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先生治朱子学之方法举隅

显示全部楼层 · 2004-8-7 14:24:36

钱穆先生治朱子学之方法举隅
张学智

朱熹是两宋理学的集大成者，是中国乃至东亚思想史上发生了极大影响的哲学家。其思想体大思精，古今罕有其匹。元明而后，治朱子学者代不乏人，但范围之广泛，论述之深博，新见之丰多，当首推钱宾四先生之《朱子新学案》。
《学案》对朱子思想作了全面考察，所论包括理气、心性、对理学先贤诸家的评论、朱陆异同，及朱子之经学、史学、文学、校勘辨伪、格物游艺、治学方法等，凡五十八篇，一百五十万言。先生作此巨著，有其方法论贯彻其中，考绎其意，大端有四，以下分别论述。
一、熟读原文，读书即格物
研治学术史，可以有不同的方法。可以客观平实地叙述思想家的思想而不作甚大发挥，也可推阐思想家蕴涵之精义。前者重在选材之准确丰富，结论之允当可信，源流勾划之清晰详明。后者材料已降至次要地位，思想传承、学说源流之勾划亦非重要。最重要的，在作者的抉发力、洞察力，能否在众人习见的材料中，得出启发人思考的、表现作者本人思想观点的独见。这两种方法都是治学术史的重要方法，前者偏重于历史，后者偏重于哲学。宾四先生治朱子学的方法，偏重于前者。宾四先生以一历史学家，以历史分析、历史考据等方法注入朱子研究中，以纯然客观的态度研治朱子。这里所谓纯然客观，非置身其外，无有感情倾注。相反，宾四先生是以理学家式的虔敬但又十分理智地对朱子思想作研究。
宾四先生把朱子教人读书法，作为研治朱子的第一步。朱子是一位教育家，教人读书之言甚多，有启蒙初学者，有训诲有见者，有对学习方法的指点，有对不良学风的针砭，种种色色，不一而足。而究其意指，大约在熟读原书，精思义理，虚心涵泳。不匆促急迫，不粗心浮气，不先有成见撑拄心中。朱子当时一种学风，认为理学精髓在心性，而心性全在默识体验，不读书或少读书，只静坐瞑目自思自体即可。朱子批评此法，认为古人嘉惠后学，垂教立法，皆在简册，若废书不读，空思冥索，何由得古人之意。宾四先生研治朱子，首先重在熟读朱子原书。朱子为古今学术巨擘，著作卷帙浩繁，尽读朱子著作，首尾能究其详者世不多见。宾四先生指出，朱子读书多、著书多、所著书中涉及的方面多。由此三多，治朱子学大不易。宾四先生以惊人的毅力，以老病之身，竟数年之力，先读《朱子文集》一百四十卷，然后读《朱子语类》一百四十卷，随读随摘其精要，得三千余条。此三千余条，短者十数字长者或数千字。不论长短，皆最能代表朱子真实思想者。《朱子新学案》即以此三千余条精要语为基础，引伸论证。此三千条涉及极广，几乎包括朱子学的一切方面，宾四先生皆一一抉发幽隐，前后比观，融会贯通，然后参照《四书集注》、《周易本义》、《近思录》等自著书。所以宾四先生之《朱子新学案》，材料丰富，从篇幅上说约占全书一半。但因皆精要语，故毫无繁杂、冗长之感，反可得低回反复之妙。《学案》立意选材如此，宜乎其为治朱子之杰出伟构。
朱子教人读书法之重要一项即虚心平气，己之好恶，不搀杂其中。朱子曾论这种心境说：“ 此又是一种功夫，直是要人虚心平气，本文之下打叠教空荡荡地不留一字。先儒旧说，莫问他是何人所说，所尊所亲，所憎作恶，一切莫问，而惟本文本意是求，则圣贤之指得矣。若于此处先有私主，便为所蔽，而不得其正。”(《朱子新学案》，巴蜀书社1986年版第1165 页，下引本书只标页码。)宾四先生对朱子此法终生信守。他的思想史著作，皆虚心平气读书所提，皆以原书为根据。推绎古人意思，必是古人意中所得言而未言者。他自己的新见，于得出之关节处必点示明白。宾四先生不只把此作为读书法，亦作为修养法，他说：“虚心平气，即是一大修养，如此乃可来读书，亦复在读书上可得此修养。”(页1165)在宾四先生这里，虚心平气是一种心态，一种精神境界。读书先立己意，横生他说，不惟不是正确的读书方法，亦于身心修养有碍。宾四先生非常赞同朱子这一意见：“不论看书与日用功夫，皆要放开心胸，令其平易广阔，方可徐徐旋看道理，浸灌培养。切忌合下便立己意，把捉得太紧了，即气象急迫，田地狭窄，无处着功夫。此非独是读书法，亦是变化气质道理。”(页116 9)即是说，宾四先生把读书当作一种日用功夫，可以修养身心，变化气质。
宾四先生既以读书具有获得知识增进道德双重用途，所以他把读书作为一种纯粹的精神享受，一种心智的当下适惬，他曾说：“读书先责效，是大病。第一不要抢立说，第二不要问效验。就书看书，只办此一条心，故谓之心精。心精便是只有此一心，心精了，书自熟。”( 页1183)宾四先生这里所谓效验，主要不是指经世致用中的功效，而是指读书上的贪多务得，欲速求效。宾四先生主张学问须有心得，有见解。但见解须是学养积累深厚之后自然的结果。不是故意标新立异，炫奇夸靡。这种人志不在学问本身。宾四先生是把读书当作朱子所谓格物看待，他认为，朱子读书法，即是朱子格物法。就书看书，随物格物。如此读书，容易明白书中道理；如此格物，也容易明白物理。
这里要特别指出，宾四先生不同意以程朱为理学、陆王为心学的观点。宁可说陆王心学偏重于人生界，程朱理学兼重人生界与宇宙界。他甚至认为，最能发挥心与理之异同分合及其相互间密切关系者，莫如朱子。所以，说朱子“彻头彻尾是一项圆密宏大之心学，亦无不可”。在宾四先生这里，朱子与象山之不同不在一主尊德性，一主道问学，而在于尊德性后之功夫不同。宾四先生常举朱子“陆学有头无尾，婺学有尾无头，禅学首尾都无”，来说象山之疵病。有头无尾，即尊德性后无功夫。亦常说朱子下列论象山语极精：“看子静书，只我胸中流出底是天理，全不着得些功夫。”“陆子静之学，只管说一个心本来是好底物事，只被私欲遮了。若识得一个心，万法流出，更都无许多事。”(页98)他认为，朱子此语乃朱陆异同根本所在。宾四先生一生服膺朱学，认为格物致知之说为朱子功夫论中最重要者。格物致知正所以补象山尊德性之后事。朱子非不尊德性，而是认为尊德性之后实有一大事在。格物致知正是使象山所谓胸中流出天理之形下功夫。宾四先生非常赞赏朱子格物之论，他说：“朱子论心学功夫最着意所在，则为致知。悬举知识之追寻一项，奉为心学功夫，此在宋元明三代认为内外本末，须一以贯之，精粗俱到，统体兼尽。此为朱子在一般理学思想中之最独特亦最伟大处。故朱子不仅集北宋以来理学之大成，实欲自此开出理学之新趋。” (页87)宾四先生认为，一部朱子书，处处强调格物，处处皆以形下实功上达无理。内外本末兼赅，是全部朱子书所宣示的道理。宾四先生服膺朱子者，即在此，以朱子为圆密宏大之心学者，亦在此。故以读书为格物，熟读原书，抉发精义，实即宾四先生作为一个信从朱子学的历史家题中应有之义。
二采择《文集》《语类》，特重历史感
朱子书分二大类，一为其自著书，其中最为人称道者有《四书集注》、《周易本义》、《近思录》等，一为《文集》、《语类》。宾四先生《朱子新学案》中三千余条材料，皆取自《文集》、《语类》，而取自《语类》者又其太半。关于《文集》、《语类》的重要性，宾四先生说：“若专读其著述书，而不读其《文集》、《语类》，则如朱子教人常云吃馒头仅撮一尖，终不得馒头之真味。本人为《朱子新学案》，于其《文集》、《语类》二百八十卷书，逐篇逐条均经细读，乃见朱子著述各书，其精义所在，其余义所及，多为只读各书所未易寻索者。又见朱子为学之会通处，有在其各著述之上之外者。乃知不读《文集》、《语类》，即无以通朱子之学。”(页155)《文集》多与人论学书，《语类》为朱子与门人讨论之问答，其中多有所著专书中未有者。如朱子关于理气、道器、太极阴阳诸思想，其《太极图说解》中虽说得十分详明，但其中内蕴道理之展开，与理论发展之思想途程，多是在与人论学书与师徒问答中道出的。《学案》以《文集》、《语类》为根据，正可见各专书中所未及道之精义。而读《文集》、《语类》后再读各专书，确有得源而及流，豁然晓畅之感。
但《语类》为门弟子所记，非朱子手著，其是否可为朱子思想之根据，历来有不同看法。宾四先生对此有自己主张。在《学案》书首之提纲中，宾四先生指出，除理学家外，率多鄙视语录，一则谓语录体袭自禅宗，二则谓非语者亲笔，容有录者误记。但朱子本人并不以语录为不可恃，朱子究二程学，即从语录入。尤其明道，其学全自语录见。伊川虽有《程氏易传》，但其思想之主要部分，也自语录中见。对于朱子语录之真实性与可靠性，朱子门人弟子有不同乃至相反的意见。宾四先生认为，语录可作为朱子思想的根据，且有甚大好处。其一，读语录可以想见朱子讲学之音容笑貌，比读其作之文章，更有亲切感。著书作文与言谈不同，言谈之下，生动活泼变化万端之思想，随地随处随感而涌，滔滔滚滚，直抒胸臆。而笔之于书者，此等处多不易见。学者宁千里从师听其言，不读其所之书，正为此。其二，朱子语录中多学者问难处。此恰是多数学者思而不解必询之于师者，质疑问难，方得明白。而众人所记各异，正如对同一问题有不同回答，正可互相补益，增进理解。其三，朱子语录所包范围极广，一般理学家多谈性理，而朱子则“上至天之所以高厚，下至一物之微”，几乎无所不谈。其逸出自著书所论范围者极多。如仅读其自著书，则不易见朱子学问之全部。宾四先生此处所论，诚是通观朱子学之全部，又细思朱子学之精蕴，会心有得之言。宾四先生又特重朱子晚年思想，而论晚年思想，多取材于《语类》。他说：“《语类》乃是朱子五十后晚年学问思想所荟萃，而又随问流露，活泼生动，委悉详备。《语类》之在朱学全部系统中，正如画龙点睛，使人读之，有破壁飞去之感。朱子之精神笑貌，毕寓于此。千年如会于一，众闻悉归于一已。较之亲炙，亦何多逊。治朱学而期于深山之得宝，则《语类》一书，断不可忽。”(页158)
另宾四先生指出，《文集》、《语类》可补自著书之缺疑，可纪朱子思想发展变迁之轨辙。关于自著书与语录的关系，朱子弟子李性传说过，语录与四书不同者，当以四书为准。语录中簇复论难之语，可以作为四书的附助。语录中与《诗集传》、《周易本义》 B05 9〖FJ〗牾者，在《诗》、《易》成书前，当以书为正，成书之后者，当以语录为是。宾四先生同意此意见，他指出，《论》、《孟》集注成书于朱子四十八岁，此后二十余年中不断改定之曲折层次，则在语录中可见。《周易本义》成稿后即未有改定，而语录中论易之处，多在《周易本义》后与《本义》相异者。此等处当以语录为是。对语录可纪朱子思想发展变迁之轨迹，宾四先生特别重视，他指出：“读《文集》、《语类》，有一点最当注意者，即为《文集》各篇《语类》各条之年代先后。《文集》起自朱子二十余岁，先后共历四十余年。《语类》起自朱子四十余岁，先后共历二十余年。其间多有明白年代可据，亦有可推勘而得，亦有虽不能得其确年，而可断定其在某年上下数年之内者。朱子历年思想见解之递转而递进，与夫其言辩考索之愈后而愈密，皆可由此觇之。”(页157)宾四先生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对思想史上的重要人物，皆注重其一生思想发展之轨迹。其《另近三百年学术史》自不必说，在《朱子新学案》中，宾四先生关于朱陆交往及其争论，关于朱子苦参中和及与湖湘学派的关系，关于朱子对婺学前后态度的变化等，都极具历史感。如朱陆之争，宾四先生指出，朱子与陆象山兄弟鹅湖初会时，年已四十六岁，其思想体系与学术规模，亦已大体确立。此时与二陆之思想观点，甚相违异。鹅湖之会，二家辩论不欢而散亦是事实。之后，朱子先与陆九龄有铅山之再晤，继与陆象山有南康之重聚。此时二陆对于朱子，意态较平和。朱子对陆九龄深相喜慰，对陆象山也备极奖掖。自象山书院建立，学徒日集，讲论日盛，朱陆异同日益彰显，又经曹立之墓表之激荡，与傅子渊南康相见之嚣张，而终于决裂。此后朱子对陆学遂改为直率纠弹的态度。至淳熙十五年与陆象山争《太极图说》，书信往返，传播远近，而后二人之裂痕遂暴露无疑。其时朱子年已五十九，上距鹅湖之会已历十四年。宾四先生此论，绝不同于一般研究朱陆异同者。宾四先生特别注意者，在二人关系发展之不同阶段与思想上引起之激荡。所以特辟《朱子与二陆交游始末》一章，与《朱子象山学术异同》比照相参，以证朱陆异同之历史发展与特殊事件对二人关系之影响。对于朱子思想，宾四先生也指出，鹅湖之会时，朱子思想大体已奠定。至陆象山逝世的十八年中，朱子思想日益缜密廓大，但学问途辙未有大变。既非如王阳明《朱子晚年定论》所说之穷悔极艾，也非株守早年之学。注意从时间之递进论学术思想之变迁，是宾四先生治思想史的一个特点。宾四先生在《朱子新学案》例言中就说：“本收叙述朱子，尤重在指出其思想学术之与年转进处。在每一分题下，并不专重其最后所归之结论，而必追溯其前后首尾复之演变。”(页2)此诚宾四先生历史敏感性之绝好说明。
三、杜绝门户之见，观朱子之全
治学术史最忌先立门户，以门户之见障蔽心目，不能平心论学。中国学术，门户之见为祸甚深。汉学宋学之争为一大害，汉学中今古文之争为一大害，宋学中理学与诸儒之争为一大害，理学中程朱陆王之争又为一大害。朱陆之争，不仅朱陆生前已撄此祸，朱陆身后至清代，朱陆学者各挟门户之大之障蔽。”“治陆王学者以陆王为中心，而治朱子学者则以反陆王为中心。此等诚是学术界一大可骇可怪之事。”(页159)明代程篁墩著《道一编》，证朱陆二家始异而终同。王阳明之《朱子晚年定论》继之。王阳明此书非为明辨朱陆是非，而是为己学张目。治陆王学者谓朱子晚年思想同于象山，治朱学者谓朱子晚年无一语折人象山。此诚专以朱陆之争为朱子学之精蕴，必为门户之见无疑。宾四先生对于此类著作，皆加讥评，他所重者，在全面、平实、不带门户偏见之朱子研究。非如此，则难有真正科学的研治朱子之著作。他尝说：“朱子学广大精深，无所不包，亦无所不透，断非陷入门户者所能窥究。 ”(页2)宾四先生著《学案》，就是要驱除笼罩于朱子学上的门户迷雾，还朱子的本来面目。
宾四先生特别指出，朱学之晦而不彰，有四大害：其一，科举陋儒，志在名位，不在学术。其二，得祸于清廷者，因连带对清廷所尊奉的朱子学，不问青红皂白一律拒斥。而另一类人则反之，专以治朱子学为希旨邀宠的手段。其三，治朱子学而专于争门户，以为凡陆象山所反对者，即为朱子精旨所在。此尤治朱学者一绝大障碍。其四，朱子兴起而理学大振，儒道二家不能与理学争衡。于是诤朱反朱者，只限于理学内，不能在更广阔的背景下看朱子之功。宾四先生此论，可谓正中当时学弊。
南宋理宗后，表彰朱学。元代，以周敦颐、二程、朱熹、司马光等从祀孔庙，士子群而读朱子书。至明初，定科举考试以四书、五经试士子，朱子书为士人必读。而其中真能以读朱子书为穷究义理、涵养道德、了达性命者，鲜有其人。一般皆以读朱子书、治朱子学为科举进身之途。其末流甚至置朱子书不读，专以揣摩坊间墨卷以为应试之备。此种治朱子学者正宾四先生所指斥之科举陋儒。又有伪学者，以当道之好恶为趋，熟记朱子语为随时应答之资，其目的在承望恩译，希旨邀宠。而因得祸拒斥朱子者，以一身之荣辱衡量朱子学，其固完备心理，亦非关朱子学之本身。宾四先生认为，此两种人本意不在学术，其害显而易见。下面两种皆为学术中人，其害不易察觉。第三种人，治朱子学不知全面深求，专以陆王之反面求朱子之精旨，似乎朱子之学处处在陆王相反，而陆象山之学，处处为针对朱子而发。以为宗朱必全面反陆，反陆即为朱子卫道。此点宾四先生极所反对，他曾指斥这种人说：“凡遇朱子言论可与象山相通者，皆指谓朱子之自悔己学而改以相从，此固谬也。抑尊朱述朱者，遇此等处，或则避而不言，又转生别解，一若朱子苟有一近于象山，则失其所以为朱子，若有害于程朱传统之尊严。此皆不足以知朱子，又何足与论朱陆异同。”(页985)宾四先生在《学案》“朱子与象山学术异同”一章内，援引朱子书信语录，特别是吕祖谦座后朱子箴诫婺学所与诸人书，其间与陆学相近者，以证朱陆二家并非无相通相近之处。宾四先生一意扫除门户之见，于此灼然可见。
宾四先生所斥之第四种人，亦是学术中人，此种人规模狭窄，其治朱子仅着眼于道学之内。宾四先生认为，朱子之学范围极其广大，所涉之域几天所不包，朱子之功绩，另于继程朱道统，集周张二程及张 BF47〖FJ〗、吕祖谦等人之学于一身，冶濂洛关闽湖湘之学于一炉，功劳甚大。其一生学问用功多者在此，固不待言，但若以为朱子之学仅限于此，或以为朱学除此等处外皆无甚价值，则又偏狭之论。宾四先生之《学案》，除朱子之经学，宾四先生认为，朱子为一全儒，理学而外，经学实为朱子夙所究心，其成就亦极大。其于《易》、《诗》，皆有成书，对《礼》尤终生用力，晚年编修礼书，所耗精力绝大。宾四先生在《学案》提纲中，特别指出，自有朱子，理学重又回向经学而与经学相绾合，使古来儒学传统得以恢复，理学之精旨，亦因此更得洗发光昌。此论绝无夸大之处。
宾四先生还指出，朱子论佛教禅宗，极有见地，而此等处前人多忽略。他举朱子论禅学语曰：“吾以心与理为一，彼以心与理为二。彼见得心空而无理，此见得心虽空而万理咸备。虽说心与理一，不察乎气禀物欲之私，是见得不真，大学所以贵格物。”宾四先生对此发挥说：“此处明言心即理，但必附带一条件，曰格物。格物是到达心即理之功夫。若非格物，则仍会走到心空路上去。”(页100)此处宾四先生不仅指出儒释之最大分野，亦指出朱陆二家之同异：同处在，象山主心即理，朱子亦未始不言心即理。其异处在，象山“只拣心中好的说”，而朱子则着眼于气禀物欲对心的戕害。象山言本然的心，朱子言现实的心。象山主发明本心，下梢功夫说得不明，朱子则主格物穷理而豁然贯通，格物是到达心中之理的功夫。宾四先生亦赞赏朱子对佛教本体、功夫的卓见。他说：“朱子谓释氏功夫磨擦得这心极精细，剥尽外皮，精光独露，遂误认此心为性。佛氏所谓法身，即指此精光言。佛氏非以空为体，乃以此心精光为体，在此心精光中，不容着一物，故谓之空。此对禅学功夫非真有研究者，不易说到。”(页101)宾四先生还指出，二程提出敬字，也只是把定一心，不令散乱，若只守这一敬，到头也还是一个空寂。所以朱子乃以敬义夹持格物穷理代替了禅家之“参话头 ”，又以濂溪横渠穷究宇宙万象代替了法眼禅师之“有物先天地”。朱子的意思，要用一套崭新的儒学来代替自唐以来在社会上普遍流行的禅学。这里宾四先生不仅精当地点出禅学功夫在“磨擦此心，剥尽外皮，精光独露”，禅宗之“参话头”其用在于“凝神专志”，而且指出朱子对于濂洛关学之继承发展究在何处。
此处仅举二例，即可看出宾四先生治朱子学之方法与成就之一斑。他论朱子，必放在广阔的学术背景下，见出朱子精诣独到处，必论朱子之深广规模，绝不以道学一端为足。宾四先生为我们描画出一个全面的、立体的、真实的朱子。此其《学案》所以超出同时代治朱子之著作的根本所在。
四、学案体例之创新
中国旧时之学术史著作，学案为其典型体制。学案中之翘楚，为黄宗羲《明儒学案》与黄全《宋元学案》。其中尤以前书为著。对于两学案之得失，前人多有评论。其中对《明儒学案》之学术价值皆称道不置，唯对其以王学为主干，则多谓有门户之见。宾四先生对于两《学案》之评论，颇公允平正，他说：“黄梨洲为《明儒学案》，其中阐扬王学，颇见精彩。晚年有意为《宋元学案》，既非夙所究心，殊难胜任愉快。其子百家主一承其家学，以王学余绪衡量两宋，宜于不得要领。全祖望谢山本于理学寝馈不深，又濡染于李穆堂之偏见，其修补黄氏父子之《宋元学案》，所费工力甚为深博，然于平章学术，考镜得失，则多有偏阿。” (页159)此见宾四先生对于两《学案》，一以选材之是否全面，是非之评断是否允当为标准。黄宗羲对明代理学，浸润颇深，用功颇勤。其师刘宗周，为明代学术大学。其评衡人物，考断是非，多精确切当，见解在诸人之上。黄宗羲之《明儒学案》，于卷首置“师说”，其各案中之人物评衡，多有采其师说者。《明儒学案》多王门之记录，但此不足为黄宗羲病。因为明代学术，确为王学擅场，若于此不实录而曲为掩匿，则非信史。实际上《明儒学案》前有三原、河东、康斋等学案，中有诸儒学案，所占篇幅甚大，后有东林学案，为明显倾向朱学者。黄宗羲虽有党人习气，但其《明儒学案》却能一秉公心，非于王学有所袒护阿私。黄宗羲为纠正现成良知派之偏，褒扬江右诸人，贬抑泰州龙溪，此亦显然。宾四先生于此等处皆明白点出。
宾四先生之《朱子新学案》，实为研究朱子学之专著。特其称引材料多而详，又“一本朱子原书称述朱子”，不作甚大发挥。即有发挥，亦于大传统，大背景中稍作指点，此固与学术论著之专阐幽探微不同。而亦与旧学案之体制不同，故名“新学案”。宾四先生此书在学案体例之创新上，可说者有三。其一，变前传后文为随文阐说。学案旧体例，皆先述一人生平著作之大略，然后摘引其人学术思想之代表著作，而所摘引之材料，又多为讲学语录与往来率辩书信。黄全二学案，即其显例。宾四先生对此不惬于心，他说：“学案旧例，仅是散摘数条，加以评案。易使读者如看格言集，或读相驳书，几如理学家言非属教训，即系辩诘，学术气味不免冲淡，思想条理更难体究，使人对理学诸家易生厌倦。”(页159)宾四先生之《学案》，摘录《文集》、《语类》中精要语三千余条，然后分门别类，总为五十八章。每一条或数条之后，加以解说，非徒罗列、堆砌材料。故其书虽名为学案，实即朱子研究之专著。不过所引材料特多，所下断语又极平实极简洁而已。其风格极近其名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不过《学案》所论为朱子一人之各方面，《学术史》则论多人之多方面。
其二，变平列各书为分类叙述。学案旧例，所选择一思想家材料，篇幅不大者全录。若有多种，则按书排列，以重要程度及原书之先后为序。如《明儒学案》之《蕺山学案》，所采为刘宗周《语录》、《会语》、《来学问答》、《读易图说》、《大学杂绎》等，皆按书平列，各材料间多有重复。宾四先生之《学案》，材料按问题分类。此种分法，既易于学者分观会通，又可随文解说，订正讹误，分疏源流，甚至他人意见，也可附论于中，易于展其学其才。宾四先生说：“本书我分篇章，各成条贯，使人每读一条，易于了解其在一家思想全体系中之地位与意义。分而读之，固可见其有然，合而思之。乃可见其所以然。自可知一家学术，必有其根底所在，与其精神所寄”。(页160)读宾四先生之《学案》，每读一条，即可于此类中见此条之意义；每读一类，即可见此类在整个朱子思想体系中之地位。各类既竟，整个朱子思想了然胸中。先生所选朱子语，皆最能代表朱子思想且深切有味者。读者可尝一脔而知鼎味，无不见全豹之憾。
其三，变学术总论为提纲。学案旧例，于每一思想之传记后，掇述其学术思想之梗概。其事迹无甚称述者，传记略而学术梗概详。甚立身行事多有可说者，则传记详而学术梗概略。两皆无称者，仅备源流。《明儒学案》中，前者如陈白沙、罗钦顺，后者如刘宗周、顾宪成。《学案》略去朱子传记不言，而专述朱子之学。朱子之所以为朱子者，在学术，不在行事，而朱子之行事实多有可称述者。宾四先生自认述朱子行事不能逸出王白田《朱子年谱》所举，又为节省篇幅计，故略去不讲，专言朱子之学术思想，而在学术与思想二部中，又特重其思想之部。宾四先生为使学者易于入门，在《学案》全书前冠一《朱子学提纲》虽此提纲甚大(共162页)，几为一述朱子之专书，然方之《学案》全书简幅之巨，犹为一提纲。而此提纲所述比之朱子学问之深博，亦只可作一梗概看。宾四先生作此提纳，不仅为初学入门，而且复有深意在。即，宾四先生欲于大传统、大背景中指出朱子之创辟与孤往。宾四先生尝言：“治一家之学，必当于其大传统处求，又必当于其大背景中求。苟有发挥，则皆于大传统处、大背景中作指点，使读者于传统中见朱子之创辟，于背景中见朱子之孤往。”(页160) 此诚方家之言，不刊之论。故提纲于朱子学术思想外，另列古今儒学变迁，以见朱子兴起之由，又述朱子身后朱学之流衍，以见朱子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其中风气激变之因，思潮转捩之由，陈说极为分明，特别是先生先有《国史大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宋明理学概述》之作，述另学术全史，如指诸掌。其论朱子，自无肤阔浅薄之病。
宾四先生之《朱子新学案》，因有上述数项方法作指导，所论广博而不杂乱，深刻而不虚玄，于众殊中见条贯，于多类中见会归，诚为治朱子学之划时代巨著。先生平生学术趋向，治学精诣，皆在此书中见，此尤超出一学案本身之意义。

murl8415 · 2014-4-21 12:2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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