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中国人拥有世界一流的哲学——三才道

[watermark]                  中国人拥有世界一流的哲学
                                      ——三才道
                                           ·刘养元·
                                一、中国人无哲学吗？
“哲学”一词，在《辞源》中查不着，说明是“舶来品”进口货。但曾经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的中华民族，在三、四千年以前，就开始了哲学问题的探讨。而西方到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才开始研究哲学。
“哲学”这一术语就是来自古希腊文，意思是“爱智慧”。那时人们把哲学当成一种包罗万象的学问，对自然和社会的研究通通包括在哲学里面。到了文艺复兴时代，自然科学开始同哲学分家，哲学才逐渐成为一种具有自己研究对象的学问。中国人研究哲学比西方人早一千多两千年，能说“中国人无哲学”吗？
中国自1915年“新文化运动”后，“鲁家店”的人“扫除”了传统，把西方文化当作“真理”迎进中国之后，中国社会大变。中国人从此失去了“尊严”，失去了“自强”、“自信”：什么都是西方人的先进，中国人什么都是落后的。中国哲学家们对哲学研究的心态又何尝不是如此！
黑格尔在其著作中称中国人无哲学，这显然有轻蔑中华民族的含义，且明显是西方人的出于非理性的种族歧视。可是，中国的哲学家们对此不但不感到愤慨，相反地却自卑自贱地接受了这种歧视。如黎明先生一听到“中国人无哲学”的这种判断，是“颇为愤愤不平的”，后来他又说：“但经过了十几年的静心研究和探讨之后，我终于转而赞成黑格尔的判断了。的确，中国自古以来就缺乏西方意义之下的哲学……人类哲学的故乡在西方，在古希腊和近代的西欧（法国、英国、德国等）。”（《西方哲学死了》第264页）如此说来，在中国哲学家的眼里，中国人确实没有中国人自己的哲学。
               二、中国哲学家们是在研究中国哲学吗？
中国是一个历史攸久的泱泱大国，中华民族又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为什么就没有一部中国人自己的“哲学”呢？冯友兰先生说：“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时代精神，一时代之哲学即其时代精神之结晶也。研究一哲学家之哲学，固须‘知其人，论其世’；然研究一时代或一民族之历史，亦须知其哲学。……叙述一时代一民族之历史而不及其哲学，则如‘画龙不点睛’，如培根所说，研究一时代一民族之历史而不研究其哲学，则对于其时代其民族必难有彻底的了解。‘人之相知，贵相知心’；吾人研究一时代一民族，亦当知其心，故哲学史之专史，在通史中之地位，甚为重要；哲学史对于研究历史者，亦甚为重要。”（《中国哲学史》第17页）当然，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人是大有人在，现在我手里就有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任继愈的《中国哲学史》、杨荣国主编的《简明中国哲学史》、范寿康的《中国哲学史通论》、任继愈的《中国哲学史论》等五本。人们不禁要问，中国人没有自己的哲学，编写“中国哲学史”的哲学家们又是如何在编写的呢？
根据我们知道的，编写“中国哲学史”的哲学家们，其编写的方法，不外以下两种：
①、在“历史的古董”中，“寻找现在哲学，即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过去了的哲学在‘本质上的联系’。所谓‘本质上的联系’，不是个别提法，枝节之议，概念的承袭，术语的沿用，或者继承、抛弃，接受、斥却，也不是今天想出这个问题，明天想出另一个问题，这一问题导引出另一问题，另一问题又引出第三个问题，而是整个人类对外部世界和自己认识的发展，即后起的哲学如何从前一哲学的内部发生，否定前一哲学，同时又保留了前一哲学的成就，从而推动了哲学的发展。”（《中国哲学》第十期·刘世铨《先秦天道观的发展》）这就是说，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名之者，选出而编写之。
②、冯友兰在编写《中国哲学史》中说：“今欲讲中国哲学史，其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中国哲学史》上册第1页）在第8页中又说：“所谓中国哲学者，即中国之某种学问或某种学问之某部分之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也”。
其实，上述的两种方法就是一种，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质就是西方哲学二元论的某种理性的产物。可见中国哲学家研究中国哲学，也是和中国其他文人一样，总是用西方人的理论来硬框硬套，其所研究出来的所谓“中国哲学”，实际就是西方哲学在中国的“外化”，也就是在中国广泛宣传，千方百计用西方哲学来掩盖中国本土哲学。
就以老子《道德经》中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这个问题来看：
①、任继愈《中国哲学史》是这样说的：“老子从‘道’具有‘有’和‘无’两种性质，得出：‘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的结论。从无形无象到有形有象的过程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道（一）不得不分化为两种对抗的势力，阴阳二气。由阴阳二气的对立，产生新的第三者。由新生的第三者产生了千差万别的东西。一切东西内涵着阴阳两种对立的势力。阴阳两种对立的势力在看不见的气中得到统一。”任先生就是非常明显地以西方二元论哲学来套，使老子之说变成西方的东西了。
任先生在《中国哲学史论》中又说：“象‘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些例子证明道是在一切之上，是唯心主义的。我们认为‘道生一，一生二……’并没有更多的意义，只是说，事物因混沌的气（或朴，或一）分化成为万物，由简单到复杂的过程罢了。老子对这一问题并没有一种严格的说法，有时道就是‘一’，如‘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三十九章）。老子本人没有严格地对道下过明确的定义，我们只能照它本来的素朴、简单的样子去说明它，而不宜替他发挥。”
②、范寿康《中国哲学史通论》是这样说的：“就万物发生的顺序讲，老子以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对於‘二’‘三’等，老子固然没有明白的说明，但大体想来，他所谓一是指本体（本体有二方面：有与无。老子有用道指无的方面，用一指有的方面的倾向），他所谓二是指阴阳二气，他所谓三是指阴阳与冲和之气。而由阴阳冲和二者，万物因以化。这种思想可以证明老子的哲学是根据易的哲学而来的。”
③、杨荣国主编的《简明中国哲学史》是这样说的：“在《老子》书中，‘道’和‘物’的关系是‘道’在‘物’先。如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第四十二章）就是说，由绝对精神的‘道’，能生出数的概念，再从而产生出物质的东西—万物。这样说来，物质的东西是由精神性的‘道’所派生。这是认为精神是第一性，物质是第二性。由于老子又把‘道’说成是客观的独立存在，故老子哲学还是属于客观唯心主义体系。……在老子的《道德经》中，还充满了对立的概念。如有无、损益、多少、长短、先后、兴废、难易、美丑、荣辱、生死、厚薄、轻重、智愚、贵贱、阴阳、动静、攻守、进退、强弱、刚柔等等，可见他是看出任何事物都含有对立的两方面，并且互相依存。没有‘难’，也就没有‘易’；没有‘死’，也就没有‘生’。他还提出‘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正复为奇，善复为妖’（第五十八章）。”
④、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是这样说的：“庄子天下篇云：‘建之以常无有，主之以太一’。常无常有，道之两方面也。太一当即‘道生一’之一。‘天地万物生於有’，‘有’或即‘太一’乎？二者，天地也。三者，阴气，阳气，和气也。庄子田子方篇曰：‘至阴肃肃，至阳赫赫。肃肃出乎天，赫赫发乎地。两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即此意也。”（第220页）冯先生已经明确“二生三”的“三”是指“阴气，阳气，和气”，显然是老子“一分为三”的主张，与西方人的“一分为二”不同，所以也就不敢提出老子具有“一分为三”的哲学思想，也就不敢将“和气”深入探索下去，只好不了了之。
可见上述四家对《道德经》“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哲学思想基本上都是用西方人的哲学硬框硬套，这样又如何能研究出中国人自己的哲学呢？其所研究出来的哲学，只能是西方式的中国哲学而已。
中国是易经民族，中华文化自然也是易经文化。易经文化曾造就过中国古代文化的辉煌，按理应该是中国哲学家们研究的重点，是不是为了配合政治上的需要，哲学家们把研究的重点却放到了孔子、孟子的思想研究上，所以对易经的研究篇幅是不多的；也许是中国的哲学家们以为中华哲学就是孔孟之道，而没有认识到中华哲学就是易经“三才之道”的体现。他们又是如何在研究《易经》的呢？
①、任继愈《中国哲学史》是这样研究的：《易经》哲学思想的基本内容可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观物取象的观念
《易经》认为自然界也与人和动物一样，由两性（阴阳）产生的。后来《易系辞》“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所谓“近取诸身”，即指男女两性的差别，“远取诸物”是指人类以外的昼夜、寒暑、牝牡、生死等等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易经》从复杂的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中抽出阴（--）阳（—）两个基本范畴，它对后来的哲学、科学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世界就是在两种对抗性的物质势力（阴阳）运动推移之下孳生着、发展着。
（二）、万物交感的观念
万物在阴阳两势力的推动、矛盾中产生变化，变化的过程是通过交感。《易经》所谓“吉”的一些卦，一般是上下两卦具有交感的性质的；所谓“凶”的一些卦，一般是上下两卦不具有交感性质的。如泰卦的象是阳气上升、阴气下降的交感变化。而否卦的象是天地阴阳之气不起上下交感易位的变化。不交感，没有变动，事物就没有发展前途，所以否卦就不如泰卦吉。
（三）、发展变化的观念
变化发展的观念也是贯串在《易经》中的一个基本思想。《易经》认为世界上没有东西不在变化，变化着的事物有它发展的阶段；并认为事物刚开始时，变化的迹象还不显著，继续发展下去，变化就深刻化，剧烈化，发展到最后阶段，超过了它最适宜发展的阶段，它就带来了相反的结果。这是一种朴素的辨证法思想。
而任继愈的《中国哲学史论》，对于《易经》哲学思想的基本内容，也只是重复了其《中国哲学史》中的三点，并没有新的内容。
②、范寿康《中国哲学史通论》是这样研究的：《易经》中的所谓乾坤，已非指具体的天地，乃系指普遍存在於天地万物之间的与所以产生天地万物的二种最基本的原理。这是我国思想史上的最早的二元论。乾坤二元互相感应，互相激荡，於是宇宙万象因以化生。乾坤二元若不合作，则宇宙万有皆将停滞。我们可称之为“乾坤哲学”；到了《系辞》，思想乃更进一步，可称之为“阴阳哲学”，阴阳就把乾坤的地位取而代之。这样，《系辞》虽把阴阳二者用“道”加以综合，但《系辞》的哲学仍可谓之二元论
③、杨荣国主编的《简明中国哲学史》，对《易经》的论述很少，把《易经》称之为“‘八卦’说”。八卦中每两卦都是对立的，由于阴“--”、阳“—”是八卦的根本，它说明由阴阳两种气体互相结合交感而产生万物。这种从正反两面的矛盾对立来说明事物的变化发展，是具有一定的辩证法因素的。
④、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是这样研究的：《老子》所谓二，乃指天地。《吕氏春秋》所谓两仪，亦指天地。《易系辞》所谓两仪，则似指阴阳，此观於“一阴一阳之谓道”之言可见也。《易传》采阴阳之说，以之配於乾坤，使之为道。说明天地即乾坤阴阳之具体代表也。此二原理，一刚一柔，一施一受，一为万物之所“资始”，一为万物之所“资生”。男女必须交合而后能生子，阴阳亦必须交合而后能生万物。所以《易传》说：“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说明“天地不交而万物不兴”。由于乾坤之交感乃有万物，乃有发展变化。而宇宙间事物时时变化，其变化是循环的。如《系辞》所说：“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所以宇宙间任何事物，若发展一定程度，则即变为其反面。此所谓“物极必反”也。
可见，中国哲学家们仍然是以西方二元论哲学来研究中国之《易 经》，用西方哲学的范畴和框架去削足适履地硬框硬套，把大量诸如唯心、唯物、主观、客观、逻辑、辩证、本体等等西方哲学术语作为招牌盲目地、不分青红皂白地、张冠李戴地纷纷挂到中国历代思想家们的身上，更莫名其妙地给孔子、老子等中国古代思想家分别安上了唯心主义者、唯物主义者、客观主义者、主观主义者、朴素的辩证法家等等名号。可是，研究来研究去，仍然没有把中国人自己的哲学研究出来。我们这些黎民百姓能说什么呢？真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此中华之不幸也。
         三、中国人有自己的哲学
黑格尔说中国人无哲学，真是欺人太甚。一个泱泱大国，一个具有历史攸久的伟大民族，能没有自己的哲学吗？若没有自己的哲学，中华文化又如何能造就中国古文化的辉煌呢？坦普尔在《西方受惠于中国》一文中说：“然而我们应该记住这样一个令人惊异不安的事实：奠定了产业革命基础的欧洲农业革命，只是由于引进了中国的思想和发明才得出现。……的确，直到两个世纪之前，与中国相比，西方在农业方面是如此落后，以至于与中国这个发达世界相比，西方就是个不发达世界。”两个世纪之前，西方不发达世界尚且有哲学，难道当时中国这个发达世界就没有哲学？只是中国的哲学家们不移余力地在毁坏中华文化，怎么敢研究中国自己的哲学呢？特别是研究方法上的错误，用西方哲学来研究中国哲学，结果中国只有西方意义下的哲学，反而证实了黑格尔说中国人无哲学的论断是对的。中国这班哲学家在中华民族子孙面前，应感到汗颜和可耻！
我们认为，中国人不但有自己的哲学，而且拥有世界一流的哲学。从老子的《道德经》与体现中华文化的《易经》中，都能挖掘出中国人自己的哲学来。
1、老子《道德经》，共五千多字，是用韵文写成的一部哲理诗，它没有引用西周以来官方的典籍训诰，其中吸收了不少民间谣谚。这部书是研究老子哲学思想的直接材料。老子的所谓“道”，具有“有”和“无”两种性质。他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从无形无象到有形有象的过程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四十二章）。“道”是无形无象的混沌状态的精气，只是混然一体的存在，所以说“道生一”。“一”与“道”在老子《道德经》常用作同义词，如“天得一以清”（三十九章），“圣人抱一为天下式”（二十二章）中所说的“一”就是“道”。“道生一”就是说道产生它自己；可见“道”是最根本的存在。所谓“一生二”，就是“道”分化为两种气，即“阴气”和“阳气”。由于阴阳二气具有对立的性质而交感，就产生了第三者—“冲和之气”，此即所谓“二生三”。显然这个“三”字，是指“阴气、阳气和冲和之气”。其所谓“冲和之气”，是指这种气具有“平衡而和谐”的性质，为“万物”生长的良好条件，可以说“冲和之气”与“万物”为同义词。这就是老子在哲学上的最大贡献—“一分为三”。
老子提出“一分为三”的主张，是溯源于《易经》的卦爻。《易经》之八经卦由初、中、末三爻组成，表示阴阳消长的三个阶段。六十四别卦亦分为三象，以每两爻为 一象，自下而上分为三位，分别象地位、人位、天位，此“地、人、天”实为“一分为三”的胚模，因此，老子的“一分为三”实源于《易经》。
2、《易经》：本来是《易经》及《易传》组成《周易》，由于《易经》是《周易》的本经，所以人们常常以《易经》称呼《周易》。此处讲的《易经》同样是指《周易》。春秋末期《易传》对《易经》进行了注释及发挥，使《易经》脱去了占筮的外衣，大大地超过了其原有的水平。《经》《传》交相辉映，组成了一部交融着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哲学的伟大文献，成为中华文化的宝贵财富。
《周易》是一部体现变易之书，其变易表现于卦变，而卦变又根源于爻变，每一爻的变化都影响着六十四卦，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说明六十四卦是一个整体，而且是动态的。并且《周易》在动态中又强调匀衡、中和及对称，所以《周易》八卦及六十四卦的卦爻排列都是平衡的、对等的；其所反映的阴阳消长盛衰也是均衡的对等的，为中医学奠定了平衡观的基础。
中国哲学家们都认为《易经》是属于“一分为二”的范畴，所以都以西方意义下的哲学来生搬硬套。我们认为，《易经》是中国的《易 经》，所以其哲学思维根本就不是西方意义下的思维方法，也就是说不是“一分为二”，而是“一分为三”。
如《易传·系辞》说：“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视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很明显地说明中国人的思维方法的起源，是“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说明庖牺氏的根据“象于天”、“法于地”、“取诸身”而作的八卦，充分体现了“天、地、人”三才之道。《易传·说卦》更明确指出：“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说明由六爻组成的六十四别卦，也是根据“天道”、“地道”、“人道”创建的。也体现了“天、地、人”三才之道。
《黄帝内经》吸取了《周易》的“三才道”与老子《道德经》“一分为三”之论，创造了人类与天地相应的整体观，成了有中国特色的中医学。如在《灵枢·岁露》：“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素问·天元纪大论》说：“夫变化之为用也，在天为玄，在人为道，在地为化。”《灵枢·逆顺肥瘦》说：“至人之为道者，上合于天，下合于地，中合于人事。”《素问·六微旨大论》说：“天枢之上，天气主之，天枢之下，地气主之，气交之分，人气从之，万物由之”。充分说明“天、地、人”三才中是以“人”为主体。而在西方哲学中根本就没有“人”的位置。黎明先生在《西方哲学死了》一书中说：“仔细研究西方人和中国人的思维发展史，很容易得出如下的判断：西方人的思维对象的总的历程是从自然到社会，最后走向人自身；中国人的思维对象的总的历程却全然相反，是从人到社会，最后走向自然。由于历程相反，所以西方人和中国人的思维方法也就各异。”正由于西方人的思维方法首先是从自然到社会，所以西方人是不把“人”当人看待的，把人当作自然界的“动物”或当成“一部机器”。可见西方人的哲学是动物社会的哲学，只有中国人的“三才道”才是人类社会的哲学。说明西方动物哲学的故乡，确实是在西方，在古希腊，在近代的西欧。只有人类社会哲学的故乡，在东方，在中国。
          四、“三才道”远远优于“二元论哲学”
中国人很多不明白易理，盲目地崇拜西方人，把西方人的“二元论哲学”引进中国，认为“二元论哲学”就是把世界上的事情“一分为二”，“非此即彼，非彼即此，而且是非分明，绝不含糊”，以为这就是“真理”，这就是“先进”。其实，中国人比西方人聪明，清楚地认识到，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决不会如同西方人所想象的这么简单。如数学上，“两点间的距离以直线为最短”，似乎这是最简单的道理了，但中国人却想得深一些，对此得出的结论是：“两个人之间的距离以曲线为最短”。因为地球是圆的，地球上的任意两点的距离，都是曲线，可以说找不出一条“直线”来。请问中国的“聪明人”，在这个问题上，谁说的是“对”的呢？是的，中国人是应该“明辨是非”，“真理”是存在于“二者”之中。但中国人就得多想一想，尽量在两种相反相成的“二者”之中，寻求合理的平衡点，对双方都有“益”，决不能“损人利己”。所以中国的古代哲学家们，认为在“对立二者”之中，“人的选择对双方都有益”的因素是非常重要。所以中国人的哲学是“一分为三”的三才道，以“人”为本。与西方二元论相较，两者之间只差了一个“人”字。也就是说在西方二元论哲学中，根本就没有“人”的位置。所以两者的差异是很大的。我们认为，一切学问都是为了“人”的健康与幸福。如果离开了“人”，还有什么哲学可言。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三才道”不但有“人”的位置，而且以“人”为本，属于人类社会的哲学，远远优于自然界动物社会的“二元论哲学”。
现将“三才道”与“二元论哲学”比较如下：
（1）、三才道为“一分为三”，即“地、人、天”，也叫“天人合一”其中的“天”，指“天、地”而言。天为阳，地为阴，所以“地、人、天”也就是“阴、人、阳”。人处在阴阳二者之间的重要地位，突出了以“人”为本，完全体现了“三才道”是人类社会的哲学，这种哲学完全是为了“人”的健康与幸福而存在，它曾经造就了中国古代文化的辉煌，为祖国的繁荣、昌盛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现在印度人的发展，似乎很像中国人，也很讲究“天人合一”，如印度所有城市，到处都可以看到猴子、孔雀、乌鸦等野生动物，动物不怕人，路上车辆可以和动物并行；新德里的政府广场更象一个大公园，里面有大片的绿树、草地，还有巨大的喷泉，给人一种田园生活的印象，很像一个大乡村。印度人重精神修养，轻物质享受。人与人之间不存在 任何冲突，他们四处栽种树木，几乎没有灯红酒绿，他们的自然环境是平衡而和谐的，显示了一种太平而安闲的景象。
而二元论哲学为“一分为二”，即“阴、阳”。阴与阳二者之间没有“人”的位置，说明二元论哲学所体现的是自然界的虎狼社会的哲学，是达尔文《进化论》的翻版，讲究“优胜劣汰，弱肉强食，“你炒我的鱿鱼，我炒你的鱿鱼”，强权竞争，勾心斗角；人们的所思所行、所依据的乃是损人利己，一味追求物质享受，一切为了钱，往往不择手段；贫与富之间极不平衡，“贫者愈贫，富者愈富”，人与人之间安得不冲突。社会不得安宁，哪有人民的太平。
（2）、“三才道”中的阴与阳，是“阴中有阳，阳中有阴”，不是“对立的双方”，而是“对称的双方”，双方可以处于平衡，可以和平共处，这是中国人避免走极端的良好方式。如在某些情况下，要你表态，是“赞成”呢，还是“反对”。人们往往采取两种方法：①、先赞成后反对；②、先反对后赞成。这样，对方比较容易接受些。其实，在中国社会，赞成又如何？反对又如何？在一片赞成声中，可马上出现一种“换汤不换药”的东西，说是“接纳众人的意见”，顺应民意。结果呢？内容和大家所反对的并无什么两样。在一片反对声中，也会出现“从善如流”的样子，同样“改头换面”而“实质依旧”，大家又能怎样？如果在“赞成中有反对，反对中有赞成”，等待事态明朗，一切比较确定时，再来表示反对或赞成，亦不为迟。再说，做一件事的对与错，大部分都是对中有错，错中也有对，完全错或完全对，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只骂这一方却不骂另一方，或者只表扬这一方而不表扬另一方，岂不是有些偏袒吗？这是中国人的独特手法。
而二元论哲学中的阴与阳，是“有我无你，有你无我”，认为世界上的事情是“一分为二”，即“非此即彼，非彼即此，是非分明，绝不模棱两可”，这就是要人们走极端，从“二”中选“一”。如鲁迅在中、西文化面前，认定中华文化古老、落后，西方文化是后起之秀，是先进的。于是他走了极端，选择了后者，就不分青红皂白地把中华文化“扫除”了。还以为自己有“骨气”，爱恨分明。其实，他干了件非常愚蠢的事，犯了最大的错误。他只知道自由竞争，优胜劣汰，适者生存，但他却不懂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以禽兽社会的性质用于人类社会，杀气腾腾，能是“真理”吗？把它引进中国后，能使中国人享受太平、过和谐幸福的生活吗？一百年来的历史证明，不但中国的生态平衡大破坏，而且人民的生活“贫者愈贫，富者愈富”，极不和谐。显然，使社会进入了“高风险社会”，如履薄冰了。这也证明了：中华文化虽是古老的，但却是优越的；西方文化虽是“后起之秀”，却是落后“退化”的。
（3）、“三才道”中的阴与阳，虽是“对立”的，但是可以“沟通”的。如乾卦与坤卦：乾卦是乾上乾下，上下都是一片纯阳之象，其六爻全为阳；坤卦是坤上坤下，上下都是一派纯阴之象，其六爻全为阴。而乾阳与坤阴显然是对立的，但“孤阴不生，独阳不长”，坤阴须与乾阳相交，方赋生机。但两者相交的方法，必定是在乾下坤上的情况之下：乾在下是指天之阳气下降，坤在上是指地之阴气上升。一下一上，如此则乾坤阴阳二气对立相交而平衡。所谓“相交”者即“沟通”也。《彖》曰：“天地交而万物通也。”说明阴阳对立相交，也就是对立“统一”了。“统一”就是使对立双方处于平衡。这也说明了阴阳对立的双方，可以相互渗透，相互依存。这个“平衡”是彼此“沟通”的结果，而且这个平衡非常重要，这个平衡不但是指自然界的生态平衡，也是指人类社会的生态平衡。有了“平衡”才可能有真正的“和谐”。所以人们希望有“和谐的社会”、“和谐的家庭”，首先就必须求得彼此“沟通”，这是最重要的一环。
而二元论哲学中的阴与阳，是对立的双方，是“有你无我，有我无你”的斗争，没有沟通、调和的余地；其所谓“统一”，就是在双方对立斗争中，一方消灭了另一方，这就是“统一”。由于阴阳对立的双方不能沟通，因此也就不可能有“平衡”和“和谐”。自然界的生态平衡必定会遭到破坏，人类的生活必定由和谐走向不和谐的“高风险”社会。
（4）、“三才道”中是以“人”为本。由于阴阳互根，“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为了求得双方的“平衡”与“和谐”，必须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使阴阳对立的双方进行“沟通”。如“泰卦”与“否卦”，“泰卦”是坤上乾下，表明天地阴阳二气相交而万物通，自然吉利亨通。如果不加注意，不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不努力治理，漫不经心，大意就会失荆州，吉利的“泰卦”就会滑向反面而变成“否卦”。“否卦”为阴阳不交，是一个不吉利的卦，如果是君子，在困难中坚持不懈的努力，并小心谨慎，就会彻底摆脱否塞的局面而通畅起来，变为“泰卦”。可见，“泰”极“否”来，“否”极“泰”来，其相互转化的关键，就在于“人”的作用。这也说明了“精神”决定“存在”，“存在”跟着“精神”变。从整个人类的实践来看，物质世界是精神世界的实现，精神世界又是物质世界的升华。充分证明了精神文明在两大文明中占据着主导的地位。
而在二元论哲学中，只是阴阳“对立统一”，根本就没有“人”的位置。西方人总是把自己看作“超人”，把“人类社会”看成是“动物社会”，所以，在他们眼里，“人”只是一群动物或是一部机器，把“人”做为他们的私有财产，其生死大权全由他们来掌握。显然，这种哲学不是来源于人类自身，更不是为了人类自身的健康生存和幸福生活而存在。说明这种哲学是一种霸道哲学，说得直爽一点，是一种狼的哲学。狼是吃人的，最终必定会危害人类，必定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灾难。
由于鲁迅这班人盲目崇拜西方文化，竟然把“狼”的哲学当作“真理”引进中国，反而把中国人自己的优秀文化当作“垃圾”加以“扫除”，一百年来的实践证明，他们是大错而特错了，给人民带来了多大的痛苦，给人民造成了多大的灾难。我们通过上述比较，中国人的“三才道”远远优越于“二元论哲学”，说明中国人的哲学是世界一流的。为什么要“扫除”呢？柏杨在《丑陋的中国人》一书中痛心地说：“有一个英国驻马来西亚的专员说：‘做十九世纪的中国人是一个灾难。’因为他看到中国人在南洋岛像猪仔一样，无知无识，自生自灭，而且随时会受到屠杀。我觉得二十世纪的中国人比十九世纪的中国人，灾难更大。最使我们痛苦的是：一百年来，中国人的每一个盼望，几乎全部归于幻灭。来了一个盼望，以为中国会从此好起来，结果不但使我们失望，反而更坏。……民族固然是长远的，但个人的生命却是有限。人生能有几个大的盼望，人生能有几个大的理想，经得起破灭。”社会已经弄成不可收拾，怎么办呢？
曾仕强教授说：“全世界都在呐喊：‘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为什么会这样呼喊呢？因为“西方哲学死了”，谁来为大家呢？看来世界各国人民都知道中国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史，所以他们把希望寄托于中国。说明“治理离不开自己的文化”。中国“三才道”就是中国人自己文化的灵魂，我们必把易理三才道发扬光大，为世界人民送去“健康的生存和幸福的生活”，使全人类走向繁荣富强之路，使社会成为“和谐的社会”，使家庭成为“和谐的家庭”的太平景象。这才真是“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的真实内容。
                                                                             2005 . 9 . 30 .[/watermark]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理。

这个不太了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