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郭沫若不愧是“鲁家店”的杀手！

[watermark]                  郭沫若不愧是
                     “鲁家店”的杀手！
                一、郭沫若全面、彻底否定《易经》
郭沫若先生在中国政治界、学术界、教育界有着崇高的声誉，他的研究所做的贡献是肯定的，至少在国内是人所共知。显而易见，他的研究往往起着权威的作用。
我们认为，不管研究任何东西，研究总是离不开自己的文化。一个人贵在有“文化意识”，做一个地理上的中国人、法律上的中国人，是非常简单的事，但要做一个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就不容易了。现在的中国人对于“0”和“1”之间的相互转化，构成“浩瀚无穷的网际网络”之说，并无异议，若一旦听到“一阴一阳之谓道”，就如同坠入云雾里，觉得相当玄妙。实际上“0”代表阴（--），“1”代表阳（—）。阴阳变化，可以产生万物。说起来相当明了，并没有什么难懂的地方，所不同的地方，只不过是我们心理上存在抗拒罢了。
科技的发展，带给我们很多的方便和很大的好处。但它也愈来愈像一匹脱了缰的野马，反过来为人类带来极大的威胁。我们如果不能从“‘0’和‘1’的变化”，提升到“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境界，便是只能片面发展科学和技术，其负面影响及其无法加以控制的危机，终将让人类自作自受。
中国人是易经民族，自然也是易经文化。但郭先生对《易经》的研究，却严重损害了他自己的形象。他以西方文化来规范中华文化，自然不得其真谛。
郭先生在研究《易经》中，究竟持何态度？他在《全集历史篇·周易时代的生活》第37页中说：“《易经》是古代卜筮的底本，就跟我们现代的各种神祠佛寺的灵签一样。”在第57页又说：“《易经》全部就是一部宗教上的书，它以魔术为脊骨，而以迷信为其全部血肉的”。看来，在郭先生的心目中，《易经》简直就成了一部“十恶不赦”的坏书。并认为，《易经》的产生，则是由于“它的父亲偶然是凑巧，它的母亲是有意的附会，它的祖父不消说是蒙昧无知。”说明《易经》产生的时代，中国古文化是多么落后，中国古人是多么“蒙昧无知”，严重的先天不足，《易经》怎能产生出氦弹，他认为“把金字塔打开，你可以看见那里只是一些泰古时代的木乃伊的尸骸”。也就是说，《易经》只能产出臭不可闻的“臭弹”来。进一步说明郭先生否定《易经》，是出类拔萃、再没有人比郭先生更为彻底和全面了。
郭先生通过多方面的探索得出了两点结论：其一，在《易经》和《易传》的研究中我们发现出中国古代社会的两个变革的时期，便是《易经》是由原始公社制变为奴隶制时期的产物；其二，《易传》是由奴隶制变成封建制时的产物。
这两点结论具有历史的真实性和概括性。如果这种结论是正确的，为什么郭先生在《〈周易〉之制作时代》一文中，却又作出了另外一种结论，他说：“总之，八卦是既成文字的诱导物，而其构成时期亦不得在春秋以前。”又说：“八卦既不能出于春秋以前，所谓文王把八卦重为六十四卦，再以卦辞爻辞的说法，不用说完全是后人的附会。”（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一卷381—382页）郭先生是中国甲骨文研究泰斗，由于他在1978年春天就去世了，因之这以后的许多有关易学的出土文物他都没有看到过。这十年来，出土文物已确凿无疑的证明八卦和六十四卦的问世，比郭先生前所断定的要早得多，上溯的时间可以以千年计。郭先生的考证被彻底否定了。我们感到奇怪的是：他一方面说“《易经》是原始公社制时期变为奴隶制时期的产物”，而在另一处却又断言八卦与六十四卦其“构成时期不得在春秋以前”，这种时代上的差距和矛盾，令人惊异不已。
从郭先生研究易学这一问题上，我们得到的启发是，像郭先生那样凭主观判断有时也能对，有时却离开事实很远，只有从不断出土文物中去整理和钻研，才有可能弄清楚易学中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也就是说，郭先生对《易经》的考古所得出的结论并不可靠，而且与事实相差很远。说明郭先生全面彻底否定《易经》也是不可全信的。
          二、《易经》真是一部“以迷信
                                      为其全部血肉的”书吗？
郭先生认定《易经》是一部“以迷信为其全部血肉的”书，首先，我们要问他读懂了《易经》吗？自然他自以为是读懂了。其实，他以西文化的观念来读《易经》，是格格不入的，对于自己所不懂的东西，随便加上一个罪名，指其为“迷信”、为“骗人的”，这是多么可怕的武断。有位先生说得好，真正研究《易经》的人，都是第一流聪明人，试想想四千年来第一流聪明的人，都在研究它，即算它能骗得了人，也有它骗人的道理。我们要批评它，不妨先研究它骗的方法，等研究过了，再说它是迷信，这时才可以作结论。自己并没有研究过，还不懂它，就说它是骗人的迷信，这才是真正的迷信，迷信他自己的狂妄。
中国古人说话，不但要对自己负责，也要对历史负责，要对千秋万代的后代子孙负责。这种精神只有中国文化里边有。现代的人乱闹一气，不要说管你子孙不子孙，连父母祖先都不管了，还说什么中国文化！我们不禁要问，如果《易经》是一部“迷信”的书，为什么有不少近代文人、学者都受惠于《易经》呢？如德国的大哲学家黑格尔，说他的正、反、合辨证三律是导迪于《易经》的阴阳消长之理。爱因斯坦发现《易经》八卦、太极图中寓含有相对论成分，他感叹地说：“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部做出来了！”又如欧洲计算机先躯莱布尼兹从《周易》六十四卦中发现数字二进位制原理，即阴爻“--”为“0”，阳爻“—”为“1”，对他发现电脑很有开拓意义。1930年我国在法国留学的学生刘子华，用八卦原理算出了第十颗行星的质量、行速及轨距，其论文《八卦宇宙论与现代天文》，曾震惊世界并荣获博士学位。李政道、杨振宁从太极八卦中得到启示后，提出了原子能态二组的奇性和偶性，虽然是不灭的，但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存在着盛衰消长的变化，这一伟大发现，曾使二位学者荣获诺贝尔物理奖。所以在国内外掀起了“《周易》热”。如果《易经》是一部“迷信”的书，为什么《周易》已被译为法文、日文、英文、德文、朝鲜文、拉丁文、荷兰文等广泛传于世界？
看来，郭先生之所以认为《易经》是一部“迷信”的书，显然是他没有读懂，他认定《易经》是“占卜”的书。“占卜”就是搞“迷信”，因为《易经》毕竟有占卜的功能。所以为了破除占卜的迷信，就很有必要把“占卜”弄清楚。
《易经》中的占卜绝对不是一般人所理解的那种占卜，一般人所谓的“占卜”是小层面的占卜，因为这种占卜是按照书上的话执行：书上的卦、爻辞说吉就说可行，说凶就说不行。不是肯定就是否定，不问为什么，都是很绝对的，没有给问卦者选择的余地。但是《易经》的本身不是这样，而是一种大层面的占卜。所谓“大层面的占卜”，无论给问卜者什么结果都必须让问卜者有选择的余地。为什么呢？因为你给他讲清楚这个卦辞，然后让他自己去选择，这样他自己更清楚自己的情况。如果讲得绝对了，只讲吉与凶，不讲有选择的余地，那不好，必须让他自己选择，这既不误人，而又很科学，所以这个“选择”很重要。如占上的卦是“潜龙勿用”，如果我们只是小层面的占卜，就只看结果：“勿用”。即认为不可用，不能用，不必用，实际上就是不要行动。这样，不是遇到一瓢冷水误人前途了吗？若是一个善“易”者占卜，必定从另一方面去理解，也就是从大层面去理解，透过“勿用”字面上的含义，找出其深层面的真谛：“勿用”不是不用，而是暂时不用；不是不行动，而是暂时不行动；不是不为，而是为了大有作为。因为尚在“初九‘潜龙’”阶段，时机尚不成熟，自己的功夫尚不扎实，各种准备还不完善。对于这种状态，必须隐忍、潜藏，等待时机。可见这个“勿用”，决不是不用，而是暂时不用，是准备大用；决不是不为，而是准备大有作为。尽管人们选择了后面一种好结果，但是，说也容易，想也容易，但做起来并不那么容易的，必须艰苦奋斗、努力拼搏才得以实现。可见，大层面的占卜，就是看卦里的过程，去选择那些合适的过程，选择那些对自己有利的过程。
由此得知，善《易》者对于占卜就是重过程，不重结果。不善《易》者只想看结果，因为他根本没有艰苦奋斗、努力拼搏的思想准备。看重过程的才能注重自身的努力，他知道什么结果都是人为的，每一个目标必须一步一步地去走才能 到达；只想看结果的人，他是抱着一种侥幸的心理，一种贪便宜，图省事，求便捷蹊径。所以只是从小层面去理解，去占卜的话，只以侥幸的心理去看结果，其结果往往与自己的愿望背道而驰，事与愿违。
请问郭先生这样的占卜也是迷信吗？显而易见，郭先生说《易经》是“以迷信为其全部血肉的”书，是没有完全读懂所致。在此也足以说明郭先生的考古，只单凭主观臆测而已。实不可为训。
           三、《易经》只是金字塔里的
                                                   木乃伊的尸骸吗？
郭先生对《易经》的评价，他说：“把金字塔打开，你可以看见那里只是一些泰古时代的木乃伊的尸骸。”何谓“木乃伊”？《现代汉语词典》解释说：“长久保存下来的干燥的尸体，特指古代埃及人用特殊的防腐药品和埋葬方法保存下来的没有腐烂的尸体。”看来郭先生咒骂中华文化比鲁迅有过之而无不及。鲁迅在“扫除”传统文化时，只骂传统文化是一堆臭不可闻的“垃圾”，用这些“垃圾”堆在四周，可使中国成为一个“活埋庵”；指责传统文化是一把“杀人不觉死”的软刀子。谁要保存“国粹”，谁就是“现在的屠杀者”。现在可好，中华文化在郭先生手里，却成了“木乃伊的尸骸”，真是“青出于篮”，其恶毒心肠比鲁迅更坏，看来郭先生已不愧是“鲁家店”的杀手！但有一点不容抹杀，从古至今，其聪明才智不下于郭先生的科学家、哲学家却把自己的科学研究活动与易学联系起来，并且科学越昌明，这种现象就越普遍。能说古今的科学家都是那么“蒙昧无知”，都是那么“愚蠢”吗？未必。我们认为，必定是郭先生喝了鲁迅的迷糊汤，在胡说八道呢？
训诂大师王力先生说：“当我们阅读一本书的时候，是应该先体会古人的思想呢，还是应该先弄懂古人的语言呢？这个先后的分别非常重要，这是有关方法论的问题。古人已经死了，我们只能通过他的书面语言去了解他的思想。”（《训诂学上的一些问题》）
《易经》中的六十四卦，皆具有对立统一的思想，并体现着阴阳消长规律：乾卦为阳卦，重阳必阴，故自女后 卦至坤卦的三十二卦说明了阳极阴生、阴长阳消的“阳消阴长”规律；坤卦为阴极，重阴必阳，故自复卦至乾卦的三十二卦提示了阴极阳生、阳长阴消的“阴消阳长”规律。由此得知，《易经》中的六十四卦按其顺序每两卦为阴阳成对，即：
1、乾、坤；  2、屯、蒙； 3、需、讼； 4、师、比；5、小畜、履； 6、泰、否； 7、同人、大有； 8、谦、豫；9、随、蛊；10、临、观；11、噬嗑、贲；12、剥、复；13、无妄、大畜；14、颐、大过；  15、坎、离；16、咸、恒；17、遁、大壮；18、晋、明夷；19、家人、睽；  20、蹇、解；21、损、益；22、夬、姤；23、萃、升；24、困、井；25、革、 鼎；26、震、艮；29、巽、兑；30、涣、节；31、中孚、小过；32、既济、未济。
这三十二对阴阳卦，在“人”的因素作用下可以调整,可以促使其相互转化。说明《易经》是以“人”为本,并认为一切文明的发源,都是与人类的自身活动分不开的,这就决定了“一切学问”都是为了人类自身的健康生存和幸福生活。显然《易经》中的阴阳与西方哲学中的阴阳大不相同:西方哲学中的阴阳关系是“有我无你,有你无我”,其所谓“对立统一”，就是以消灭对方为“统一”；《易经》中的阴阳关系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两者之间可以相互渗透，相互依存，相互为用，其所谓“对立统一”，就是通过调整使双方处于平衡，双方平衡了也就是“统一”了。这个“平衡”非常重要，是《易经》的核心。这个平衡不但是指自然界的生态平衡，也是指社会的生态平衡与个体的个人心态平衡。有了平衡才可能有真正的“和谐”，所以人们希望有“和谐的社会”、“和谐的家庭”，首先必须先求得“平衡”。而西方哲学的“阴阳”之间，是不容许“平衡”的，所以人们就不可能有“和谐的生活”，必会是“高风险社会”。
如乾卦与坤卦：乾卦是乾上乾下，上下都是一片青天纯阳之景象。其六爻全为阳，阳极必阴，一定会变为《坤卦》；坤卦是坤上坤下，上下都是一派柔顺纯阴之景象。其六爻全为阴，阴极必阳，一定会变为《乾卦》。乾为纯阳主气，坤为纯阴主形。然“孤阴不生，独阳不长”，坤阴须与乾阳交，方赋生机。但乾坤相交必定是在乾下坤上的情况下：乾卦在下为实，指天之阳气下降；坤卦在上为虚，指地之阴气上升，此为阴阳对立相交而平衡。《彖》曰：“天地交而万物通也。”这就是《泰卦》的卦体，阴阳相交也就是阴阳平衡。如果乾上坤下，就是阳气居上阴气居下，可是自然界却是阳性向上，阴性向下，此天地阴阳虽对立却不能相交，这就是《否卦》的卦体。故《彖》曰：“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也。”造成很不利的局面。
又如坎卦与离卦：坎卦讲水，离卦讲火；坎卦是二阴包一阳，离卦是二阳包一阴，两者正好相反。人身一小天地也。天地阴阳二气相交而万物萌生，所以人体也需坎离相交方可保平安。坎为水卦，离为火卦，水火本不相容，由于坎离互为其根，即坎中有离，离中有坎，如水位火上，水性下流而火性炎上，即会坎离相交而成既济卦；如火位水上，坎离不交而成未济卦。坎离二卦也可相互转化：如离卦之上生一阴，就由坎变成了离；若坎卦之上生一阳，就由坎变成离了。
由此可见，西方二元论哲学中的阴与阳是“有我无你，有你无我”不可调和的“对立统一斗争”，不但是造成自然界的生态不平衡、社会生态不平衡的祸根，也是造成社会动荡不和谐的祸根。近百年来的历史证明，西方哲学愈来愈促使人类走向凶狠、残酷，走向灭亡。所以黎明先生大喊：“西方哲学死了。”也就是说，判了“西方哲学”的死刑。所以全世界都在呐喊：“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这句话是在说明：21世纪是西方文化的衰败，是中华易经文化重新崛起的世纪。请问郭先生《易经》“只是一些泰古时代的木乃伊的尸骸”，是从何说起的呢？如果是讲郭先生自己死后成了“泰古时代的木乃伊的尸骸”那就一点也不差。
四、是《易经》没有鼓吹“将革命进行到底”吗？
郭先生之所以这样彻底否定《易经》，其主要原因是《周易》未鼓吹“将革命进行到底”，（请参阅同上书66页）没有阶级观点。郭沫若先生是著名的历史学家，自然具有历史眼光，他为何把今天的立场、观点强加给二三千年以前的古人头上呢？未免太霸道了！难怪有人说：今天的鸡也能唱东方红，能跳忠字舞，很有阶级观点。怎见得？雄鸡早晨“一唱天下白”，红日将升，东方染红了半边天，这不是唱东方红唱出来的吗？鸡时常活动筋骨，伸腿抓爪的同时，又掀翅膀又唱歌，这不是在跳忠字舞吗？显然，今天的鸡很懂革命、很有阶级感情，人们谓之为“革命鸡”、“金鸡”，大概现代的中国人很喜欢吃鸡，恐怕就是这个道理吧。而古代的鸡既不会唱东方红，也不会跳忠字舞，没有阶级性，自然是反动的“黑鸡”、“臭鸡”了。一般人说说自然是当做笑话，像郭先生这等历史学家也这么说《易经》没有阶级性，没有“将革命进行到底”的观念，自然就不是在讲笑话。只能说明郭先生是鼓吹“阶级斗争”的忠实信徒，是最、最、最革命的历史学家，自然对中华民族文化的代表作—《周易》是最有偏见的了。在郭先生眼里，“十年文化大革命”自然是最、最革命、最正确的历史事件，自然中国传统文化《周易》就成了一部反动的、“十恶不赦”的书了。百无一用，还不如一堆狗屎，只是一具“泰古时代的木乃伊的尸骸”。
现今中国的文人们，不但不了解自己的祖国，更不了解自己祖国的文化。特别是“鲁家店”的人，在扫除“传统”后的今天，在拼命在叫喊：“中国究竟有多少技术成就是中国人自己独创的呢？不必说全部，说百分之九十九均属于西方的技术系统也一点不为过。”不错，现今的中国，确实是事实。因为自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被“鲁家店”扫除之后，把西方文化当作“真理”迎了进来，使祖国失去了尊严，使中华民族的子孙后代失去了自信与自强，成了西方人的奴才。既做了西方人的奴才，还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还美其名曰“东方的掘起”，美哉！美哉！
我们认为，什么样的文化造就什么样的民族，什么样的民族造什么样的国家，什么样的国家造就什么样的社会，什么样的社会造就什么样的人。这一点，郭沫若先生大概不会否定吧？
如今，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被“扫除”了，代之以西方文化，显然，其所造的民族自然是西方民族，其所造就的国家自然是西方式的国家，其所造就的社会自然是西方式的社会，其所造就的人自然也是西方式的所谓“中国人”。这一点，郭先生更不能否定了吧。如此说来，郭先生也就不属于中华民族，不是中国人了。既然成了外国人，自然对《易经》持否定的了。
西方文化究竟是怎样一种文化呢？为什么值得郭先生这样留恋呢？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生物竞争，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这种强权争夺、弱肉强食，就是西方文化的特点。达尔文是个生物学家，他研究的是动植物社会，所以他的生物进化论只适合于动植物社会，而不适用于人类社会。西方人就是把生物进化论用于人类社会，拼命追求物质享受，然而世界上的物质是有限的，如果人人学习西方，互相争夺物质，必会大乱。如今天的美国人，其每个人消耗的能源和资源，相当于3个日本人、6个墨西哥人、12个中国人。如果每个中国人都想追求美国人的生活，那么一个中国所需要的能源和资源，就需要12个中国所需要的物资资源，这么一个庞大的数字，一个中国的物质能养活得起吗？自己养活不了，就“大鱼吃小鱼”，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这就造成了社会的极不稳定：敲榨勒索，欺骗、抢劫、杀人不一而起；就会分裂国家、分裂社会、分裂家庭。说明西方文化造就的人们，是“不知足而贪”。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完全相反。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是：“知足而不贪”。孟子说：“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说明中国人自古以来不贪求物质，只求以维持生活而止，人人在物质生活上不贪求，“知足常乐”，有人说得好：“安安乐乐就是福，平平淡淡才是真”。说明中国人只求精神上的安慰，重感情。人与人是和谐的，没有根本利害冲突，显然，中国文化比西方文化优越得多。在郭先生眼里，《易经》是一部“以迷信为其全部血肉的”“宗教上的书”，那么西方文化“达尔文学说”又能是什么呢？应该说是一部杀气腾腾的“百恶不赦”最坏的书了。显然，在郭先生眼里，尽管西方文化是“百恶不赦”，也比“十恶不赦”的《易经》强。为什么？因为只有西方文化讲“阶级斗争”，讲“将革命进行到底”。铁证如山地证明了“鲁家店”扫除传统是最、最、最正确的，因此郭先生维护“阶级斗争”，名扬天下，大义灭亲，“问心无愧”地成了“鲁家店”的杀手。
其实，中国古代早就有“阶级斗争”，只是不用于治国，而是做为“改朝换代”的一种工具罢了。
我们认为，一部纯然迷信的书，要迷信一般文化水平低的人，使之信从是比较容易的，要诱使科学家、文化水平高的人信从是困难的。古往今来，在中国，各种学术著作汗牛充栋，何以只有一部《易经》能广泛的被其它科学所引用，并且一经引用后，该学科就会得到发展和昌盛，能简单地用“迷信”两个字来评价吗？
历史是无情的，客观事实并不随着“鲁家店”的意愿为转移的。古老的《易经》曾造就了古代中国文化的辉煌，K.G.坦普尔在《中国的创造精神》一书中说：“现代世界赖以建立的种种基本发明和发现，可能有一半以上源于中国，然而这却鲜为人知。为什么呢？……中国人自己也和西方人一样不了解这一事实，……对他们自己的成就患了健忘症。”坦普尔在《西方受惠于中国》一文中又说：“直到两个世纪之前，与中国相比，西方在农业方面是如此落后，以至于与中国这个发达世界相比，西方就是个不发达世界。现在形势倒过来，然而有多久呢？而且西方今天丰衣足食的能力完全受惠于两个世纪前对中国发明的采用。”总之，《周易》在国外倍受青睐。历史确实是无情的，客观事实给郭先生当头一棒，警告他：昏头昏脑、颠倒黑白，以迎合政治潮流，出卖祖宗来使自己扬名，是相当愚蠢的。由于他是名人，其言一出，影响极大。就促使了不少文人加入“鲁家店”行列，就形成了一股庞大的否定中国古文化、消灭中国文化的宏厚势力。难怪当今不少中国文人打着研究中国古文化的旗号，实在进行否定、消灭中国文化以达到出卖中华民族文化的可耻目的。
不认真学习，不认真研究，却首先骂倒，这是哪家的“专利”？我们认为，否定一切，肯定一切，与“为了打倒敌人，喜笑怒骂皆成文章”这不正是“鲁家店”的“特产”吗？
但郭先生否定《易经》，却给了我们一个判断是非的启示：凡观察事物必须从其反面去看，也就是“以丑为美”、“以美为丑”如此而已。据说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周游列国的人，他到了这样一个国家，在这个国家里，无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他们都是笑容满面，相当有礼貌，他以为自己找到了“世外桃园”，高兴极了。他忽然发现了一个异常现象：他们每个人，即使抱在怀里的小儿，为什么后脑壳都要遮一块白布呢？由于好奇心就轻轻地将这块白布揭开，揭开一看，吓了一大跳，原来一幅凶神恶煞的像被隐藏，那种“笑容满面”是给人看的一种假像。可见，郭先生否定《周易》是一种假像，而否定、消灭中华民族文化的真相被隐藏了。看来，郭先生在“鲁家店”担任“杀手”确实是非常出色的。[/watermark]

我是来刷分的，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