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医科学化的彷徨

近代以降，西风东渐，中医面临生死存亡之变局。中医之路，“返古”还是“维新”？“百年中医沉浮录”透过百年烟云，直指当下。
    中央国医馆成立，全国中医药界备感欢欣鼓舞，认为国医可望有“出身之路”，“国药有中兴之望”了。
    国医馆“科学化”
    整理学术大纲
    然而，人们需要明确的是，中央国医馆成立，并不意味着中医药生存的整体社会环境有根本的变化，并非意味着政府和社会对中医原有体系的真正认可。它很大程度上是政治妥协的产物，是政府为缓解中医抗争引起的社会矛盾的对策，同时也是谭延闿、胡汉民、陈立夫等笃信中医的党国元老推动的结果。
    20世纪30年代，依然是“科学”至高无上的时代，政府和学界还曾联手发起“中国科学化”运动，提倡“科学社会化，社会科学化”。在这种环境下，所谓“国医”，如何才能进一步争取政府支持和社会认同？中央国医馆的答案就是“科学化”。
    怎样才叫“科学化”呢？中央国医馆成立不久，立即设立“学术整理委员会”研究这一问题。施今墨、陆渊雷、时逸人等名医均受聘为委员。不久，由陆渊雷执笔拟定的“国医药学术标准大纲”上交国医馆，1933年5月1日，国医馆第16次常务理事会议修正通过《中央国医馆整理国医药学术标准大纲》，下发各地。
    这份以“科学化”为宗旨的大纲，开宗明义地说明其目的是“以我国固有之医药学说，择其确有精义者，用科学方式解释之”。具体做法，则是为理想中的“科学化”国医拟定了体系纲目。按此纲目，首先，“采用近世科学方式，分基础学科、应用学科两大类”；然后，两类学科中要建立起完整的知识体系，其中包括中医原来没有的内容。
    各方面对“科学化”反应不一
    这份大纲公布后，有的中医直斥其为“四不像（即新、即旧、亦中、亦西）”；名医祝味菊说其中不少术语并非中医所有，“将来据此整理国医，必致引起无穷纠纷”。奇怪的是反中医的主将余云岫却肯定这份大纲。各地响应“科学化”提议的中医也有不少。其中，广东中医林昨非和谭次仲的“科学化”中医版本就很有代表性。
    但是，中医与“科学”的融合并非那么容易的事，其中首当其冲的问题就是置中医基本理论于何地？在提倡国医“科学化”者眼中，阴阳、五行、六气等中医概念都是“不科学”的。从科学的角度，谭次仲将中医知识划分为三类：玄理、经验与药物，“玄理为冥想哲学，自与科学实验不相容，惟药物则实物也，经验则实象也，二者自古施诸治病而有验，故必有科学之理致存。”而中医所说的“气化”等观念，“目不可得见，耳不可得闻”，他认为就属于“空想之谬所”。谭次仲认为中医临床上真正发挥作用的是中药，但传统中药的四性五味等理论“大都经纬之以气化生克之说，玄谬无稽”，“必取其有效之药物，加以科学实验以证明其真理，确定其效途，更提取精华以施于用”，才合乎科学。
    谭次仲这种思想被后人称之为“废医存药”。当时人们受西医药理学影响，认为中药治病有效的原因应该是其中含有某种化学成分，所谓“科学化”就是要把这些成分提取出来，通过实验说明它对人的作用，以后就不需要用传统的寒热温凉等理论去解释了。但这种思路一直走不通，许多从药材中提取出的化学成分，在临床上作用并不明显，结果反而被西医用来作为否定中医的证据。脱离了中医药理论的指导，中药就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说明当时常规的科学思路并不足以完全阐明中医的科学道理。中医“科学化”运动处于尴尬境地中。
    “统一病名”惹争议
    在公布《整理国医药学术标准大纲》之后，中央国医馆学术整理委员会开始推进更具体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