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论-4 人能够长生不老吗？

散论-4  人能够长生不老吗？
作者：
中国医药信息学会北京分会后现代理论医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杨鸿智
《中国科技论坛>　科技争鸣 》 上由网友“狱血燃天”发起了一个讨论：《人的生命到底＝？为什么不能长生呢？》。我的发言如下：
请看《后现代理论医学》的《抗衰老治疗》
抗衰老的研究和治疗问题，在我国很久以来一直是一个禁区。因为我国是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的，而辩证唯物主义的一个重要思想就是任何物质的发展都有发生、发展、结束的过程。永远发展没有结束的事情是没有的。因此长不老、抗衰老等问题是根本不能提出的。但是，近年来生命科学研究的许多成果正在突破以上的思想限制，于是抗衰老问题也就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首先是人类基因组的研究使我们发现了基因这个最重要的生命物质的永生性。基因研究发现，人和黑猩猩的基因98.77%完全相同，差别仅有1.23%。人类蛋白质有61%与果蝇同源，43%与线虫同源，46%与酵母同源。人类17号染色体上的全部基因几乎都可以在小鼠11号染色体上找到。数百个基因可能是由细菌在脊椎动物进化的某个环节水平转移而来的。这些研究使我们意识到，基因这个遗传物质在我们的生命体中是永生不死的。基因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没有死过。它不但在一个物种中，在亲子之间传递着，而且在不同物种的进化过程中传递着。复杂生命与简单生命的差别，不是基因质量的差别，而是基因数量的差别。复杂生命只是在简单生命的基础上增加了新的基因，而对于那些旧的基因是完全相同的。地球的历史有46亿年，生命的历史大约在40亿年左右。在这么漫长的生命史中，基因只有产生没有死亡。这实在是一个非常令人震惊的事实。这个事实也使人们对抗衰老的可能性产生了新的希望。
在发现了基因的永生性以后人们也就发现了这个永生性与人类肉体生命有限性的矛盾。现在世界上有两个理论来说明这个问题，一个是汤姆•柯克伍德的弃置体学说，另一个是英国著名科学家里查德•道金斯的“生存机器”学说。
弃置体学说是世界著名老年学者汤姆•柯克伍德在《人生几何》一 书中阐述的一种衰老学说，作者自1993年起在曼彻斯特大学任大不列颠老年生物首席教授，是大不列颠老年学会的主席，汤姆•柯克伍德认为：
你和我之所以会变老会死去，原因在于我们是用过即弃，不可再用的，或说是弃置性的。一个多细胞有机体需要其生殖细胞系具有很大的精确性，生殖细胞系必须将其基因传递给下一代；但它不需要人体细胞也同样精确。体细胞迟早都会因种种事故而死去。情况是否可能是这样：有机体在节约能量方面做得不那么好，不能以经济的方式制造体细胞，就因此而导致了衰老的发生？此问题的答案，依我们需要体细胞存活多长时间而异。
我的学说需要有一个名称，看来自然以称之为“弃置体”学说为好。当然，这一命名，是受了诸如衣服、汽车和洗衣机这一类用坏即弃，不可再用的弃置性产品的启发而确定的。这些产品的生产者必须周密地考虑到为产品的长期耐用性须付出多少投资。假如产品是用粗制滥造的，它很快将报废，顾客会不满意。另一方面，长期耐用性则增加了生产费用，使产品失去市场竞争力，成功的产品，达到恰到好处的折衰，产品的保持耐用期限足以使顾客满意，但并不达到永远不坏的地步。我们身体的情况就是这样。
英国著名科学家里查德•道金斯1976年出版了《自私的基因》一书，这本书一出版立即成为畅销书，在欧美社会轰动一时。道金斯的名声因而大噪。道金斯在书中提出，基因是最自私的，所有生命的繁衍、演化，都是基因为谋求自身的生存和繁衍而产生的结果。更严酷一点说，我们只不过是基因这架机器的人格化的化身，是基因在主宰我们。道金斯在该书的序言中写道：“我们都是生存机器--为一种被隐蔽地输入了程序的机器人载体。这是一个一直使我震惊不已的事实。虽然，我很久以前就清楚地知道了这一点，可是时至今日对此我还不能泰然处之。我希望这些事实也能使其他人同样感到震惊”。
复制基因的出现不仅仅是为了生存，而且是为它们自己制造容器，即赖以生存的运载工具。能够生存下来的复制基因都是那些为自己构造了生存机器以安居其中者。最原始的生存机器也许仅仅是一层保护衣。后来，新竞争对手陆续出现，它们拥有更优良、更有效的生存机器，因此生存斗争随之逐渐激化。生存机器的体积越来越大，其结构也渐臻复杂。这是一个积累和渐进的过程。伴着时间的推移，为了保证自己在世界上得以存在下去，复制基因采用的技巧和计谋也逐渐改进。这种改进有没有止境呢？用于复制基因改良的时间是无穷无尽的。1000年的变化会产生什么样怪诞的自我保存机器呢？40亿年长河流淌过去了，古代的复制基因又会有什么样的命运呢？它们并没有消失，因为它们是掌握了生存艺术的行家老手。在今天，人们别再以为它们还会浮游于海洋之中了。还是很久很久以前，它们已经放弃了这种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了。在今天，它们群集相处，安稳地寄居在庞大笨重、步履蹒跚的“生存机器”--人的体内，与外界分隔开来，通过迂回曲折的间接途径与外部世界联系，并通遥控来操纵外部世界。它们存在于你和我的躯体内，它们创造了我们，创造了我们的肉体和心灵。保存它们或许正是存在的终极理由。这些复制基因源远流长。今天，我们称它们为“基因”，其实我们就是它们的“生存机器”。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生物竞争遗存下的求生的机器，但这里的“我们”并非单单指人，它还包括一切动物、植物、细菌和病毒等。地球上的这些“生存机器”的总数难以计算，甚至物种的总数也 不得而知。仅就昆虫来说，据估计，现存的昆虫种类大约有300万种，而昆虫总数可能有100亿亿之巨。大千世界，不同种类的“生存机器”千变万化，纷繁复杂，其外部开头和内脏器官等各异。章鱼同小老鼠毫无共同之处，而它们又和橡树迥然相异。可是，它们的基本化学结构却具有相当的一致性，尤其是它们所拥有的“复制器”¬--基因，同我们--从大象到细菌--体内的分子基本上同属于一种类型。我们和所有的生物都是同一种复制基因--人们称之为DNA大分子--的生存机器。尽管各种生物的生存方式大相径庭，复制基因却总是复制各种各样的生存机器供其开发和利用。猴子不过是维持生物基因在树上生活的机器，鱼类则是保证生物基因在水中生活的机器，甚至还有一种小虫子，它则是能使基因在德国啤酒杯草垫中生存下来的机器。
DNA分子一直在做两件重要的事情。第一，它们能够进行自我复制。自从生命诞生以来，这样的自我复制活动就从未有一天中断过。现代的DNA分子对于自我复制的确已经相当精湛了。一个成年人，全身由1000万亿个细胞所组成的，然而它们却是由最初的一个包含了那个建筑师蓝图的原版拷贝的单细胞孕育而成的。这个单细胞开始时一分为二，其中任何一个细胞各自拥有一套建筑蓝图的拷贝。接着，成功地连续分裂，使细胞依次按4、8、16、32等倍数分裂，直到几十亿。在每次分裂的过程中，DNA的建筑蓝图都能够被准确地拷贝到下一个细胞中去，其中极少发生任何的差错。DNA所做的第二件事情，是间接地监督制造另一种不同种类的分子--蛋白质。尽管，生物能够制造出蛋白质似乎距离制造出人体还相差很远，但它却是朝着制造人体的正确方向迈进了一步。蛋白质不仅是能够构成人体组织的主要成分，而且它们还能够对细胞内一切化学过程是行灵敏的控制，在准确的时间和准确地地点，有选择地命令某一种化学过程继续或停止。
基因表现为颗粒性的另一个方面是，它不会衰老，即使是活了100万年的基因，也不会比它仅仅活了100年的同伴，更有可能死去。它一代一代地从一个生物个体转向另一个生物个体，用它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为了它自己生存的目的，操纵着它们。又在一代接一代的生物个体进入衰老死亡之前就抛弃了它们。基因是永垂不朽的，或者更确切地说，它们之所以被定义为遗传的实体，就是为了符合那不朽的称号。我们每一个人作为在这个世界上的生物个体的生存机器，无不期望能够多活上几十年，但是世界上的基因可望生存的时间，不是以几十年计算，而是以千百万年来计算的。
在以上这些知识的基础上我们再来讨论抗衰老问题时，我们就会发现这个问题实际上有两个方面：一个问题是物质是否可以消灭，另一个问题是物质存在的方式。现在我们已经认识到，物质存在的方式可以有许多变化，每一个存在方式可以有开始和结束，但是，物质，总是以一定的方式存在着，特别是那些最基本的、变化最慢的物质形式，将保持特别长的时间，比如像基因这种方式的物质，在40亿年的时间里还没有什么变化，我们不能不认为它是永生的。
现在，我们还弄清楚了一个问题，即我们要求永生的确切标的是什么？我们是要求基因的永生还是要求肉体的永生？回答是肯定的，基因的永生已经是在我们的主观决定之外早已存在了，我们要求的是基因的“房子”，即“肉体”的永生。也许，用“永生”的说法不确切，实际上我们只是要求延长肉体生命的时间。这个问题的实质就是体细胞与干细胞之间的关系。由于系统论知识向生命科学的渗透和干细胞知识的发现，现在有效延长体细胞的生存时间已经是可能的了。如：人类基因组计划国际组织中国协调人杨焕明教授在讲话中指出：二三十年内人就可以根据基因图谱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使自己处于最佳的生命环境中，这样，人活150岁不成问题。如果生物钟问题解决了，人可以活到500岁。如果科学家解读了衰老基因，就可以把它去掉或用长寿基因替换，到那时，人活到2000岁可能还是一个年轻人。
正因为如此，抗衰老的禁区已经被打破，各种抗衰老治疗方法也到处出现，但是，这些方法一方面是传统经验方法，这些方法在过去的几千年中都没有实现抗衰老的目的，现在再拿出来怎么就会有效果呢？这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是以现代医学理论我根据的一些“缺什么补什么”的方法，这些方法当然都是“有好处 ”的，但是距离生命的系统本质太远，还不能在短时间内达到抗衰老的效果。只有后现代理论医学技术才是以系统论为指导思想的新的技术，才是最接近生命系统本质的技术，因此也是最有可能在抗衰老治疗中达到目的的治疗方法。后现代理论医学技术通过促进干细胞再生，实现病损器官的重构，长时间保持机体的健康状态，从而实现抗衰老和长寿的目的。

[这个贴子最后由平凡一生在 2005/05/09 10:42am 第 1 次编辑]

    抗衰老的研究和治疗问题，在我国很久以来一直是一个禁区。因为我国是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的，而辩证唯物主义的一个重要思想就是任何物质的发展都有发生、发展、结束的过程。永远发展没有结束的事情是没有的。因此长不老、抗衰老等问题是根本不能提出的。但是，近年来生命科学研究的许多成果正在突破以上的思想限制，于是抗衰老问题也就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近年来却是再次掀起研究衰老的热潮。中医、西医都在竞相探讨。

    首先是人类基因组的研究使我们发现了基因这个最重要的生命物质的永生性。基因研究发现，人和黑猩猩的基因98.77%完全相同，差别仅有1.23%。人类蛋白质有61%与果蝇同源，43%与线虫同源，46%与酵母同源。人类17号染色体上的全部基因几乎都可以在小鼠11号染色体上找到。数百个基因可能是由细菌在脊椎动物进化的某个环节水平转移而来的。这些研究使我们意识到，基因这个遗传物质在我们的生命体中是永生不死的。基因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没有死过。它不但在一个物种中，在亲子之间传递着，而且在不同物种的进化过程中传递着。复杂生命与简单生命的差别，不是基因质量的差别，而是基因数量的差别。复杂生命只是在简单生命的基础上增加了新的基因，而对于那些旧的基因是完全相同的。地球的历史有46亿年，生命的历史大约在40亿年左右。在这么漫长的生命史中，基因只有产生没有死亡。这实在是一个非常令人震惊的事实。这个事实也使人们对抗衰老的可能性产生了新的希望。
    在发现了基因的永生性以后人们也就发现了这个永生性与人类肉体生命有限性的矛盾。现在世界上有两个理论来说明这个问题，一个是汤姆•柯克伍德的弃置体学说，另一个是英国著名科学家里查德•道金斯的“生存机器”学说。

————《人生几何》作者:[英]汤姆·柯克伍德   
    著名原创性老年学学者汤姆·柯克伍德在本书中，探索了医学最深层的奥秘之一——人类的衰老问题。他创建了衰老机制的一种新学说，提出了一系列有关衰老的新观点，阐明了衰老并非必需和不可避免的。作者认为，造物主并没有让我们进化出一个“死亡基因”来防止种群的过度膨胀。他还论述了女人为什么比男人长寿，为什么有的动物只繁殖一次就死亡，以及我们应该怎样才能延缓衰老等重要而为众所关注的问题。 作者最后大胆地展望，明天的人类将有可能获得永生。在本书的结尾，他用一则神奇的故事，描绘了虽属虚构却完全具有科学理据的未来“永生世界”的画面。
———— 《自私的基因》作者：R.道金斯
   
    随着人类基因组工程完工，基因一词也被广大媒体以极大的热情四处传播，已经从教科书上走入大众的生活领域。确实我们是父母基因的产物，长期以来我们仅仅是把基因看成是构建我们机体的一份蓝图，而有意或无意的忽视了它对我们的行为的影响。
    毕竟我们自认是万物之灵，有着自由意志，可以判断是非善恶。并且我们有着强烈的愿望将人类社会的价值观强加给自然界，诸如勤劳的蜜蜂等幼读故事，将我们身边的自然界塑造成天堂的模样，除了让人尴尬的食肉动物。所以我们完全理解大灰狼注定了得不到好名声，甚至到今天我们已经对生态系统的认识有了长足的进步之后，也是如此。

　　 错误的观念甚至比无知更糟糕，伴随着现代生物学的迅猛发展，我们终于有了正确认识自然乃至我们自身的机会和可能。虽然真相总是让人难堪，然而鸵鸟政策决不是明智的举动。重要的是我们不能将事物是怎样和事物应该怎样混为一谈，人生没有意义，不等于我们不能去追求意义。事实上，现代生物学最重要的教益就是明白无误的告诉我们，生活的意义仰赖于我们自己。
　　不过要将艰深的专业知识以通俗易懂并且正确的方式表述出来并非一件容易的事。而英国生物学家里查德.道金斯所著的《自私的基因》一书可以称为此类科普书籍的典范。在这本杰出的以现代新综合进化生物学为理论基础的书中，道金斯对生命本质——自私的基因——的全新阐述，以及由此引发的对人本身的重新思考，彻底颠覆了我们梦想中的伊甸园。足以使任何一个对自然以及渴望了解我们自己的读者陷入深深的思考之中。
　　太古以来，聚集在海洋、或某个冒着强烈硫磺气息的接近于沸腾的池塘里一些寻常的有机小分子，在纯粹的物理化学原理作用下发生各种随机的聚合。一定有某个刹那，这世界上诞生了第一个具有自我复制能力的有机分子，它具有非凡的能力能够利用基本的原料制造自己，当然复制并非完美。它的后代子孙在这星球上繁衍不绝，穿越四十亿年的时光长河将这世界改造得面目全非。如今它的后代子孙遍布这星球的天空、陆地、海洋，不过它已经将自己深深的藏匿，直到1953年人们才真正明白了它们的地位，今天我们把这些分子中的某些片断称为——基因。而我们眼中的形形色色的生命形式都是由它们所创造用来延续它们自己的生存、繁衍的机器，包括我们自己。
　　虽然将自私这样一个纯粹人类道德领域中的词，用来修饰一种分子，有些荒唐，然而这确实有助于我们的理解。在深受大家喜欢的动物世界中各种动物在求偶期间的各种仪式、战斗，都只是由隐藏在这些漂亮而杰出机体中的自私基因的驱使下完成它们的终极使命，将这些自私的基因延续下去。在这里确实没有什么美德，这些穿越了难以想象的漫长岁月的分子，都注定了是自私的。
　　或许有些读者会提出异议，毕竟我们在这自然界中看到了大量的利它主义，看到了伟大的母爱。这些难道是可以用自私的基因可以解释的吗？这里面涉及到稍微复杂的算计，如果牺牲自己可以拯救更多的自己，那么具有这样行为的动物，将会更加成功。这就是我们在自然界中观察到的无数具有亲缘关系的动物中，所表现出动人的利它主义乃至自我牺牲行为，也是我们常说的血浓于水的生物学含义。实际上生命延续到今天，早已进化出各种各样让人眼花缭乱的复杂行为模式，不过归根到底它们都不能违背自私这一基本的原则。这就是在道金斯的《自私的基因》一书中所全力阐述的内容。
　　道金斯在本书中，将自达尔文以来所创建的进化的生命观，打磨成一件锋利的武器，以前所未有的胆略揭示生命世界中隐藏极深的秘密，使我们能够穿越千变万化的具体生命形式而直指核心。他不仅颠覆了我们对自然界的幻觉，同时也开启了另一道完全不同且更加壮丽、精彩的生命画卷。
　　《自私的基因》一书首版于1976年发行，作者于1989年重新修订。在这本受到无数赞誉和攻击的书中，作者将进化的选择单位从个体定位到创造个体的基因上，这一在76年显得颇为激进的观点，现在已经逐渐成为进化生物学界的主流。随着本书的中译本的出版，很多人认为进化的故事让人绝望，他们假想的世界被生物学进展粉碎而过分伤心，完全忽视了人类社会和动物世界的重大区别。这就是，我们拥有文明和教育，事实上我们的命运并非完全由基因决定，我们所拥有的由自私的基因所赋予的神经系统完全可以帮助我们逃离困境。只要我们能够知己知彼，而不是在不知不觉间沦为基因的工具。毕竟基因不关心道德，我们本来就只是它们的工具。我们所要警惕的正是创造我们并不可或缺的基因。
　　自私的基因不会思想，但由这些基因所创造的我们不仅可以理解我们自身，同时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摆脱它们无声无息的控制。正如作者所言：“让我们设法通过教育把慷慨大度和利他主义灌输到人们头脑中去吧！因为我们生来是自私的。让我们懂得我们自私的基因居心何在。因为这样我们至少可以有机会去打乱它们的计划，而这是其他物种从来未能希望做到的。”
　　在这本让某些人绝望的书中，作者对人类文明的诠释，可能是这本书最大的价值所在。道金斯在书中玩笑式的用meme（中文译为拟子或迷米）这个生造的词描述人类头脑中的观念，对于这些观念的传播和存亡，道金斯认为可以用达尔文的进化论加以探讨，现在已经开始有了初步成果。这个生造的词已经被牛津英语字典收录，已经广泛进入到心理学、社会学、文化学、哲学等领域，由英国心理学家苏珊·布莱克尔所著的《迷米机器》一书，正是这种观念的进展。
　 《自私的基因》一书，自诞生以来已经产生了许多回响，唤起了无数人对认识自身的渴望，甚至改变了一些人的命运，它将远离寻常人生的科学和我们自己密切相联。当我们依赖智慧而不是蛮力从自然界中脱颖而出的时候，自私的基因的地位或许该被人类社会中的观念所取代。现代生物学告诉我们，即便是我们的子孙后代，事实上也无法真正延续我们自己。我们的身体只是一群彼此协同也勾心斗角的基因组所暂时构建以延续它们自己的机器，在生物界不朽的甚至不是构成我们自己的基因组而仅仅是基因，按照有性生殖的模式，我们的子代事实上只能继承我们基因组的一半，数代的传递之后，我们同子孙之间的亲缘关系同任何一个陌生人之间可能就已经相差无几。而在人类社会中，代代相传的更重要的东西是文化传统和观念，是它们将人群凝聚在一起。而我们拥有什么样的未来，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我们相信什么。

《自私的基因》作者：[英]R.道金斯

   弃置体学说是世界著名老年学者汤姆•柯克伍德在《人生几何》一 书中阐述的一种衰老学说，作者自1993年起在曼彻斯特大学任大不列颠老年生物首席教授，是大不列颠老年学会的主席，汤姆•柯克伍德认为：你和我之所以会变老会死去，原因在于我们是用过即弃，不可再用的，或说是弃置性的。一个多细胞有机体需要其生殖细胞系具有很大的精确性，生殖细胞系必须将其基因传递给下一代；但它不需要人体细胞也同样精确。体细胞迟早都会因种种事故而死去。情况是否可能是这样：有机体在节约能量方面做得不那么好，不能以经济的方式制造体细胞，就因此而导致了衰老的发生？此问题的答案，依我们需要体细胞存活多长时间而异。
    我的学说需要有一个名称，看来自然以称之为“弃置体”学说为好。当然，这一命名，是受了诸如衣服、汽车和洗衣机这一类用坏即弃，不可再用的弃置性产品的启发而确定的。这些产品的生产者必须周密地考虑到为产品的长期耐用性须付出多少投资。假如产品是用粗制滥造的，它很快将报废，顾客会不满意。另一方面，长期耐用性则增加了生产费用，使产品失去市场竞争力，成功的产品，达到恰到好处的折衰，产品的保持耐用期限足以使顾客满意，但并不达到永远不坏的地步。我们身体的情况就是这样。
    英国著名科学家里查德•道金斯1976年出版了《自私的基因》一书，这本书一出版立即成为畅销书，在欧美社会轰动一时。道金斯的名声因而大噪。道金斯在书中提出，基因是最自私的，所有生命的繁衍、演化，都是基因为谋求自身的生存和繁衍而产生的结果。更严酷一点说，我们只不过是基因这架机器的人格化的化身，是基因在主宰我们。道金斯在该书的序言中写道：“我们都是生存机器--为一种被隐蔽地输入了程序的机器人载体。这是一个一直使我震惊不已的事实。虽然，我很久以前就清楚地知道了这一点，可是时至今日对此我还不能泰然处之。我希望这些事实也能使其他人同样感到震惊”。
    复制基因的出现不仅仅是为了生存，而且是为它们自己制造容器，即赖以生存的运载工具。能够生存下来的复制基因都是那些为自己构造了生存机器以安居其中者。最原始的生存机器也许仅仅是一层保护衣。后来，新竞争对手陆续出现，它们拥有更优良、更有效的生存机器，因此生存斗争随之逐渐激化。生存机器的体积越来越大，其结构也渐臻复杂。这是一个积累和渐进的过程。伴着时间的推移，为了保证自己在世界上得以存在下去，复制基因采用的技巧和计谋也逐渐改进。这种改进有没有止境呢？用于复制基因改良的时间是无穷无尽的。1000年的变化会产生什么样怪诞的自我保存机器呢？40亿年长河流淌过去了，古代的复制基因又会有什么样的命运呢？它们并没有消失，因为它们是掌握了生存艺术的行家老手。在今天，人们别再以为它们还会浮游于海洋之中了。还是很久很久以前，它们已经放弃了这种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了。在今天，它们群集相处，安稳地寄居在庞大笨重、步履蹒跚的“生存机器”--人的体内，与外界分隔开来，通过迂回曲折的间接途径与外部世界联系，并通遥控来操纵外部世界。它们存在于你和我的躯体内，它们创造了我们，创造了我们的肉体和心灵。保存它们或许正是存在的终极理由。这些复制基因源远流长。今天，我们称它们为“基因”，其实我们就是它们的“生存机器”。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生物竞争遗存下的求生的机器，但这里的“我们”并非单单指人，它还包括一切动物、植物、细菌和病毒等。地球上的这些“生存机器”的总数难以计算，甚至物种的总数也 不得而知。仅就昆虫来说，据估计，现存的昆虫种类大约有300万种，而昆虫总数可能有100亿亿之巨。大千世界，不同种类的“生存机器”千变万化，纷繁复杂，其外部开头和内脏器官等各异。章鱼同小老鼠毫无共同之处，而它们又和橡树迥然相异。可是，它们的基本化学结构却具有相当的一致性，尤其是它们所拥有的“复制器”¬--基因，同我们--从大象到细菌--体内的分子基本上同属于一种类型。我们和所有的生物都是同一种复制基因--人们称之为DNA大分子--的生存机器。尽管各种生物的生存方式大相径庭，复制基因却总是复制各种各样的生存机器供其开发和利用。猴子不过是维持生物基因在树上生活的机器，鱼类则是保证生物基因在水中生活的机器，甚至还有一种小虫子，它则是能使基因在德国啤酒杯草垫中生存下来的机器。

    DNA分子一直在做两件重要的事情。第一，它们能够进行自我复制。自从生命诞生以来，这样的自我复制活动就从未有一天中断过。现代的DNA分子对于自我复制的确已经相当精湛了。一个成年人，全身由1000万亿个细胞所组成的，然而它们却是由最初的一个包含了那个建筑师蓝图的原版拷贝的单细胞孕育而成的。这个单细胞开始时一分为二，其中任何一个细胞各自拥有一套建筑蓝图的拷贝。接着，成功地连续分裂，使细胞依次按4、8、16、32等倍数分裂，直到几十亿。在每次分裂的过程中，DNA的建筑蓝图都能够被准确地拷贝到下一个细胞中去，其中极少发生任何的差错。DNA所做的第二件事情，是间接地监督制造另一种不同种类的分子--蛋白质。尽管，生物能够制造出蛋白质似乎距离制造出人体还相差很远，但它却是朝着制造人体的正确方向迈进了一步。蛋白质不仅是能够构成人体组织的主要成分，而且它们还能够对细胞内一切化学过程是行灵敏的控制，在准确的时间和准确地地点，有选择地命令某一种化学过程继续或停止。

    基因表现为颗粒性的另一个方面是，它不会衰老，即使是活了100万年的基因，也不会比它仅仅活了100年的同伴，更有可能死去。它一代一代地从一个生物个体转向另一个生物个体，用它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为了它自己生存的目的，操纵着它们。又在一代接一代的生物个体进入衰老死亡之前就抛弃了它们。基因是永垂不朽的，或者更确切地说，它们之所以被定义为遗传的实体，就是为了符合那不朽的称号。我们每一个人作为在这个世界上的生物个体的生存机器，无不期望能够多活上几十年，但是世界上的基因可望生存的时间，不是以几十年计算，而是以千百万年来计算的。

    在以上这些知识的基础上我们再来讨论抗衰老问题时，我们就会发现这个问题实际上有两个方面：一个问题是物质是否可以消灭，另一个问题是物质存在的方式。现在我们已经认识到，物质存在的方式可以有许多变化，每一个存在方式可以有开始和结束，但是，物质，总是以一定的方式存在着，特别是那些最基本的、变化最慢的物质形式，将保持特别长的时间，比如像基因这种方式的物质，在40亿年的时间里还没有什么变化，我们不能不认为它是永生的。
    现在，我们还弄清楚了一个问题，即我们要求永生的确切标的是什么？我们是要求基因的永生还是要求肉体的永生？回答是肯定的，基因的永生已经是在我们的主观决定之外早已存在了，我们要求的是基因的“房子”，即“肉体”的永生。也许，用“永生”的说法不确切，实际上我们只是要求延长肉体生命的时间。这个问题的实质就是体细胞与干细胞之间的关系。由于系统论知识向生命科学的渗透和干细胞知识的发现，现在有效延长体细胞的生存时间已经是可能的了。如：人类基因组计划国际组织中国协调人杨焕明教授在讲话中指出：二三十年内人就可以根据基因图谱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使自己处于最佳的生命环境中，这样，人活150岁不成问题。如果生物钟问题解决了，人可以活到500岁。如果科学家解读了衰老基因，就可以把它去掉或用长寿基因替换，到那时，人活到2000岁可能还是一个年轻人。
    正因为如此，抗衰老的禁区已经被打破，各种抗衰老治疗方法也到处出现，但是，这些方法一方面是传统经验方法，这些方法在过去的几千年中都没有实现抗衰老的目的，现在再拿出来怎么就会有效果呢？这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是以现代医学理论我根据的一些“缺什么补什么”的方法，这些方法当然都是“有好处 ”的，但是距离生命的系统本质太远，还不能在短时间内达到抗衰老的效果。只有后现代理论医学技术才是以系统论为指导思想的新的技术，才是最接近生命系统本质的技术，因此也是最有可能在抗衰老治疗中达到目的的治疗方法。后现代理论医学技术通过促进干细胞再生，实现病损器官的重构，长时间保持机体的健康状态，从而实现抗衰老和长寿的目的。

对这篇文章比较感兴趣，所以就从头至尾看了一遍。
作者大量引用了英国两位著名学者的理论思想。
做出了以下结论：
    “只有后现代理论医学技术才是以系统论为指导思想的新的技术，才是最接近生命系统本质的技术，因此也是最有可能在抗衰老治疗中达到目的的治疗方法。后现代理论医学技术通过促进干细胞再生，实现病损器官的重构，长时间保持机体的健康状态，从而实现抗衰老和长寿的目的。”
我不明白什么是后现代理论？
下面的帖子是我在GOOGLE上嵌入关键词“后现代理论”所找到的。

                         詹姆逊的后现代理论再探
               作者：胡亚敏  发布时间：2004-6-6 18:23:58
    内容提要：詹姆逊的后现代理论丰富深刻且不断发展，本文在以往詹姆逊研究的基础上从三个方面对其后现代理论作了进一步探讨。首先阐述了詹姆逊在后现代论争中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守和发展；接着通过具体辨析詹姆逊关于后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的联系与区别的表述，从不同角度揭示了后现代主义的特征；第三从视像文化盛行、空间优位和高科技狂欢等现象说明后现代社会的文化转型。本文旨在为清醒和辩证地认识全球化语境下的后现代社会提供借鉴。
     
     关键词 詹姆逊、后现代理论、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化转型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这个名字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并不陌生，1985年他在北京大学所作的题为《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的专题讲演在国内传播很广。詹姆逊不仅是美国新马克思主义批评的领军人物，而且是一位重要的后现代理论家和文化批评家，近20年来他密切关注当代资本主义文化的新趋势，不断扩大研究对象，在后现代文化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詹姆逊新著不断出版，人们对詹姆逊的研究也逐步深入。
   
    关于詹姆逊的后现代理论，国人谈论最多的有两点，一是他提出的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的理论，二是他对后现代特征的描述。有学者曾将他关于后现代特征的理论归纳为四点，“平面感：深度模式削平”、“断裂感：历史意识消失”、“零散化：主体的消失”、“复制：距离感消失” 。应该说，这些是詹姆逊著述中最有代表性的观点，也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我们是否同意詹姆逊的这些观点另当别论）。但问题是由于詹姆逊的这些论述经常被引用，几乎成为人们对后现代状况和詹姆逊后现代理论的一种思维定势，这就需要认真对待了。
     
    在研究中我们发现，詹姆逊的后现代理论是相当丰富的，并且在不断变化。尽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这一思想构成了詹姆逊整个后现代理论的基石，但其根本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在后现代理论建构中，詹姆逊始终坚持新马克思主义的批评立场，致力于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阐释。詹姆逊对后现代特征的表述也只是他介入后现代问题最初阶段的认识，或者说只是他后现代理论的一部分。詹姆逊的后现代理论中还有不少很深刻很细致地东西，值得我们吸收和借鉴，这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和把握全球化语境下的后现代社会。下面，本文试图从三个方面进一步探讨詹姆逊的后现代理论。
     
     一、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
     
    詹姆逊明确表示，他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研究后现代的。“詹姆逊对后现代主义争论的介入，并非出于偶然或是试图玩世不恭地利用当代思潮，而是他早期著作的逻辑发展和必然结果。” 詹姆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和他对20世纪各种文学批评的吸纳为他研究后现代状况作了扎实的理论准备，而资本主义本身的变化则是詹姆逊进入后现代文化研究的现实根据。詹姆逊一方面接受了鲍德里亚、利奥塔、哈贝马斯等人关于后现代研究的理论洞见，总结出后现代社会的特征，同时他始终认为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中，后现代才能得到最好的理论化。詹姆逊那颇具特色的后现代理论体系是在与利奥塔、鲍德里亚和哈贝马斯等当代西方学人的论争和对话中逐步形成的。他的一个很可贵的特点是，他承认参加后现代主义论争的各种思潮流派的某种合理性，同时在此基础上作出了自己的独特的分析和综合。詹姆逊说：“我所讲的一切并非全是对这些新理论的批判，我们对这些现象不能采取消极抵抗的态度，因为我们不可能简单地回到以前的历史中去。我想讨论这些后结构主义理论时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弄清楚这些理论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为什么人们现在这样考虑这些问题。” 詹姆逊的目的很明确，希望通过与这些后现代理论家的对话来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批评。
     
    在研究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关系上，詹姆逊与其他后现代主义理论家的论争的焦点之一就是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和元叙事的问题。一些后现代主义者对“元叙事”持怀疑和批判态度，极力拒斥马克思主义的“宏大叙事”，利奥塔就是突出代表。利奥塔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宏大叙事”，它借助辩证法成为一种解释无限矛盾运动的话语，由此不可避免地变成“元叙事”，并且它作为某种政治的思想基础和行动纲领的统一理论体系，导致了对于统一整体的偏执和对异质成份的压抑。在这一点上，詹姆逊与后现代所倡导的精神迥异。针对利奥塔关于后现代是“针对一切元叙事的怀疑态度”的定义和提出的“向总体性开战”的宣言，詹姆逊明确表示马克思主义迄今“仍是解释分析资本主义的最佳模式”，总体性是研究后现代不可或缺的理论视野，因为认识世界、发掘社会表象背后的深层本质必须以整体性和系统性的原则为方法论前提，并且劳动的解放、人的解放不是局部的、单个的、孤立的个人事件，而是人类“整体”的命运。作为深谙辩证法的批评家，詹姆逊在坚持把后现代社会作为一个关系系统加以概念化的同时，为了解决总体化与后现代的差异性的矛盾，他又提出了系统本身存在矛盾，变异是系统的一部分的思想，从而实现了变异和系统的辩证统一。对于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以差异、踪迹、播撒和异质性的名义和德鲁兹用精神分裂性文本的概念来公开拒斥“总体化”的做法，詹姆逊看到了其内在的深刻矛盾，指出这些批判哲学正是通过对总体性概念的反动来重新确立总体性概念的地位的。
     
    在对后现代的研究中，詹姆逊始终坚持生产方式和经济的最终决定作用，这是詹姆逊与其他后现代理论家的又一重要区别。詹姆逊坦言，他的后现代理论从鲍德里亚那里获益颇多，他感谢鲍德里亚的后现代理论对他的启发。以“虚拟现实”(virtual reaIity)为认识对象的所谓“幻像文化”(a Culture of the sumulacrum)这个概念虽可追溯到西方哲学的老祖宗柏拉图那里，但是，提出当代资本主义文化的“幻像”特征，并在理论上有所建树的，则非鲍德里亚莫属。 而詹姆逊在发挥鲍德里亚关于后现代社会是形象和“幻像”文化的观点时，并未采用鲍德里亚的技术决定论的思想，而是坚持把后现代主义研究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系统和生产方式的假设上，强调经济变化的优先性。对于哈贝马斯试图把“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方式置于一个更具有包容性的“交流”或“互主体性”的模式之下的理论，詹姆逊也持扬弃态度，指出哈贝马斯的误区在于把马克思关于生产方式的概念当作“唯生产”的决定论形式。 对于福柯这位对美国知识界有相当大影响的理论家，詹姆逊认为他对权力的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产生了一些丰富的令人着迷的新材料，并赞同福柯所做的使文学批评返回历史的努力，但詹姆逊并不完全同意福柯强调权力的做法，他觉得这样一来会丧失同经济结构的联系。他希望人们在使用这些材料务必留心它所附带的意识形态后果，知识分子更应该警惕这种乞灵保佑式的如醉如痴的自我陶醉。“研究权力是一个反马克思主义的步骤，旨在取代对生产方式的分析” ，因为在詹姆逊看来，“有关后现代的理论最终是一种经济理论” 。
     
    詹姆逊对后现代的研究也不同于他曾认真研习过的法兰克福学派，他在高度赞扬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所具有的批判功能和所揭示的主体异化的同时，又看到他们的思想“带有一种潜在的倒退性和怀旧色彩”，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从过去的历史中获取自足的主体概念，而对未来充满焦虑，甚至拒绝了一切有关未来的想象。詹姆逊则是在关注、认知的前提下，从理论的角度对后现代文化加以分析，对正在兴起的后现代文本进行阐释和批判，并特别说明“late”（汉语一般译为晚期）并不等于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最好将后现代理解为资本主义的最近阶段（latest or most recent） 。也就是说，詹姆逊并不认为资本主义会很快终结，而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当今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现象和矛盾，其目的在于更好地理解和把握资本主义的未来发展。詹姆逊既反对将后现代社会的各种景观作为社会式微的最后征兆加以指责，也反对将它们作为新的工业技术和专家政治的乌托邦预兆加以欢呼。他相信只要我们对现在的社会矛盾、文化状况有深刻的认识，就能对将来产生比较强的影响。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詹姆逊的后现代研究正是为了检验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后现代社会的适应性。他通过对于后现代的深入研究不仅进一步显示出马克思主义的活力，同时也确定了他的后现代理论家的地位。
     
     二、后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的联系与区别
     
    将后现代主义放在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加以考察，用历史的辩证的方法研究后现代主义，这是詹姆逊后现代理论的又一重要内容。詹姆逊对后现代的研究侧重于资本主义系统本身，他主要是从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更具体地说，是从生产方式变革的层面来阐述后现代的，他借鉴比利时经济学家曼德尔在《晚期资本主义》一书中将资本主义分为早期资本主义、自由资本主义和晚期资本主义三个阶段的构想，将文化上的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分别对应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三个阶段——市场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和跨国资本主义，由此开辟了一条将文学发展与生产方式相联系的新途径。
     
    詹姆逊明确指出，文学艺术史上所出现的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这些性质截然不同的、并且似乎是不相容的模式，实际上代表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具体化中辩证法的不同阶段。与我们通常理解的作为文学流派的现实主义、现代主义不同，詹姆逊将这些名称看成是“某一阶段的文化风格，代表某一阶段的文化逻辑” ，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分别代表对世界和自我的不同体验。与自由资本主义对应的现代主义作为对与早期资本主义相连的现实主义的反动，取代了现实主义的位置。现代主义可以看作是上层建筑转换过程中的一个特殊阶段，具体地说，即那些从旧的社会体制过来的人们在文化和心理上被重新训练以适应市场机制的生活的过程。而现代主义被后现代主义取代也是以同样的方式进行的，大部分后现代主义都是作为对各种高级现代主义的刻意反动，而这种反动本身也是一种联系，“有多少不同形式的高级现代主义就会有多少相应的后现代主义”。 詹姆逊认为，现代主义是与垄断的帝国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相对应的，随着这一时代的结束，现代主义也将成为历史，而伴随着资本主义第三阶段——消费社会的必然是后现代主义风格的出现。而利奥塔和哈贝马斯仍然置于现代主义的乌托邦框架中，这不能不是一种倒退的文学观。不过，詹姆逊也体察到哈贝马斯写作的国家环境，当时的联邦德国对左派知识分子的威胁和左派文化的沉默（主要与西德的右翼“恐怖主义”有关）从整体上讲远甚于西方其他国家。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国家环境中，詹姆逊认为哈贝马斯也许是对的，原有的高级现代主义的形式也许还保留着某些它们在别的地方已经失去了的颠覆性的力量。同时，詹姆逊也不同意一些后现代理论家将后现代视为一种历史断裂的观点，认为现代与后现代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既不仅仅是延续又不完全是断裂。他坚持把后现代放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历史框架中加以认识，既看到不同发展阶段的文化变迁，也指出它们之间的连续性，即“在较早的时期或体系里作为从属的一些特征现在成为主导因素，而曾经是主导的特征则变成次要因素”。
     
    詹姆逊还通过对欧美文化传统和西方现状的审视和批判来研究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关系。他说：“现代主义忠实地——甚至是‘现实主义的’——再现和表现了日益增长的抽象和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阶段’领土扩张的衰竭。今天所称作的后现代性表达的却是另一个抽象阶段的症状学，在性质上和结构上都与前者有所区别” 。所谓现代，从科学思想上讲，从哥白尼开始，人不再是万物的尺度和宇宙的中心。从技术上讲，现代是一个机器的时代。从经济上讲，是一个体系即资本主义的时代，金钱有它自身的逻辑。后现代主义的登场意味着现代主义的危机与衰落，后现代主义是针对现代主义所出现的“问题”进行的纠偏，用后现代主义术语说就是“解构”。 所谓后现代、后现代性、后现代主义，就是对现代、现代性、现代主义的批判和重新阐释。这种批判是全方位的，包括从社会政治、经济批判到文化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乃至语言批判。后现代主义关注的焦点就是现代性本身存在的问题；它并不是要向人们说出真理，而是为了排除通向真理的障碍，去掉笼罩在现代主义身上的假象和迷雾。詹姆逊同时又指出，后现代主义作为对现代主义的反动和发展，不可能有一个截然的分界，它必然会留存一些现代的成分，也就是说，现代主义的某些特征作为后现代主义的某些部分或碎片仍保留在后现代中。但尽管如此，现代与后现代毕竟发挥着两种不同的文化意义和社会作用。
     
    除在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之间建立历史联系外，詹姆逊还构想了一个演绎框架，通过确立不同的标准，对三者的内涵加以区别，以揭示出它们之间的差异性。詹姆逊指出，“应该把这三种现象辩证地看作同一过程中可以任意交换位置加以排列的阶段；换言之，应该把它们置于一个更大的更抽象的统一的模式中，从它们的相互联系和对照中加以界定” 。他从索绪尔的符号学和德鲁兹、伽塔里合著的《反俄狄浦斯》一书的符号演变模式中受到启发，建立了一个新的语言模式框架。他指出，符号中有三个部分：能指、所指和参照物。完整的符号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形成的时代，符号中的能指和所指能够投射出外在的客体世界，让人们感到它具有一种历史的真实，这一阶段为现实主义。当市场资本主义转变为新生的垄断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时，物化的力量开始消解现实主义模式，出现了一种新的历史经验，即把为现实主义提供客体的参照物的经验置于一旁，符号只剩下能指和所指的结合，于是出现了有着语言自动性的现代主义阶段。之后，物化的力量仍然在不断强化，它迎来了第三个阶段的辩证转化，压力渗透到符号的两个部分中，能指与所指出现分裂，我们看到的是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语言，这个辩证的第三阶段就是后现代主义。在探讨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特征时，詹姆逊还建议采用一种逆向思维的方式，通常人们习惯从内容方面思考现实主义，从形式方面思考现代主义，认为现实主义是世界的一种反映，而现代主义是一种更为主动的与外在世界较少联系的创造性产物。詹姆逊则反其意而用之，从形式的角度思考现实主义，把现实主义看成主动的过程，看成一种形式的创新，像他的老师奥尔巴赫那样，把现实主义的产生看作是通过新的句法结构对现实不断进行变革的结果。同时，他又强调现代主义的记录功能，认为它探索并记录了时代的社会和历史的演变。詹姆逊认为，将现代主义认作是从历史和社会转向纯粹形式，是一种误读，用诺曼·霍兰德的说法，现代主义的目的可以视为是“控制”历史和社会或更深层的政治冲动的意图 ，是对资本主义物化的一种乌托邦补偿。并且现代主义具有整体的和谐性，“现代主义是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它自身是一个完整的全面的文化逻辑体系。” 因此，从现代主义中抽出某部分或者“技巧”来借鉴是没有意义的。
     
    然而，詹姆逊又认识到晚期资本主义与孕育它的资本主义早期阶段之间毕竟存在着根本的结构差异，后现代主义文化具有某种历史的原创性。后现代主义不仅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而且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居“文化主导”（cultural dominant）的位置。詹姆逊之所以称后现代主义为文化的主导形式，一方面是因为只有研究占支配地位的文化现象，才能对不同时期的文化差异做出评估，另一方面也表明后现代主义除了作为文化主导外，它还是“一种允许一系列极不相同的而处于从属地位的特征呈现和共存的概念“ 。
     
    在论述后现代主义的原创性时，詹姆逊是与现代主义为比照的，为此，他花了一定篇幅介绍现代主义，他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现代主义才是后现代主义得以形成的境遇，才是后现代主义许多发展的出发点。” 至少在后现代主义的开始阶段，由于现代主义艺术已经成为经典，大部分后现代主义都是作为对各种高级现代主义的反动而出现的。
     
    首先，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在社会功能作用上是不完全一样的，文化的范围也有很大差异。现代艺术的一个典型特性就是与商品形式的对抗。在现代主义那里，艺术从现实世界里退出而进入一个自主的艺术空间，表现出对商业文化的抵制和对权威和经典的维护。而后现代文化、特别是当今的大众文化则与市场体系和商品形式具有同谋关系。在后现代背景下，商品化的逻辑全面渗入文化领域，文化生产的目的转向赚钱，文化的商品化已成为趋势，并依据这一目的改变和调整其生产机制，从以往的生产本位转向消费本位，听命于市场、服从消费需要成为铁律。后现代主义把艺术包装成商品（如后现代的怀旧电影），作为纯粹审美消费的实物提供给观众。同时，不断推出新鲜产品的市场紧迫感在美学创新和试验过程中越来越具有重要的结构性作用和地位，商品化进入了建筑、艺术、文学甚至哲学领域。（当然，这并不是说理论也应该像物质产品一样生产出来以追求财富，而是商品形式本身已深深进入哲学家的思维之中。）这种商品化趋势对于现代主义产生了严重的消解作用，“在前一个时代，艺术是一个超越商业化的领域，艺术中还有一定的自由；在晚期现代主义中，在阿多诺和霍克海姆的文化工业的论文中，仍然留有艺术的领地，使它们免于商业文化（在他们看来，最典型的就是好来坞）的商品化。” 而在今天，在消费品堆积如山、叫卖声此起彼伏的市场氛围中，现代主义那种寻找价值、探求意义的冲动和重建精神家园的努力已很难寻觅了。
     
    其次，在美学追求上，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也有明显的区别，如果说崇高是属于现代的话，那么后现代则是一种美的回归，不过，这里美的内涵发生了变化，美不再处于自律的状态，也不像王尔德那样，用美作为政治武器，来反对自鸣得意的写实主义的维多利亚资产阶级社会，并且突出它的否定力量。在后现代主义中，美被定义为快感和满足，是沉浸在灯红酒绿的文化消费和放纵。后现代主义艺术呈现的是直接经验，不需要任何解释。后现代主义正是用感性的美学对抗现代主义的崇高的，但这种感性美学又不同于康德和伯克关于美的概念的复归，因为今天的日常生活与古典时期有了很大的不同。在晚期资本主义时期，美的生产在经济结构和日常生活的制约下正在改变其基本的社会文化角色和功能，美的封闭空间向充分文化化的语境开放，现代主义的“艺术作品自主性”和“美的自主性”已不复存在。后现代主义使用的语言与现代主义的语言也有很大差异。现代主义的语言是私人化的，它沉溺于单一和癖好之中，它的流行和社会化是通过注解和经典化的过程实现的，而后现代主义的语言是通用的、套话式的，具有非个人化的特征，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可以称为媒体语言。并且，与现代艺术关注语言和技巧相比，语言在后现代中不再具有特权的位置，后现代更关注装饰性的实践，推崇视象作品。
     
   可以说，后现代表现的是一个新的文化领域或层面，它充盈于现实世界之中，将现实殖民化，以致于它几乎没有外部可言。相对而言，詹姆逊对后现代主义研究得更深入一些。他表示，“我对后现代主义的研究迄今为止是最完全的，因此，我有充分的自信，能把后现代主义作为文化的动力所具有的逻辑性和有机关系讲得更清楚些，而对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我只能给大家提供一些有益的注释、观察和假设。”
     
     三、后现代社会的文化转型
     
    在后现代研究中，詹姆逊敏锐地看到，后现代文化与形象及空间性形成了普遍的契合。在我们这个时代，高科技和传媒真正承担着认识论的功能，詹姆逊正是在吸收和整合当代各种后现代理论和研究当今科技现实的基础上，从三个层面揭示了后现代社会所发生的文化转型
     
    当今，文化生产领域发生了深刻的变革，随着20世纪40年代传媒技术的大突破，电视的普及，电影与广告的结合，以及摄影技术的发展，传统形式让位于各种综合的媒体实验，形象突然处处出现，整个人类生活开始视像化，视像文化盛行成为后现代社会的典型标志。语言不再像海德格尔所憧憬得那样，占有特权的位置，形象正以其优越的可视性表现出对文字的压制，人们不得不对充塞我们生活的形象刮目相看。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曾指出，电视以其高收视率和图象功能远远凌驾于文字媒介（如报纸和杂志）之上，以致当代的某个事件或活动如果没有电视的介入，就不足以引起社会公众的注意力。
     
    詹姆逊与其他理论家一样，也敏锐地感受到这一转变，形象进入人们的生活，并开始悄悄地、但却有力地影响着现实。他指出，“晚期资本主义世界是一个超越文字的世界，人的生活到了这个阶段已经迈进到阅读和书写以后的全新境界了。” 当代社会空间浸透了影象文化，一切都成了形象，“所有这些，真实的，未说的，没有看见的，没有描述的，不可表达的，相似的，都已经成功地被渗透和殖民化，统统转换成可视物和惯常的文化现象” 。形象所具有的套话和碎片的形式不仅削弱了叙述，而且表现出与纯粹叙述的不相容性。后现代更关注装饰，强调视觉艺术，“人们只是用眼睛生活着，放弃了思考” 。
     
    詹姆逊在形象研究上的主要贡献是他提出的“形象就是商品”的观点，这一思想是与他一贯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分不开的。他认为，在当今时代，文化逐渐与经济重叠，通常被视觉形式殖民化的现实与全球规模的同样强大的商品殖民化的现实同步。形象这种文化生产“不再局限于它早期的、传统的或实验性的形式，而且在整个日常生活中被消费，在购物，在职业工作，在各种休闲的电视节目形式里，在为市场生产和对这些产品的消费中，甚至在每天生活中最隐秘的皱折和角落里被消费，通过这些途径，文化逐渐与市场社会相联。” 文化领域中后现代性的特征就是伴随形象生产，吸收所有高雅或低俗的艺术形式，抛弃一切外在于商业文化的东西。由此，今天的人们已处于一个与过去完全不同的存在经验和文化消费的关系中，每天面对数以千计的形象轰炸，“幻像”（simulacrum）取代了真实的生活。
     
    詹姆逊进一步意识到，后现代社会的视像文化盛行这一事实构成了对美学的冲击和阅读的危机。“在一个如此多地由视觉和我们自己的影像所主宰的文化中，审美经验的概念既太少又太多：因为从那个意义上说，审美经验随处即是，并且广泛地渗透到了社会与日常生活中；但正是这种文化的扩散（在更大，更宏伟的意义上说，）使个人艺术作品的观念成为问题，也使审美判断的前提变得不甚恰当。” 形象的无处不在突破了现代主义的崇高的限制，而在一个新的层面上实现美学的“回归”和综合。在后现代社会中，美学发现自身已转移到感知领域，并开始转向以感觉为核心的生产，追求视觉快感成为人们的基本需求。并且，电视形象使外部客观世界发生的一切都成为我们自己的世界的一部分，成为我们经验的一部分，从而使外部事物内在化，成为人们可以体验的一部分。
     
    与形象转换相关的是后现代的空间性特征，因为形象呈现的是空间形式。在詹姆逊看来，当今世界已经从由时间定义走向由空间定义，如果说现代主义是关于时间的话，那么，“后现代主义是关于空间的” 。“在日常生活里，我们的心理经验及文化语言都已经让空间的范畴而非时间的范畴支配着。”
     
    在后现代时期，人们生活在一个非常不同的空间和时间的关系中，形象带来的是一种新的时间体验。“那种从过去通向未来的连续性感觉已经崩溃了，新时间体验只集中在现时上，除了现时以外，什么也没有。” “变化”这个概念遭到怀疑，由此承继变化的时间也成了一个可疑的概念，“过去”开始像一个交替的世界而不是这个世界某一不完善的、早期的阶段。其次，后现代的空间观念不仅是一种文化意识形态或者文化幻象，而且有其技术支撑，它显示了资本主义全球性发展史上的第三次大规模扩张，其空间已被高科技的狂欢所占据。电子空间还延伸了空间的概念，“在这个空间中，货币资本已经接近了它的最终的解区域化，作为信息它将瞬间从一个节点到另一个节点，穿越有形的地球、有形的物质世界。” 在今天的电子化空间中，资本和信息横越地球的过程能够在瞬间完成。而尤其需要看到的是，在后现代社会中，空间不再是某种陪衬，而具有主宰的地位，不仅时间具有空间性特征，而且一切都空间化了，市场的货币形式和商品逻辑也转换为空间形式，成为结构性要素。需要补充的是，这个空间是异质的，它在多种多样的层面上同时展开。有人认为，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全球空间的同质性必然要胜过空间的异质性，詹姆逊明确指出这种看法是一种幻觉。
     
    而后现代的空间又绝不是一个可以用透视和体积去测量的东西，这个空间已经“超出单个的人类身体去确定自身位置的能力”。詹姆逊指出，“我们的文化可以说出现了一种新的‘超空间’，而我们的主体却未能演化出足够的视觉设备以应其变，因为大家的视觉感官习惯始终无法摆脱昔日传统的空间感——始终无法摆脱现代主义高峰期空间感设计的规范。” 因此，我们需要发展新的感官机能，扩充我们的感觉中枢，驱使我们的身体迈向一个全新的感官层次。
     
   后现代发生的这些变化，无论是形象转换还是空间优位，都与这一阶段的科技发展密切相关。高科技的渗透是后现代研究中又一突出现象。
     
    二战以来，出现了新的尖端技术，电子产品的迅猛发展，信息在社会生活中越来越发挥重要作用。后现代美学已表现出与晚期资本主义时期高科技携手并进的趋势，高科技手段为作品带来了令人吃惊且富有刺激的综合效果。在后现代作品的拼贴中，后现代艺术家正充分利用新的技术手段来制作各种视像制品，如作品中出现的魔幻般的时空倒错，或以单个配件的形式用极强的反差加以具体化。并且，为了提高效率和效益，文化生产引进了高新技术和走向规模化、集约化，于是出现了文化工业，制作一部电影、一部电视剧或一本读物，就像制造一台冰箱或一辆汽车一样，成为一种程序化、模式化的机械复制行为。并且随着电子媒介和机械复制的急剧增长，视像文化已不再限于艺术领域，而成为公共领域的基本存在形态。而这样一来，个人创造则成为疑问。詹姆逊已经意识到，“新的技术不仅在表现形式方面提出了新的问题，而且造成了对世界完全不同的看法，造成了客观外部空间和主观心理的巨大改变。”“仿佛把一切都彻底空间化了，把思维、存在的经验和文化的产品都空间化了。” 这是一个与资本主义的第二或工业资本主义阶段的现代主义的技术效果上完全不同的世界。
     
    需要指出的是，在论述后现代与科学技术的关系上，詹姆逊与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论”不同，他不赞成把科学技术革命视为社会变化的根本原因，而是主张应该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理解科学技术的性质，“我并不愿意认定科技是我们文化生产和社会现实的‘终极决定因素’。” 坚持认为对后现代的研究必须服从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经典分析，必须放到全球性的经济体系中去解释。而当今世界的高科技狂欢的魅力并不是来自科学技术本身，而是来自于科学技术所提供的并且是它所独有的把握社会权力和控制这个总体网络。
     
    最后，我们顺便论及一下詹姆逊在后现代研究上的思想发展，也许对我们认识和把握后现代社会无不裨益。起初詹姆逊是以一种文化病理学家的姿态研究后现代的，他表现出对历史感消失的忧虑和对未来的某种沮丧。面对大批量制造的文化商品使艺术的创造性、批评性和想象力萎缩的现象，詹姆逊尖锐地指出，这个时代是一个“对表象的商品崇拜精神分裂般欢庆的时代，是一个‘疯狂的纽约’及反文化的加里福尼亚的时代” 。在深入研究后现代的过程中，詹姆逊对后现代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在1998年出版的《文化转向》中，我们就可以明显地感到，詹姆逊是以一种清醒的辩证的眼光关注后现代的。他希望人们像马克思对待资本主义出现一样，采用辩证法的思考方法，“既能掌握资本主义彰明在目的劣根性，同时又能深切了解其异乎寻常、独具解放动力的优点” 。资本主义同时是人类历史上最后和最坏的一样东西，是“灾难”与“进步”的统一体。马克思和列宁都看到了资本在当时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并认为它是迈向一个更新更全面的社会主义体制的必经阶段。“把文化上出现的新的形式特点与出现的一种新型的社会生活和新的经济秩序联系起来”，揭示了历史发展的轨迹和方向。詹姆逊认为对后现代主义的看法也应该如此，一方面它复制和强化了消费资本主义逻辑，同时它也以某种方式抗拒着这个逻辑。我们看到，后现代主义与主流意识形态存在同谋关系，后现代主义作品中所出现的鄙俗的语言，露骨的性描写，包括对社会的公开挑战等，这些远远超过现代主义鼎盛期所可能想象的东西，但是人们不仅不感到震惊，反而易于接受，乐于把玩，是因为在今天后现代主义本身已成为制度化的东西，即早已被既存的社会体制所吸纳，跟当前西方世界的正统文化融成一体了。 同时，我们又看到，后现代的非中心化表现出一种令人着迷的深度，为人们了解事物提供了多个入口。后现代对异族、平民和女权主义的承认，它的反权威主义，反精英主义，深刻的无政府主义，特别是它的反资产阶级的特征都是具有革命倾向的，后现代的意义追寻就在于对意义的否定中获得新的价值和新的生产方式。这正是后现代的二律背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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