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家学兴 国运旺

家学兴  国运旺
湖南娄底社科系  贺益德
一、 包教到户
邓小平搞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实行“包产到户”，死气沉沉的局面就一下子变得生气勃勃。他成功的要害在使农民感到利害切身，所以不劳政府督促，自然深耕细作。
     中国古代，自大禹之后就“包国到户”，如汉朝归刘家管理，唐朝归李家管理。由于利害切身，那些“承包”天下的家族就特别谨慎,特别努力,也特别有成绩。现在,要寻找一家生意兴隆的百年老店几乎不可能了;按理说,一个生意店,其管理难度无法和一个庞大的国家相比,一百年不衰不能算什么奇迹；但事实上,今天这样的店子已经几乎绝迹;可是在中国历史上超过百年的悠久朝代，却很容易数出一堆来,如清朝就长达二百七十六年之久,而汉朝长达四百年,周朝长达八百年。
一个天下是何等的庞然“大店”，竟然持续至几百年之久，这一现象，说明中国古人至少在三个方面是绝对成功的:第一,成功地培养了国家元首的接班人;第二,成功地培养了广大公务员;第三,成功地培养了天下老百姓。一个天下虽然是极其惊人的庞然大店,只要有了高素质的员工----老百姓,有了高素质的基层管理人员----公务员,有了高素质的老板----国家元首,长治久安就是势所必至的结果。所以天下治理得安不安,全在于教育办理得好不好。
那么,中国古人是怎样办教育的呢?翻翻历史,他们并没有费尽力气去办名牌小学、名牌中学、名牌大学。他们只把天下子女的教育责任,一古脑儿推给天下父母,也就是“包教到户”。由于利害切身，天下父母们都把教育办理得精益求精、成就斐然。政府只要通过考试，比如科举制度,录用现成的人才就行了。政府做得非常省事,却换来了难于登天的美好效果:几百年的太平。
二、顺流漂舟
所谓“包教到户”,就是让父母全权掌握子女的教育大权。古代
也有所谓“公学”,如太学、府学、州学、县学,但基本上是有名无实。子女的教育,尤其是低龄时代的基础教育，都是由父母聘请老师或由父母亲自施教来完成。这一做法的精义何在呢？
我们知道,天下没有一个女孩子是学会了养儿育女才去嫁人的。那么女孩子当了妈妈以后,凭什么去养儿育女呢?凭她刻骨的爱心。这一份爱心,会使她精细地掌握着婴儿的喜怒哀乐、寒热饥饱；从而随机照料、曲尽其妙。如有什么问题,她会以最谦虚的态度向身边的妈妈们、奶奶们请教,寻根究底,从善如流,于是就会十分神速地把别人的育婴本领变成自己的育婴本领，极其艰辛繁琐的育婴任务,就这样不需要任何外在的奖励和惩罚就完成得尽心尽力、如质如量。
教育子女也有似于养育婴儿：了解孩子、选择教材、聘请老师、确立章程、循序施教……每一步都有无数的微妙曲折,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必须有刻骨的爱心做为前提,才能丝丝入扣,步步到位;而这样的爱心,只有父母那里才天然具备、不假外求,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所以让父母承担子女的教育责任,就如顺流漂舟、高山滚石,政府全不费力,人人各尽其职,自自然然,人才辈出。
三、家学渊源
最难培养的人才,是管理天下的领袖人才。从夏朝到今天,已经上下四千年,而夏、商、周、汉、唐、明、清,寥寥七个家族就管理了将近三千五百年,一代又一代管理人才,全部出自于家庭教育;其中像周成王、周康王、汉文帝、汉景帝、唐宣宗、宋仁宗、康熙、乾隆等等,均是家庭教育中培养出来的不世出的伟大领袖。
爱觉新罗.溥仪,是“包国到户”这一制度下最后一位亡国之君，用今天的话来说，是高干子弟中的一个败家子,应该是很不象话的。但在民国年间以及解放以后,尤其是到了“文化大革命”,世风日趋庸俗和粗鄙,反倒越来越显示出这位末代皇帝以及一些其他皇室成员品德的醇厚和教养的高深,雍容华贵,不同凡响,远非今天的高干子弟所能望其项背,我们只要读读《从御妹到平民》等书,就会感慨很深。亡国之君都有这样的水平,可见清朝皇室的家教是何等得力!由此类推,唐室的家教,汉室的家教,周室的家教,又是何等得力!
     皇室作了表率,自然风靡天下;所以“书香世家”、“家学渊源”，林林总总，遍布大地；其造诣之精微，影响之深远，使后人有不胜高山仰止之慨；像司马谈、司马迁父子的《史记》，班彪、班固父子的《汉书》，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书法，苏洵、苏轼父子的文章，李闻言、李时珍父子的医学……。族有族规，家有家训，谨言慎行，气象肃然；《颜氏家训》、《温公家范》、《袁氏世范》、《了凡四训》、《庭训格言》、《曾文正公家书》等等，是千千万万家训中的佼佼者，至今还在沁人心脾，净化社会。家庭教学的专著，也应运而生，像《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家塾教学法》、《教童子法》、《学海津梁》等等，具体而不繁琐，扼要能周详，既高瞻远瞩，又切实可行，饱含了作者深邃的学养和丰富的经验。
纵观上下四千年，中国政府从来没有抓过“九年义务教育”，而天下父母都在自动自发地为子女的教育力尽义务，呕心沥血；一部中国历史，就是一部父母义务为子女的教育呕心沥血的历史。在天下父母的共同努力下，历代孩子们道德观念的强固，人文底蕴的深厚，今天任何一所名牌学校都望尘莫及。
四、百年树人
今天的北京大学，是全国首屈一指的名牌大学；它气运最旺的时期，是二十世纪初蔡元培担任校长的时期，一时名师巨匠之多，如群星丽天，像王国维、刘师培、黄侃、辜鸿铭、熊十力、梁漱溟、李大钊、陈独秀、胡适之、鲁迅……但这一批人物，原来都是散布在全国各地的，是蔡元培把他们聘请到北京大学这一舞台上，他们才借此机会大展其才华；也就是说，他们没有一个是北京大学自己培养的；这一批人物扎实的学问基础全是奠基于前清时代的家塾或私塾教育，所以北京大学只是捡拾了家塾教育仅存的一摊硕果而已。以后家塾教育渐渐根除，名师巨匠也就渐渐绝迹，到了今天，“当年颇似寻常人”的王国维、胡适之等辈，已成了“此人只应天上有。”这样的局面，就是蔡元培复生再一次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也毫无办法重振昔日的雄风了。
所以北京大学盛极一时的光辉灿烂，只是清朝二百七十多年家庭教育的最后一次余波荡漾。但这一余波，已经成了一个现代教育所无法达到的高峰，令人低回留连，称颂不绝。
放眼历史长河，三国初期也是人才济济，灿若春花，这是汉朝四百多年家庭教育的余波荡漾。三国人才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能说能行。像曹操，既是诗歌、文章的天才，又是治国、带兵的天才；像诸葛亮，道德、文章、事功，水乳交融，千载无敌；像华佗，医学造诣极深，治病救人，出神入化；其他如关羽之忠、张飞之勇、周瑜之智……无不一一见诸行事，并非舞文弄墨而已。相比之下，蔡元培手下的北京大学人才集团，就成了一群只会写文章的白面书生而已，如果让他们插足到三国时代，就只能见曹操而瑟缩，遇诸葛而俯首了。
周朝的家庭教育积累到七百多年，就进入战国时代；蓄之既久，植根极深，就迸发出“百家争鸣”的学术艳景；人才之众，水平之高，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无与伦比；像孟子、庄子、墨子、荀子、商鞅、韩非、孙膑、吴起……人人握灵蛇之珠，家家抱荆山之玉；三国人物面对他们也只能退避三舍，拱手称臣了。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含蓄越久，底蕴越深。两百年有两百年的气度，四百年有四百年的风采，八百年有八百年的神韵。历史的波澜席卷到今天，这些沉寂已久的神韵、风采，还有没有可能再一次冒出历史的江底而在中华大地上重放异彩呢？
五、复兴在望
海内外有识之士预言，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国的世纪。
党中央发出号召，要实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民族复兴的根本是什么呢？是文化复兴。自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就进入正常发展时期，短短二十多年，便打破了板硬僵死的计划经济体制，而代之以灵活机动的市场经济体制，既奠定了经济腾飞的基础，也铺平了文化复兴的道路。
在古代，人们是“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帝王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大老板；明、清时期的大老板，是以八股文、试帖诗招聘各级干部，这是天下读书人最好的一个打工行业，于是千军万马都来挤这一条独木桥。但今天的读书人，则不是面对一个垄断天下的大老板，而是面对许多地盘有限、数不胜数、遍布四海的小老板；这些小老板，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而向国家履行纳税义务，很像是周朝时候的“诸候”，国家政府则相当于负责宏观调控的“周天子”。所不同的是今天的诸候没有军队，从而免去了战乱的危险；并且今天人们只要有本事就都有可能成为诸候，而不需要等待天子的分封，这是今人比周人幸运的地方。诸候对人才的要求是品德加特长；而诸候众多，需求广泛，所以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而长年累月修养品德、精熟一艺，然后周游列国寻找施展的机会；象前面提到的吴起，最先在鲁国打工，后来跳槽到魏国，以后又跳槽到楚国，寻寻觅觅，选择自己的知音老板。今天人们打工也是象吴起们一样的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大家很自然地回到了战国时代的学术氛围，这是文化复兴的最坚实的社会基础。
站在世界文化的角度来看，各门科学发展到今天，已越来越靠近东方古典哲学。卡普拉先生，是当今国际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和系统论专家，他在《物理学之道》中说：“二十世纪物理学的两个基础：量子理论和相对论，迫使我们差不多用印度教徒、佛教徒或道教徒的眼光来观察世界。”又说：“东方思想，为当代科学提供了坚实而恰当的理论基础。”所以今天科学家的宇宙观，正在“返回到2500年前的起点上。”1988年，世界各国诺贝尔奖得主在巴黎集会，更加直截了当地宣称：“人类要在二十一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到二千五百三十年前中国的孔子那里，去寻找智慧。”这就可见许多有眼光的外国朋友，他们渴望中国文化的真诚和热烈甚至超过了我们中国人。
1994年，王财贵先生开始在台湾提倡儿童读经，1997年影响到大陆，在南怀瑾先生及中国青少年基金会等单位的支持下，人数迅速增加，到2001年，参加读经的小朋友就有120万，直接受影响的家属和亲戚超过600万。儿童读经并未纳入正规考试，只是一种功利目的很淡的课外学习而已，而短时期内就有成千上万的热心人出来披荆斩棘、勇往直前，可见文化复兴的民心基础到了何等深厚的地步！
深厚的民心基础、国内的政治局面、世界的文化潮流，已经从四面八方形成了对中国文化千呼万唤的局面，波涛滚滚，势不可挡。
六、星星之火
文化复兴要真正成功，必须落实到文化人才的培养；而历史证明，由父母做主的家塾或私塾教育才是诞生文化大师的真正摇篮。由于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民间办学已经渐渐形成了雨后春笋的势头；这种势头不断往前推进，会不会是家塾的复兴呢？
我们先看看国外的情况吧。美国，是一个市场经济发展得最为成熟的国家；正是这样一个国家，他们“家塾”教育的涌现也出现了最猛烈的趋势。《参考消息》2001年9月9日报道，十年以来，美国很多家长给孩子办理退学手续，在家里进行教育。联邦政府公布了一项调查，在1999年，美国就至少有85万儿童的教育在家里进行。有些专家认为，实际数字还应该多出一倍，那么，这一年留在家里的孩子就达170万了。以一个学校500孩子计算，一年之内，就走空了425个学校！可是曾任美国教育部长的威廉.贝内特先生，还在美国到处游说，对这种家庭式教育大加提倡，所以退学人数还在不断增加。
这种日益增长的退学热潮，说明在美国社会里，品德和才能在个人前途的重要性上已经渐渐上升到压倒一切的头等地位；于是学校文凭就显得无足轻重、甚至毫无价值了，象中国的战国朝代一样；而退学回家、放下万缘、十年磨一剑，就成了最符合实际的选择。
美国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只要我们的市场经济继续发展和完善下去，文凭社会必然会让步于德才社会；而我们四千年成功的经验和百多年失败的教训已经充分证明，孩子们德才的培养，由孩子们的父母们把关要千倍地胜过由学校把关，所以家塾复兴就成了历史的必然。近几年的报纸电视，已经零零碎碎出现了这方面的报道，星星之火，已经有人点燃起来了。
七、人造孤儿
美国人渐渐钟情于家庭教育，中国人自古只存在家庭教育，家庭教育与今天盛行的学校教育，到底有些什么区别呢？
家庭教育是由孩子们的父母做主，也就是由最深厚的爱心做主。凭这一份爱心亲自施教，会最自觉地任劳任怨；凭这一份爱心聘请老师，会请到最相投、最敬业的老师；凭这一份爱心选择教材，会使孩子们读到最精辟的典籍；凭这一份爱心设计教案，会最大限度地精益求精；孩子们的缺点，会最忧心地去纠正他们；孩子们的长处，会最欢喜地去鼓励他们；孩子们的前途，会最深远地去考虑他们；孩子们的焦虑，会耐心地去疏导他们；其他人的教学经验，会最虚心地去吸取；教学中的一切问题，会最善巧地去解决；孩子们的兴趣特长，会最周到地去照顾；人世间的美丑善恶，会最具体地去指明；最持久的恒心、最彻底的苦心、最精密的细心、最无我的道心……无不一一现成，来如泉涌，完全用不着政府或其他外力来督促或激发。父母因为是全权负责人，所以自自然然以身作则；父母与老师关系直接，所以声气相通、事事落实；于是教学相长，共同进步，往往高素质的学生成就了，高素质的父母、高素质的老师也一并成就了；传承到两、三代，就会出现“家学渊源”、“书香门弟”；这样的家风渐渐普及，世风就会大变；“贞观之治”、“康乾盛世”就会复见于今日。
学校教育，是由教育行政机关、校长和老师们做主，千百年来父母这一“全权代表”，就一落千丈到什么发言权都没有了。笔者从小学读到大学毕业，以后又一直在学校教书，前前后后在学校住了33年；这么漫长的岁月，从来没有见过哪一所学校选择教材、安排课程、设计教法、召开教学研讨会、调动或聘请老师等等，征求了哪一位家长的意见；所以在学校的教学活动中，孩子们处在“父母双亡”的状态，也就是孤儿状态。
社会上父母双亡的孤儿，就算有慈善机构的照料，也极难消除心中的阴影；即使由别人领养而有了后爸后妈，也极难贴心，所以才有可怕的“后娘的拳头。”那么校长们的爱心如何、老师们的爱心如何呢？笔者扪心自问，又观察别人，实实在在是还比不上后爸后妈、还比不上慈善机构啊！这也并非校长、老师们特别差劲，而是第一：他们并非直接受聘于家长，所以不必那么尽心尽力地向家长负责；第二：孩子们并非他们所亲生，要求他们有父母一样的心态，是一种不符合人情的苛刻、刁难。但危险也就在这里，由学校负责孩子们的教育而父母们一概不管，等于是由路人负责婴儿们的照料而生母们一概不管，稍通人情世故的人就会知道，这里面的暗伤之大几乎不可估量！而现在的孩子们，整天整天住在父母们无权干涉的幼儿园或学校，也就是整天整天托付给后爸后妈都不如的人，这岂不是人工造成了一园一园、一校一校的受伤孤儿吗？
孩子们的父母，因为长年累月被排斥在教学活动之外，就渐渐退化成了只负责孩子们学费和生活费的“慈善机构”，退化成了全然没有教育意识：吃喝玩乐，无所不为，身教全无；束书不观，自甘浅陋，言教全无。他们把孩子们的成长责任一古脑儿推给学校，只在期末看看孩子的成绩单，分数好，就笑一笑、夸几句、奖励几张钞票或几件玩具；分数差，就打一顿、骂几天，如此而已。孩子们在家里的处境也几乎象个孤儿。
教育成功最根本的条件，是刻骨的爱心和彻底的责任心；有了这份爱心和责任心，即使父母是文盲，孩子也有可能成长为可观的人才。但学校教育恰恰无法具备这一根本条件，所以蔡元培的北京大学名师巨匠那么多，也培养不出青出于蓝的学生。

八、家教奇迹
在绝大多数父母淡化了、甚至放弃了管教子女的今天，也有极少数父母特立独行，亲教子女，于是又出现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
四川成都的刘卫华妈妈，从女儿刘亦婷零岁起就开始苦心栽培，到女儿十八岁时，同时被美国蒙特豪里尤克学院、威尔斯利学院、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四所大学所录取，哈佛大学在录取通知书上称赞她女儿有“不寻常的优秀素质和综合能力。”
湖南长沙的周传鸿妈妈，在美国本来是自己留学，但看到五岁的女儿缪茵有钢琴方面的天赋，就毅然放弃自己的学业而全力培养女儿。她每天都长时间陪女儿练钢琴、做作业、谈心；上街买东西，每一次都不超过一小时，不问价、不比较以节省时间。女儿除了在学校上课，就是在家中或老师那里练琴。有一回亲人们带她去游乐场，她竟然什么都不敢玩，因为从来没有玩过。功夫不负有心人，从六岁到十三岁，她就连续七次在美国或意大利高水平的钢琴比赛中夺魁，被誉为“比珠宝还珍贵的中国神童”；许多世界第一流的交响乐团特邀她合作演出，足迹遍及北美、南美、亚洲、欧洲。
江苏南京的周弘爸爸，女儿周婷婷出生时就是半聋，一岁半时因病打了一针庆大霉素导致双耳全聋，医生说：“她今后唯一的出路是上聋哑学校！”但是由于爸爸的精心照顾和辅导，女儿不仅有能力进入普通小学与正常孩子一起成长，而且在小学连跳二级；以后一路过关斩将，直至成为中国第一位聋人少年大学生；又被评为全国十佳少年而受到江泽民主席的接见。这位爸爸教育女儿的经验，后来概括为“赏识教育”，在国内外影响很大。
在中国音乐界，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盛氏小提琴之家”，一家三代出了十二位小提琴人才。这得归功于家长盛雪。盛先生是南京艺术学院已故的小提琴演奏家，以严格教育小孩闻名，他说：“如果不严，孩子们现在快活，但长大后一事无成，抬不起头来，就会恨我们。”小儿子盛中兴在谈到爸爸的教学时说：“爸爸一个人，比一百个监考老师挑的毛病还要多，我怕爸爸胜于怕每一个监考老师。”“跟爸爸练琴，我的胆量早就练出来了。”在盛雪的严格训练下，儿辈盛中国、盛中华、盛中秀、盛中龙、盛中翔、盛中荔、盛中红，孙辈盛小华、盛洁，无不一个个功底扎实、出手不凡；尤其是长子盛中国，权威人士称他为“杰出的音乐表演大师”、“中国的梅纽茵。”
上述父母，都是让孩子们在学校读书，然后充分利用课外时间补上父母教育这一课，其效果之巨大，已非常惊人；而翻译家傅雷先生，却别开生面走了一条最接近私塾教育的道路，所以他的教学成果也就更上一层楼了。
傅聪是傅雷的长子，他8岁多的时候，爸爸妈妈就让他从学校退了回来，钢琴、英文、数学另请老师；本国语文，由爸爸亲自掌握。傅雷记下了这一教学经历：“从孔、孟、先秦诸子、国策、左传、晏子春秋、史记、汉书、世说新语等等上选材料……把语文知识、道德观念和文艺薰陶结合在一起……从来不直接讲解，只用旁敲侧击的言语指引他，让他自己找出正确的答案来；误解的地方也不直接改正，而是向他发出许多问题，使他自动发觉他的矛盾。”这种教育进行了6年，奠定了傅聪厚实的东方文化根底，所以他能独具慧眼地吸收西方文化，年纪轻轻就成长为享誉国际的钢琴演奏大师。傅聪出国后，傅雷继续用书信的方式与他交流，于是诞生了一部家喻户晓的千古绝唱：《傅雷家书》。
九、地久天长
父母之爱的威神，上述几个例子已可使我们领略一二。由于时代的原因，这些父母的教育也有一个极大的缺陷，就是没有让孩子们熟读《论语》、《老子》等经典，心性潜能挖掘不深，严重地限制了孩子们的发展。傅聪的情况好得多，但也并不彻底。晚清时代曾麟书教儿子曾国藩，曾国藩教儿子曾纪泽、曾纪鸿，所费力气和上述父母差不多，但效果却大不一样，曾国藩的底蕴，曾纪泽、曾纪鸿的底蕴，在傅聪、盛中国看起来恐怕也是一个难测深浅的大海；在其他孩子看起来更是茫茫宇宙摸不到边了。但这样高深的素养，在曾国藩那样的时代却是一个普遍现象，如《红楼梦》里的女孩子：林黛玉、薛宝钗、史湘云等等，随便请一位来当今天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教授，都会是泰山北斗、众人共仰；正是由于那个时代曾府、贾府这样的文化家庭遍布全国，所以蔡元培主持北京大学才一下子聘来了那么多名师巨匠。这些名师巨匠的精彩是怎样焕发出来的呢？说起来很简单，就是有《四书》、《五经》做底子。
《四书》、《五经》、《老子》、《庄子》、《黄帝内经》、佛经、《圣经》、《古兰经》等等，这些万古不磨的经典，是从一切生命的最深处流露出来的，是天地的语言、宇宙的心声；而黄帝、老子、孔子、佛陀、耶稣等人，则是天地的喉咙、宇宙的口舌。《论语》里说，“天将以夫子为木铎”，说明孔子只是传达天地声音的一件乐器而已；庄子说过，他“独与天地精神往来”，所以庄子也只是天地的一根笛子或一部钢琴。《论语》、《庄子》等书，不是孔子说的，不是庄子说的，而是天地说的，是日月说的，是高山说的，是流水说的，是绿树说的，是红花说的，是你说的，是我说的……因为宇宙万物和我们自己在最深层次上是浑然一体的；一切经典，均是这个浑然一体的生命唱出来的“天籁”。
读诵《四书》、《五经》，就是融会天地之心、通达万物之情；火候到了，写出来的诗就是天地之诗，作出来的曲就是天地之曲，撰出来的文就是天地之文，演出来的戏就是天地之戏；顺乎天地治国，一定太平；顺乎天地办厂，一定兴旺；顺乎天地治病，一定痊愈；顺乎天地演讲，一定动听；饮食顺乎天地，才无毛病；处世顺乎天地，才无冲突；教育顺乎天地，才无流弊；科学顺乎天地，才无后患……天地精神才是万事万物的真正尺度，经历千古而不变，放之四海而皆准。海内外兴起中国文化复兴的热潮，就是由于人们逆天而行、背道而驰太久了，遭受的报应太苦了，从而穷则思变、返本溯源。
所以从小不读诵经典，就是从小隔绝了天地，树木无根、河流断源，即使有父母之爱做后盾，也如车子只有一轮、鸟儿只有一翅，极难产生与天合德的真人，而只有这一类真人，方是国家的元气、人类的希望。
天地不坠、万物长存，所以《论语》、《老子》等经典，永远是人们必修的科目。但今天要实现这一目标，在学校是难于登天，在家庭则易于反掌。爱护子女是父母的天性，圣人经典是宇宙的天籁，天性配合天籁，这样教育子女才不违背天意。
十、老成持家
教育子女读经，是代天行化的千秋大业，必须避免目光短浅、随俗浮沉，所以吸取一些过来人的经验非常重要。
新文化运动的时候，一些激昂的学者看到清朝一些官员满腹经史而误国病民，就愤怒地群呼：“打倒孔家店！”这等于是看到社会上某些庸医杀人，就愤怒地群呼：“打倒黄帝！”“打倒张仲景！”这样幼稚肤浅的举动本来是不值识者一笑的，不料这些鲁莽冲动的“新青年”却渐渐掌握了宣传大权乃至行政大权，于是他们的幼稚肤浅就主宰了中国命运将近一百年，将一个底蕴深厚的文明古国，几乎折腾成了文化沙漠。其实“新青年”们遇到的情况，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多次出现过；如西汉末年的王莽集团就都是一些熟读《六经》的人物，他们每做一件坏事都要引用《六经》来掩饰；最后搞得烽火遍地、十室九空，刘氏宗族是最深的受害者之一；但是光武帝作为宗族成员，虽然十分愤怒，却并没有打倒孔子。
隋炀帝也是满腹诗书而祸国殃民，唐太宗九死一生、收拾残局之后，也并没有迁怒于诗书。
可能有人说，光武帝、唐太宗并没有面对西方列强“船坚炮利”的威胁，但是曾国藩面对的情况就和“新青年”差不多了，他也并没有抛弃孔子。据说，曾国藩幕府里颇有一些言行不一的“圣贤之徒”，一位叫李眉生的年轻书生要揭穿他们，曾国藩严厉禁止，他说：“这些人满口圣人之言，我正好可以用圣人之言督促他们、约束他们，他们还有向善的希望；如果揭穿他们，他们就会自暴自弃、廉耻全无，什么希望都没有了。”这种处理方法保护了人们的自尊和廉耻，给他们留下了转恶向善的充分余地，这正是曾国藩人情练达、深谋远虑的过人之处，与光武帝、唐太宗们是同一鼻孔出气；所以他们虽然相隔千百年之遥，却不约而同地大力提倡孔子之学，使君子有成道的机会、小人有向善的出路，于是东汉就很快复兴，唐朝就迅速强盛，清朝也危而复安、同治中兴而没有葬送在洪秀全手里。
曾国藩时代和我们今天最为相似，也是一个东西文化大碰撞的局面。曾国藩与时俱进，把家庭教育的内容调整为圣贤经典加西方学问；学习程序是先读经史、牢立根基；待年龄稍大再涉猎西学、扩展眼界。象曾纪泽，二十岁以前是长年累月、出经入史；二十岁以后，才开始学习算学、物理、天文、英语、法语，其中以英语造诣最为深湛；曾纪鸿特别喜欢数学，功夫甚深，著有《对数详解》、《圆率考真图》等科学论文；他曾以一个月功夫，将圆周率推算到100位之多，处于当时世界领先地位。曾国藩的孙辈、曾孙辈象曾广钧、曾广铨、曾宝荪、曾约农等等，都是走的这一条道路，所以一个个国学底子雄厚、西学造诣深邃，既孝既忠、忧国忧民，堪称一时人杰。这样的家风如果当时普及全国，中国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是一个雄视地球的强国了。
曾国藩集老成谋国和老成持家于一身，他的成功道路，最值得我们认真揣摩、亦步亦趋。
十一、触类旁通
曾国藩的教育方式，相当于张之洞概括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是当时很多有识之士的共识。《天演论》的翻译者严复，西学之精、海内无双，但他在给熊纯如的信中这样谈子女的教育：“少时皆在家先治中文，经、传、古文，亦无不读。”冯友兰的父亲曾担任过张之洞“方言学堂”（即外语学校）的总务长，冯友兰在《三松堂自序》里回忆：“父亲相信，在学新知识以前，必须先把中文学好……没有一个好的中文底子，学什么都不行。”就命冯友兰兄弟跟随母亲读《尚书》、《易经》、《左传》。冯友兰后来就读于北京大学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在哲学上很有成就。
蔡元培，曾是清朝翰林，国学深邃，41岁才学德文，稍迟又学法文，并留学德国、远绍旁搜，成为一代融通东西的大儒，主持北京大学，开出一代新风。
朱光潜，从6岁到14岁在私塾里接受父亲的教育，熟读和背诵了《四书》、《五经》、《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浏览了《史记》、《通鉴辑览》、《西厢记》、《水浒传》，后来就读于桐城中学，又背诵了《古文辞类纂》，19岁毕业，21岁开始学英文，继而留学英国，后来在美学领域学贯东西、著作等身。
夏丐尊，自幼在私塾读《四书》、《汉书》、《后汉书》、《唐诗三百首》《聊斋志异》、《红楼梦》等书，16岁开始接触英文并涉猎西学，以后又留学日本，成了一位博识仁慈的教育家。
……例子举不胜举，象孙中山、王国维、陈寅恪、鲁迅、李叔同、郭沫若、闻一多、徐悲鸿、陶行知、傅雷、苏步青、邓小平，他们的学历都如出一辙，而最后都是融贯东西、成就卓越。可见本国文化的底子越深，就越能消化外来文化而别开生面。国外和古代也有这样的例子：
辜鸿铭，成长于苏格兰，西学之精在欧美也罕有其匹；23岁回中国学习《四书》、《五经》，又成了中国文化大师；唐代玄奘法师，在国内学佛时就声名远播，30多岁留学印度，又成了印度佛教界的巨擘。
所以只要自己深刻了，就很容易了解别人的深刻，连懂不懂外文都关系不大；象林纾是一位与严复齐名的大翻译家，但一点外文都不会；由于他有深湛的古文造诣，所以当别人口译英文或其他外文的时候，他一听就能妙得其旨、落笔传神；毛泽东的深度，使许多中国人都没有能力与他平等对话，而不懂中文的尼克松却能够通过翻译跟他谈得眉飞色舞；南怀瑾先生也没有学过西文，而许多欧美人士都虔诚地拜他为老师。
十二、一门深入
一门学问精通了，就很容易旁通其他学问；本国文化消化了，就很容易吸收别国文化，中外古今，概无例外，所以“教之道，贵以专”。所谓专，也就是一门深入。如果说爱护子女是父母的天性，圣人经典是宇宙的天籁，那么一门深入就是教学的天条。
鸦片战争以后，欧风美雨，不断东渐，中国出现了差别很大的三代人才；第一代人才是林则徐、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等人；他们消化经史、融归自己，经邦济世、所向有功，具有国士风度；第二代人才是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他们融汇经史、渣滓未尽，急躁冒进、难当大任，多带书生意气；第三代人才是陈独秀、胡适之、郭沫若等人，他们经史满腹、多属生吞，逞才使气、游谈无根，一身才子习气。
三代人才的水平，呈现出非常明显的下降阶梯，原因在什么地方呢？说穿了，就是一门深入经史的时间有长有短。古人说，一个要四十岁以后才能著书立说，这就说明从6岁开始读的经史要30多年才能基本消化；第三代人才消化的时间最短，所以能力最弱；第二代人才消化的时间稍长，能力也就稍强；第一代人才消化的时间最久，所以能力就首屈一指。
林则徐这一代人所走过的道路，就是中国历代读书人所走过的道路。在中国古代，只会摇笔、不会做事的职业文人是很被人们瞧不起的，叫做“一为文人，便无足观。”所以象唐宋八大家之流不仅文章极有境界，政事也极有声绩。
由于消化经典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所以经世致用、出神入化的人，往往精熟的经典只有一部。苏秦引锥刺股、发奋图强，只是反复钻研一部小册子《阴符经》；后来就在国际政坛上纵横摆阖、呼风唤雨；张良受教于黄石公，常常诵习一册薄薄的《太公兵法》，结果做了汉高祖的总参谋长，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华佗医术之神，古今罕见，所读的医书也只有小小一卷；赵普身为宰相、日理万机，短短一部《论语》，就是他的理政指南。
古人著书立说也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都要兑现为事实。商鞅用强国之术劝说秦孝公，秦孝公就交给他整个秦国做“实验田”；孙武以十三篇兵法进见吴王，吴王就让他训练一批宫女；张仲景编述《伤寒杂病论》，使天下人的性命悬于笔端；所以他们的著述均是一有闪失就害遍生民，这就不得不一门深入、直贯天道，洗尽浮词，句句有根。
圣人经典，是修身治国的金科玉律，离开实践，就全无意义；所以孔子说，如果读完三百篇《诗经》而既无能力处理政事、又无能力出使他国，读得再多也是白读。近代不少《诗经》研究专家，“硕士”、“博士”、“教授”的头衔一大堆，而不见有人练达世事、康济斯民，等于全部白读了。自从康有为、梁启超以后，读书人就渐渐走上“白读”的道路，涌现出许多职业学者、职业文人，著述颇丰而甚少实用，象冯友兰、朱光潜、鲁迅等人就是其中的翘楚；而许多实干家则由于不通经典而胸量有限、识见不高，往往做成一件事情又埋伏一堆流弊，救此失彼，永无宁日。但从鲁迅以后直到今天，连“白读”都没有了，正象郭沫若所批评的：古人是好读书，不求甚解；今人是不读书，好求甚解。一片混乱，一片肤浅，一片空白。
十三、闭门读经
填补历史空白，复兴中华文化，培养救世人才，入手的办法是先安排一段很长的时间，让孩子们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待年深月久、脱胎换骨了，他们就天人合一、谋深虑远，这才可以步步稳妥地齐家、治国、平天下。
现在的学校教育，最反对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语文教材选了《孔乙己》，人人都烂熟于胸，所以一提到读圣贤书人们就认为是培养孔乙己，而怎么也联想不到《孔乙己》的作者就读经功深；一提到让学生专心致志、闭门不预外事，就认为是培养书呆子；而怎么也联想不到现在一代又一代小孩子既不要闭户用功、也不要接触经典了，书呆子的确已经销声匿迹，却涌现出遍地的牌呆子、钱呆子、酒呆子、色呆子、名呆子、权呆子……流毒之深、为祸之烈，万倍于书呆子还不止。
下面我们以中医为例，说明为什么要闭门读经。
中医的根本经典是《内经》。如果不通《内经》就广泛接触各类人物，无非是觉得北方人高、南方人矮；这个人胖、那个人瘦；有人爱哭、有人爱笑……一点也看不出五行生克、阴阳虚实；等于既是瞎子又是聋子。
我们再考察一下现实：性情古雅的人是受阴阳五行的支配，是不是时髦歌星就变成了受阴阳八行或阴阳一行的支配了呢？是不是毛泽东的肺就特别革命而希特勒的肺就特别反动呢？是不是风寒就故意寻找丑八怪而特意避开美人们呢？是不是中国人吃人参就大补而美国人吃人参就大泻呢？如果是这样，《内经》等书就毫无道理，不需要读。可是事实上从古到今，《内经》原则是皇帝不能违背，老百姓也不能违背；凭借它的原则既可以治疗江泽民的感冒，也可以治疗华盛顿的虚损；既可以壮卓别林之阳，也可以滋梅兰芳之阴；古人今人、国人外人、坏人好人、男人女人……一切人都要受《内经》原则的铁面无情的支配，概无例外；这就决定了必须闭门读《内经》；因为只有《内经》熟透了，对一切人的阴阳消长、气血运行规律，才能了如指掌、运思自如；从师临床、辨症施治，就如顺藤摸瓜，迅速登堂入室。
其他经典的性质也与《内经》一模一样；一旦通达了，做人处世就能够在万变不穷的事态中迅速抓住牛鼻子，不错方向、稳操胜券；象诸葛亮高卧隆中，静心用功，参透了人心向背的规律，所以27岁出山就能指挥千军万马而轻松自如。

家学抵万金（华夏走笔）
    张首映　　中国的文化形态多种多样。古往今来，“家书抵万金”，同样的，家学也可抵万金。家学是中国文化的一种独特样式。    中国是一个重家学的国度。老百姓说，“官不过两代”，“富不过三代”，而对于书香世家，除极少数人轻蔑外，绝大多数人是敬重推崇的。尽管中国历史上许多杰出人物出于布衣，起于卒伍，成就了伟大事业，但是讲究书香传家的传统与艰苦奋斗的传统一样，几千年来生生不息，许多家学深厚者也的确成就斐然，超乎常人。    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忍辱负重著《史记》，成就远远超越了他的老爸，成为一代伟人。然而他能有“藏之名山”之胸襟，能有《史记》之不朽，不能不说也有他父亲的“一半”。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是不让《史记》的，司马迁若无其父之学养的熏陶和提供的史学基础，他也难有超乎前人的功业。班固的故事更是家喻户晓。其父班彪因作《王命论》、《史记后传》而闻名，班固“博贯载籍，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不仅好学，而且好作，把他爹的《史记后传》改写成《汉书》，把一部断代史改造成一部独步千古的通史。没有班彪之世泽，当无班固之开创。    往古贤哲如此，现代风流如何？钱钟书、俞平伯又可作证。钱家为无锡著名的书香世家。钱钟书是几代学人之后，父亲是著名文学家钱基博，远祖是明末清初大师钱谦益，钱钟书少小已读过现代许多教授未曾读过的一些书本，及长，负笈清华英法，一生手不释卷，才有博通中西之成就；俞平伯的祖父是俞曲园。苏州曲园今尚在，风流文章自此出。没有前俞，也许就没有这个鼎鼎大名红学家之后俞了。    中国文化世代相传，家学一脉也是起了很大作用的。归根到底，一切家学皆国学。所谓家学，无非是在自己家里学到的国学。国学宏富，纳新融旧；家学渊奥，探微烛幽，弘扬家学，一定程度上也就是弘扬国学，可助旧邦维新，国家兴盛。当然，国学昌盛，须举全社会之力，不能仅仅指望家学，但是让家学繁荣起来，可以延伸和补充国学；家学不堕，滴水永续，可周济国学之源远流长。    长年生活在海外的莘莘学子们，想必其中也多有家学渊源之士，如能继承和发扬这种家学，融通中西，汇合古今，掌握更多为国效力的本领，国家幸甚！民族幸甚！

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