岐黄子查收。请推荐给同道参考。之二

　　　　　　　　　　　　　　　　　　以科学的态度推进中西医配合
　　　　　　　　　　　　　　　　　　　　　——致陈可冀先生的公开信
陈可冀先生：您好！
　　今年本人出版的《中医复兴论》一书，可能没有来得及送给您。值您来香港浸会大学接受荣誉博士之际，赠一册，请指正！同时送上今年撰写的《中西医配合清议》与《中西医配合清议之续》二文。另外也送上陈士奎先生“批判”本人的两篇文章，以供对照参考。
　　您此次来香港，时间安排紧促，为了不耽误您的时间，也为了您对我所提的一些问题有充分、冷静的思考空间，谨以书面形式谈以下几点，容以后有机会时，再共同讨论。
第一，关于口号和求真务实。
　　关于“中西医结合”这方面的口号，这些年实在太多了。老口号、新口号、大口号、小口号连连不断。似乎推进中西医结合，就只有靠口号才行。比如，您在2004年10月14日《中国中医药报》的“团结合作，共存共建”一文，以及2004年10月20日在“南京国际中医药论坛暨第二届世界中医药大会”上的发言中，所提到的口号有：“着眼现在，把握未来，以葆有旺盛的生命力，成为我们当今必须明确的战略需求”；“中西医结合没有终点，中医现代化永不谢幕，应当与时俱进地去不断完善和提高”；“继承、创新、和谐、融汇、发展中去葆有中医药学自己固有的千姿百态的风格和魅力”；“协同奋斗，为实现中医药现代化作贡献”；“多元创新，有新作为”；“互补才能双赢多赢”；“乘时代进步的轻舟，鼓励创新和自我超越，挑战未来”；“努力实践，提高疗效，造福人类”；“与传统中医药理论结合得更完美者，那更是一种真正的成熟的美和对人类社会的贡献”；“要多一些宽容，少一些责难，多一些帮助，少一些帽子”；“中医药的现代化和中西医结合更是时不我待”；“希望中医药的足迹走遍全球，希望中医药学的桃李满天下”；“洗刷掉一切困顿、无奈、疑惑、猜忌，继承优秀传统，建设先进文化”；“实现中医现代化，促进中西医结合，为中医药学堂堂正正的进入世界主流医学领域，为建设富强的中国，充满激情地洒脱前进”；“发展中医药学，促进中西医结合，实现中医现代化，是建构‘风景这边独好’的顶天立地的举措”；“永葆中华医药文化常青”；“创制新型复方，走向世界”；“现代创新模式”；“独到高招模式”；“并用互动模式”；“不封闭、不排他、和而不同，继承发展，共同为繁荣中华民族医药文化作贡献”……
　　以上这些，完全是口号，而且是2,500字的短文中，如此之多的口号！
　　本人并不完全反对口号，因为口号常常是上级行政领导号召大家应该努力去“做什么”的一种方式。然而，专业人员在科学问题上，没有制造口号的职责和必要。譬如“中西医结合”，它原本始于上级行政领导提出的一种号召或口号。而专家则应当在充分研究或科学论证的基础上，解决好“如何做”的问题。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中国人不再是一天听不到口号，就不知道今天该“做什么”什么的时候了。尤其在“尊重科学”、“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树立科学发展观”的当代，更应当知道科学自身的发展，首先是“内在于传统的历史性演进”。靠口号来推动中医和中西医结合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现在最突出的问题是，对“中西医结合”上的混乱理解和各行其是，必须冷静反思；现在最紧迫的责任是，要以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给“中西医结合”做出一个符合中医与西医科学原理的、准确而又规范的定义（或解释）来。只要学术界理解和接受这一定义或解释，接下去的“如何做”，相信自由所为。您作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会长，责任重大。与其用口号鼓动、宣传大家，说中西医结合“应该做”，说“风景这边独好”，倒不如对“中西医结合”这一概念做出科学的定义来。当什么叫“中西医结合”的问题解决后，接下去的“如何做”，便会如影随形，不言自明的。
第二，关于“二”和“一”。
　　“中医和西医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医学科学体系”呢，还是人类医学体系只有西医一家？这个问题是研究“中西医结合”定义时的首要问题。近一百年来，人们多是把中医学当作一具尸体来解剖，企图用西医还原性研究方法从中获取西医可用之物。或者人为地认定中医是经验医学、经验疗法，否认其基础理论的科学原理及其对临床的指导意义。《中国中医药报》2004年10月11日的一篇文章中声称：“不管是英、美、德、意，还是中、日、法、印，都只有一个主流医学”；“中医西化”是“必然的”、“十分正常的”；强调中医特色与优势，那就是“恐西症”，就是“复古寻旧”，就是“把自己完全包裹起来”；所以，“还想成为主流医学，这样是行不通的”(吕维柏先生语)。这些观点，其实是中西医结合界的主流观点。按照这些观点，宪法中“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的规定可以不要了，“中西医并重”的新时期卫生工作总方针也可以不要了。而且更为尴尬的是，按照这些观点，中西医结合的根，便被中西医结合界自己亲手挖掉了。既然世界发达国家和中国的“主流医学”都是西医一家，那么，用西医的还原性方法从经验的中医中将可用之物拿到西医里去，不就行了吗？如此可见，“结合”从“一”而开始，到归于“一”而告终。那么，被称之为的“中西医结合”和“中西医结合医学”，其存在的土壤和价值，究竟在何处呢？如果“结合”的最终结果是把中医的经验，“化”到西医体系之中了，中医也便失去了存在的意义。那么，“中西医结合学会”2001年迎春联谊会上提出的“中西医结合是继承发扬中医药学的重要途径”，又应该做何解释呢？
　　您也许知道，本人从事中医科学学、软科学研究已经20多年了。从1993年12月在中国《科技导报》发表“中医现代化的若干思考”一文时起，本人的思考和研究就已经基本定型或接近成熟了。那时候，本人就曾对“中西医结合”概念的混乱，提出了多方面的质疑。接着于1995年发表了“中西医结合定义的研究”和“论中医学的定义”两篇文章。而为“中西医结合”和“中医学”做的定义的同时，也研究了西医“生物医学”的定义。正如本人在“中西医配合清议之续”一文中所说：“至今我不愿意说本人对“中医”、“中西医结合”和西医“生物医学”所做的定义准确无误，而是热切地寄望于学术批评和科学检验。但是可以无愧地说，从东西方历史、文化、形上学、哲学、科学的比较中，从中西医的科学、技术、经验层面的比较中，研究这些定义的思路是正确的”。如果再经过历史与实践的检验，当这三个定义为学术界所理解和承认时，便无可争议地填补了我国医学辞书的几个空白。我一向说话谨慎，但“填补”二字，相信没有夸张。
　　当年仓颉造字，每一个字造出来时，必然代表着一个特定的意思。后来在文化科学的发展与传播中，每一个新概念的出现，自然要首先以定义的形式对其内涵加以规定。因为科学研究就是理性思维，而概念是思维的“细胞”。倘若一个概念出现之后，长期没有对其内涵加以规定，由此所进行的思维，只能用“混乱”二字来概括。“中西医结合”这一概念提出来近50年了，其定义至今还在“探讨”(陈士奎先生语)之中。而且就连这种“探讨”，仍然有人认为：没有必要“问中西医结合的概念到底是什么”(沈自尹先生语)，没有必要“为怎样给中西医结合下定义”而争论不休（见《中国中医药报》2004年9月24日）。将这一观点的竟然是中国科学院的一位院士，我不知道他在科学研究中的“理性思维”究竟是如何进行的。尤其令人难堪的是，在“中西医结合”没有定义的前提下，持这一观点的他，竟然是中西医结合的学科带头人和中西医结合的科学院院士多年了。科学历史会说话，到时候真不知道将如何交待！
第三，关于“配合”与“结合”。
　　在从科学的层面上，理清中医和西医是两种不同的医学科学体系之后，中医和西医之间的关系，则是两种医学在技术、经验层面上的配合关系。把两种医学从科学层面上合二而一，从东西方历史、文化、形上学、哲学、科学史的比较来看，在可预见的将来，是没有可能性的。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塞缪尔.库恩的“不可通约性”原理，也解释了这一点。本人在2000年发表在中国《科技导报》上的“论中、西医的不可通约性”一文，从中医和西医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概念（范畴）体系三个方面，做了论证。接着在“中西医配合清议”（台北《自然疗法》杂志2004年第2期）一文中，从亚里斯多德“形质论”原理，做了进一步的说明。陈士奎先生在“也谈中西医结合——兼驳李致重的几点谬误”一文中，对“中西医结合”与“中西医结合医学”所做的“定义”，真可谓见笑遐方了。其一，他缺少学科分类和定义的一般常识。其二，他分明缺乏逻辑学常识，却要玩弄逻辑词汇，结果是愈描愈黑。其三，也是最关键的一点，他并没有从科学层面上，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概念（范畴）体系三个方面，做认真深入的中西医比较。他眼中所看到的始终是结构实体的人，而没有信息（状态）实体的人；他所认可的始终是还原（分析）性研究方法，而无视系统（综合）性研究方法；他所承认的始终是以具体概念描述的西医的知识体系，而无视以类比概念所揭示的中医学知识体系。归根结底，他完全站在西医生物医学的观念、方法、标准一边，没有顾及中西医两者在上述三方面的“范式”完全不同，所以无法理解中西医之间是“不可通约”、“不可翻译”的关系。
　　在科学学、软科学研究上，本人有一种体会：我们欲知一个学科发展的今天，就必须首先知道它的昨天；我们欲知一个学科发展的未来，更需要知道它的前天。否则，必然陷于肤浅或茫然。人们都知道《黄帝内经》奠定了中医的科学（理论）基础，但是，《黄帝内经》又是建立在哪些知识基础之上呢？不知《黄帝内经》之前的文、史、哲，则对《黄帝内经》所奠定的中医科学基础，注定理解不深。须知春秋—秦汉之际，是整个人类文化科学的第一次高峰时期，而决非文化或文明的原始起点。人类第一次文化高峰时期的深厚积淀，岂是“复古”、“落后”几个字可以了结的吗？倘若陈士奎先生不是把中医学作为西医观点下的尸体来解剖，他在《也谈中西医结合》一文中所提的“定义”，必定会自我收回的。
第四，交流与讨论。
　　我们都是长期搞学术工作的人，深知学术民主、学术自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重要性。不论中医或中西医结合，都需要我们以“和而不同”的心态来面对不同观点的学术讨论。从“大字报”、“大批判”式的“语言暴力”干扰学术讨论的做法，早已是历史的陈迹。用这种做法干扰学术讨论，必将走向历史的反面。
　　读过近来《中国中医药报》上的一组文章后，有人建议我写一些反驳的文章。我以为完全没有必要。因为其中的不少文章，既没有阐明自己，也没有说服别人。而且，恰恰自我暴露了在“中西医结合”认识上的科学（理论）贫困。本人从那一组文章中得到的感受是，“中西医结合”在科学理论上的危机（或危险），比中医当今的处境更为严重。中医的问题是，其理论的科学性被“近代科学主义”所尘封，所蒙蔽。而“中西医结合”的问题是，它经不起稍微深入一点的科学推敲，至今众说纷纭，而又抓不住科学的支点。
　　早在30年前，赵锡武先生(也是我们的老师)就讲过一句深具哲理的话：“中西医要结合，首先要分清”。他所讲的“分清”，就是要搞清楚什么叫中医，什么叫西医。所以这句话在很大程度上，是本人选择了中西医比较研究的动力。这几年，本人在浸会大学讲过内经、伤寒、金匮、温病、内科五门中医主干课程，又在系统研究中、西医发展史的同时，系统地复习了中医和西医的基础理论。所以在浸会大学新开了“中西医比较”一课。全课程分总论与各论两部分，共14个专题。我以为，这门课程对理清中、西医的历史与特点，是十分有益的。其实，这门课程也正是研究中西医结合或配合时，所必须的。为了人类医学的共同事业，为了中、西医的繁荣发展，如您认为可以在《中西医结合杂志》上连载，请告知，我可以定期提供讲稿。
　　此祝
冬祺！
　　　　李 致 重  谨此
　　　　2004年12月12于香港

人生重要的不是所站的位置，而是所朝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