本了。一本书能够在十几年中连续出版三个译本，由此也可以看出该书的重要性与影响，而这种重要性与影响并不仅仅在于此书过去所具有的地位，更在于人们由此书的历史而预期的其可能会对现实与未来产生的影响。
　　《两种文化》的第三个中译本根据剑桥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译出，其最大的特色，主要在于占全书将近一半篇幅的、由斯蒂芬·科里尼撰写的新的导言。这篇导言相当详细地回顾了自斯诺提出两种文化的问题后，与这一问题相关的历史发展，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在这几十年间，有关两种文化问题之研究的发展、有关的历史境况的变化、这一问题的不同含义等，一直是内容非常丰富、复杂的研究课题。
　　实际上，在国际范围内，在今天，人文学科及其相关的文化的地位也仍是充满了争议的，尤其是在那些比较极端的唯科学主义人士的眼中，更是充满了对人文的蔑视。当然，在中国，这个问题可能表现得更突出，而且在表现形式和意识形态背景上也与西方有所不同。我们很可以注意到，在那篇导言中提到的自从斯诺提出两种文化的命题后所引起的一系列争论，特别是利维斯与斯诺的争论。当我们今天重新回过头去审视那一场争论时就会发现，就当时的情形和英国（甚至西方）的具体背景来说，那场争论也许不过是与斯诺相对的另一方站出来表达观点，而且斯诺显然在发展的意义上占有更为人们注意的位置，但利维斯似乎也并非全无道理，只不过他的道理也只有在今天才会显示出更多一些深意。如果说在斯诺生活的时代，在斯诺的眼中，两种文化的分裂更主要地表现在人文知识分子那方对科学文化的无知与轻视，那么在今天，随着科学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和意识形态中所产生的更为巨大的影响，其所导致的对于人文文化的轻视也许比斯诺的时代要更为突出。
　　这一现象似乎也意味着，斯诺所提出的问题有着另一种重要意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是，当下的许多畅销书，与其说它们是内容上有多么重要，倒不如说是其选题立意更有吸引力，甚至有时，重要的只是一个标题，或者说，卖的只是一个新颖的概念。在斯诺的两种文化的例子中，其实也有些这样的特征：在斯诺之后，随着时代的发展，两种文化的沟通、融合问题，也表现出相应的发展与变化，而在不同的时期，这些不同的表现形式与内容仍然在不断地引起人们的注意力，成为斯诺命题的延伸。因此我们可以说，斯诺在几十年前提出的“两种文化”这个在今天仍具有重要影响，并在不同的意义上为人们所关注讨论的问题，其重要性也正在于让人们借题发挥。否则，就不是在研究当代问题，而只是在研究历史了。甚至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设想：我们今天在阅读这本经典著作时，在原著中仅有四五万字的内容里，究竟有多少文字是直接与我们的现实直接相关的呢？这个比例似乎并不很大。当然我们可以说阅读原著可以加深我们对历史发展的理解，但历史上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我们不可能对所有的问题都有如此浓厚的兴趣。我们之所以会特殊地关注对两种文化问题的理解，其原因就在于这个被斯诺提出的问题在不同的时代可以有不同的内涵，但却总是成为某种核心的社会文化焦点。关注这一问题的提出及其争论的历史，除了有其自身的史学意义之外，重要的是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今天的现状是如何形成的，并进而在这种认识和理解的背景中更好地、更恰当地解决当下的问题。
　　说到当下，两种文化问题是可以有多个方面让人们去特别关注的。在这里，至少我们可以举出它在今天之表现的两个典型。其一是教育。事实上，早在斯诺最初提出两种文化问题时，教育就是他所强调的领域之一。在西方发达国家，比如美国，从冷战时期开始的科学教育改革，直至前些年颇为引人注目的像《2061计划》这样的科学教育改革方案，都明显地表现出越来越多地将人文文化的内容引入到科学教育中的趋势，而且这种引入的比例与范围也是一直持续加大，从最初仅仅涉及科学史，到后来扩展到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这样一些以科学为研究对象的人文领域中的内容，甚至一些很有些前卫意味的内容。类似地，英国等欧洲国家的基础教育发展也表现出这样的趋势。这种动向完全可以看作是体现在教育领域中的人们在沟通两种文化的持续努力。与之相反，在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基础教育体制中，从中学就开始的文理分科可以说是两种文化之分裂的最明显、最典型极端的表现，延续下来，在高等教育和其它教育领域中，情形也是类似的。近年来，随着国内基础教育改革力度的加大，从新制订的课程标准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方面有所改进的可喜迹象。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想真正达到与国际接轨的程度，现实地讲，恐怕还要有相当的时间，才可能在教育工作者的观念上与能力上形成必要的准备。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方面，可以说体现在一些学界以及也在某种程度上扩展到学界之外与科学普及与传播相关联的争论。争论的一方是标准的唯科学主义者，而另一方，则多为具有某种科学训练背景但又逐渐形成鲜明的人文立场的学者。这方面的文章已有不少，在此似乎可以省去不必要的重复，但应该指出的是，这种分歧，在其根本性的基础上，仍然可以说是两种文化的分裂在新时期的具体表现之一。如果这种分裂不能很好地得到弥合，在学界以及在公众中，对于如何理解认识科学、如何发展科学和应用科学的问题就不可能达成理想的共识，而且必将带来严重的后果。特别是，在中国特殊的文化与意识形态背景中，由于历史与现实的种种原因而赋与科学的特殊地位，使得在这种分裂中，对人文文化方面的强调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也仍将是特别需要予以关注的。这也是两种文化命题在当今表现出的另一种新的现实意义。
　　针对某种社会文化现象，一种理论可以作为一种解释、一种说明。上述两种文化的命题正是如此。但是，在说明现实中的这些现象之外，要对这些现象有更加深刻的理解，要找出对症解决的办法，就不是仅仅用两种文化的概念进行说明就可以完成的了。这需要对于这些现象背后的原因、机制的更深入的具体研究——当然，两种文化的说法还是可以作为对这类研究的一种说明或者分类吧。

《两种文化》C.P.斯诺著 陈克艰 秦小虎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12.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