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我的祖父孔伯华

我的祖父，一代名醫孔伯華
孔令謙
今年是我的祖父孔伯華誕辰120周年，我雖然沒有見過他老人家，但父輩及眾師伯常常提起，尤其是曾經找祖父診過病的患者，當談到祖父的醫術及品德時，無不稱讚。時間久了，自然也就對祖父的事蹟了然於心，更因能有這樣一位祖父而自豪。
祖父孔伯華公，譜諱繁棣，號伯華，以字行，別好不龜手廬主人。生於西元1884年6月5日（夏曆四月二十三日），卒於1955年11月23日，享年七十一歲。精于文史，尤善歧黃，乃北京四大名醫之一。解放後歷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二屆全國委員會委員（主席團成員），中華人民共和國衛生部顧問，中國醫學科學院學術交流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華醫學會中西醫學術交流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北京中醫學會顧問等職。
我家祖上原籍山東曲阜，後由上十代遷居汶上，再由前六代遷居濟寧。據《孔子世家譜》載：孔伯華為孔子第七十四代孫，屬於“大宗戶”，六十二代衍聖公孔聞韶的第二子孔貞甯的後裔。至孔伯華曾祖父孔昭慈在任福建台澎兵備道兼提督學政，並于同治元年因平叛殉難于臺灣時，他的兒子孔憲高由臺灣回到山東濟寧。孔憲高，孔伯華的祖父，光緒八年進士，誥授中憲大夫。孔憲高的兒子孔慶銑，我的曾祖父，河南補用知縣，居北平，後遷居河北易縣。憲高公精于文，亦精醫理。祖父秉承家學，刻苦鑽研，對有疾厄者，廣為濟益。時日既久，則精悟益深，閱歷既多，術乃大進，聲譽鵲起。延診求方者，戶屨常滿，久抱沉屙者，多有奇驗。
祖父二十三歲時，母病彌年，衣不解帶，躬親湯藥，孝行之篤，可謂賢乎哉。至於如何喜愛中醫，祖父在他的自傳中有詳盡記載。
他在自傳中寫到：“伯華名繁棣，歲次丁酉生於山東濟南。三歲隨先祖官直隸新河，一年轉新城及衡水、豐潤、欒城、邯鄲等縣。先祖官縣尹，兼善岐黃，家人有病，恒自醫之。先母體弱多病，先祖立方，外縣藥物不備，嘗隨制藥品為湯劑，得時習，心竊好之。“庚子歲，先祖以病終於保定，餘年十六，隨父奉祖母居於易州之南白楊村徐氏之宅。先嚴家居課子讀書，余於立身處世頗增智識，每日得暇兼習醫書，以心所好也。年十七移居易縣城裏，得從醫者研討《內經》及古人方書，雖無專師，頗有心得，遇家人急病，恒治之有效。余叔妹八歲患跌僕後，成陰疽於右腕漸及腋足，八年未得治，輾轉床褥，又八年，先嬸優之，醫者言不可治。余諫言于先嬸曰：妹病垂危，以餘辨之治法未當，不按陰疽治，不能愈也，今已垂危，不治必不能延壽，曷認余治，尚可希望于萬一。嬸從余言，一年而愈，惜著手太遲，致手足指關節不能全，而針繭膏調皆能任之，年近六十始歿。從妹患肺癆，失治頗危。餘曰：病已至脾，尚少能飲食，骨蒸喘咳，大肉已脫而未至餮瀉，尚可為。藥之數月始瘳“。
爾後，祖父隨家遷徙至河北省易縣南白楊村定居，甫至即以醫名。得悉此間有中醫前輩梁純仁與蔡秋棠者，二公學識淵博，醫術高明，在此一帶享有盛名。祖父即虛心前往求教。二公對祖父之辨證察脈、造神人妙之穎悟才度，早有所聞，深為器重，故樂授其術，使祖父盡得其傳。
祖父二十六歲始來北京，應聘任外城官醫院醫官之職。關於外城官醫院，史料記載甚詳：“清政府於光緒末年創建了兩所醫院，即內城官醫院與外城官醫院。外城官醫院1908年（光緒34年）初建于和平門外梁家園胡同，後遷至香廠路現宣武中醫院址，其前身是養浩廬中醫院，乃著名醫家楊浩如先生創建。它是我國首創的既有西醫、又有中醫的綜合性醫院。醫院分中醫、西醫兩部分，群眾首次接受西醫大夫用西藥治病，所用藥品為粉劑、片劑或水劑，都比較簡便，很受歡迎。西醫、西藥的引入打破了我國用中草藥煎煮治病的傳統習慣，同時也傳播了西方的醫學文化知識，為我國衛生事業的發展，起了良好的推動作用。醫院公開門診，平民百姓均可掛號看病，對公職人員給以優先，每月診治病人多達數千人次，甚至超過萬人次”。籌建醫院的目的是為了推行新政，講究衛生，除為病人治病外，還負責防疫等衛生事宜。
關於民國初期的疫情，史料記載：民國六年（西元1917年），晉綏哄傳流行鼠疫，據謂沿村闔戶，遞相傳染，大有一日千里之勢。當時醫院派遣晉綏防疫隊，由曹龔軒銜命前往，臨行約官醫院醫官參加。公推楊浩如、陳企董、陳伯雅三人同往參加，祖父與張菊人等人留守。[注]三人去後，院中人簡事繁，每天忙得不亦樂乎。次年夏秋之交，廊坊一帶，虎疫（虎列拉）又起。祖父在其自傳中曾這樣描述：“當時員警廳派余與楊浩如、張菊人、陳伯雅四人參加防治工作。臨時防疫醫療隊設於廊坊之學校內，吾等抵後，亦附駐於此，奉命待診。[注]當時疫情猖撅，有病數日轉筋而死者，有朝病而夕死者，幾乎家家有僵屍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本地有'今夕聚著言歡，明朝人鬼異域'之謠，真令人不寒而慄。但前來看病的患者卻很少，蓋弗能起信也。”耳聞目睹，囗焉憂之，遂與同仁共商對策，決定留陳伯雅以應邀出診，餘與菊人、浩如深入莊村，沿戶訪問，邊作防治，邊作宣傳，不顧饑渴疲勞，一心赴救。未數日，群眾見治療能起效果，確有挽救危亡之功，幡然改觀，表示極端信任。每至一處，相率歡迎，競相求治，因此，全活甚多。同時陳伯雅之應邀出診亦應接不暇矣。以其單獨擔此巨任，勞力勞心，兩相至極，是以事畢不久，即行逝世，迄今每一念及，殊深悵惋也。曹巽軒諸子晉綏之行，亦奏卓績，所以防疫事蕆，防疫會要求撰述疫病證治之法，亦即每人此次身臨防疫陣線之工作總結。於是與諸人，分頭編寫了《傳染病人種證治析疑》十卷引世。
以上這些記載，至少是記述了一部分史實，記述了民國初期的疫情情況。這部著作可以說是繼傷寒與溫病後一部較早的傳染病防治醫學專著，說明中醫藥在防治傳染性疾病方面有著很好的療效和經驗，更說明中醫對傳染病的認識由來已久並不斷有所發現和創新。
　　自是以後，祖父即辭去官醫院醫官，在京懸壺應診，投無不效，名噪京師。當時蕭龍友、汪逢春、施今墨俱名重一時，人稱四大名醫，巨室冠蓋叩其門者無虛日。祖父對鄰里孤貧患者，倍切關心，不但免收診費，亦常慷慨解囊，助其藥費療養之貲。這種崇高的醫德，遠近稱頌，遐邇聞名。
隨著社會的前進和發展，西醫逐漸傳人中國，這本不是壞事，但一些虛無主義者，盲目媚外，胡說中醫學術既不科學，理論又極荒謬，是巫術，因而引起中醫界老前輩們憤慨不平。雙方在報刊上展開激烈論戰。1929年國民黨政府任汪精衛為行政院長，于當年2月召開中央第一次衛生委員會議。當時最反對中醫的余雲岫等一夥，拋出了一項“廢止舊醫以掃除醫事衛生之障礙”提案，其中胡說什麼“舊醫一日不除，民眾思想一日不變，新醫事業一日不能向上，衛生行政一日不能進展”等等讕言。該項荒謬提案居然被通過，當政隨即作出決議“取締中醫”。這立即激起了全國人民和中醫藥界的極大公憤。全國中醫及中醫藥團體聯合起來，表示堅決抗議，各界代表聚集上海，於3月17日召開臨時大會，會議通過決議，成立了全國醫藥團體聯合會，組織“聯合赴京請願團”。我祖父當時為華北中醫代表，被推選為臨時主席，率領全團前往南京請願，據理力爭，激昂慷慨，要求政府取消這項決議。由於中醫中藥有其深厚而又廣博的根源，在數千年中確有保障人民健康、昌盛民族蕃衍的偉大貢獻，擁有全國億萬人民的真誠信仰和全力支持，因而獲得社會上公正輿論的極大支持。反動當局鑒於此種形勢，被迫收回成命，並同意成立國醫館。至此，中醫算是獲得了些微的合法保障，從而挽救了危在旦夕的祖國醫學。
　　經過此番激烈鬥爭，他深深感到，當務之急，必須培養中醫人材，壯大中醫隊伍，提高中醫療效，確保人民健康。真能把病治好，才能獲得廣大人民的由衷信任，在緊要關頭廣大人民才能給予大力支持，中醫才能永遠立於不敗之地。1930年，祖父與蕭龍友先生合力創辦了北平國醫學院（院址在西單北白廟胡同），蕭為董事長，祖父為院長。遴聘當時第一流國手，分別擔任各門課程的教師。如瞿文樓擔任兒科教師，姚季英擔任診斷和婦科教師，周吉人擔任內經和難經教師（後由張斡卿擔任難經教師），李卓如擔任傷寒教師，宗馨吾擔任金匱教師，孟慶三擔任藥物教師，張菊人擔任內科和溫病教師（後由王子衡擔任溫病教師），孔仲華（孔伯華胞弟）擔任醫古文和語文教師等。當時因辦學經費拮据，祖父常從門診收入中挪補開支，真正體現了醫者仁術的大家風範。對待學生，祖父則不辭辛苦，親自與蕭老帶領學生輪流實習，有時還要管學生的吃住。祖父一生，既無恆產，又無積蓄，逢年遇節，必須靠向達仁堂、瑞蚨樣、謙祥益等幾家借貸，加以維持。因此祖父之仗義疏財、助人為樂的高尚品德，令人肅然起敬。
　　七七事變後，偽政權企圖接管北平國醫學院。他們假冒偽善，軟硬兼施，威脅利誘有二年之久。最後，祖父與蕭老毅然割愛，寧為玉碎，不作瓦全，遂于1943年毅然停辦，表現出高尚的民族氣節。
　　該學院辦了十四年，共畢業十一班。第十二、十三班未至畢業，祖父很痛心地發給了學業肄業證書，叮囑如肯自學，願協助之，以完成學業。學院先後共畢業學員七百余人，分佈在全國各地，他們在醫藥衛生工作崗位上為人民服務，多成為骨幹人才。
　　祖父學生馬龍伯、（北京中醫藥大學教授）步玉如（中國中醫研究院教授）二老生前在談到祖父時曾說：老師平易近人，有求必應，對踵門求診者從來不加限制。晚年由於動作有所不便，精力有所不逮，始規定每天上、下午各診40人，對急重病人准許額外加號。應邀出診，事必躬親，每遇疑難病者，歸必提示生徒，進行討論，允許提出不同看法和意見，暢所欲言，盡情辯論，最後作出總結，指歸而教之。先生每手撚白須，含笑言道：“醫司人命，生死攸關，必須若同而異者明之，似是而非者辨之，愈辯愈明，才能使病無遁形，藥不虛發。”祖父題其診室曰：“不龜手廬[注]”。此祖父自謙，比喻自己只不過“不龜手”之特效小技而已。體現了祖父虛懷若谷的大家風範。
聽父輩講：祖父性澹泊，尤喜愛蘭花。當時居住于西單北宏廟胡同，在前廳東廊下擺有蘭花數十盆，有甌蘭、建蘭、蕙蘭以及素心蘭等，有春天開者，亦有秋天開者。每當花開，滿院清香，闔寶馥溢。每當分根施肥，必親自檢點，指使為之。置身其地，使人感到一種“積德流芳，蘭芬桂馥”的象徵。他不但精於醫，而且工于書法，臨證親筆疏方，病因脈治之醫案書於前，“君臣往使”[注]之藥味列於後，字體清秀俊逸，筆勢瀟灑。不唯工於小楷，且大字亦有專攻。每字逾尺，遒勁有力，深厚古樸。承四伯父孔祥琦贈予，我有幸保存祖父墨蹟扇面書藍亭集序和梅花圖，視為珍寶。
祖父生前好友甚多，周自齊、張菊人、朱啟黔、王靜齋等皆家中常客。雖喜結文社，然交往很廣。武學方面與孫公祿堂（孫氏太極拳創始人）常有往來，大伯孔祥琛因此與武學交緣，而其餘四子皆承父業。
　　“五卅”運動之後，祖父熱心愛國，為抵制日貨，創制了一種“寶丹”藥，功能芳香化濁，去穢避疫，止吐止痛，效力高於日本寶丹及一般避瘟散等。當時在前門外大柵欄達仁堂寄售，頗受歡迎，盛銷一時。其藥物組成如下：
　　蘇合香，麝香，安息香，冰片，薄荷腦，豆靈砂，篳撥，遼細辛。
　　共為細末，裝入小盒，鼻聞或口服。
　　為了預防感冒，還創制了一種“清靈甘露茶”，也是常年施送，該茶對於防治感冒、預防中暑，均有一定效果，其方藥組成如下：
　　鮮葦根，通草，薄荷，佩蘭，藿香，青茶（綠茶），竹葉卷心，雙花，香薷，荷葉，九節菖蒲葉。
　　每服一袋，煎服或沖水當茶。
　　此外還有幾種治婦科病的丸藥和幾種治外科病的藥膏，也是常年施送。
在治學上祖父有著嚴謹的科學態度，師伯馬龍伯在著述中寫到：先師嘗言：“醫之為道，非精不能明其理，非博不能得其奧。”又常說：“‘治病必求其本’，乃堅不可移易者也。人之有本，猶如樹木之有根，水流之有源，一旦罹病，求其本而治之，枝流末疾，將不治而自治矣。人之一身，其本有二，先天之本在於腎，後天之本在於脾，先天之本以生之，後天之本以養之。故腎為生氣之原，脾為運化之主。先天之本，稟受系之，後天之本，肌體形之，故腎又為五臟之本，由此可知，腎為本中之本[注]也。腎中有陰有陽，陰陽亦即水火，腎陰日真陰，真陰即真精；腎陽日真陽，真陽即真氣。二者完實，則陰平陽秘，精神乃治；二者損傷，則陰陽離決，精神乃絕[注]。”
　　先師還說：“上古之人，嗜欲不能勞其目，淫邪不能惑其心，腎中陰陽皆無所傷，其人民故日樸。後世以降，以酒為漿，以妄為常，逆于生樂，欲竭其精，耗散其真，自戰其生，不能盡終其天年。此非時世有異，乃人為自將失之。古今之人，素質不同，故古方今病不相能也。療病必須自為家法，古方照脫，十不效一，職是故耳。”這體現了先師不是主張不用古方，而是主張不能原封不動地照搬古方，這是先師一貫的師古而不泥古的治學態度和醫療作風。
在學術方面，由祖父在晚年著述的《時齋醫話》中可領略其要旨，他在著述中寫到：“-------陰常不足，則陽常有余，此自然之理也。更加之意淫於外，五志之動皆為火[注]。所以金代著名醫學家劉河間[注]有鑒於這種‘世態居民有變’的現實，根據其創新獨到之寒能勝熱、辛涼解表等醫療經驗，而倡‘六氣都從火化’之卓論，並將《內經•素問•至真要大論》病機十九條中火與熱，加以精闢闡發，其用心亦良苦矣。說者，多以為劉氏之立論，是為了矯正當時醫者慣用辛燥溫補而產生流弊的醫療作風，餘則謂未必盡然。主要在於此公是洞燭病機，為了解除民眾疾苦，有不得已不如此者。觀其自述之‘非餘自炫，此一時，彼一時’一語，則顯然明矣。元代著名醫學家朱丹溪[注]，受業於河間再傳弟子羅知梯，得其真傳，提出‘陽常有余，陰常不足’的高論，發明‘相火’[注]之根源。夫‘陽常有餘’者火也，‘陰常不足’者熱也，只不過有其虛與實耳。丹溪主張保存陰液，諄戒‘勿妄動相火’，殆恐陰氣先傷，陽氣獨發也。其治輒效，足證恰中病情。至於明代張景嶽氏，脫離現實，崇尚清談，立《真陰論》、《大寶論》等篇，以反駁丹溪‘陽常有余，陰常不足’之說，其說雖辯，但無視丹溪治效之現實，而自逞胸臆，未免失之於無謂也。”這些從實際觀察有感而發的見解，結合其一貫認為古今之人素質不同，不能照搬古方以治今病的主張，以及飲佩河間、推崇丹溪的這些卓見，可以看出祖父之反對脫離實際的“虛學”、注重躬親踐行的“實學”的學術思想和治學觀點。
在溫病與傷寒區別方面，他認為：傷寒學派善用古方，也稱為經方派；溫病學派喜用涼藥，故稱為時方派。尊經方者，說“溫病之病。本隸於傷寒論中，治溫病之方，並不在傷寒論外。”（見陸九芝《世補齋》）信時方者稱“治傷寒家，徒守發表攻裏之成方，不計辛熱苦寒之貽害，遂使溫熱之旨，蒙昧不明。”（見《溫熱經緯》陳伯平外感溫熱篇）所謂傷寒學派和溫熱學派，也就是在治療用藥上，有辛溫和辛涼之別。然中醫治病的特點，首先在於辨證，其次才是用藥。辨為傷寒，自當用辛溫；辨為溫病，自用辛涼解肌。辨證不明，用藥必誤。可見徐大椿“用藥如用兵論”文之精闢深邃了。
溫病學說，離不開傷寒論的理論指導。而傷寒論一書，對溫、濕等也略有描述，因此，溫病也包括在傷寒範圍。如〈難經-五十八難〉說：“傷寒有五，有中風，有傷寒，有濕溫，有熱病，有溫病。”細譯其意，所說的中風即一般傷寒之類。所說的傷寒，即一般感冒和流行性感冒。所說的濕溫，相當於現代醫學的傷寒。所說的熱病，即暑溫，相當於流行性乙型腦炎。所說的溫病，包括了各種熱性病和傳染病。明-王安道曾說：“夫傷寒溫暑，其類雖殊，其所受原則不殊也。因此，以所稱而混其治，貽害後人。是傷寒溫病雖統名為傷寒，而其病理性質大有區別。
　　他還寫到：“仲景[注]之立法垂教，乃法外有方，方外有法，金元四大家雖各成一派，乃羽翼仲景也。後世葉天士[注]衛、氣、營、血辨證，深究其理，乃說明溫病之輕重淺深所表現的階段有別，並非病邪之真人衛、人氣、人營、人血之意。吳鞠通[注]氏之三焦辨證，亦是說明溫病之輕重淺深，而並非病邪果真據于上焦、中焦、下焦之意，亦皆羽翼仲景也。此等外慎勿構執。要知芩連知柏盡可回生，參術硝黃並能起死，唯在用之當與不當耳。”祖父薈萃諸家之說，出之以精確觀點，非積學有得者，不能為之。
　　祖父一生治並病，活人無算，治驗頗多。其運機敏、奏效捷，使人目瞠心駭，在伯父孔祥琦著述《孔伯華醫案拾遺》中有詳述病案記載。
　　在用藥上，祖父喜用石膏及極善用石膏，多為醫林景仰誠服。誰知經驗系從《本經》中得來。據祖父弟子劉孝威回憶，祖父在講《本經》時，曾一再指出石膏之性能是微寒無毒；所謂“石膏性大寒”之說，主要倡于唐宋之後，沿襲成風，欲明藥性必須依據《本經》。並闡明其研究《本經》所分析之石膏應用方法曰：
　　“以我（自稱）的經驗來說，石膏是質重氣輕，味辛微寒。辛能解肌熱，寒能勝胃火，辛能走外，寒能沉內，具有兩擅內外之功能。既能清肺胃之火，又能解三焦之熱；既能解肌發汗，又能清熱止汗，並且又有緩脾益氣之功，上行至頭之力。況它毫無藥之不良氣味，煎湯直如清水，服之無難。其他所有清涼解熱瀉火諸藥，恐無及之者。總之石膏之清熱瀉火，止渴除煩，用於高熱汗出、煩渴、神昏譫語等證，乃盡人之所皆知，此不過是側重于傷寒、溫病等外感性疾病而言。欲盡其能，還必須依據《本經》；欲盡其用，還必須參照《傷寒論》與溫病學說。《本經》關於石膏的記載：‘石膏味辛，微寒，主中風寒熱，心下道氣，驚喘，口幹舌焦，不能息，腹中堅痛，除邪鬼，產乳，金瘡。’雖僅此35字，但意義深遠，明乎此，則其性能功效庶乎盡焉。然則為何具體遠盡其用，還必須參照仲景《傷寒論》和後世的溫病學說。蓋仲景之《傷寒論》雖論傷寒，而百病皆在其中，所以讀《傷寒論》應悟仲景法外之法，即此之謂也。後世的溫病學說中很多辦法，確乎具有卓效，實堪羽翼仲景。同樣具有雖論溫病，而百病皆在其中的崇高價值，所以必須明乎此，其運用才能左右逢源。仲景深得《本經》之奧，藥味運用，悉出《本經》，後人遵用有驗。溫病學說藥味之運用，多從仲景法中所悟出，符合《本經》之旨，後人遵用亦有驗，此即不容移易之真理，故樂沿此道而行之。多年來關於石膏應用之一得，亦由此道所從來。 ” 有關石膏應用心得，長輩孔嗣伯、孔少華有專門論著。
　　一、在外感方面（包括傷寒與溫病）：根據石膏之性味，辛而微寒，辛能走外解肌熱，寒能沉內勝胃火，而用於高燒煩渴，唇幹舌燥，汗出脈洪，神昏譫語，發疹發癍；亦用於惡寒發熱，無汗煩躁而喘。在傷寒要審清太陽、陽明；[注]在溫病要辨明衛、氣、營、血。
　　二、在雜病方面（包括內、外、婦、兒）：依《本經》經文，根據'心下逆氣、驚喘'而用於氣逆喘息，突發急驚。根據'口幹舌焦'而用於肺胃火盛。根據'不能息'而用於憋悶短氣。根據'腹中堅痛'而用於諸腹痛之屬於內熱盛、大便實，但未至必須攻下程度者。根據'除邪鬼'而用於因熱盛導致的癲狂，妄言妄動，精神失常，有如鬼神之所附者。根據'產乳'而用於產後熱實，乳汁不通、乳痛、乳結以及有熱可征的經水失調。根據'金瘡'而用於金瘡出血不止，或潰爛久不癒合。凡有上述諸證候，不問何病，石膏悉能治之。”
　　以上是祖父根據《本經》經文所作的高度概括，再從而引申之，則所用當更廣矣。祖父之因證議藥，相體制方，消息病情，通權達變，其察理精而運機敏，中肯綮而奏效捷，多有令人不可思議者，足見功夫之不負人也。
　　祖父于1952年在西郊玉泉山受到毛主席接見之後，曾上書陳情，雲：“醫之作也，求百病之本，執技精良，方能拯濟疾苦，故宜首重其培養人才。中西醫體系兩異，其理法說教雖有不同，皆以治人之疾病為目的，其用心並無二致。取長補短，合一爐而治之，必將有所創新，能提高而躍進。”又有“今欣逢毛主席洞察其旨，使祖國醫學這一備受摧殘、苟延殘喘之數千年中華民族最豐富的文化遺產，得到發揚，幸何如之！願盡綿薄，努力發掘，以期臻於至善，使對全人類之健康，庇渥是依”。由此可見祖父對中醫人才教育的重視。
　　祖父生前曾多次受到周總理的接見，從無私請，總理重之。先生對中央首長的醫療保健工作，備至關懷，多所建樹，嘗受到周總理當面表揚：“孔老不高談空理，務求實幹。”1952年總理接見祖父時拍下的珍貴照片，已在總理之紀念展覽中展出。
　　祖父以診務過忙，濟人事殷，著述無暇，不能將一生積累之經驗心得，加以系統總結，筆之於書，以公於世，獻給人民，常引以為憾。故晚年常夜闌執筆，撰論達旦。所有遺稿如《髒象發微》、《時齋醫話》、《中風》、《痢疾》等，率皆此時所留，但均未脫稿，現在都已整理成篇，出版發行。
　　祖父古稀之年，晝既忙於診務，夜又勤於著述，勞力勞心，不逞寢息，積漸日久，時呈倦容。見者恐其健康狀況日下，精力難以維持，群聚而進勸之，請以身體為重。祖父笑曰：“療疾濟世，治病如同救人，醫生之為人民服務，行業非同一般，應急病人之所急，時刻為病人著想，存心解除病人之痛苦，挽救病人之危急，責無旁貸。一分能動，就得應診，君不見抱病苦而人待我診治，豈能為一己之私，置病人于不顧。身雖安閒，心將何忍。”
　　祖父身體已衰，但仍每日堅持為前來就診患者診治。1955年3月10日在出診途中，突然出現腹痛寒戰，但仍一心以病人為重，強忍堅持將數家診畢，已額出涼汗，手足厥冷，方回寓所休息治療。孰料從此病倒在床，時輕時重。其間，敬愛的周總理特派人送來野山人參，祖父異常感動，常夜讕執筆，著述達旦。猶自以病人為念，常曰：“病癒即速應診。”至11月23日，體氣大虛，自知不起，唯仍以行醫50年，稍盡其利濟之心，而人民大眾，國家領導，給予了極大榮譽，只以累於診務，未能達到完成總結畢生經驗心得，為人民略盡微力之夙願，耿耿於懷。所以臨終遺囑：“兒孫弟子，凡從我學業者，以後要各盡全力，為人民很好服務，以承我未竟之志。”溘然與世長辭。
　　祖父逝世以後，黨中央、毛主席深切關懷，日理萬機的周總理親自擔任了了治喪委員會主任並親臨寓所弔唁，對家屬慰勉備至，特別關懷先生後代的培養和教育問題。中央衛生部更予以人力財力的大力相助，中醫司的領導郭子化、呂炳奎等同志，一連數日，親臨先生住所，主持襄理喪葬事宜。
　　祖父生前好友、八旬高齡的蕭龍友先生，驚聞噩耗，深為哀慟，並揮淚親題哀挽：“抱病哭君魂欲斷，承家有子業當興”，以悼亡靈。
1982年，在有關部門的直接關懷下，北京中醫學會和北京《中醫雜誌》在北京中醫醫院召開孔伯華先生的經驗介紹座談會，並成立了孔伯華學術經驗整理小組。出席座談會的有北京中醫學會秘書長、北京《中醫雜誌》副主編、中醫研究所副主任陳彤雲，中醫學會副秘書長、北京市衛生局中醫處副處長王鳴鳳，以及各科研究組負責人方和謙、張作舟、李惠志，北京《中醫雜誌》副主編、北京中醫醫院副院長危北海，伯父孔嗣伯、孔祥琦，父親孔少華以及眾師伯步玉如、屠金城、裴學義、宋柞民、劉延齡、袁樹華、劉義芳、姚五達、劉春圃、楊大奇、馬尤伯等人。會議由危北海院長主持。會上馬尤伯、劉義芳、步玉如、孔祥珊、孔祥琦、屠金城等，各將所學到的祖父經驗心得，作了如實的介紹。王鳴鳳、危北海同志均在會上講了話，對祖父給予了很高的評價。並指示由市衛生局、北京中醫學會大力支持，成立專題小組整理祖父經驗，公之於世，造福人民。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政府及學術團體貫徹中醫政策，重視老中醫經驗的第一次會議。這對於繼承、發揚祖國醫學寶貴遺產，是很有紀念意義的。
1885年，為緬懷祖父對中醫學發展所做出的傑出貢獻，全國政協、市政府、衛生部在全國政協禮堂隆重紀念祖父誕辰100周年活動，參加會議的有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廖漢生、全國政協副主席楊靜仁、北京市副市長白介夫、衛生部副部長胡熙明等領導同志及知名人士卓 琳、於若木、朱仲麗、林 恒、呂炳奎、關幼伯、陳大啟、李惠治及親屬等200余人。
1993年，在國家有關政策鼓舞支持下，在原衛生部長崔月犁及醫界同仁的大力支持下，國家中醫藥管理局、民政部批准成立以祖父名號命名的中國孔伯華學術研究會，後因經費拮据及掛靠單位未能解決，邃被迫停業撤銷，實為憾事！所幸上述會議的全部錄音及活動史料，保存在我手中。這無疑是一份彌足珍貴的醫學資料，同時也是對祖父的學術成就及醫德醫風的最好紀念與緬懷。
祖父一生為了振興祖國醫學事業，為了人民健康，鞠躬盡瘁。他的崇高精神和品德，永遠值得我們學習。

文字

孔老先生为北京四大名医，为中医的存亡做了很大贡献，令人佩服，欢迎楼主来到大医社区！

欢迎！

牛先生，春寒料峭，光着身子冷不冷？

谢谢[学海无涯]关心，比较懒，买衣服就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