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行在“艾滋病疫区”--我的眼泪为何总是砸向大地

  
特别提示： 本帖只代表 赵三多 的个人观点，不代表人民网观点。
如将本文用于其他媒体出版, 请与作者本人或 强国社区 联系。  

        
  


  穿行在“艾滋病疫区”--我的眼泪为何总是砸向大地  
[赵三多] 于 2003-12-01 18:22:49上贴
--------------------------------------------------------------------------------
文 喻尘
　　你读到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或许奔波在路上，或许，我还在为了自己明天的工作设想着
多种结果，虽然，我在奔波的地方已经失去了工作着的权利，我还是在以自己的方式努力
着。我的这些努力或许是徒劳，但我坚持着做下去。
１．火车上听来的“艾滋病”消息，消息最早在媒体间流传
　　这一切的发生好象是一种约定，我根本没有任何的思想准备。那一天，如果我不出门，
如果我没有乘坐那一次火车，我就不会做后来的这些工作。有些事情就是没有前兆地走进
生活。在那列火车上，我是如此幸运地遇上了他们，而他们也是很幸运地遇上了我。事后，
我曾经对一位朋友讲起此事，朋友说，命运安排你去做了，你就去作吧，一定没错的。
　　在这之后的很长时间里，我都在作着一件事情，直到现在。为了挽救他们，也为了挽
救自己，挽救我的故乡。多少次，我回到那里，看见他们泪流满面。
　　那天，我接到河南省信阳市一个县里的电话，是这个县的科委的一位副主任打的。他
说，我们这的扶贫开发搞得不错，来看看吧。这位主任原来与我是很相熟的，他们的工作
一向很好，去。我找到领导把事情一说，领导说，去吧，写个稿子出来。于是拉来一位同
事，奔信阳而去。经过两三天的深入采访，掌握了他们的一些先进材料，回去写一个很像
会事的稿子不成什么问题。任务完成得好，心情也就格外愉快，回郑州的时候心里放松得
很，乘上一列从长沙开往北京西的火车，嘴里头还唱着歌。
　　我的兴奋劲仅仅维持了一个小时多的美好时光。
　　当时，我和同事有说有笑地坐在硬座车厢，列车跑的很快，转眼工夫就到了驻马店车
站。驻马店是豫南的一个地级市，因为贫穷而知名全国。从下面上来两男两女，都是40多
岁的样子，农民般的打扮，这从衣服的干净程度和衣服款式可以看出来，还有他们一上车
的满副拘束。豫南的农民就是这样，平时无事无非很少迈出家门半步，所以一出门作什么
都是小心翼翼的，很时髦的说：可以看出他们眼神里出门在外的怕来。4个人瞅瞅我们身
边的空位，很小心地坐了下来。列车很快开出了驻马店车站。
　　命中注定我和这几个人有缘，天意安排了我乘坐这列火车。如果依老习惯坐了汽车，
就不会与他们相遇在这列火车上。“咱到北京后先找XX，他能带咱们到XX医院”，4人中
的一位男子说话了，“XX医院验血很准。”他对面的女人没吭声，病恹恹的样子。我当时
心中纳闷什么病要跑到北京去看。与我同道的同事的老家刚好也在驻马店市，老乡之间特
有的情感促使他和他们拉起话来。两个男人告诉我们，他们确实是到北京治病的，确切的
说，不是治，只不过是作一次确诊为什么病的检查。他们说这是一种很奇怪的病，在他们
的村子里得这种病的人很多，而且，已经有人因此死去。“我们只能去北京，村里的大部分
病人在那家医院确诊的，”他们其中一位年龄稍大的男子说，“不光是我们一个村，驻马店
很多村庄都是这样。县里的医生说这病全世界都治不好，可他们又不说是什么病。”
　　四个人来自两个家庭，而且四人无一例外全都是这种病。两个男子是兄弟二人，他们
说，他们的其他的家人也染上了病，只不过家里一下子凑不够太多的路费，只能让他们先
到北京去看看情况。火车快到郑州的时候，他们说出了所在的村庄的名字：上蔡县芦岗乡
文楼村。
　　这是我第一次听说文楼这个村庄的名字，这时，它还是豫南一个很普通的、无人注意
的村庄，而后来，它却震惊了中国、震惊了世界。
　　回到郑州后，我仍然像往常一样上班，先是把信阳的采访写成了稿子，然后又到乡下
去了几次。一转眼就快要进入11月了，天气凉了下来，我总是在想那几个人，他们到了北
京没有？到底是什么病？我真想弄个明白。开始我怀疑是一种瘟疫，但“瘟神”不是早就
送走了吗？我又怀疑自己的猜测，这件事在我的心里一直不能释怀。每多久，答案出来了。
　　其实在我惴惴不能释怀的时候，已经有人也像我一样百思不得其解了，而且，媒体之
间已经开始悄悄流传起来。那天，10月20几的样子，我匆匆忙忙地赶着上班，埋头往楼
梯上冲。突突地窜到二楼被人从后面拉住了。回头一看是报社的一位编辑，也是一位朋友
圈子里议论的“大侠”级人物我们俩的很多观点都很接近，所以，平时在一起讨论的问题
也就很多，后来，这家伙跳槽到了一家都市报，“洛阳大火”冲天而起时，他是第一个赶到
现场的记者，也是第一个把消息发到了全国。"有个线索你不？"他把我拉到一边，小声说，
“爆炸新闻，上蔡发现了很多艾滋病人和病毒携带者。”我一下子被镇蒙了，“什么？艾滋
病？不可能！”我不相信，对他说你别开玩笑。什么玩笑，绝对没有开玩笑，他认真地又重
复一边刚才的话，“已经开始死人了。”
　　我突然想起在火车上遇到的那几个人，他们会不会是艾滋病人？一股子凉气袭上后背，
我突然怕了起来。“什么怪病！是艾滋病吗！”我对那几个人很是忿忿，知道自己是艾滋病
又不说实话，我心里头惶惶的,就把在火车上遇见的几个人的情况给他讲了，并说也是上蔡
县的。“那肯定是，你算是遇着了。”他肯定地说。我被愣在那里好大一阵子。真不敢相信
竟然会与艾滋病人擦肩而过！在我的相象里，艾滋病还是遥远的事情，怎么也不会和穷苦
的河南农民有什么瓜葛，可在以后的调查中，事实却给了我简单的想法一个响亮的耳光。
　　其实，艾滋病在河南被发现有大面积存在的消息已经在省内的媒体中间传开了，这在
后来我与一位朋友瞎侃的时候，他的一番话得到证明，而这时已经是2000年的7月了，我
已经因为艾滋病的报道和其他的一些事情离开了原来的那家报社。到了一家新创办的报纸
打天下。朋友周某是一份家庭报的记者，搞摄影的，在河南的摄影记者行当里小有名气。
　　有一次他说起在上蔡采访回来后，片子被销毁了，说的时候满腔的义愤。我问他，采访什
么事引起这么大的不愉快。艾滋病！他说，文楼村，不光我一人的片子被毁了，一起去的
几个人都是这样的待遇，文字记者不准发稿，摄影记者不准发图片，你没看当时没有一家
报纸报道吗？他说他们去的时间是1999年底，这说明当时的河南媒体已经对艾滋病的问题
有所知晓，只不过被压住了。
　　有个更大的传闻就是省内一家都市报在报纸即将付印时，有人用8万元人民币买下了
一个版的稿件。据说。这个版的内容与河南艾滋病内幕有关。在圈子里，这个“新闻”被
传了好长一段时间，有人说写稿的那个记者为此痛哭了一场。
２．我用消毒液为自己消过毒后，冒险奔赴“雷区”。第一次和艾滋病村庄的病人的接
触，我在极度的震惊中流下泪水
　　我在一个媒体上读到过这样的一句话：“当震惊死亡在字典里”，这句话的意思好像是
很麻木的，好像已经没有什么事情值得我们“震惊”的了。可是在我第一次进入到文楼村
的那一天，我还是被太多的艾滋病人的存在，和他们的生活现状而触景生情，而被震惊得
流下泪水。
　　自从那位关系要好的同事与我有过那次“报料”之后，我就一直惴惴不安着。对这件
事的惊讶使我未能很快从那种大不安中挣扎出来。这并不亚于听到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
馆被炸”的消息。不是我不相信。而是事实无法让人接受，艾滋病是什么？艾滋病与河南
农民有何干系！在此之前，我对艾滋病的颓废的诗人无病的呻吟，在他们眼里那是值得一
得的“富贵病”，他们日里梦里想象着艾滋病的千般好处、万般痛快。而我所接触到却是贫
苦而无助的农民百姓。
　　这事儿在心里藏不了多久，我决定到上蔡去采访。但是，我也知道这是一个不能轻易
碰的“雷区”，我又找到那位关系不错的同事，请他出些主意。他说，这事可以先发个内参
吗。当时，我所在的这家报纸办了一份内参，一些不便公开报道的事情都是通过这个途径
向上面反映的。当时我想，也只能有这么个办法了。
　　临走的那一天，我又突然害怕了，如果万一不小心被传染上艾滋病怎么办，但是牛皮
吹出去了，我一遍遍地给给自己打气，但是心里的害怕却不可能一下子撵走。干脆到医院
找大夫去。临去的前一天，我找到一位平时经常去他那里看病的大夫，央求他给我输一些
消毒、抗病毒的药。他说，你输这些药干吗，上疯人院去还是到麻风病村？我说差不多吧，
既不是疯人院也不是麻风病，是比这两种病还厉害的病。我不敢给他说是艾滋病，怕他连
输液都把我拒绝了怎么办。不但是对大夫是这样，在没去之前我对任何人都不敢说我要去
采访艾滋病人。当时的女朋友现在的妻子我都没有告诉，我怕把她吓着了，临走时，只是
对她说，我去上蔡采访个小事，去去就回，很快的。我最怕的是回来以后，我会被很多人
拒绝接触。事后证明，我的这些想法是多余的，很多人只不过把我去采访艾滋病人当作一
个很可笑的事情而已。
　　1999年1１月的冷风正在吹拂着中原大地的时候，我默不做声，沉默着坐上了开往上
蔡县的长途汽车上。那是在一天下午的时候，残阳如血。我不敢多说话，不敢深沉的痛快
地呼吸，我怕，我真的很害怕，那种既怕又想去探个究竟的心情是很舒服的，两种想法在
肚子里打架，顶顶撞撞，让人睡觉都不塌实。但是，我已经在往哪个地方靠近了，已经不
能再走回头了，长途汽车上的每一个人我都觉得有病，都有艾滋病。特别是我旁边的一位
少妇，一会儿瞌睡得要命，头一点点的往我这边歪过来，我一遍遍地警告自己：千万不要
让她碰到了。冷风透过车窗钻了进来，车上的人都被冻得缩成一团，我在想，那个村庄的
人们呢，一定是寒风中最冷的一群人。
　　在上蔡县城，我度过了一个长夜，第二天一大早，我乘车向南出上蔡县城，在大概９
点钟的时候，找到了文楼村。从那天的上午9点算起，到下午的5点多，总共8个多小时
的时间。这一天，我接触了至少8个艾滋病人，他们所讲述的“卖血”故事我觉得好像是
天方夜谭。而他们那种对生的流连往返不得不让人动容。他们说自己是无辜的。每一个因
“卖血”而感染了艾滋病的人都有一个辛酸的故事，都有一把辛酸泪。更有的家庭是无一
幸免的全家人集体感染。一家人弟兄8人，还有两个姐妹，也就是兄弟姐妹10人，老大今
年50来岁，最小的妹妹30几岁。这一家人后来又分出去10个小家庭，一大家子五六十口
子，是当地农村人谈论的一个风景。就是这一家人，先是老大出去卖血，后来，老二、老
三都跟着去，到最后，一大家人男男女女都赤膊上阵了。最后，艾滋病几乎袭击了大家庭
里的每一个成员。卖血，曾经给这家人带来了短暂的辉煌，但更是带来了永远的痛苦。
　　在文楼村村委会办公室，一个四十几岁的妇女听说有人来了解情况，慌慌张张地赶了
过来。她说她是村里小学的老师，大人都得了病，剩下这些孩子咋办啊？现在，已经有的
孩子父母双亡了。我无言以对这个老师的问题。
　　在村子中央，一群人围着我，以为我是来送药的大夫。一个死了老婆的中年男子痛哭
着，嘴里含混不清地说着什么，旁边的人说，他已经神经不正常了，他老婆死的时候他还
在外地，没有赶回来看上最后一眼。
　　在文楼村，太多的这样的场景包围着我，我不能不震惊，不能不为之流泪
３．穿行在＂艾滋病疫区＂，看到染病的人数在一天天增加，眼泪在愤怒中一次次奔
涌几欲而出
　　文楼只是河南众多村庄中的一个，它的普通也是那样的蓝转碧瓦，户户小院适静，如
果没有艾滋病的侵入，这里的人们一样可以安居乐业，可是。文楼村又和其他的艾滋病村
庄一样，人人生活在惶惶不安、看不到希望的日子和天地。文楼是冰山一角，是第一个被
揭开的盖子。
　　在去过文楼之后，我把一部分心思放在了艾滋病村庄的人身上。采访一位来过文楼村
的医学专家的时候，他说，因为卖血而感染上艾滋病病毒、艾滋病的人生活在豫东南的很
多个村子里。所以，离开文楼之后，我花去了近两年的时间在这些村庄之间奔波着。
　　在河南省与安徽省交界的沈丘县石槽乡，农民石运动和他的老婆是被发现的这个地方
的最早的艾滋病病毒携带者，他的老婆在１９９９年初就已经死去了。石运动夫妇卖血的
原因很简单，没钱。１９９２年夏天，一辆安徽省的大货车把石的老父亲撞倒在村子北边
的公路上，司机把车扔下跑了。石运动夫妇把父亲送到医院里，医生说，得交钱才能进行
治疗。他说，我没钱咋办啊，得先用药啊。那大夫说，不行，没钱就是不行。石运动难为
得在医院里大哭起来。有人走过来指点道，想弄钱还不方便？你只要肯就行了。他赶忙求
教这人，那人说，你可以在医院里卖血嘛，还是用医院的钱治你父亲的病。就这样，老石
在医院里卖起了血，一个人每天卖上一次是不够交医疗费的，所以，他的老婆也加入了进
来。
　　石运动夫妇染上艾滋病毒的惟一途径就是在医院里卖血的一个月。石的老婆死后，他
们的家成了一个孤岛，四周的邻居都搬走了，老石像是被抛弃了一样，一个人生活在无望
的孤岛上。
　　像石运动这样的人在豫东南的村庄里到处都是。我在距离沈丘县很近的淮阳县，同样
碰到了这样的事情；在太康县高朗乡，儿童张成帅打小就没有伙伴和他在一起玩，就因为
他是艾滋病毒携带者。这个孩子是因为烧伤输血，２００毫升的血液改变了他一生的轨迹。
　　我于2000年下半年的一天，到开封市一个县的农村采访时，有人给我讲了一家人的情
况，并且我见到了这家老四儿子的媳妇，她说，我们这一大家子不能活了，床上躺着的十
多个，将要躺到的还有不知几个，你看看我，现在还能和你没事人一样跟你说话，其实，
医院早就查出来了，我也是病毒携带者，医生说，快了。今年初，我又到了那个村庄，问
起她的情况，别人说，不中了，在床上躺着呢，起不来了。
　　还有很多，我去过的豫东南的艾滋病村庄遍布了河南腹地。从黄河南岸至淮河岸边，
从豫西伏牛山界东至与安徽、山东交界处，很多的村庄都在被一个问题所困扰，都在被一
种病情所惧怕，都在被外面的世界所拒绝。卖血，这是来到这里的外乡人可以经常听到的
一个当地人的说词，卖血使他们得上了艾滋病。他们为什么卖血？因为贫穷，这是一个原
因，比贫穷更可怕的是某些人的为利益驱动，在抽取穷苦农民的血液时为了节省成本而草
菅人命。这些，不能不让人为之愤怒！
　　穿越“艾滋病疫区”我是在愤怒中走过的。可以说，驻马店的农民和商丘市的农民，
在相距数百华里没有经过商量的情况下，能够讲出他们卖血的医院、血站都是一样的为所
欲为，而且，它们可以说出这些医院采来的血大都没有用于自己的医院，而是卖了出去，
赚取大笔的利润。后来，我更是通过其他的途径了解到，在这些医院和血站负责抽血的人
又大都不是他们自己的人，而是些很有背景的人。愤怒油然而生，这种愤怒感染着“疫区”
的每一个人。一位２０多岁的年轻人也是卖血感染了艾滋病的，躺在床上，父亲把他弄到
院子里，怕他热着了。在向我讲述了卖血的故事之后，他的眼里已经满是泪水，“如果我能
见到他们，一定把他们杀了！”他说的“他们”，就是那些“有背景的人”，他的愤怒在生命
的边缘上表现到了尽至。
　　我的愤怒也在与眼泪的交织着，他们可以贫穷，但不可以不被尊重；他们可以被迫出
卖血肉，但不可以被草菅人命。
４．“死亡”在“艾滋病疫区”司空见惯，我常常是一次次无奈地看着一个个的生命走
到尽头，泪水已不知为何而流
　　最近，有一个媒体报道说，河南省上蔡县文楼村的艾滋病人现在成了只会向“外来的
人”要钱的无赖，当然，这个媒体的记者确实在文楼村遭到了村民索要“钱”的“围攻”。
确实，很多人到了文楼村都会自觉地往外掏钱，村民们也是来者不拒，慢慢地，在村民们
看来，这好像就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来采访或者是调查情况，就得给钱，所以在一些
人看来，他们就是“无赖”。
　　死亡已经是经常光顾他们村庄的“常客”了，而且，那些张口要钱的人也都是朝不保
夕，但他们渴望生，而害怕死。维持生命时需要钱的，但他们没有，又没有足够的能力挣
到钱，他们在无奈中选择的只有“讨要”而顾不上一点“面子”，钱或许能够延续他们的时
日，但留不住生命。
　　我在尉氏县邢庄乡遇见的农妇杨改花。４月间见到她的时候，她的病还不是太厉害，
只是发低烧、感冒老是不好。她知道自己的病是几乎不能治愈的，但她很乐观，她说：“只
要能把两个孩子的事情办完就行了，死了也没啥挂念的了。”两个孩子一个１０岁，一个１
３岁，农村人说的“事儿”一般是“娶媳妇生孩子”。在政策允许的情况下，杨改花的孩子
至少还得等上１０年才能够了却做母亲的心愿，可是，留给杨改花的时间远远没有十年。
　　７月，我再一次来到邢庄乡，杨改花被丈夫抱到院子里的一个小床上，她对我说的还是那
句话，“只要能把两个孩子的事儿办了就行了”。但是，她根本不可能办完那些事儿了，死
亡的阴影从她那两个眼睛里流露无遗，眼睑正在腐烂。８月初，她的丈夫打通了我的手机，
杨改花在我去过后的第四天死了。
　　还是在尉氏县，一个叫北苇坞的村子。２４岁的郭晓风是村子里发现的第一个艾滋病
人。４月，我到村子里去看他，他在自家的屋子里坐着，我说你怎么不出去转转啊？他说，
不能了，除了别人见了他躲着走，更要命的是眼睛看不见东西了，从发病到失明不到一个
月。他是读过中学的，所以对艾滋病的看法相对是清楚的，发病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
是把老婆“撵”走了，说到这些，晓风眼里的泪水就快要掉下来了，说是“撵”，因为她并
不愿意走，但他很坚决，她哭着抱着孩子还是回到了娘家。小风说，妻离子别啊！８月，
我再到小风家，他父亲说，他死过两天了。我专门到小风的坟上看过一次，那坟孤零零的，
离村子很远，在一块荒地上，坟很小。
　　我穿行在“艾滋病疫区”，就是这样看着一个个活生生的生命走到了尽头，我没有办法
可以救他们，一个个逝去的生命被我“记录在案”。他们不会有墓碑，甚至不可以在死后和
村子里的其他正常死亡的人埋在一起，他们被彻底地抛弃，虽然他们曾经做为人的生命存
在过。
　　看着生命从身边走过而无法留住，我的泪水在这种无奈中早已是不知为何而流了。
５。穿行在“艾滋病疫区”，我继续着进入更多的村庄，我一次次地为他们落泪
　　艾滋病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而我因为写了艾滋病状况的文章，我的生活也因此而改
变，而且，我的泪水却从不为此而流。
　　２０００年的春节刚刚过完，我的艾滋病的第一篇报道在西部的一家发行量很大的都
市报上发表了，这也是国内外第一次公开报道河南艾滋病的文章。正月初七，过完年上班
的头一天，我按时来到报社，部门的头儿把我喊到了他的办公室，他对我说，这会你的麻
烦可大了。我说，咋了？他说等会儿老总找你就知道了。
　　上午１０点，老总把我喊了过去，他扔给我一份报纸说，你自己看吧。我接过来一看
才知道是艾滋病的文章发表了。他说，上面正在问这件事儿，你只有被处理了。说完这些
话，他就让回到了办公室。
　　处理的结果很简单，我只能是离开工作岗位。
　　这不是我第一次因为写的文章而被迫暂时离开，在两年前，我就有过类似的经历，所
以，对于这一次，我真的没有感到“不可理解”。但是，离开并没有让我放弃继续到我要去
的地方的想法，我总是以自己的方式坚持。我总觉得我应该做下去，所以直到现在，我仍
然是那里的常客。有人说，你这样做，已经超出了记者的工作范围了，我承认，我是做得
有些多余的。
　　当今作记者，用明白人的话一总结，也是圈子里的好事者琢磨出来的，无外乎有这么
几类。
　　一类是乞丐式记者。这类记者一般寄生在我所在的这类报纸，要说薪水不高，勉强顾
得生活。平日里，这些记者混迹于这个厂那个矿，与老板们交上朋友，图的是老板们口袋
里的钞票。讲这些无意于指点哪位，因为这些记者手中的权力不大，上边的神仙转悠不动，
就只能糊弄“穷得只剩下钱的人”，据常在这个圈子里混营生的朋友说，居然还不错，他也
乐的逍遥。
　　二类记者是嫖客式记者。他们主要在一些名气较大的报社上班，很多直接是当
地的党报和一些很肥的部门的机关报。他们成天泡了这个会议跑那会，与领导们觥酢交错，
一天不醉不罢休，他们以喝酒为累。其实更累的则是“嫖”了。这一类记者大都不会在事
业有什么成就，但带有官方色彩的各类奖项又少不了他们，所以，人家这才叫潇洒。
　　三类记者则是苦行僧式的。他们大都还有职业的尊严，道德的约束，做起事来常以行善
为标准。无奈他们所在的媒体在当地的影响不是很大，所以他们的分量也是轻乎其微。我有
几个朋 友是属于这一类的，自以为是为民请命的，但常常弄得灰头土脸。
　　四类记者是侠客式的，大都在国内知名的强势媒体舞枪弄棒，很让人羡慕。下去采访，
听农村的村民说，看看焦点访谈吧！而同行们议论最多的还是南方周末的大侠们。瞧人家爱
写什么就写什么，写出来的都是百姓们爱看的，这应该是新闻同行们追求的最高界。
　　我是属于那种呢？我自认为应该是苦行僧。所以，有很多时候，我在做着的都不敢妄
想结果，总是往坏处想。我从来都没有真正畅快淋漓地做过自己的本职工作。有时，我也
想过是否改变心中仅存的一点善良的想法，但这样的念头从未占据胜算位置。在朋友圈子
里，我是他们想象的最不老实的人，时不时总要折腾出一些什么事情出来，所以，他们中
的一部分很是对我有些看法。
　　我不会因为自己生活的些许改变而落泪，因为我的眼泪在我走过的许多地方落下，砸
向了光临过的土地上。
　　我记得有一年的大部分时间是在田间地头度过的。有很多时候，我走在乡间的小路上，
很诗意的想，如果在这里生活是多好啊。没有烦恼，没有城市的烦躁，闲情逸致，别有一
番情调。读大学之前的生活我多半是在河南农村度过的。所以对农村我总是有一种特殊的
感情，而艾滋病，这一在我的家乡的土地上正在肆虐的魔鬼，我更是用特殊的方式关注它。
　　今天，在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他们，那些被“艾滋”肆虐着的人们，还是无法改
变生存的状态和方式，我会再次接近他们。
　　我会更多地走进那些村庄，一次次地为他们落泪。


*****************************************

                  


回复关系：  
穿行在“艾滋病疫区”--我的眼泪为何总是砸向大地(赵三多: 2003-12-01 18:22:49)18650 B (0/66/0)

加新帖   回到强国深入讨论区   回主讨论区   回到社区首页    打印本页  
        谢谢, 您是本文第 67 个阅览者 请在本版排行榜上投我一票 加为好友
文章主题：  (50字以内)  
  
　换名发帖请输入：登录英文名(注意大小写)：  密码：   

　提交格式:  保持当前换行状况　　  自动换行  

　  ? 　  a  
   
  [说明] 最大上帖量64KB HTML标签可用 贴图标签可用 Flash标签可用 音乐标签可用
   
  论坛信箱 ： qg@peopledaily.com.cn   
  
   

  

镜像：美国　日本　教育网　科技网
E_mail:info@peopledaily.com.cn
关于我们　人民网地图　帮助信息 广告服务 合作加盟　网站声明　招聘英才　联系我们　ENGLISH 京ICP证000006号
人 民 日 报 社 版 权 所 有 ，未 经 书 面 授 权 禁 止 复 制 或 建 立 镜 像  

人祸？血祸？走访河南艾滋村
　　“请不要介意，我们都有艾滋病。”
　　“我们不欢迎记者。”在文楼村——这座因为数以百计的艾滋病人而闻名世界的豫南偏僻村落——记者被三四十个村民围到墙根。

　　“送钱来的吧？记者都是送钱来的。”也有人这样嚷嚷。
　　“我是送书来的。”记者想起背包中还放有10本郑州艾滋病专家高耀洁赠送的《艾滋病/性病的防治》。书立即被一抢而空。其余的人继续盯着记者的背包不放。
　　一个村民邀请记者到他家里，但大部分人似乎并不愿意记者这么轻易走掉。“你的记者证？”一个50多岁的村民突然走上来，他穿着一件灰褐色的中山装，脸上布满在烈日和风沙中劳作积淀下的硬硬的皱纹，像警察审问罪犯式地冲记者吼道，“还有名片！”
　　老汉盯着记者证和名片足足看了4、5分钟。有些村民情绪激动起来:“都是你们记者，说我们文楼有多少多少艾滋病，结果从北京遣返回来好多打工的，我们种的菜都没人买了。”但马上有人反驳:“你不要听乡里胡说，没有高医生和记者把咱们的病反映出去，现在你能免费吃药打针？”
　　“高医生也不咋的，他尽给病轻的人钱，不给我们病重的。”又有人说。
　　更多的人围过来，一层，两层，三层，四层，用各种眼神但并不友好地盯着。“你的介绍信呢？”那老汉又蹦一句来，更威风地盯着记者。
　　介绍信当然是没有的。右后方终于有一个声音说:“中国公民到哪里不行啊。何况他还啥也没采访。把记者证还给他吧。”
　　“不行，乡里说了，记者不能私自来采访。”老汉并不准备让步。“让他走吧。”另外几个人也帮着说话。老汉迟疑之间，右后方的一只手把记者证夺过来，拉着记者往外就走。身后有人在骂骂咧咧。
　　“请不要介意，我们都有艾滋病。”这个名叫程建中的村民说，“我们也都是受害者。”
　　那个老汉是个例外。程告诉记者，那老汉是文楼村“艾滋病协会”的会长。自从1999年7月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的桂希恩教授在这里发现了数以百计的艾滋病患者和携带者，死亡的阴影便笼罩着这个偏僻的中国村庄。8月23日，国家卫生部在北京公布了河南省上蔡县文楼村的艾滋病疫情——确切地说，包括6个自然村、3170人口的文楼大队，1995年之前有1310人常年卖血，按照1999年11月和2001年4月卫生部门的调查，43%左右的卖血者感染了艾滋病毒。从1995年至今，至少31人死于艾滋病，241名病毒感染者和38名艾滋病人正在等待死亡。具体到只有800人的文楼自然村，按照村民们自己的统计，90%的青壮年——至少300人以上——常年卖血，其中大概只有5个人得以幸免。
　　“我们大部分都是桂教授查出来的，今年卫生部又来过两次，4月份查的是尿，6月查的是血。”程建中说，“谁有病大家都知道，在这里也没什么好保密的。”最初的恐惧和绝望之后，生活在这一世界上艾滋病发病率最高地区的村民决定打破沉默。尽管有人仍然为自己得了“这个脏的病”而羞愧，中央电视台播出了这样的画面:一个60多岁的老农感到“我们文楼人太丢人现眼了，在人前抬不起头”，但大部分人已经不再自惭形秽。“我们没有卖淫嫖娼，也没有吸毒，我们只是到那些官办的血站卖血，我们又没有做错事。”程建中坚决地说，“必须有人为我们的病负责。”另一位村民告诉记者，他们希望提出诉讼，但不知道该把谁推上被告席。
　　8月4日，卫生部副部长殷大奎率领的由官员和北京专家组成的中央工作组的到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紧张的空气。“现在日子比以前好过了。”34岁的艾滋病人程勇力说。免费医疗对穷困的村民是雪中送炭，8月29日记者到文楼的那一天，X光机、B超、显微镜刚刚运到春节后修建的村卫生所，这是按照专家的意见进行抗病毒治疗所必需的检测设备。据介绍，为救助文楼村民，有关部门和当地政府已经花费了500万人民币，包括电网改造、小学修缮和40万元的药费。但村民们还是不满意。一个普遍的抱怨是县里一共发放了三次救济，但很多人只拿到一次:50元钱，一个毛毯和一双鞋，甚至有老实的病人一次都没得到。尽管政府保证病人的孩子可以免交学费，但这个新学期在文楼的小学校里并没有执行。从县直和各乡医院调来的医生护士几乎一天一换，对病人病情的了解只能通过病历记录。连对疫情的调查都被指责动了手脚以压缩比例，有些父母患病的儿童被锁在学校的教室里不准外出，直至愤怒的家长上告，方由卫生部官员责令当地补查。“这是形式主义，上面对我们很关心，但一到下面就变味了。”一位村民说。
　　文楼村民对艾滋病的恐惧已经演化成外界对文楼的恐惧。卖油条的、卖猪头肉的、卖种子的、收西瓜的，现在都不再光临了，村民们告诉记者，在中央工作组之前，没有看到有当地政府官员前来慰问或调查。关心和回避的并存使艾滋病人愤懑的情绪变得奇怪起来。来自北京的官员曾请几位病人代表到上蔡宾馆，有病人便要求住带空调的房间，第二天又要求给自己家里也装一个。“我了解他们的情绪，但我觉得他们应该找到更合情合法的途径要求赔偿。”告诉记者此事的一位官员说。
　　战争开始了
　　“战争开始了。”
　　高耀洁有些蹒跚地迈上河南省图书馆高高的台阶。这个76岁的老太太用半年前世界卫生组织颁发给她的“乔纳森·曼恩世界健康与人权奖”的2万美元奖金和福特基金会1万美元赠款，印刷了12万册《艾滋病/性病的防治》。“我要把这些书全部发给最需要的人。”高耀洁教授说，“我害怕这场战争的灾难比二战还要大。”
　　8月23日下午，高耀洁和记者押送着第一批14400册书开始了她后来称之为“磕头”的送书之路。省教育厅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3150本，宋庆龄基金会525本，省图书馆5075本——只有在省图书馆，才有一位副馆长和馆长助理出来接待，帮着张罗卸书。“我知道你们有134个市县图书馆和800个服务站，所以我还准备给你们2万本。”高耀洁对馆长嘱咐道，“但你们得把这些书发下去，我是要看回执的。”“我需要保证这些书能让需要的人免费看到，而不是被堆在仓库里或被卖掉。”
　　高耀洁告诉记者，开封有一个23岁的女护士，给艾滋病人打针时不幸感染，她把伤口包扎上了。而实际上只需要按住动脉往外挤，用水冲，再放入酒精中20分钟就行了，“她在电话里哭着对我说，自己也到图书馆查过，但根本就没有这方面的书。”
　　高耀洁已经自费把她的书寄给了700多索求者。她还希望能给省卫生防疫站2万本，但有人不愿意接受，理由是不能让病人知道那么多知识。最后是主管的副站长王哲出来说话，收下了2万1千本。
　　“这是很残酷的，应该让他们知道，他们知道的越清楚越好。”高耀洁说，她去过很多艾滋病高发乡村，“那里连一张挂图都没有，只是在上蔡那边的小学教室里挂了一个电影明星(濮存昕)。”
　　高耀洁曾经一度很担心有人阻止这本书的出版，因为她在书中提到了自己的发现:驻马店的上蔡、西平、周口的项城、沈丘和许昌的鄢陵等县的很多病例证明，夫妻中有一方得了艾滋病，另一方可能过好几年也没有发现感染病毒。她提出这一“值得关注的问题”的用意，一是提醒学界对中国人体质与HIV性行为感染的亲和力进行研究，更关键的是佐证自己的一个重要观点:在中国，血液是艾滋病最大的传播途径，绝大部分的艾滋病患者都是采血问题的受害者。
　　即使到目前为止，官方的说法还是艾滋病的传播途径以静脉吸毒传播为主，在估计的60万HIV病毒感染者中，吸毒者占总数的69.8%，经性接触传播的占6.9%，从1998年到2001年6月，经采供血传播的占同期感染总数的6%。“我以前也这么认为，《艾滋病/性病的防治》这本书1996年第一版时也是这么写的。但从1999年开始，我发现情况不是这样的了。”高耀洁说，“我们是经血传播为主。”
　　今年年初，高耀洁和桂希恩这两位在河南农村有很高知名度的医生，受邀参加了在清华大学开的一个研讨会。会上北京一位姓汤的教授提出新观点，中国的艾滋病感染70%—90%是通过色情业传播。“我像苍蝇一样跟着这汤教授，问他说的是真的吗。我以我的人格担保，通过色情业传播的连7%—9%都不到。后来这汤教授说，他是查了好多文件和资料得出的结论。云南和四川的代表说他们那里以吸毒传播为主，结果仔细一问，他们也是连一个艾滋病人都没见过。”高耀洁在记者面前挺起胸膛，“我见过的艾滋病人不下一千，我收到的数千封信来自全国各地，99%都是血液传播。”
　　记者只去过河南调查艾滋病，所以对全国的状况没有发言权。但在豫东的开封，当地最大的一家医院的医生告诉记者，这几年他们检测出的艾滋病人和携带者上千例，全部是献血和被动输血者，开封尚没有发现一例因性传播和吸毒致病者。当记者再次向他确认每年经他们医院发现的艾滋病人和携带者是否有1000人的时候，他犹豫很久，才回答说:“今年也就几十例吧。”
　　发布像艾滋病这样的传染病疫情，是只有国家才有能力和权力做的事情。事实上，没有人知道真实的数量有多少。这位医生只能告诉记者，90年代初开封的尉氏、杞县等地血站和卖血的普及泛滥程度一点不比上蔡差，卫生部和桂希恩对卖血者的艾滋病感染比率的检验结果分别是40%多和60%。即使按照这个比率，也是十分恐怖的数字。记者在开封尉氏县屈楼村看到，这个700人的小村庄去年死亡4人，今年又死了4个，还有5个人已经明显表现出与死者共同的症状:持续发烧38度以上，持续腹泻，体重几十斤地下降，长疮流浓，脸色吓人的发黑。记者把所见所闻告知河南省卫生防疫站副站长王哲，王哲回答说:“这些情况我们都掌握。”但屈楼村民告诉记者，自从1999年那里开始出现疫情后，没有任何一位来自北京、郑州、开封或者尉氏县、乡里的官员或卫生防疫人员去过。8月27日下午，在郑州纬五路河南省卫生厅的门口，一个中年农妇蹲在地上痛苦地呕吐着绿色的东西。100米外的省卫生防疫站门诊部，是河南省惟一的艾滋病确诊医院，三楼的确诊室门口，从4点到4点10分，等待在那里的一男一女分别被告知染上了绝症。医生问了一句“废话”:“以前卖过血吧？”然后一人发了一张4开小报，告诉他们回去注意家人预防，就不再多说一句。男人很快地离去，那个来自豫北焦作温县的农妇和她的丈夫茫然地等待着什么，但终于也慢慢地下楼，出门，然后一前一后，消失在人群中。他们的脸上，什么表情也分辨不出。
　　“没有多少安全的地方了。”记者身旁的一个男医生说了一句。不仅仅是一个上蔡，甚至上蔡可能还不是最严重的，因为有比上蔡更穷、卖血更多的地方;也不仅仅是河南，在陕西商洛地区，在河北、安徽、山西，都发生过甚至还正在发生着这样的惨剧。“中国已经进入艾滋病流行的快速增长期，一旦进入增长期，就会呈现感染加速增长的趋势，如果在这个阶段防治措施不力，就会迅速进入泛滥期。假如不迅速采取有效措施，中国将成为世界上艾滋病感染人数最多的国家之一，艾滋病的流行将成为国家性灾难。”去年6月28日，中科院院士、艾滋病研究专家曾毅教授在中科院院士大会上发出了这样的警告。如果真的是采血——至少在像河南这样的区域——是采血把数以千百计老实本分的农民制造成艾滋病患者，那么，人类历史上这一罕见的公共卫生事故，该到了揭开盖子追问责任的时候了。
　　血浆经济
　　1995年，是世界流行病防治的奠基级人物巴斯德逝世100周年，这一年2月26日到3月1日，在河内举办了一次纪念巴斯德逝世的国际流行病研讨会。会议行将结束时，与会的原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院长曾毅突然接到国内电话，北方一些地区发生艾滋病大规模疫情，催促曾毅尽快回国。
　　究竟是发现了什么严重问题使得卫生部如此紧张，我们不得而知，被采访的一些卫生官员也说法不一，但从现在回想起来，一些先兆早已有之。1991年初，当时还是河南省人大代表的高耀洁从参加人大会的农村妇女代表那里得知，一些农村因为卖血导致肝炎等传染病流行，她当即提案，要求严格买卖血卫生管理。也就在那前后，省卫生防疫站的一位老专家百思不得其解地发现，被消灭已久的疟原虫又在豫南一带流行，直到一位从驻马店出来的省领导愤怒地问及，驻马店防疫部门的血站抽农民的血，一天卖几次，这么抽老农民的血不抽垮了？1992年七、八月间，河南省各地普查丙肝，结果吓人一跳，这个刚刚分离出来的肝炎种类在河南的发病率居然直追老牌传染病乙肝，比国外的发病率高出四五十倍。尤其是在卖血人群中，感染丙肝的人数一般都在一半以上。
　　然而，疟原虫也好，丙肝也好，毕竟不是什么要命的传染病，当时所采取的措施是不再允许他们的血用于医疗输血。没有人想到，更多的人因此而被推入更为残酷的深渊。不能用于医疗输血并不代表不能卖血，当时刚刚兴起的一种单采血浆的卖血方式就并不拒绝丙肝患者，这种方式只需要检测乙肝两对半。所谓单采血浆，就是把采到的血用离心机分层，只要血浆，把红细胞回输卖血者，采到的血浆卖给生物制药公司，可以提炼制成人血白蛋白、球蛋白、血小板因子等昂贵药剂。据一位医生出身的卫生局长介绍，白蛋白在临床上广泛应用于治疗休克、烧伤、外科手术、癌症放疗化疗、生产失血太多后等引起的血容量锐减，以及慢性肾炎、肝炎、糖尿病，到目前为止，白蛋白的生产还主要靠从人血浆或人胎盘中提取。90年代之前，中国医院所使用的白蛋白基本从德国和澳大利亚等国进口。但按照卫生部、外经贸部、海关总署1984年和1988年两次联合通知的说法，“鉴于资本主义国家中同性恋和静脉注射毒品已成为一种严重的社会问题，艾滋病又常见于男性同性恋者，而国外用于制造血液制品(如白蛋白、丙种球蛋白等)的血浆供应者中同性恋者又占很大比例”，为防止艾滋病传入我国，血浆、人血白蛋白、球蛋白等血液制品被禁止或限制进口。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国内开始大规模引进国外资金、技术和设备，兴建血液制品生产企业。
　　即使在今天看来，这也是一桩一本万利的好买卖。血液制品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属于稀缺商品，中国直到80年代末白蛋白的产量也不过十多吨，根本供不应求，由于进口受限，价格高企。而中国是人口大国，像河南这样9000万的人口大省，80%是低收入的农民，哪怕这7000万人有百分之一二愿意卖血，哪怕每年只卖一两次，也能创造上亿的价值。与此同时，可以带动大批采血人员就业——于国、于民、于商都是只赚不赔的好事。
　　偏远贫困的内地农村因此成为便宜而干净的血浆的理想采集地。这其中关键的中间环节是主要由卫生医疗部门开设的血站。事实上，这些被卖血者称为官办的血站很快成为“血浆经济”最积极的开拓者、鼓吹者和组织者。
　　“在医院门口的广告栏里，贴着献血光荣，救死扶伤。”同样属于文楼艾滋病人一员的程建中告诉记者，“血站总是宣传采血的好处，单采比全采好处多，说血跟井水一样，抽几桶还是那么多，经常把老水抽出来换新水，去旧血，换新血，有利于新陈代谢。对身体有益无害。你不去卖血，说明你身体不健康，有病。”每次单采都需要先从卖血者抽出800cc满满两大袋的“全血”，经过离心机和净化室分离后，再将下层的400cc红细胞回输，卖血者得到40元到50元，根据地点和时间的不同略有差别。这种方法的一个妙处是由于负责运输氧气和养料的红细胞并不减少，所以卖血者抽掉400cc不会觉得明显的虚弱和精神不振。
　　但灾难就在这不知不觉的回输和皆大欢喜的赚钱中降临了。至少有三个环节被认为存在着致命的漏洞。首先是抽完血后剪断输血管的消毒剪和掐血袋口的消毒钳，这两个器械都与抽出来的全血接触，但原上蔡县人民医院血站的一位护士承认，这些总是沾满鲜血的剪子和钳子都只是在晚上泡一夜，白天肯定是刚沾过这个人的血又去碰另一个人的。
　　然后是离心机，境外有报道称是将几个同一血型人的全血混在一起离心，然后再把已经充分混合的红细胞回输。但记者在河南采访时，没有听到有哪个血站是这么操作的。事实上，普遍采用的离心机里面被分成12个小锅，每个小锅里放两袋血。但即使是这样分隔离心，也非常容易出现血袋被甩破的情况，离心机里鲜血淋漓是很正常的事情。但血站分离员一般只是把破损严重的血袋扔掉，如果血细胞流失不太严重则照常操作——这种情况下，同样会有沾有别人血液的红细胞被回输。由于回输这种特殊的操作过程，无论是消毒剪、消毒钳还是离心机，尤其是前两种器械，为病毒的可能传播大开其门。
　　不知什么原因，单采浆中存在的这么普遍的大漏洞，一直没有得到机构庞大的医院、防疫等卫生系统的察觉和关注。农民在拼命地卖，血站在拼命地采，而卫生主管部门，则在拼命地办血站和发采血许可证。1993年到1994年，血浆经济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由于国家“适时”开放血液制品出口，更大调动了采血收浆的积极性。不仅是防疫站、卫生局和医院，乡镇企业局、公安局、人武部、物资局，各种相干不相干的部门、单位都纷纷上马血站。而给血站发许可证也被认为是有利可图的权力，由于采血许可证需要省级卫生厅发放，在全国范围内，几乎都出现了卫生部门中医政、疾病控制和爱卫会三家争管的局面——最终医政夺走了这块肥肉。
　　几乎可想而知，争夺意味着权力寻租在血站批建中发生的可能性。由于时过境迁，寻找到某种确凿的证据是困难的。但河南省的一位前防疫官员一针见血:“我1993年曾经到下面几个血站看过，一看就害怕，离心机一离血袋就破，还有消毒钳，血站工作人员有很多连溶血反应这样的基本知识都不懂。现在卫生厅的官员都至少是医科院校大学毕业，他们不会连这些都看不出来吧——要么是装作没看见，要么就根本没看。这不仅仅是官僚主义，这根本就是腐败。”
　　但发财心切的人们已经顾不得许多了。最巅峰的时期，整个河南省血站超过230家，仅驻马店就有39家——这些都是由政府部门主办，经过省卫生厅批准的。
　　“我们这里很多人都是上午到县城卖血，一扭脸又跑到开封卖去了。”开封尉氏县屈楼村的丁军对记者说。血站的遍地开花固然为农民献血提供了方便，但同时也进一步加剧了艾滋病的交叉感染和异地传播。
　　按照采血手册的规定，单采血浆者每次至少要间隔半个月，但事实是这个规定如同废纸。“我一年最低300次，平均是一天一次，实际上一天抽两三针是常有的事。”文楼村民程彦军说。那位血站护士告诉记者，由于卖血农民太多，他们当时五六点钟上班采小血(指化验)，正式采血常常从早上七八点钟持续到晚上七八点钟。程彦军也证实，他们村的卖血者总是凌晨三点钟就起来，“去晚了还挂不上号，去的早可以赶上挂两个号，上午一针下午一针。要么就是前院抽完赶紧往后院跑再抽一针，或者各抽两针。”他们习惯于把县卫生局的血站称为前院，把人民医院称为后院，程彦军也抽过4针的，但抽完之后当场晕倒抽筋，习以为常的护士只是过来给他挂一瓶葡萄糖。
　　“他们从来不阻止我们一天卖几次，有针眼捂住就给你扎，也不管你的血质量不质量。”程勇力说，每天在着两个血站卖血的总有500人以上，每天抽1000针，床位不够就一头躺一个。后来在邻近的遂平县一个血站打过工的程勇力知道这其中的暴利:“除去给卖血者的40多块钱外，血站还能净赚至少70块钱。”
　　付出了沉重代价的农民献血者不是没有责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在驻马店、开封、周口、商丘的一些乡村，卖血成了一种生存状态。“公路上站满了搭车去城里卖血的村民，像赶集一样成家成户地去。走在路上还说着，这个胳膊是化肥(指尿素)，这个胳膊是磷肥。”丁军曾经开过一辆“奔马”跑菜，很快他和其他几辆车成了接送卖血者的班车，丁军也就是在拉人过去的过程中顺便卖了不到10次，这是致命的10次。
　　对生财无门的农民来说，卖血是个不错的职业，依靠卖血盖房娶媳妇都不是新鲜事。程勇力90年的时候曾到广东打过工，一个月也有600多块钱，但干了一个月就觉得还不如卖几针血。“觉得又不干活又不累，往那一住，没钱了抽几针，还可以带些钱回去。抽得猛了，休息一个月也就养过来了。”程勇力很是后悔，“当时真没人告诉我这么危险，如果知道传染这种病，别说四五十，给四五百都不干。”
　　谁也不会拿自己生命开玩笑。1993年后，程勇力真的没有再去卖血。他最后一次在县人民医院血站刚抽完，就浑身发冷，持续高烧，打了20多天针不见好，后来怀疑是发疟子，打了一针奎宁好了。“当时我怀疑是冬天输的盐水太冷，血管受不了了。”程勇力说，“我从此再也不敢卖血了，后来跑到海南的一个度假村当保安。”现在看来，那更像刚刚感染艾滋病后出现的症状。
　　1995年3月，河南省卫生厅和公安厅突然发布通知，开始大规模取缔已经泛滥成灾的血站。这次行动是强有力的，到1996年初，几乎所有的县级血站都被关闭。由于一些生物制药公司仍在河南采浆，地下非法血站应运而生——比如承包上蔡人民医院的姓尼的医生——有些甚至是昔日的卖血者经营的。但到1997年，这些地下非法血头即遭到严厉打击而销声匿迹。
　　究竟谁应该为最大面积的传染负直接责任，一位长期跟踪掌握相关数据的权威专家分析认为，大部分人的受感染地是1996年后出现的地下采血点。但另一些河南当地专家则认为，把责任推给那些非法血站也是不合适的，尽管它们更容易引发传染，但毕竟存留的时间太短。在1995年之前，地下血站更少之又少，原因很简单，就像烟厂和电信公司一样，根本轮不到他们吃那块肥肉。由于记者掌握的材料、到过的地方、采访的病人有限，无法判断哪一种更接近真实。但是，悲剧已经酿就。
　　盖子
　　公允地讲，在最初，没有人能想到艾滋病的乘虚而入。“我一直以为艾滋病在中国不可能大规模流行。”一位市卫生局长向记者坦言。他的理由是，中国家庭还是比较稳固，即使到今天，婚外性关系也不多，而且让人看不起。同时中国对毒品打击力度很大，吸毒传播也不可能扩张。“一直到1995年，全国一年报道的感染者才一两千，70%多因为吸毒，20%多通过性传播。传播范围都非常有限。”
　　不知为何，中国的艾滋病防治专家、官员和各种文件书籍，可以谈中国的吸毒问题，可以谈中国的地下性产业问题，惟独对输血供血传播不以为然，常常语焉不详，一笔带过，统计数字中相应的感染比率也少得可怜。这种疏忽带来的恶果到今天已经显露无遗。事实上，全世界通过输血和使用血液制品而感染艾滋病毒的报道已有多起，最著名的是法国输血案，由于当时刚刚发现HIV，法国上尉实行献血者HIV抗体检测，结果导致数千名输血者感染HIV，以至死亡。这一事件引起全世界的震惊，导致法国卫生部长辞职和有关人员坐牢。
　　记者在采访中得知，至少在1994年，河南的卫生部门已经获知卖血者中有艾滋病患者或携带者。当时一批由兰州生物制品所出口南韩的血制品中被发现含有艾滋病毒，原浆就采自河南。也就在这一年，上蔡县人民医院血站收到上海生物制品所的通知，它们售往上海的血浆中被抽检出有2例携带艾滋病毒。相信同样的报告应该也递交给河南省卫生主管部门，但后来的处理办法是这家血站不再允许这两人卖血。至于这两个人是否继续到其他血站，没有人再去过问。也没有人再去深究，这么危险的单采回输法，这么随意的卫生条件，这么踊跃的多次卖血者，一旦出现一个艾滋病，后果会是怎样的？对医生来说，这些都并不是需要费很多脑子才能想到的问题。
　　不是没有警觉者。也是这一年，省卫生防疫站的一位官员发现，下面送的血样虽然全部合格，但有很多是一个样本分装的，于是他找来一批原血样抽检，这一抽不得了。“旁边的学生说，老师，我们可以申报科研成果了，我可是腿都吓软了，这种东西永远不出现才好。”
　　可惜的是，这一次次警告没有引起重视。往最积极的方面猜测，可能是出于保密的考虑，HIV在卖血者中的出现没有通报给下面的卫生防疫部门和血站，或者即使有人知道也不了解艾滋病怎么传播。上面的管理者虽然知道有艾滋病，但根本不了解下面是怎么采浆的，所以意识不到可能大规模传染的严重性，只认为那是偶然的个别现象，不让感染者再卖血就万事大吉，证照批，血照采，财照发。就这样，由着HIV的幽灵在中原游荡，毁掉村民的健康，侵蚀着一个个贫困乡村的灵魂。
　　“如果当时就追究的话，就能减少很多人被感染。”程勇力说。
　　惟一值得庆幸的是，1995年对官办血站的查封是坚决的，尽管一些血站一直延续到1996年。但艾滋病大规模血液传播的蔓延之势被掐止了。随着1998年《献血法》的出台，买卖血制被禁止，河南省的血站缩减为23个，所有医院用血都由这23个中心血站统一供血。据河南省卫生厅介绍，经过2年的努力，到2000年，河南的临床用血100%来自无偿献血，卫生部对河南采供血机构血液抽检，合格率也达到100%。
　　可是，另一些事情又有些让人费解了。在大力推动中心血站建设和无偿献血的同时，因为卖血而传染的艾滋病疫情却被冷冷地掩盖了起来。1996年，河南省卫生厅搞过一次全省范围内的献血员抽查。这次抽查的结果被放置于保险箱里，有人说抽查的结果很惊人，但记者得到的数据是，当时全省17个地市，信阳的调查结果排名第一，抽检5000份，其中106份呈阳性，其他地市都相比低得多。这个排名让信阳地方领导很难堪，但一位卫生官员说，纸里包不住火，不信三五年后再看。
　　此次抽检后，盖子被更紧密地捂了下去。到1997年，开始陆续有人高烧、腹泻，没有人知道他们得的是什么病。到1999年，有人开始死去，更多的人开始发病。一直到高耀洁和桂希恩教授惊恐地发现，在那些偏僻贫穷的村庄里，居然有如此高密度的艾滋病人。
　　即使到今天，在河南采访和报道艾滋病仍然是一件讳忌莫深的事情。除了上蔡文楼，其他地方的艾滋病仍然不被官方提及。开封的那位医生抱怨说，没有人向他们通报当地的艾滋病感染和发病情况，他们也不能下去调查，医院很难根据实际情况准备诊治，一个三级医院连对症艾滋病的杀毒药品都没有，只能是真正的头疼医头，脚疼医脚。
　　“由于河南省仅有省卫生防疫站有确认权，我们只能初筛，但病人一般都不会再去郑州了，他们也知道这是不治之症，致使地方上发现病例却又无所控制，大批病员消失在人群中。”这位医生说，按照国家规定，医院初筛发现后要在12小时内通报当地卫生局，“我们这么做了，但没有任何一个部门跟我们联系去追查，这个病人在那里，怎么处理;我们送去的样本，省里也一直不反馈。”
　　“无论如何，都得把情况搞清楚，不能闭着眼说瞎话。”这位传染病专家说。对防疫和传染病医生而言，最可怕的事情就是坐在医院里等待。“回避是最糟糕的解决方式。”美国华裔科学家何大一对中国的艾滋病防治状况直言不讳地指出。联合国在一份长达135的报告中写道，全球艾滋病毒感染者已达3400多万人，最少还另有5000多万人不知道自己已经感染了艾滋病，“这是更大的危险。”
　　当然，有关方面也有他们的考虑。“我们对一些重点区域进行过抽查，但只是抽查。”河南省卫生防疫站副站长王哲告诉记者，国际上也不主张普查，“没有这个能力，势必造成对预防资源的转移”。
　　“这个问题非常复杂。”王哲强调，一个感染艾滋病的人也是有公民权的人。不能限制他们的自由，又不能让他们在当地过不下去，小孩上学没人要，生意做不成。他向记者解释，为什么不在新蔡等其它一些高发区建立像上蔡文楼那样的卫生所:“卫生所一建，等于立了个牌坊，说这里是艾滋病村，你让他们还怎么生活？”
　　在王哲看来，文楼的方式是失败的，对当地造成很多负面影响，“我们希望用温和的方式，既减少疫情的蔓延，又不影响当地经济和正常生活。”他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去年在驻马店召开的全国东西部乡镇企业洽谈会上，就有外地投资者对上蔡退避三舍。记者在尉氏屈楼采访时，有村民告诉记者，他们种了两亩半无籽西瓜，拉了一大车到城里卖，一听说是屈楼的就没人买，后来总共卖了80块钱，辛苦了一年，连瓜籽钱都不够，回来的路上女人们边走边哭。
　　但是，在经济和生命之间，究竟哪一个是最重要的？即使文楼因为高桂两位医生和记者的披露而经济和形象受损，记者在其他地方看到的——缺医少药，没有外界的光顾，没有政府的救助，也没有任何防治措施，眼看着家庭的支柱一个个倒去，只留下老人和孩子，这种方式不是更失败吗？
　　“1988年，当乔纳生·曼恩博士领导世界卫生组织成立‘全球艾滋病规划’项目和设立世界艾滋病日的时候，我们的国家正在设立自己的‘艾滋病长城’。这也是乔纳生.曼博士当年来中国访问时对我国卫生领导人与同行提出的问题:你们要建立中国的‘艾滋病长城’吗？”高耀洁说，“要把艾滋病拒之国门之外，这个想法非常具有诱惑力，也非常天真。在我们的地区已经有许多人死于艾滋病，并留下许多孤儿。我们还是晚了，我们可能要遭受更大的痛苦才能知道我们面临问题的严重性。”
　　曾毅曾经作过测算，当艾滋病感染者人数达到60到100万的时候，随之而来的经济损失每年可以达到人民币4600—7700亿元。在采访前，国家财政部的一位副部长得知这些数字后大惊失色。真实的数字恐怕会让他更为吃惊。
　　然而，这些数字对34岁的文楼村民程勇力没有任何意义，他只知道他快要死了。“这个病世界都治不好。我在海南当保安的时候经常看《参考消息》，报上说到2004年杀艾滋病毒的药品能研制出来。不说有没有钱治，3年我也活不过去了。”他对记者的安慰一笑了之，“我现在天天要挂针，最多我也就能活几个月，一年都活不了。病毒发作就不行了，就快了，我知道。”程勇力最担心的就是他刚刚上学的孩子。“我和我爱人都有那个病，我知道一般情况下这孩子也会有，但我不敢让他去检查，我只希望万一他是个例外。”说到这里，这个一直努力像他在海南当保安时一样操着普通话的男人又笑了一下。但愿有万一。


*****************************************
  永城血祸调查(新民周刊)  
[赵三多] 于 2003-12-01 18:09:15上贴
--------------------------------------------------------------------------------
　
撰稿 李清川（记者）摄影/钱东升（记者）

1999年正月，邸伉伉出生。
2000年8月18日，邸伉伉突然发烧，在安徽萧县某卫生院诊断为急性坏死性肠炎，医生林芳茂打电话叫来卖血者，邸家支付100元钱买来150毫升血，当天输给邸伉伉。8月20日，因贫血，再次从同一卖血者那儿买来150毫升血输给邸伉伉。
2000年8月末，出院的邸伉伉开始连续高烧，被村诊所和乡医院分别诊断为肺炎和类风湿。
2000年9月，去永城市人民医院未能确诊，当时的病历上留下的记录为“连续感冒，无名热”。
2002年，为邸伉伉输血的人去世。
2003年正月后，邸伉伉出现连续发热、咳嗽、皮肤瘙痒症状，当天第一次抽风。
2003年4月7日，邸伉伉住进徐州医学院附属医院。4月9日诊断为：HIV感染，肺部感染，鹅红疮。
2003年4月12日，邸伉伉回家，医院出院意见为：家属要求转院治疗。
2003年4月15日，邸颖、石翠丽夫妇带着儿子到河南省卫生防疫站，HIV检查的结果是儿子为阳性，夫妇为阴性。
2003年4月20日，邸颖找到医生林芳茂，并对谈话录音，林承认输血一事。
2003年4月底，通过中间人说合林芳茂与邸颖达成协议，林以4万元钱附加给已经结扎的石翠丽免费手术的条件，换回录音带。
2003年6月11日，邸颖发出求救信。
2003年6月15日，本刊记者抵达河南、安徽调查，被访人员有邸家、医生、“血头”等十数人。记者的采访机记录下与医生的最后对话，“你要再敢来，我要你的命！”

4岁时，你感受的生活是什么样子？60岁时，你回顾自己的一生有何种感悟？
我们均不得而知，但我们很想知道，尤其当我们往返于4岁的艾滋病患者和60岁的医生之间的路上。我们唯一知道的是——4岁，还来不及感受真实生活的百味，还不可能对很多人闻之色变的疫病有任何了解，但，已被艾滋病侵袭。
这是河南永城市条河乡邸楼村的一个普通院落，这是农忙时的平常下午，四条土狗和一只猫不时窜过4岁孩子邸伉伉的身下，寻找酷暑中的阴凉，他的背后，是三代同住的正屋的墙壁和塞满了玉米棒的麻袋。
6月15日下午我们听到孩子唯一的话是，“妈，你总哭啥？”那时，他像所有平常孩子那样拉着落泪许久的女人衣襟，妈妈石翠丽不得不经常停下来擦拭眼泪，在讲到懂事的孩子在睡觉时曾说起的“妈妈，我不和你一张床睡了，免得感染你”后，石翠丽再也说不出话来。在那之前的几分钟里，伉伉被褪下了衣服和裤子，露出了从脖子到小腿密布的脓疮，这位我们所见过的年纪最小的艾滋病患者的症状已相当显著。
更令我们心情复杂的是，想通过法律程序为儿子讨回个公道的年轻的父亲邸颖，已经被“监视居住”，这样的监视来自他的父母和妻子，他很担心，自己会被送到精神病院。在调查中，我们平静地接受了来自医生“取命”的威胁，承受了太多不善良的目光，但得知“讨公道”的种种艰难时，我们揪心。谁能说清，生活中的这样的悖论发生在多少被艾滋病侵袭的家庭里？
这个夏天，河南永城与安徽萧县的地界淹没在无际的麦地中，使得我们往返于豫皖两省时毫无征兆，一如这场超乎寻常的仇恨事先也无张扬。
命运之变——
　　救命的鲜血最终毁掉了一个孩子，毁掉了一个家庭，我们想知道的是，这样的惨烈还在继续吗？

9岁的文静是伉伉的姐姐，家里来了生人使她有些兴奋，笑容也一直挂在脸上。她告诉记者，自己在读一年级，很喜欢学校。但邸颖说，孩子在学校里已遭受歧视，即使在村子里，邻居也几乎不再走动，还有两户准备搬家，理由是“邸家有个艾滋病人”。
这一切变化，让邸家始料不及——
　　在徐州医学院附属医院2003年4月9日填写的邸伉伉的病历上，记录的诊断结果为：HIV感染，肺部感染，鹅红疮。
这是邸颖和妻子石翠丽第一次听到艾滋病。
几近崩溃的父母希望能有人“救救他们的孩子”，但他们不知道哪儿有“救命草”，因为“连医院都把我们撵回来了”。在出院意见一栏，医生填写的是：家属要求转院继续治疗。
回家两个月了，伉伉的治疗只能“头热医热，身痒治痒”，但每个夜晚，年轻的父母都会因孩子的啼哭和抽搐惊醒。与本刊记者同行的原河南中医院妇科主任高耀洁预测，3到6个月内，孩子将有更明显的症状，寿命恐怕只能到2004年春节。
故事本身并不复杂：
当地计划生育政策的重要内容是在第一胎生了女孩后，可以核准发放第二胎准生证。这使已有一个女儿的邸颖在1999年如愿添了儿子。
那时，邸颖除了忙活地里的活计，还做些小生意，鼎盛时还开过小卖店，很令村里人羡慕。
2000年8月18日，伉伉突然发烧，邸楼村诊所医生秦林将他们介绍到安徽萧县一个卫生院检查，对于跨省检查，他的理由简单可信，“实际距离不远，那里的医生林芳茂退休前曾是条河乡的医生。”
诊断结果很快得出，伉伉得了急性坏死性肠炎，医生林芳茂做出了输血的决定。因为邸颖夫妇与儿子血型不同，邸颖提出到血站买血的要求。林芳茂对邸颖讲，血库的血远远不如从身上抽的鲜血好，库血存放的时间太长，质量差。随即，林芳茂打电话寻找血源，不久，条河乡鱼山村村民徐永光用三轮车拉来一个血型相同的人。
邸颖有些顾虑，徐永光说，他经常到江苏徐州、丰县，山东单县，安徽萧县，河南永城卖血，血的质量肯定没问题。就这样，150毫升血从绰号为“寿”的卖血者身上输给了当时不满两岁的邸伉伉，两天后，又输了150毫升。这两次输血，邸颖花的钱比购买库血便宜很多，300毫升只用了200元钱。为了表示感谢，当晚，邸颖请两人喝了酒。
因为伉伉出院不到10天便开始发烧，邸颖又在村里的诊所和乡里的医院为他治疗，两家的医生的诊断分别为肺炎和类风湿，直到去永城市人民医院也没能确诊，当时的病历上留下的记录为“连续感冒，无名热”。
2003年正月后，邸伉伉再度连续发热、咳嗽、皮肤瘙痒，在出现一次抽风症状后，邸颖决定带儿子到大医院查查病根，4月7日，邸颖夫妇带着伉伉住进徐州医学院附属医院。
4月9日，查出HIV呈阳性。
4月15日，邸颖夫妇带着儿子来到河南省卫生防疫站，HIV检查的结果是儿子为阳性，夫妇为阴性。
邸家举座皆惊！因为两家治疗机构的医生都问了相同的问题，“孩子输过血吗？”邸颖开始怀疑一年多前的输血是邸家的“祸首”。
4月20日，邸颖带着微型录音机找到林芳茂，记录了以下对话——
　　邸颖：你给治过后，我小孩为什么经常发烧？
林芳茂：因为你孩子免疫力低、抵抗力差。
邸颖：这是怎么导致的？
林芳茂：这个有先天带的，也有后天得的。
邸颖：跟输血有没有关系？
林芳茂：没有。
邸颖：你输血都怎么化验？
林芳茂：输血的都有健康症。
邸颖：那你为啥不用血站的库血呢？
林芳茂：人身上的鲜血好，库血放的时间太长了，抗凝。
邸颖：给我小孩输血的人有没有病？
林芳茂：能有啥病？没甲肝，没乙肝，也没艾滋病。
邸颖：你咋知道没有艾滋病呢？
林芳茂：有艾滋病你小孩不早就没命了吗？
邸颖：那不是还有潜伏期吗？
林芳茂：啥潜伏期？这是往血管里注射，有（艾滋病）的话一打就死了。我们这个地方没有艾滋病，我做了一辈子医生，就是这样输血的。
……
林芳茂承认了为邸伉伉输过血的事实，同时林坚持认为输血是规范的，没有问题。
当晚，邸楼村诊所医生给邸颖打来电话，邸颖回忆了电话的内容，“林芳茂让我们村的医生做做我的工作，不要告他，还说当时也是想救活孩子，让我们不要恩将仇报。”最后，村医生转达了林芳茂的诚意，“你没有钱，告也告不赢，献血法是2000年12月纳入法律的，到最后人财两空，倒不如给你2万元钱，咱们一笔勾销。”
因为邸颖没有答应，这笔钱的数字迅速涨到了4万元，并附加了给已经结扎的石翠丽免费手术的条件，作为交换，邸颖要将当时录下的对话音带交还给林芳茂。在此期间，有两人担任中间人：一位是邸楼村的党支部副书记，另一位是鱼山村的石亚荣。
邸颖同意了。
所谓医生——
　　与医生见面时，记者被不明身份者包围，与医生对话中，我们听到了“救人于水火中”，但在记者回绝了再次见面的要求后，所谓医生者粗口不断，最后说出了，“你们再敢来，要你们的命。”

给邸伉伉输血的医生林芳茂是安徽人，曾任河南永城条河乡卫生院医生，退休后回到安徽萧县老家行医。本刊记者决定与林芳茂见面时，知情者说，“他的手下有20多人，你们去时一定要小心。”
因为是收麦子的农忙季节，从河南通往安徽的土路上被分段铺满了麦穗，我们从郑州来永城乘坐的富康车开不过去，只能在邸楼村借来了两辆“年迈”的摩托车代步。用它还有一个考虑：不清楚接下来的调查是否会有意外，摩托车利于在情况紧急时迅速脱身。
在扬尘的土路和收割过的麦地里穿行了半个小时，我们已经远远望见了安徽萧县大屯镇林楼村的房子，把摩托车藏在地沟里，我们徒步进村。
林楼卫生所在靠近村口的一个院落里，门前聚集着不少人，打量我们的目光都很复杂。
进院后，一位贴着墙根打吊瓶的男子为我们指了林芳茂办公室的方位。林芳茂看起来比他的年龄要小很多，与当地从事农活的男人40岁出头便有明显老相相比，60岁的他因为满面的红光而有明显区别。
为了避开屋子里的人，我们的采访转到了旁边的一间空屋进行。
房屋的墙壁上，一面锦旗很醒目，“精研岐黄术，融汇中西医，救人活命，造福一方人。”与房间相连的里间，是一间存放药品的屋子，药箱码放成了半堵墙。
得知我们的来意，林芳茂一直在追问我们的消息来源，并一再表示那是3年前的事情，早已处理好了。
以下是本刊记者与林芳茂的一段对话：……
记者：林医生，当时孩子送来时情况怎么样？
林芳茂：很严重，我们诊断是出血性肠炎。
记者：都采取了什么治疗方法？
林芳茂：用了白蛋白。（进来两名男子，站在记者旁边）
记者：还有别的药吗？
林芳茂：还有抗生素。（又进来一名男子，站在记者身后）
记者：还有别的手段吗？
林芳茂：没有了。
记者：输血了吗？
林芳茂：输血了，当时家长要求输血。
记者：是这里的库血吗？
林芳茂：不是，是家属提供的血源。（又进来一名男子，站在门口处）
房间内一男子：都过去好几年了，你们还来干嘛？
……
采访进行了15分钟，4名不明身份的男子已经把住了房间内的所有可退之路，且目光都不友善。从没来得及关上的大门可以扫到外面的景象：想到院子里拍照的摄影记者刚出门就被一群男子贴身包围起来。
为了避免意外发生，我们记下林芳茂的电话，迅速撤离。
因为心又不甘，我们并没有马上返回河南，而是在确认无人跟踪的情况下，绕道一片西瓜地再次折回林楼村的另一端。一个开小卖店的中年女人同样很警觉，“这个医生到这里来的时间不长。”此外，再无言语。另一位自称被林医生治过病的徐姓男子讲，“原先这个大夫给病人输血，现在已经不输了。”
在我们返回河南后，邸颖说，林芳茂通过中间人给他下了“最后通牒”：要求邸颖把林芳茂先前支付的4万元钱拿回去，理由是“你把记者叫来了”。
本刊记者返回商丘市后通过电话与林芳茂取得联系，林芳茂对于我们离开永城颇有些遗憾。
以下是本刊记者与林芳茂的通话内容：……
记者：林医生，买血来输是邸家的意思吗？
林芳茂：是他家属要求的，血源也是他家里人找来的。
记者：那你为什么要给邸家4万元钱呢？
林芳茂：（无声），我是可怜那孩子。
记者：你同情的患者，都会给钱吗？
林芳茂：（无声）记者：血源是你找来的还是邸家找来的？
林芳茂：（无声）记者：你知道关于输血的有关规定吗？
林芳茂：不知道。
记者：现在也不清楚？
林芳茂：现在才知道。
记者：你知道这样做的后果吗？
林芳茂：蹲监狱。
6月16日，记者再次与林芳茂取得联系，以下是通话内容——
　　……
林芳茂：记者同志，我真欢迎你们，也希望能够通过我给其他的医生一个警醒。
记者：什么警醒？
林芳茂：见到这样的事情，宁可让他死掉，也绝不去救。
记者：这和你联系买血有关系吗？
林芳茂：那是为了救命啊。
记者：如果是将艾滋病患者的血输给孩子也是救命吗？
林芳茂：我不知道他是艾滋病患者。
记者：作为医生，你觉得是不是有必要弄清楚呢？
林芳茂：我今年60岁了，从医40多年，我救人无数，我是个善良的人。
记者：这我可以相信。
林芳茂：你们再来一次吧，我还有很多话想和你们说说呢。
记者：我们的采访已经结束了。
林芳茂：你们来吧，我等着你们。
刚刚结束通话不久，林芳茂再次拨通记者的电话——
　　……
记者：林医生，中间人传话给邸颖是什么意思呢？
林芳茂：能有什么意思，我就是个医生。
记者：你觉得在这件事情上你有什么责任吗？
林芳茂：妈了个×的，你不就是一个记者吗？妈了个×的，你再来啊！妈了个×的，你要是再敢来，我要了你的命！妈了个×的……
在采访机如实录下这位医生的声音时，我的Casio腕表显示的时间是23时，距离林医生约我们前去好好谈谈的那次通话只有10分钟。
还有一位知情人曾介绍，2000年10月，林芳茂在治疗中使大屯镇土山村的一个孩子致死，赔偿1万多元，本刊未能核实。
“血头”神秘——
　　卖血者临终前持续发热，没人能说清他鲜红的血改变了多少个家庭；神秘的“血头”卖血史已8年之久，没人能保证卖血的生意不继续下去。而当地人对于艾滋病知之甚少

给邸伉伉输血的“血头”徐永光和被称作“寿”的输血者都是条河乡鱼山村人，我们对血头和输血者的采访更加艰难。
通向鱼山村的路狭窄而崎岖，很多时候，我们不得不在沟壑和麦田中趟着行驶。在加了油门和档，轰上了一个一米多的土坡后，我们看到了麦田中的一个个坟包，黄土堆砌的坟包和麦秸堆起的垛很难区分开，领路人说，这里面就有死于艾滋病的。
村子背靠鱼山，在35度的高温下，被山体阴影遮挡的村子里，让人感觉到不真实的阴凉。进村后，没有人接我们的话茬，也没人愿意给我们指路。
唯一与我们说话的是一对碾麦的夫妇，他们告诉我们，徐永光下地了，不在家。这句话使我们接下来的采访满是遗憾——与“血头”徐永光“相见不相识”——按照习惯，我们在村口附近的一家小卖店打探另一位传言中的“血头”徐连三的家，一位老人因听不懂我们的普通话而叫来了一位怀抱小孩的女人，女人又用当地方言喊出了一位袒露着上身的魁梧男子。在打量我们几遍后，他开始盘问我们，“你们哪儿来的？”“你们找连三干什么？”尽管我们并没有说明此行的目的，心存怀疑的男子还是表示：不知道。随后，他迅速走进里面的屋子，不再照面。
随着我们在村子腹地不断深入，不友好的目光也越来越多，尽管知道了徐连三家的大致方位，我们已不敢贸然深入，在我们身后30米的地方，已有人尾随。
此时，我们有强烈的直觉：最先接触的小卖店的男人可能与地下输血有关，而且很可能，他就是徐永光。
确实，那个男人就是徐永光，但我们再也没办法直面他。在徐家的门前，两条大狗不仅挡住了进路，而且狂吠不止，徐永光不再现身。不得已，我们退到了一个院落内考虑对策，摄影记者先发现：徐家门前和我们停留的院落门前站满了人。鉴于情况不明，我们发动摩托车，从院子口直接冲到了通向村外的土路上，车后是腾起的烟雾和晃动的人群。
在返回的路上，我们找到了几位在麦地忙活的鱼山村村民，他们对徐永光的印象都不错，这主要源于对徐家遭遇的同情：3个孩子都是哑巴。有人介绍，徐永光从1994年开始卖血并介绍别人卖血，做“血头”时，一般的情况下他从卖血的人那里按照卖出血的数量提成，每100毫升提成20元到30元不等。
而卖血给邸家的人已经没法找到：2002年，该人离世。村民的说法是，“寿”死前一直发热，还有肺炎，因为没人过问，离世后才被人发现，最终他的堂兄出钱把他埋在鱼山下。
仍继续的故事——
　　4万元钱，还儿子一个公道，孰重孰轻？似乎显而易见，又似乎很难抉择，这样的问题如今又摆在了年轻父亲的面前。如今的切肤之痛是，在遭受来自医生的压力外，他还要习惯刚刚开始的被监视生活，监视来自他的家人

从寄出求救信后的两周时间里，邸颖处境艰难。
在他写下“一定要为儿子讨回公道，对得起我心爱的儿子”时，他并没有料想到“讨公道”的巨大压力率先来自家庭自身。“我们全家只有我一个人要这样做，我的爸爸、弟弟，还有所有知道情况的亲戚都反对。”更令其无助的是，与他相濡以沫10年的妻子也不支持他通过法律程序解决问题。对立的理由很简单，“你如果告不了他，连4万块钱都落不到手里，你到时可咋整。”
6月23日，邸颖与本刊通了最后一个电话，在嘈杂的背景音中，他有些声嘶力竭，“我现在已经被家里人监视居住了，他们不让我出去，收了我的手机，马上要掐掉我的电话，他们说要把我送到精神病院……”
在此之前，邸颖的态度已经数次反复，他承受的压力是我们想象不出的——
　　6月15日：你们能不能不发了？有人要我们全家人的命……
6月16日：我爸爸和弟弟打我骂我，他们说我疯了……
6月17日：你们发的时候能不能不写徐永光……
6月21日：要是打官司，我连诉讼费也拿不出来，我也请不起律师……
邸家的担心并非空穴来风。
在本刊记者开始对此事调查时，来自林芳茂医生和中间人的压力一直没有停止，中间人对于邸颖的“反悔”也很恼怒。4万元钱和那盘宝贵的录音带目前都在中间人手中，如果邸颖停下来，可以拿到钱，若走下去，可以取回录音带。
尽管商丘市、永城市的法律援助中心的律师支持他打官司，邸颖心里还是没底，“你知道在我们这里，有钱什么事情都可以办到，医生家很有钱，他们现在正准备在医院的西边建一所私立学校，投资很大。”
与无处不在的压力相比，邸家与苦痛每天如期相遇。
伉伉每天都要吃药，才能在睡觉时少醒几次，从每盒8元钱的百服宁到6元钱一片的依利康，4岁孩子每天吃药比吃饭还要准时。尽管六七种药品无法真正阻止孩子身体的恶化，他们仍希望孩子能够轻松点。真正令他们担心的是，家里已经没钱了，在这个家庭的财产表中，不仅有9年前建造的房子、8只羊、2条牛、1头猪，还有3万元的欠款。
对于自家的遭遇，石翠丽总结为“赖我们的命不好”。她的最大愿望只是孩子能多活几天，为此，他们先后到永城市和商丘市的卫生局、市长办公室求救，甚至还找到了商丘市关心下一代委员会，但好消息一直没有出现。
邸颖曾说，“这里很落后，很多人都不知道艾滋病，也不知道这样输血可能感染艾滋病，只要孩子能上学，只要有口吃的，我就要去做这方面的宣传工作。”但对他来讲，如何走过这个选择的十字路口是个问题。
离开村子时，我们发现了邸楼村唯一的一座“人文景观”，那是一座有些年头的石碑，邸颖说，这是为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的石仪如建的。
我们在萧县得知，在邸颖发出求救信的6月11日当天，萧县所在的安徽省宿州市纪委和监察局向社会公布了3个督办案件的查处结果，其中的两件引人注目：在对《焦点访谈》曝光的某法院强制执行的调查中发现，法官不仅制造假证，还串通提供伪证；在刚刚结束的梁化学涉黑案件中，当地公、检、法部门和地方政府均有主要领导涉及，已有19人被司法机关依法批捕或受到党纪政纪处理。■


*****************************************

  穿行在“艾滋病疫区”--我的眼泪为何总是砸向大地  
[赵三多] 于 2003-12-01 18:22:49上贴
--------------------------------------------------------------------------------
文 喻尘
　　你读到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或许奔波在路上，或许，我还在为了自己明天的工作设想着
多种结果，虽然，我在奔波的地方已经失去了工作着的权利，我还是在以自己的方式努力
着。我的这些努力或许是徒劳，但我坚持着做下去。
１．火车上听来的“艾滋病”消息，消息最早在媒体间流传
　　这一切的发生好象是一种约定，我根本没有任何的思想准备。那一天，如果我不出门，
如果我没有乘坐那一次火车，我就不会做后来的这些工作。有些事情就是没有前兆地走进
生活。在那列火车上，我是如此幸运地遇上了他们，而他们也是很幸运地遇上了我。事后，
我曾经对一位朋友讲起此事，朋友说，命运安排你去做了，你就去作吧，一定没错的。
　　在这之后的很长时间里，我都在作着一件事情，直到现在。为了挽救他们，也为了挽
救自己，挽救我的故乡。多少次，我回到那里，看见他们泪流满面。
　　那天，我接到河南省信阳市一个县里的电话，是这个县的科委的一位副主任打的。他
说，我们这的扶贫开发搞得不错，来看看吧。这位主任原来与我是很相熟的，他们的工作
一向很好，去。我找到领导把事情一说，领导说，去吧，写个稿子出来。于是拉来一位同
事，奔信阳而去。经过两三天的深入采访，掌握了他们的一些先进材料，回去写一个很像
会事的稿子不成什么问题。任务完成得好，心情也就格外愉快，回郑州的时候心里放松得
很，乘上一列从长沙开往北京西的火车，嘴里头还唱着歌。
　　我的兴奋劲仅仅维持了一个小时多的美好时光。
　　当时，我和同事有说有笑地坐在硬座车厢，列车跑的很快，转眼工夫就到了驻马店车
站。驻马店是豫南的一个地级市，因为贫穷而知名全国。从下面上来两男两女，都是40多
岁的样子，农民般的打扮，这从衣服的干净程度和衣服款式可以看出来，还有他们一上车
的满副拘束。豫南的农民就是这样，平时无事无非很少迈出家门半步，所以一出门作什么
都是小心翼翼的，很时髦的说：可以看出他们眼神里出门在外的怕来。4个人瞅瞅我们身
边的空位，很小心地坐了下来。列车很快开出了驻马店车站。
　　命中注定我和这几个人有缘，天意安排了我乘坐这列火车。如果依老习惯坐了汽车，
就不会与他们相遇在这列火车上。“咱到北京后先找XX，他能带咱们到XX医院”，4人中
的一位男子说话了，“XX医院验血很准。”他对面的女人没吭声，病恹恹的样子。我当时
心中纳闷什么病要跑到北京去看。与我同道的同事的老家刚好也在驻马店市，老乡之间特
有的情感促使他和他们拉起话来。两个男人告诉我们，他们确实是到北京治病的，确切的
说，不是治，只不过是作一次确诊为什么病的检查。他们说这是一种很奇怪的病，在他们
的村子里得这种病的人很多，而且，已经有人因此死去。“我们只能去北京，村里的大部分
病人在那家医院确诊的，”他们其中一位年龄稍大的男子说，“不光是我们一个村，驻马店
很多村庄都是这样。县里的医生说这病全世界都治不好，可他们又不说是什么病。”
　　四个人来自两个家庭，而且四人无一例外全都是这种病。两个男子是兄弟二人，他们
说，他们的其他的家人也染上了病，只不过家里一下子凑不够太多的路费，只能让他们先
到北京去看看情况。火车快到郑州的时候，他们说出了所在的村庄的名字：上蔡县芦岗乡
文楼村。
　　这是我第一次听说文楼这个村庄的名字，这时，它还是豫南一个很普通的、无人注意
的村庄，而后来，它却震惊了中国、震惊了世界。
　　回到郑州后，我仍然像往常一样上班，先是把信阳的采访写成了稿子，然后又到乡下
去了几次。一转眼就快要进入11月了，天气凉了下来，我总是在想那几个人，他们到了北
京没有？到底是什么病？我真想弄个明白。开始我怀疑是一种瘟疫，但“瘟神”不是早就
送走了吗？我又怀疑自己的猜测，这件事在我的心里一直不能释怀。每多久，答案出来了。
　　其实在我惴惴不能释怀的时候，已经有人也像我一样百思不得其解了，而且，媒体之
间已经开始悄悄流传起来。那天，10月20几的样子，我匆匆忙忙地赶着上班，埋头往楼
梯上冲。突突地窜到二楼被人从后面拉住了。回头一看是报社的一位编辑，也是一位朋友
圈子里议论的“大侠”级人物我们俩的很多观点都很接近，所以，平时在一起讨论的问题
也就很多，后来，这家伙跳槽到了一家都市报，“洛阳大火”冲天而起时，他是第一个赶到
现场的记者，也是第一个把消息发到了全国。"有个线索你不？"他把我拉到一边，小声说，
“爆炸新闻，上蔡发现了很多艾滋病人和病毒携带者。”我一下子被镇蒙了，“什么？艾滋
病？不可能！”我不相信，对他说你别开玩笑。什么玩笑，绝对没有开玩笑，他认真地又重
复一边刚才的话，“已经开始死人了。”
　　我突然想起在火车上遇到的那几个人，他们会不会是艾滋病人？一股子凉气袭上后背，
我突然怕了起来。“什么怪病！是艾滋病吗！”我对那几个人很是忿忿，知道自己是艾滋病
又不说实话，我心里头惶惶的,就把在火车上遇见的几个人的情况给他讲了，并说也是上蔡
县的。“那肯定是，你算是遇着了。”他肯定地说。我被愣在那里好大一阵子。真不敢相信
竟然会与艾滋病人擦肩而过！在我的相象里，艾滋病还是遥远的事情，怎么也不会和穷苦
的河南农民有什么瓜葛，可在以后的调查中，事实却给了我简单的想法一个响亮的耳光。
　　其实，艾滋病在河南被发现有大面积存在的消息已经在省内的媒体中间传开了，这在
后来我与一位朋友瞎侃的时候，他的一番话得到证明，而这时已经是2000年的7月了，我
已经因为艾滋病的报道和其他的一些事情离开了原来的那家报社。到了一家新创办的报纸
打天下。朋友周某是一份家庭报的记者，搞摄影的，在河南的摄影记者行当里小有名气。
　　有一次他说起在上蔡采访回来后，片子被销毁了，说的时候满腔的义愤。我问他，采访什
么事引起这么大的不愉快。艾滋病！他说，文楼村，不光我一人的片子被毁了，一起去的
几个人都是这样的待遇，文字记者不准发稿，摄影记者不准发图片，你没看当时没有一家
报纸报道吗？他说他们去的时间是1999年底，这说明当时的河南媒体已经对艾滋病的问题
有所知晓，只不过被压住了。
　　有个更大的传闻就是省内一家都市报在报纸即将付印时，有人用8万元人民币买下了
一个版的稿件。据说。这个版的内容与河南艾滋病内幕有关。在圈子里，这个“新闻”被
传了好长一段时间，有人说写稿的那个记者为此痛哭了一场。
２．我用消毒液为自己消过毒后，冒险奔赴“雷区”。第一次和艾滋病村庄的病人的接
触，我在极度的震惊中流下泪水
　　我在一个媒体上读到过这样的一句话：“当震惊死亡在字典里”，这句话的意思好像是
很麻木的，好像已经没有什么事情值得我们“震惊”的了。可是在我第一次进入到文楼村
的那一天，我还是被太多的艾滋病人的存在，和他们的生活现状而触景生情，而被震惊得
流下泪水。
　　自从那位关系要好的同事与我有过那次“报料”之后，我就一直惴惴不安着。对这件
事的惊讶使我未能很快从那种大不安中挣扎出来。这并不亚于听到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
馆被炸”的消息。不是我不相信。而是事实无法让人接受，艾滋病是什么？艾滋病与河南
农民有何干系！在此之前，我对艾滋病的颓废的诗人无病的呻吟，在他们眼里那是值得一
得的“富贵病”，他们日里梦里想象着艾滋病的千般好处、万般痛快。而我所接触到却是贫
苦而无助的农民百姓。
　　这事儿在心里藏不了多久，我决定到上蔡去采访。但是，我也知道这是一个不能轻易
碰的“雷区”，我又找到那位关系不错的同事，请他出些主意。他说，这事可以先发个内参
吗。当时，我所在的这家报纸办了一份内参，一些不便公开报道的事情都是通过这个途径
向上面反映的。当时我想，也只能有这么个办法了。
　　临走的那一天，我又突然害怕了，如果万一不小心被传染上艾滋病怎么办，但是牛皮
吹出去了，我一遍遍地给给自己打气，但是心里的害怕却不可能一下子撵走。干脆到医院
找大夫去。临去的前一天，我找到一位平时经常去他那里看病的大夫，央求他给我输一些
消毒、抗病毒的药。他说，你输这些药干吗，上疯人院去还是到麻风病村？我说差不多吧，
既不是疯人院也不是麻风病，是比这两种病还厉害的病。我不敢给他说是艾滋病，怕他连
输液都把我拒绝了怎么办。不但是对大夫是这样，在没去之前我对任何人都不敢说我要去
采访艾滋病人。当时的女朋友现在的妻子我都没有告诉，我怕把她吓着了，临走时，只是
对她说，我去上蔡采访个小事，去去就回，很快的。我最怕的是回来以后，我会被很多人
拒绝接触。事后证明，我的这些想法是多余的，很多人只不过把我去采访艾滋病人当作一
个很可笑的事情而已。
　　1999年1１月的冷风正在吹拂着中原大地的时候，我默不做声，沉默着坐上了开往上
蔡县的长途汽车上。那是在一天下午的时候，残阳如血。我不敢多说话，不敢深沉的痛快
地呼吸，我怕，我真的很害怕，那种既怕又想去探个究竟的心情是很舒服的，两种想法在
肚子里打架，顶顶撞撞，让人睡觉都不塌实。但是，我已经在往哪个地方靠近了，已经不
能再走回头了，长途汽车上的每一个人我都觉得有病，都有艾滋病。特别是我旁边的一位
少妇，一会儿瞌睡得要命，头一点点的往我这边歪过来，我一遍遍地警告自己：千万不要
让她碰到了。冷风透过车窗钻了进来，车上的人都被冻得缩成一团，我在想，那个村庄的
人们呢，一定是寒风中最冷的一群人。
　　在上蔡县城，我度过了一个长夜，第二天一大早，我乘车向南出上蔡县城，在大概９
点钟的时候，找到了文楼村。从那天的上午9点算起，到下午的5点多，总共8个多小时
的时间。这一天，我接触了至少8个艾滋病人，他们所讲述的“卖血”故事我觉得好像是
天方夜谭。而他们那种对生的流连往返不得不让人动容。他们说自己是无辜的。每一个因
“卖血”而感染了艾滋病的人都有一个辛酸的故事，都有一把辛酸泪。更有的家庭是无一
幸免的全家人集体感染。一家人弟兄8人，还有两个姐妹，也就是兄弟姐妹10人，老大今
年50来岁，最小的妹妹30几岁。这一家人后来又分出去10个小家庭，一大家子五六十口
子，是当地农村人谈论的一个风景。就是这一家人，先是老大出去卖血，后来，老二、老
三都跟着去，到最后，一大家人男男女女都赤膊上阵了。最后，艾滋病几乎袭击了大家庭
里的每一个成员。卖血，曾经给这家人带来了短暂的辉煌，但更是带来了永远的痛苦。
　　在文楼村村委会办公室，一个四十几岁的妇女听说有人来了解情况，慌慌张张地赶了
过来。她说她是村里小学的老师，大人都得了病，剩下这些孩子咋办啊？现在，已经有的
孩子父母双亡了。我无言以对这个老师的问题。
　　在村子中央，一群人围着我，以为我是来送药的大夫。一个死了老婆的中年男子痛哭
着，嘴里含混不清地说着什么，旁边的人说，他已经神经不正常了，他老婆死的时候他还
在外地，没有赶回来看上最后一眼。
　　在文楼村，太多的这样的场景包围着我，我不能不震惊，不能不为之流泪
３．穿行在＂艾滋病疫区＂，看到染病的人数在一天天增加，眼泪在愤怒中一次次奔
涌几欲而出
　　文楼只是河南众多村庄中的一个，它的普通也是那样的蓝转碧瓦，户户小院适静，如
果没有艾滋病的侵入，这里的人们一样可以安居乐业，可是。文楼村又和其他的艾滋病村
庄一样，人人生活在惶惶不安、看不到希望的日子和天地。文楼是冰山一角，是第一个被
揭开的盖子。
　　在去过文楼之后，我把一部分心思放在了艾滋病村庄的人身上。采访一位来过文楼村
的医学专家的时候，他说，因为卖血而感染上艾滋病病毒、艾滋病的人生活在豫东南的很
多个村子里。所以，离开文楼之后，我花去了近两年的时间在这些村庄之间奔波着。
　　在河南省与安徽省交界的沈丘县石槽乡，农民石运动和他的老婆是被发现的这个地方
的最早的艾滋病病毒携带者，他的老婆在１９９９年初就已经死去了。石运动夫妇卖血的
原因很简单，没钱。１９９２年夏天，一辆安徽省的大货车把石的老父亲撞倒在村子北边
的公路上，司机把车扔下跑了。石运动夫妇把父亲送到医院里，医生说，得交钱才能进行
治疗。他说，我没钱咋办啊，得先用药啊。那大夫说，不行，没钱就是不行。石运动难为
得在医院里大哭起来。有人走过来指点道，想弄钱还不方便？你只要肯就行了。他赶忙求
教这人，那人说，你可以在医院里卖血嘛，还是用医院的钱治你父亲的病。就这样，老石
在医院里卖起了血，一个人每天卖上一次是不够交医疗费的，所以，他的老婆也加入了进
来。
　　石运动夫妇染上艾滋病毒的惟一途径就是在医院里卖血的一个月。石的老婆死后，他
们的家成了一个孤岛，四周的邻居都搬走了，老石像是被抛弃了一样，一个人生活在无望
的孤岛上。
　　像石运动这样的人在豫东南的村庄里到处都是。我在距离沈丘县很近的淮阳县，同样
碰到了这样的事情；在太康县高朗乡，儿童张成帅打小就没有伙伴和他在一起玩，就因为
他是艾滋病毒携带者。这个孩子是因为烧伤输血，２００毫升的血液改变了他一生的轨迹。
　　我于2000年下半年的一天，到开封市一个县的农村采访时，有人给我讲了一家人的情
况，并且我见到了这家老四儿子的媳妇，她说，我们这一大家子不能活了，床上躺着的十
多个，将要躺到的还有不知几个，你看看我，现在还能和你没事人一样跟你说话，其实，
医院早就查出来了，我也是病毒携带者，医生说，快了。今年初，我又到了那个村庄，问
起她的情况，别人说，不中了，在床上躺着呢，起不来了。
　　还有很多，我去过的豫东南的艾滋病村庄遍布了河南腹地。从黄河南岸至淮河岸边，
从豫西伏牛山界东至与安徽、山东交界处，很多的村庄都在被一个问题所困扰，都在被一
种病情所惧怕，都在被外面的世界所拒绝。卖血，这是来到这里的外乡人可以经常听到的
一个当地人的说词，卖血使他们得上了艾滋病。他们为什么卖血？因为贫穷，这是一个原
因，比贫穷更可怕的是某些人的为利益驱动，在抽取穷苦农民的血液时为了节省成本而草
菅人命。这些，不能不让人为之愤怒！
　　穿越“艾滋病疫区”我是在愤怒中走过的。可以说，驻马店的农民和商丘市的农民，
在相距数百华里没有经过商量的情况下，能够讲出他们卖血的医院、血站都是一样的为所
欲为，而且，它们可以说出这些医院采来的血大都没有用于自己的医院，而是卖了出去，
赚取大笔的利润。后来，我更是通过其他的途径了解到，在这些医院和血站负责抽血的人
又大都不是他们自己的人，而是些很有背景的人。愤怒油然而生，这种愤怒感染着“疫区”
的每一个人。一位２０多岁的年轻人也是卖血感染了艾滋病的，躺在床上，父亲把他弄到
院子里，怕他热着了。在向我讲述了卖血的故事之后，他的眼里已经满是泪水，“如果我能
见到他们，一定把他们杀了！”他说的“他们”，就是那些“有背景的人”，他的愤怒在生命
的边缘上表现到了尽至。
　　我的愤怒也在与眼泪的交织着，他们可以贫穷，但不可以不被尊重；他们可以被迫出
卖血肉，但不可以被草菅人命。
４．“死亡”在“艾滋病疫区”司空见惯，我常常是一次次无奈地看着一个个的生命走
到尽头，泪水已不知为何而流
　　最近，有一个媒体报道说，河南省上蔡县文楼村的艾滋病人现在成了只会向“外来的
人”要钱的无赖，当然，这个媒体的记者确实在文楼村遭到了村民索要“钱”的“围攻”。
确实，很多人到了文楼村都会自觉地往外掏钱，村民们也是来者不拒，慢慢地，在村民们
看来，这好像就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来采访或者是调查情况，就得给钱，所以在一些
人看来，他们就是“无赖”。
　　死亡已经是经常光顾他们村庄的“常客”了，而且，那些张口要钱的人也都是朝不保
夕，但他们渴望生，而害怕死。维持生命时需要钱的，但他们没有，又没有足够的能力挣
到钱，他们在无奈中选择的只有“讨要”而顾不上一点“面子”，钱或许能够延续他们的时
日，但留不住生命。
　　我在尉氏县邢庄乡遇见的农妇杨改花。４月间见到她的时候，她的病还不是太厉害，
只是发低烧、感冒老是不好。她知道自己的病是几乎不能治愈的，但她很乐观，她说：“只
要能把两个孩子的事情办完就行了，死了也没啥挂念的了。”两个孩子一个１０岁，一个１
３岁，农村人说的“事儿”一般是“娶媳妇生孩子”。在政策允许的情况下，杨改花的孩子
至少还得等上１０年才能够了却做母亲的心愿，可是，留给杨改花的时间远远没有十年。
　　７月，我再一次来到邢庄乡，杨改花被丈夫抱到院子里的一个小床上，她对我说的还是那
句话，“只要能把两个孩子的事儿办了就行了”。但是，她根本不可能办完那些事儿了，死
亡的阴影从她那两个眼睛里流露无遗，眼睑正在腐烂。８月初，她的丈夫打通了我的手机，
杨改花在我去过后的第四天死了。
　　还是在尉氏县，一个叫北苇坞的村子。２４岁的郭晓风是村子里发现的第一个艾滋病
人。４月，我到村子里去看他，他在自家的屋子里坐着，我说你怎么不出去转转啊？他说，
不能了，除了别人见了他躲着走，更要命的是眼睛看不见东西了，从发病到失明不到一个
月。他是读过中学的，所以对艾滋病的看法相对是清楚的，发病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
是把老婆“撵”走了，说到这些，晓风眼里的泪水就快要掉下来了，说是“撵”，因为她并
不愿意走，但他很坚决，她哭着抱着孩子还是回到了娘家。小风说，妻离子别啊！８月，
我再到小风家，他父亲说，他死过两天了。我专门到小风的坟上看过一次，那坟孤零零的，
离村子很远，在一块荒地上，坟很小。
　　我穿行在“艾滋病疫区”，就是这样看着一个个活生生的生命走到了尽头，我没有办法
可以救他们，一个个逝去的生命被我“记录在案”。他们不会有墓碑，甚至不可以在死后和
村子里的其他正常死亡的人埋在一起，他们被彻底地抛弃，虽然他们曾经做为人的生命存
在过。
　　看着生命从身边走过而无法留住，我的泪水在这种无奈中早已是不知为何而流了。
５。穿行在“艾滋病疫区”，我继续着进入更多的村庄，我一次次地为他们落泪
　　艾滋病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而我因为写了艾滋病状况的文章，我的生活也因此而改
变，而且，我的泪水却从不为此而流。
　　２０００年的春节刚刚过完，我的艾滋病的第一篇报道在西部的一家发行量很大的都
市报上发表了，这也是国内外第一次公开报道河南艾滋病的文章。正月初七，过完年上班
的头一天，我按时来到报社，部门的头儿把我喊到了他的办公室，他对我说，这会你的麻
烦可大了。我说，咋了？他说等会儿老总找你就知道了。
　　上午１０点，老总把我喊了过去，他扔给我一份报纸说，你自己看吧。我接过来一看
才知道是艾滋病的文章发表了。他说，上面正在问这件事儿，你只有被处理了。说完这些
话，他就让回到了办公室。
　　处理的结果很简单，我只能是离开工作岗位。
　　这不是我第一次因为写的文章而被迫暂时离开，在两年前，我就有过类似的经历，所
以，对于这一次，我真的没有感到“不可理解”。但是，离开并没有让我放弃继续到我要去
的地方的想法，我总是以自己的方式坚持。我总觉得我应该做下去，所以直到现在，我仍
然是那里的常客。有人说，你这样做，已经超出了记者的工作范围了，我承认，我是做得
有些多余的。
　　当今作记者，用明白人的话一总结，也是圈子里的好事者琢磨出来的，无外乎有这么
几类。
　　一类是乞丐式记者。这类记者一般寄生在我所在的这类报纸，要说薪水不高，勉强顾
得生活。平日里，这些记者混迹于这个厂那个矿，与老板们交上朋友，图的是老板们口袋
里的钞票。讲这些无意于指点哪位，因为这些记者手中的权力不大，上边的神仙转悠不动，
就只能糊弄“穷得只剩下钱的人”，据常在这个圈子里混营生的朋友说，居然还不错，他也
乐的逍遥。
　　二类记者是嫖客式记者。他们主要在一些名气较大的报社上班，很多直接是当
地的党报和一些很肥的部门的机关报。他们成天泡了这个会议跑那会，与领导们觥酢交错，
一天不醉不罢休，他们以喝酒为累。其实更累的则是“嫖”了。这一类记者大都不会在事
业有什么成就，但带有官方色彩的各类奖项又少不了他们，所以，人家这才叫潇洒。
　　三类记者则是苦行僧式的。他们大都还有职业的尊严，道德的约束，做起事来常以行善
为标准。无奈他们所在的媒体在当地的影响不是很大，所以他们的分量也是轻乎其微。我有
几个朋 友是属于这一类的，自以为是为民请命的，但常常弄得灰头土脸。
　　四类记者是侠客式的，大都在国内知名的强势媒体舞枪弄棒，很让人羡慕。下去采访，
听农村的村民说，看看焦点访谈吧！而同行们议论最多的还是南方周末的大侠们。瞧人家爱
写什么就写什么，写出来的都是百姓们爱看的，这应该是新闻同行们追求的最高界。
　　我是属于那种呢？我自认为应该是苦行僧。所以，有很多时候，我在做着的都不敢妄
想结果，总是往坏处想。我从来都没有真正畅快淋漓地做过自己的本职工作。有时，我也
想过是否改变心中仅存的一点善良的想法，但这样的念头从未占据胜算位置。在朋友圈子
里，我是他们想象的最不老实的人，时不时总要折腾出一些什么事情出来，所以，他们中
的一部分很是对我有些看法。
　　我不会因为自己生活的些许改变而落泪，因为我的眼泪在我走过的许多地方落下，砸
向了光临过的土地上。
　　我记得有一年的大部分时间是在田间地头度过的。有很多时候，我走在乡间的小路上，
很诗意的想，如果在这里生活是多好啊。没有烦恼，没有城市的烦躁，闲情逸致，别有一
番情调。读大学之前的生活我多半是在河南农村度过的。所以对农村我总是有一种特殊的
感情，而艾滋病，这一在我的家乡的土地上正在肆虐的魔鬼，我更是用特殊的方式关注它。
　　今天，在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他们，那些被“艾滋”肆虐着的人们，还是无法改
变生存的状态和方式，我会再次接近他们。
　　我会更多地走进那些村庄，一次次地为他们落泪。

  
特别提示： 本帖只代表 赵三多 的个人观点，不代表人民网观点。
如将本文用于其他媒体出版, 请与作者本人或 强国社区 联系。  

        
  


  艾滋病肆虐下的河南农村  
[赵三多] 于 2003-12-01 17:52:02上贴
--------------------------------------------------------------------------------
一提起“艾滋病村”，大家就会想到河南上蔡县的文楼。但实际上，在河南，像文楼这样的“艾滋病村”远远不止一个——文楼村的曝光不过是浮出水面的冰山一角。
记者根据一些艾滋病感染者提供的线索，奔赴河南实地采访，在经历了一系列困难与艰险之后，终于了解到了远远超出我们想象的真实的情况。
一
如果书写一部公正的人类卫生史，最恐怖与无奈的一章应该是“艾滋病”，而其中留给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河南卫生部门的一页无疑是耻辱的。上个世纪90年代早期，河南省许多贫穷的农民为了一点菲薄的经济收入进行卖血，据说这样可以“脱贫致富”，但谁也没有想到，人类卫生史上罕见的事故也因此发生：许多人在卖血过程中因为交叉感染染上艾滋病病毒，而更多无辜者因为使用污染的血液同样染上这不治之症。 2001年8月23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卫生部副部长殷大奎公布了中国艾滋病感染状况，他指出，2001年疫情上升，与90年代初期，个别省份内的部分地区违反规定和操作规程采集人体血浆用于制造生物制品的原料有关。一些地下和非法采浆站为了经济利益，大量采集和收购农民的血浆，不按标准的操作规程采集血浆和进行艾滋病病毒抗体的检测，造成了一些有偿供血浆人员交叉感染艾滋病病毒。 殷部长还讲述了这些地区非法采供血浆导致艾滋病传播的详情：“因为是政府打击的行为，所以私自偷采，由于条件很差，如果血型都是一样的，就混在一起，放在一个大的容器里，进行离心分离。分离以后，上面蛋黄颜色的叫血浆，提出来做白蛋白、凝血因子，沉淀下来的叫红血球，用生理盐水稀释以后又输还给卖血者，这是造成艾滋病毒传播的重要的原因。”
河南省卖血和艾滋病感染的情况很早就受到医学专家和新闻媒体的关注，但由于当地卫生部门和其它部门的干扰，加之艾滋病潜伏期的“帮忙”，真相长期被掩盖，而那些关注艾滋病问题的专家、记者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口头警告、点名批评直至开除工作。 该来的终究会来。艾滋病平均潜伏期为5-10年，如今河南的艾滋病大规模流行，文楼等“艾滋病村”在媒体的频频曝光，正是当年地方政府放任卖血，只求经济利益不顾百姓死活所酿造的恶果的集中爆发。
遗憾的是，当地政府如今还不愿意承认事实，为了掩盖这种腐败，当地的有关部门仍在隐瞒真相，使得千千万万的艾滋病感染者得不到应有的救助，使得中央不能掌握真实信息，从而做出有效决策。尽管河南的爱滋病丑闻早已大白天下，国家卫生部门和联合国卫生组织都已经开始关注，并参与控制疫情。 如果说悲剧的造成并非河南地方卫生行政部门的有意——当年倡导、动员农民卖血是“利令智昏”的疏忽，放任各种血站大行于世是“审查不严”的失职。那么，如今悲剧已经发生，艾滋病流行严重，地方有关部门却仍在遮掩、压制真相的公开，这就不是一种简单的腐败，这是置人民生命与健康于不顾的恶意犯罪，不仅应该得到道德和舆论的谴责，更应该受到法律的严惩。
更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医学常识的匮乏和社会关注的淡漠，河南艾滋病疫区的老百姓同样讳疾忌医，他们不知道自己是无辜的，他们只听说过，艾滋病是一种性病，感染艾滋病的人道德有问题。所以，几乎没有艾滋病感染者敢站出来面对社会说出真相，他们只能藏在家中静静等待死神的到访。 如果今天的我们面对中原大地上一个个新添的“莫名其妙”的坟头无动于衷，那么，明天我们遭遇厄运时的恸哭将同样无人倾听。
如果有谁以为让那些无辜的感染者自生自灭，只要坚持过这两到三年的高发病期，中原大地上除了新添一些的“莫名其妙”的坟头就不会再有任何问题。那么，他就等着接受历史的审判吧！——我们相信，人类历史会有公正的一天。
二
公元2001年11月13-15日，第一届中国艾滋病性病防治大会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召开。
河南卫生厅的负责官员带着“防治艾滋病表现突出”的光环参加了这次会议，他放大后的照片也张贴在大会展览区里，令各界、各国参会者瞩目。在向大会提交的论文里，河南省卫生厅用轻松的笔调分析了河南的艾滋病流行情况，并肯定“问题已经得到控制”。 也就在这次大会上，一封署着一些来自河南商丘的艾滋病感染者以及一些在京社会工作的学者的姓名的信件被送到了参会的联合国官员以及国家卫生部副部长殷大奎手中，信中指出，河南的艾滋病感染者们并没有得到有效的救助，“河南地方政府和卫生部门仍在极力掩盖艾滋病在当地蔓延的事实真相”。
马年春节来临前，两位来自河南商丘的感染者，代表他们，代表他们家乡那些因为卖血感染艾滋病的无辜村民们向国家卫生部艾滋病防治中心正式递交了一封“求助信”，希望社会，希望国家给予重视与关注，他们也希望和所有正常人一样过一个快乐的春节。 摄影记者同这些感染者取得了联系，经过认真地准备后，摄影记者于大年初二奔赴豫中，拍回了一组真实的镜头。
这些感染者所在的村子叫东关村，位于河南省商丘市睢县城关镇，是一个行政村。由于靠近县城，交通方便，人口稠密，所以在1995年前后，村外不远处设立了血站，很多村民都去卖过血。从1999前后逐渐出现一些艾滋病患者——不过那时他们还不知道是艾滋病，2001年开春以后发病的人越来越多，后来上蔡县文楼村曝光了，他们才意识到自己也是同样的问题。
一个村民告诉记者，他也是一个感染者，他所在的自然村——东关南村，2001年开春以来，因为艾滋病发作已经死了20多人了，其中就有他妻子。他向记者出示了他在县医院检查的“HIV抗体实验阳性（初筛）”的化验单，他告诉记者，那些死的人身前症状和他差不多，而且都卖过血。
记者了解到，东关南村人口不到1000，卖过血的人数估计有5、6百个，其中至少应该有一半以上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但县里卫生及相关部门却从没有下来调查过，而对去年开春以后大量死人的情况，县里更是不闻不问，装聋作哑，只当没发生。而村民们也不敢告诉别人自己的情况，他们怕被人嫌弃，甚至不敢去医院看病，也不敢告诉医生自己有病，担心得不到治疗——实际上，他们中大多数也根本没钱去治疗。他们的孩子在外受到受到歧视，甚至不能上学。
在一户姓王的村民家中，记者了解到，王某弟兄俩是感染者，王某的妻子、妻弟也是感染者，王某的弟媳已经因为艾滋病发作在今年8月去世了，家中只有年老的母亲和未成年的孩子是健康的，王某告诉记者，他最担心老人和孩子的未来，“他们将来怎么办哪？”而王某的母亲则在一边哭泣：“说不要去（卖血），非去，造孽啊！”
村民告诉记者，采血时血站只要血浆而把血清回输，一般一次抽出800毫升血液，离心分离后再回输400毫升血清给他们，每次给45元钱。他们给了记者一本《供血证》，打开血红的封皮，第一页“供血须知”上写着：“……三、凡符合体检标准的供血者，一次可供血（浆）200-400毫升。四、供全血间隔时间为三个月以上。供血浆间隔时间为二周以上。”记者往后翻，没有体检记录，也没有化验记录，只有一个采血记录：“4月1日，400CC；4月3日，600CC……”记者拿着这本封皮印有“卫生部监制”，1995年4月1日由睢县红十字血站签发的质地考究的《供血证》久久说不出话。
接下来，记者听到了更无法相信的事，“那时侯，县长还在电视上讲话，说卖血好，有利国家，有利个人，让俺大伙‘献血致富奔小康’。”一个朴实的庄稼汉子一边说着眼圈开始红了，“现在俺老婆死了，俺也，根本就没人管过，您说，俺该找谁去？”
三
后杨村是摄影记者采访的另一个“艾滋病村”，位于河南驻马店市上蔡县邵店乡，同闻名全国的文楼村比邻。
后杨村原是一个普通的村落，七、八年前，这里人均收入据说曾经超过千元，但“血祸”的流行使得后杨村的经济已是一落千丈，一马平川的麦田上如今是坟头林立，让人看了触目惊心。
大年初三是村民传统的上坟祭奠日。那些被艾滋病魔夺走了亲人的村民们各自来到亲人的坟头前哭泣着——他们中的很多人同样潜伏着艾滋病魔，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和亲人一样无声无息地躺到这片贫瘠的土地上。
死亡已经是经常光顾这个村庄的“常客”了，很多人的性命是朝不保夕，尽管他们渴望生而害怕死。维持生命是需要钱的，但他们没有，又没有足够的能力挣到钱，他们只能在无奈中默默等待，但很多时候他们都不知道自己在等待什么。
很多人到了“艾滋病村”会情不自禁地往外掏钱，村民们也是来者不拒，慢慢地，在村民们看来，这好像就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来采访或者是调查情况，就得给钱，有时村民选择的是顾不上一点面子的“讨要”，但钱或许能够延续他们的时日，却留不住生命。 四
在河南，像东关、后杨这样的“艾滋病村”是很多的。
从驻马店的上蔡县到新蔡县，到商丘的睢县、太康县，再到开封的尉氏县，还有周口的沈丘县，还有……，……我们可以开列出一窜“艾滋病村”名单：文楼、后杨、东湖、东关、曲楼、新庄、水黄……，……还有更多的村庄淹没在人们的视线里。在1：300000的河南省分县地图上，这些村庄是一个个的斑点长在上面，不容抹去。 所有这些村庄都在被同一个问题所困扰，都在被一种病情所惧怕，都在被外面的世界所拒绝。驻马店的农民和商丘市的农民，在相距数百公里没有经过商量的情况下，能够讲出他们一样的遭遇——卖血，卖血使他们得上了艾滋病。他们为什么卖血？因为贫穷！稍做考察，我们可以发现，这些村子都有一些共同的特点：一般人口都比较集中，但人均耕地少，经济落后，所以村民才会为那点少得可怜的金钱去卖血。但这些可怜的村民不会想到，在卖血的同时他们是在卖命！一个农民卖血得到的钱可以计算，但一个农民的生命究竟价值多少？没有人会去计算。在无数卖血者感染艾滋病离开人世后，他们的村子依旧贫穷，他们留下的孤儿寡母、老弱病残更加看不到生活的希望。
“艾滋病村”因为一个共同的病因在中原大地上众多村庄中成为悲哀的“异类”，或许它们终将在时空的转换中被销蚀、被洗礼，但它们曾经被灾难光临的事实将永远被记载。
平原上的这些村庄，是孤单着的黑影。不知道若干年后，人们从那里走过，会不会以悲哀面对，会不会给灾难中死去的人以怀念？
“艾滋病村”永远留在记者的镜头里、报道中，但更多东西存在于记者的记忆中，那是一些原本与我们毫不相干的村庄，一些与我们没有任何关系的农民，但却常常掀起、撕扯我们的思绪，在日子的风化中，那些悲哀的面孔时常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离开艾滋病村，我们回到城里，这里依然歌舞升平，有人还陶醉在虚假的泡沫里，有人更加的以做秀为快乐。人们生活的秩序不会因为艾滋病村庄的存在而受到干扰，人们在继续着多姿的生活。
忘却是很快的，但愿这种过快的忘却不要制造人们心口上的麻木，但愿我们会在忘却中学会记忆。那些平原上的村庄不会给任何一个因艾滋病而死去的人留下表明死亡原因的墓碑。如果艾滋灾难像洪水、地震一样的灾难不会传染，如果灾难会很快过去，我们确实有太多快乐起来的理由。但是，我们却总是在艾滋的背后看见魔鬼的影子。
发表于《阳光杂志》2002年第5期


*****************************************

                  


回复关系：  
艾滋病肆虐下的河南农村(赵三多: 2003-12-01 17:52:02)8845 B (0/89/0)

加新帖   回到强国深入讨论区   回主讨论区   回到社区首页    打印本页  
        谢谢, 您是本文第 90 个阅览者 请在本版排行榜上投我一票 加为好友
文章主题：  (50字以内)  
  
　换名发帖请输入：登录英文名(注意大小写)：  密码：   

　提交格式:  保持当前换行状况　　  自动换行  

　  ? 　  a  
   
  [说明] 最大上帖量64KB HTML标签可用 贴图标签可用 Flash标签可用 音乐标签可用
   
  论坛信箱 ： qg@peopledaily.com.cn   
  
   

  

镜像：美国　日本　教育网　科技网
E_mail:info@peopledaily.com.cn
关于我们　人民网地图　帮助信息 广告服务 合作加盟　网站声明　招聘英才　联系我们　ENGLISH 京ICP证000006号
人 民 日 报 社 版 权 所 有 ，未 经 书 面 授 权 禁 止 复 制 或 建 立 镜 像  

哎，怎么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