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中医中药

告别中医中药

-=-=-=-=- 以下内容由 张功耀 在 2006年05月27日 01:58am 时添加 -=-=-=-=-
告别中医中药
内 容 提 要
    以文化进步的名义，以科学的名义，以维护生物多样性的名义，以人道的名义，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告别中医中药。
    关键词：废除 中医 中药
    1879年，浙江儒学保守派人士俞樾先生发表《废医论》，最早，也最明确地提出了废除中医的主张〔1〕。俞先生的这个“废医”(“废除中医”的简称，下同)主张，明显影响了曾经赴日留学的两位浙江后生，一位是余云岫，另一位就是鲁迅。前者赴日先攻物理，后转大阪大学主攻医学，回国后却以斥责中医为“伪学”而名闻海内外，有自撰的3集本《医学革命论》流传后世。后者赴日学习西医，回国后却以改造中国人的思想为己任，其中包括“废除中医”，代表作就是短篇小说《药》。在这些“海归派”的倡导下，在20世纪的20年代形成了一股废医热潮。除余云岫和鲁迅之外，还有政治人物孙中山，学者胡适、梁启超、严复、丁文江，都是“废医”主张的强力倡导者。有学者已经指出过，这些“海归”的废医派人士均把废医主张与国民性的改造联系在一起。〔2〕然而，中国的文化是很难改造的。几乎所有新起的思想，不管是内生的还是外部引入的，都要被淹没在庸众思维的汪洋大海之中。即使在科学思想有了一定普及的今天，要继续说服人们接受这个120多年以前就提出的废医主张，也还有许多艰苦的理论工作要做。

张先生对中国科技史的状况怀有很深的偏见，至少是一个“欧洲中心论”思想的受害者。（估计此人四十多岁、五十上下，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受过一些民族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毒害，后来讳疾忌医以致“顽疾”难愈，中年以后加重，且时有发作）

点评张功耀的《被误读为“先前阔”的中国古代科技史——兼论“李约瑟难题”的推理前提问题》:
http://www.dyjc.net/cgi-bin/topic.cgi?forum=21&topic=896&show=0

曾昭武致张功耀
张教授：
拜读了您发表在北京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网站上的《告别中医中药》一文，我有几点不能苟同于你的意见。现述于下，供你参考：
1、您说：“中医越是‘现代化’，中医所暴露出来的缺点也就越多。典型的例子是，曾经被中医称为“大补之王”的人参（Panax ginseng, L.），经现代化研究以后，既没有发现其确切的营养价值，也没有发现其确切的药用价值，相反却发现了它对于某些疾病（如高血压、便秘、咯血、重感冒、失眠、过敏）的有害作用。”一般来说，中医的缺点固然是很多的。关于“人参的药用价值”不知您是看的哪些研究文章。但，从药理学来看，有副作用的东西一般就有药理作用。我们可以利用这种副作用反过来治病。人参如果能够导致高血压，那么它就应该可以用来治疗低血压。如此等等。西药中不乏这样的例子。
2、根据你的考证和比较，你认为中国古代医学晚起于其他文明地区。关于这一点，我完全尊重你的意见，因为你毕竟是专门从事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研究的著名学者。但是，我认为，这不能作为中医没有价值的依据。
3、关于中医的脉诊，我认为是有根据的，至少在心血管内科这块，对于心率等方面的描述，是比较与现代医学相适应的，西医的教科书也承认了这一点。
4、关于“水肿”的治疗，现代医学的治疗原则是利尿、强心、祛除梗阻等，这与你引证的《黄帝内经》“平治于权衡，去菀陈莝……，开鬼门，洁净府”是相应的。至于你批评说“开鬼门，洁净府，精以时服，五阳已布，疏涤五脏”之类的医疗措施，“没有明确的操作含义”，这似乎要求太高了。内经是医经。古代医经只讲原则，一般不讲具体的治疗，直到张仲景时才把治疗原则与具体的治疗结合起来。 5、中医在使用毒物入药方面，当然有其很大的局限性的。但，我本人以前亲手所治疗的一些“基底细胞癌”之类的病人，确实用外用五虎丹（含汞）等治好过。这样的经验并无虚假。因此，毒物入药未必不好。
6、李时珍的贡献是很大的，至于其中不正确的认识，也不足以推翻其所有的论点。他的认识多半来于亲自的实践，有些是确实可行的。
7、中药的毒性问题不明确，是众人皆知的。但普遍来看，其毒性的存在概率是中药少于西药。而且，中药的毒性都在安全范围之内。否则，使用中药中毒的病人可能就是不计其数的了。
8、我承认，凡是科学的东西都应该揭示其因果关系或原理关系。这是亚里士多德留给人类的一份文化遗产。但是，我认为世界上很难有单一的因果关系。许多因果关系应该是系统的和复杂性的。世界上的事物可以说既简单又复杂。复杂和模糊才是这个世界大部分事物的本来面目。真正的简单或精确，只存在于人的意识之中。因此，对于医学，我们不可能要求得到简单而明确的因果关系。 9、常识是由科学认识转化而来的。就象以前人们的常识是地球是方的，现在的常识是地球是圆的。所以说，常识有些是科学的东西，而有些不是科学的东西。不能说常识就不是科学了。
曾昭武
2006年2月8日
张功耀答曾昭武
曾博士：
你提出的问题，对于我们深入讨论问题很有益处。我不是职业医生。但对于概念、思想和行为的分析来说，我们有我们的学科优势。对于你提出的9个问题，我有如下思考：
1、关于“人参”是药品还是食品，我们中国一直没有认真研究过。欧洲列强侵入我们中国后，欧洲人才知道中国人用人参来维持和增强人的精力，于是，就对人参的这种“药用价值”进行了研究。出人意外的是，欧洲医学界得出了否定的结论。美国也是产人参较多的国家之一。为了确证人参的药用价值和营养价值，也从19世纪开始了与欧洲医学界相同目的的研究。直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药品和食品管理局才最后做出结论，把人参列为“一般认为安全的食品”（不属于药品）。90年代，国际医学界还继续发表了相关论文[1-4]，国内也有比较多的报道。
你关于利用副作用来治病的想法，我不敢贸然苟同。因为它只是一种直觉，没有达到科学的境界。用它提出一种研究思路是可以的。用它做“反过来”治病的结论则未免武断。比如，口炎性腹泻是由患者的免疫性紊乱引起的，单纯使用一些止泻药，就可能解决不了问题。还有一些药物的副作用，对生命有机体是有损伤的，在没有弄清药物发生副作用的机理之前，不应该单凭直觉就“反过来”使用。科学需要直觉，但直觉本身并不是科学。至于西药医生如何反过来利用一些药物的副作用治病，你没有列出实例，我也没有注意到这方面的报道。但我认为，医生不但要治病，而且要安全地治病。一切不安全的治病理论和方法，不管它怎样有效，都应该努力排除。
2、“有价值的”和“科学的”是不同的概念。中国和西方在16世纪以前都曾经采用草本方法征服疾病。就是14世纪的欧洲对付黑死病，也基本上是采用了草本医学方法。因此，就医学的起源来说，它们都有大致相同的特征，本无所谓“中医”和“西医”。许多古代的草本医学方法，包括古印度、古埃及、古美索不大米亚、古代中美洲、古代高加索地区，不只是古中国的医学措施在世界上流行。它们都可以作为“自然疗法”的参考。换句话说，它们是有价值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是科学的。社会上有一个倾向，把不进步的叫做传统的，把保守落后，为落后做掩盖，叫做“维护传统”，或者“弘扬传统”。这是一个严重的误导。二胡可以不进步，进步了可能就不是二胡了。医学属于科学，而科学是必须要进步的。我倡导告别中医中药，就是在我国医学界理直气壮地倡导科学进步，而不是在一些冠冕堂皇的口号下保守落后。
3、心率可能与脉博跳动相吻合，这并不奇怪。心电图测量中实际上就包含了“脉搏”。只不过它不是按照“寸口切三关”做的罢了。但是，如果说可以依据脉博跳动来判断所有疾病和妊娠状态，就未必可靠了。科学的东西必须遵守确定性原则。诊断描述应该尽可能精确，以便于与身体的正常状态进行比较。中医脉诊列举了14种“有病”的脉相，却没有列出“正常”的脉相。这表明，中医的脉诊方法不具备排中分析的逻辑基础。脉诊的描述不精确，又缺乏排中推理的逻辑基础，把疾病的诊断建立在这样不确定的基础上，会给诊断、施治、法医鉴定带来相当大的混乱。如果我们承认医学是一种科学，我们就要尊重科学的基本规范，包括它可靠的实验基础和逻辑基础。
4、治疗水肿病遵循“利尿、强心、排除梗阻”等原则，这是依据经验做出来的判断。但是，水肿病人未必都需要利尿，因为小便状态与水肿可能属于不同的疾病范畴。水肿病人也未必都需要强心，如果不是“心源水肿”，强心的意义就不大，而且不一定能解决问题。至于排除梗阻，首先碰到的问题是，排除哪里的梗阻？如何排除梗阻？用《黄帝内经》里介绍的“缪刺方法”可以排除梗阻吗？可见，依据表面现象做出的抽象原则，是没有实际意义的。批判理性主义哲学揭示过一条很重要的原理，原则越抽象，可错性越低，越没有科学价值。作为一个涉及人身安全的医学家来说，不应该被哪些貌似有理，而实际上又毫无意义的格言和警句所迷惑。
5、汞元素已经被世界卫生组织禁止入药。我相信，你用五虎丹杀灭“基底细胞癌”可能是有效的。而且，这可能还是一条很重要的临床经验。你应该善于总结和比较。我在《告别中医中药》那篇文章中，提到过当前世界上流行的“自然疗法”研究取向。你可以根据你的这个临床经验，通过加减其中的药味，进行临床对比实验，也可以进行生理生化实验，判断出其中真正起作用的药物要素。如果可能的话，你可以研究一下，去掉汞元素是否同样有效？如果去掉汞元素同样有效，则你的这个临床经验，就可以成为一种普遍有效而且安全的疗法。我倡导告别中医中药，不是去否定那些确实有效的疗法。我自己曾经是中医生，我当然知道许多中医方剂是有效的。但是，我已经多次说过，有效的未必是科学的。我们告别中医中药，就是要告别那种不求甚解，不负责任，不安全的“有效”施治。中医的一些有效疗法，是可以作为“自然疗法”的参考文献来使用的。这与告别中医中药并不矛盾。
6、李时珍可能是一位医学著作家，并不一定就是医生。晋代皇甫谧写了《针灸甲乙经》。可是，他终身没有看过一个病人。李时珍的书，没有他独立的知识产权。他的《本草纲目》综合了前人的许多东西，其中良莠不分。一本那么厚的书，说它毫无价值，当然过于武断。我所反对的，是我国医学界和科学史界对这本书过于殷勤，一些注解读物对其中不科学，甚至反科学的东西，也缺乏勇气向读者指明。这是不尊重科学的表现。
7、“是药三分毒”。西药和中药的毒副作用很难简单地比较。目前国内也没有发表过这样的统计数据。但是，就我所知，西药在生产和检验方面是相当负责任的。每个新发明的西药（尤其是疫苗），在投放市场之前都经过了严格的检验，直截了当地阐明了它们的毒副作用，给出了安全使用的建议。遗憾的是，至今没有任何中药产品（包括煎剂和成药）做到了这一点。我已经在我的文章中说了，中药没有阐明毒副作用，不等于它们没有毒副作用。
8、我国哲学界关于系统因果关系的概念至今还十分模糊。就我本人所读到的关于中医系统观的论文来说，它们只是一些煞有介事的术语堆积，没有一篇论文真正达到了系统因果观的水平。我在课堂上曾经举抽烟与肺癌之间的关系，来解释过系统因果观与机械因果观之间的差异。机械因果观认为，抽烟可以引起肺癌，因为烟焦油中含有尼古丁。可是，尼古丁为什么会致癌呢？机械因果观就回答不了了。因为不少嗜烟如命的人，并没有患肺癌。西医已经发现了机械因果观的局限性。它迫切需要走向系统因果观。可是，这方面的研究还刚刚起步，取得的成果不多。中医的系统因果观，目前还处在搬弄系统科学术语进行自我标榜的水平上。这样的系统因果观毫无意义。
9、我赞成你的说法，许多常识的确是从科学转化来的。科学的东西一旦深入人心就变成常识了。但是，并不是所有常识都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了。中国的食疗观念中，许多作为常识的东西就不科学。比如，“补血”这个概念属于中国人的常识概念，却不是一个科学概念。17世纪的哈维曾经为我们证明过，对于一定体重的人来说，血液的含持量是一个常量。只要不是大出血，是不需要补血的。可是，在我们中国人的食疗常识中，却不乏“补血”这一类意义不明确的说法。
张功耀
2006年2月9日

曾昭武再致张功耀
张教授：
回复已阅。有不少收获。但我对您的回复仍有如下新意见，特进一步提出来与你商榷：
1、一般认为，食物是指能维持或继续人体正常新陈代谢的物质；药物是指能改善或恢复正常新陈代谢的物质。其实，食物、药物、毒物三者之间没有严格界限，从一定意义上来讲可以相互转化。如食盐，用于烧菜，是食物；制成注射液，即为药物；若一次服用15－60克，即有碍于健康，一次服用200－250克，可因其吸水作用和发生离子平衡严重障碍而引起死亡，于是，它又成了毒物。可见，食物、药物、毒物的区分并没有严格界限。
2、现在的医学的诊断与治疗均不是建立在完全的必然性基础之上的，多半是进行可能性诊断，从100%到0%不等。就是做了很多检查之后，许多诊断仍然是可能是“某种疾病的可能性多大，但不排除可能是别的疾病”。中医通过望、闻、问、切得到的“症”来表征疾病，西医则用医学检验来判断病理。它们属于不同的规范。中医有了症，就可以“对症下药”。与西医的“对症治疗”有一定相似。
3、正确的治疗原则也属于医学科学范畴，如果非感染性水肿用“杀菌”治疗则显然是不科学的。治疗原则对医师来说有时比具体的治疗更重要。
4、汞外用可治疗诸多疾病，五虎丹具体的治疗作用是由于哪种，值得进一步研究。
5、您对李时珍的评价是正确的。现在大部分中医临床医生当然必须根据实际的临床效果来诊治，虚无飘渺的东西已经比较少见了。
6、中药的毒性研究有很多还是做了的，中药药典里有具体的说明，但多限于急性毒性试验等，无疑有很多工作还要进一步去做。这也是当前中药的主要任务之一。
7、目前对因果关系，特别是中医的系统因果观，研究甚少。但多味中药系统性科学的配伍是有其正确的哲学与科学基础的，目前很多中医药研究也在用更客观的方法研究证实与证伪，目前现代医学中很多疾病都不是用单一的药物治疗，多半是几联疗法。但，这些药物之间的相互作用，特别是体内的相互作用研究得较少，西药已经或正在走多种药物联合配伍的道路。
9、常识是慢慢形成的。对于未知疾病，《内经》可能还是较早吃螃蟹的。在西医大举进入中国之前，中医对当时的人们建立一些医疗常识，应该是有重要的作用的。对于水肿病人，不是医生的人，很难有什么“开鬼门、洁净府”之类的看法的。这种看法的形成应该是在古代医师治疗水肿时逐步形成的，以后才变成一般人所知的常识。 曾昭武
2006年2月10日
张功耀再答曾昭武
曾博士：
你的意见很有启发。比如你在关于药物、食物和毒物的区别中，举食盐的例子，我觉得就很能打动读者，让读者去思考其中深层次的哲学问题。从这样的讨论，你可以看出，哲学对于我们思考问题是很重要的。就我的观点看，我们在决定某物是否可以收入“药典”时，应该依据它在常规使用条件下的结果去判断，而不要在极限条件下或非正常条件下的使用结果去判断。也以食盐为例，即使少量的食盐，对于水肿病人来说，也是“毒药”。常规条件下生产和使用的食盐，应该被列入食品，而不应该被列入药品。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在收入“食品”名录时，分别“安全食品”和“一般认为安全食品”，我认为，这样就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具有很好的指导作用。
此外，我不能同意你关于医疗诊断和治疗方面的“必然性问题”的争辩。
科学是揭示必然性的。否则，就不叫科学了。一种医学如果蔑视对必然性的追求，把医疗措施和医疗效果用患者的生命去做赌博，这是非常有害的。
中医看病的基本思想是“辨症施治”。事实上，这个所谓的“辨症施治”，只浮在对疾病的表面观察上，没有深入到疾病的病理中去。不同的疾病，会有相同的“症”。这一点，你大概比我更清楚。“胃痛”严格来说是“症”不是“病”。十二指肠溃疡，胃炎，胃动力不足，肠炎，肠梗阻，吃了有毒的东西，胃癌，等等，都可能表现为“胃痛”。中医的缺点就在于，它不去寻求导致“症”的病理学基础，只浮在“症”的表面“辨症施治”。疼痛就止痛，大便不畅就泻下，一身紧就发汗，出血就止血，如此等等。由之，虽然症状消除了，疾病却依然存在。由于我国自古以来就是“辨症施治”，而且，看上去这已经足够了，于是，就造就了我国不少医生蔑视必然性的思维惰性。
蔑视必然性，必然要受到必然性的惩罚。这样的思维惰性是非常有害的。但是，这里涉及到另外一个难题。疾病的发生是有条件的。征服疾病的方法又总是出现在疾病产生之后。比如，冠心病是1912年才第一次报道的，现在我们对它的因果关系依然没有彻底阐明。1959年，一名刚果男子的死因不能在已知的病理学范围内解释，他被认为是一种新型的疾病，到1984年，美国的Gallo医师，分离出了一种引起艾滋病的人类免疫性缺陷的病毒（HIV），然后，又从1959死亡的那名刚果男子身上也检查到了这种病毒。这才最后揭示了引起这种新型疾病的因果关系。显然，医生不可能在还没有阐明因果关系并找到征服这些新型疾病的方法之前，不对这些疾病采取措施。这大概就是你所说的，医生可以在0%的必然性的情况下，也应该对患者“辨症施治”的缘由。但是，这不能成为医学科学可以浮在症的表面，不去追求蕴藏在“症”的内部哪些生理和病理的必然性的理由。我认为，对于尚未被征服的疾病，采取一些临时性的医疗措施是可以的。但作为一个标准化的医疗措施，则需要精细的探索，甚至需要动员全世界的医生来攻关。
由于中医倡导“辨症施治”，“症”的表现形式又基本相同，于是，中医往往是一个医生看多种疾病，甚至所有疾病。与之相反，西医一直以追求因果关系明确的方式来对疾病施治。于是就出现了许多人看一种病的格局。前者因为一个医生“包医百病”，自然就不需要医院了。后者因为许多人看一种病，这就需要各种诊疗程序（检验、诊断、透视、扫描）系统地发挥功能，于是就产生了医院。如果我们满足于“辨症施治”，不管其施治结果有效还是无效，遗留下来的不确定性因素势必很多，因而不能形成标准化的诊断和治疗，尤其不能进行安全性评估。如果我们在对新型疾病采取临时性医疗措施的同时，认真研究它的因果关系，在开始时可能不如中医那样积极，而一旦确定性地解决了因果关系问题，就可以使征服相关疾病的方法走向标准化。那时，人们就可以接受标准化的预防、诊断和治疗了。久而久之，这些还会转变成你所说的医疗常识，患者自己到药铺去购买一些非处方药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可见，把医学推向科学，肯花时间和精力去寻求明确的因果关系，对整个社会来说是非常有益的。
张功耀

小衲 回复：
本来还想学点东西，结果发现通篇都是胡说八道。基本上没有一点价值。连小弟这种深受现代毒害的人都觉得是胡说八道，那要让军软兄这种坚决反对西化的人看来，简直就是谬种毒草了。呵呵。
此教授的对现代科学的认识还停留在上个世纪6，70年代，甚至是世纪初的水平，所以对中医的认识，连批评都批评不出个高水平来。连小弟最讨厌的方舟子都不如。（当然，人品是另外一个问题。方舟子的人品，呵呵，已经没有品可评了。）

杏林春晓 回复：
对张攻咬：
你所提倡的中医要解决确定性的因果关系这一点，我比较同意。
一、在诊断上，中医诊断方法对于一般的中医师确实比较难把握，因为中医的诊断虽然也有标准化，但多数是定性的东西，还缺少定量的分析。西医的定量分析，虽然比定性分析更进一步，但由于这些定量的东西与疾病并不存在精确的一一对应因果关系（详见拙作《浅谈中西医的共通地方》），所以在医学上我们也不能说定性的东西一律无用。即使是西医，其诊断的切入点仍然是症状这个定性的描述，有了定性的描述，才可以排除一些基本无关的考虑因素，缩小定量分析的范围。
由于人体这个机体系统的复杂性，要找出精确的一一对应因果的诊断关系，在目前包括不远的将来，中西医都难做到，这是个医学上赋予人类需要解决的重任。
二、在药物的疗效上，我认为中医药是有效的。但是正如你说的，中医由于使用复方，不明白其中是哪一种药物起作用，可能处方中存在无用的药物，如果能从精确上研究，可以起到节省药材的作用。我赞同这一点。但是这个精确研究，恐怕不是一时能解决的。首先由于药源的复杂性，中药来源于不同产地，不同地方的药物其治病效果是有差别的；其次是中药多数使用复方，其中药物间是否存在协同加强疗效反应或作用（有现代研究中药药理著作证实银花与连翘一起使用能加强作用），如果确实存在这个规律或现象，那给中药的药效精确研究带来许多困难，因为你必须对每个古方进行药物间和药物与疾病间的相关性分析。
其实西药存在同样的问题，特别是药物与疾病的相关性关系，可以说，包括中西药都不存在100%疗效的[Y（疗效）有可能等于X（药物治疗评价），Y又有可能不等于X，甚至有时Y平方等于X，即可能药效评价与实际疗效相反]，这就说明了，人体是个复杂的系统，个体（模型不固定）的差异性，使医学很难用其它一般科学的精确因果关系来描述。
中药研究还有一个难点就是，现代药理分析某些中药体外可以抗菌，但用在人体上却没有这种效果，而另一些中药却完全相反。原因在哪？目前还不能弄明白。因为存在这个现象，所以我们无法纯根据药理分析所得出的因果关系来运用中药于临床。正因为目前有的中医师受西医的影响，根据药理分析结果用药，结果产生了适得其反的疗效。比如我治疗过的几个肝炎病人，先前的中医师就是根据黄芩、黄连等清热解毒药可促转阴的现代药理研究结果给患者服用大量的清热解毒药，结果这些患者出现了面青、胃纳不佳甚至转氨酶升高等副作用，而我根据中医的辩证完全不管现代药理分析结果对这些患者进行治疗，反而能够使患者肝功能恢复正常，脸色红润，胃口好，睡眠好，即一句话生活质量提高。
三、有毒药物并非不可入物。实际上西药多数是有毒副作用的，我们是取它的治疗作用，而想办法尽量减少它的毒副作用。不能因药物有毒副作用而因噎废食。我家祖传有蟾蜍膏药，蟾蜍是有毒的，但用它来治疗外科疾病如烂脚、疮等，疗效是非常高的，而且病人并未呈现出毒副作用。另外蜈蚣可用来解蛇毒，毒药也可以救人。
四、关于水肿的治疗。“开鬼门，洁净腑”按我的理解是治肾和治肺。我治过二例水肿病人，运用这个思维取得非常满意的疗效。一例是我母亲，在乡下回到广州时，突然发水肿，我用防己黄芪汤合四妙散，三剂水肿消退，这个方法可以说是治肺（中医理论认为肺可通调水道）；另一例是一个得了风湿病的水肿病人，水肿一年多，杂投中西药都不见消退，病人家属请我治疗，我仍然以四妙散加桂附理中汤及杜仲等补肾药治疗，料想不到一剂水肿消退，这是治肾办法（中医理论认为肾主水，司二便开合），病者丈夫也是学中医的，这回对我竖起大拇指赞叹：神医也。
五、中医药的疗效是显而易见的，不可怀疑的。我治疗过的高血压、支气管炎等病人效果，远比西药好。当然由于各个中医师的悟性不一，中医理论的通透性差，使中医师间的水平参差不一，甚至天壤之别，对于同一病人，不同的中医师治疗效果是不同的。这个原因，我认为是因为中医理论太过庞杂，无人作疏理，使之简单化而易掌握。目前的中医理论掌握程度，完全靠各人的修为。笔者很想在有生之年，能够整理中医的精华，使大家能够节省大量时间去学成中医，在短期内能迅速掌握其要领，而不象现在这样，有的中医师学了十年还无所适从。

小衲 回复：
楼上说的不错，顶一个。
“正因为目前有的中医师受西医的影响，根据药理分析结果用药，结果产生了适得其反的疗效。比如我治疗过的几个肝炎病人，先前的中医师就是根据黄芩、黄连等清热解毒药可促转阴的现代药理研究结果给患者服用大量的清热解毒药，结果这些患者出现了面青、胃纳不佳甚至转氨酶升高等副作用，而我根据中医的辩证完全不管现代药理分析结果对这些患者进行治疗，反而能够使患者肝功能恢复正常，脸色红润，胃口好，睡眠好，即一句话生活质量提高。”
有些意思。
这种适得其反的疗效是个案，还是比较普遍的现象？
有没有人重视这个事儿？
Again，小弟还想问一句，出现这种情况是为什么？ 是人为的错误，还是？

军民软件 回复：
太长了，没时间看
说来说去还是个世界观问题，要改造世界观，就要先树立东方哲学的学术地位
哲学问题不解决，教授们的脑筋就很难转过来

军民软件 回复：
张功耀固然是个“学术小丑”，曾昭武也属于“问道于盲”之类

再转一篇张功耀的“胡说八道”，供大家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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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误读为“先前阔”的中国古代科技史——兼论“李约瑟难题”的推理前提问题
张功耀

（中南大学科技与社会发展研究所，长沙，410083）

内容提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冲破“先前阔”的文化阴影，以尊重科学的态度审视科技史项目，并通过客观的比较可以断定，中国古代科技史是一篇被误读成了“先前阔”的历史。它意味着，作为“李约瑟难题”的推理前提不存在，所以，对它的任何求解都毫无意义。否则，它将陷入欧布里德式的怪论之中。
关键词：中国 古代科技史 误读 先前阔
江晓原教授在《自然辩证法通讯》2001年第一期上撰文指出：“所谓的‘李约瑟难题’实际上是一个伪问题。”而这个“伪问题”的出笼，“也可以归为误读的范畴之内。”[1]江教授的这个论述大概是说，因为我们误读了李约瑟，所以也就误读了中国科技史，于是就出现了“李约瑟难题”这个伪问题。其实，从李约瑟本人和李约瑟雇用的写作班子，到我国当前的中国科技史教学与研究，又何尝不是以“先前阔模式”误读了中国古代科技史呢？这样的误读，由于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原则，使得我们不能清醒的认识我们的过去，以至于我们现在不得不重做一些实事求是、正本清源的工作。
“先前阔”的文化阴影
“先前阔”，最早出自鲁迅先生的文化批判小说《阿Q正传》。研读过这篇小说的读者知道，阿Q曾经拥有一个“真能做”的名声。但是，阿Q的“真能做”并没有改变他穷困潦倒的命运。因此，阿Q对他现实生活的贫弱是心知肚明的，只是讳言而已。至于他的过去，阿Q虽然并不清楚自己“先前的行状”（即自身的历史），加上“人家也没有留心”（即很少有人关心阿Q的历史），但他却很有信心地认为，自己先前曾经很阔。你看他：“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你算什么东西！”[2]
这种“先前阔”意念的形成，是有一定的历史原因和文化原因的。鸦片战争、中法战争、还有“小日本”打败“大中华”的甲午海战，这些使大清帝国蒙受屈辱的战争，迫使自我封闭的中国封建王朝“与地面世界接触”（马克思语）。然而，就在这个“与地面世界接触”的过程中，中华文化术语词典中出现了“列强”这个词。一群被祖先崇拜的香火熏陶出来的书吏们，内心感受到了与列强的巨大差距。但是，为了求得一种心理上的平衡，他们只好通过求证祖上的荣耀来掩盖现实的贫穷与落后。这恐怕就是在中国造就“先前阔”意念的历史缘由和文化缘由。
其实，要造成一个“先前阔”的文化假象并不难。以下三种方法都具有祖传性质，按照这些方法去做，就可以使本来落后的东西也能“阔”起来，并且“阔”得理直气壮。
一、处阴休影法
《庄子?渔父》在谈到孔子削迹于卫，伐树于宋，围于陈蔡而不知所失时，讲了这样一个可以掩盖缺点并使自己聊以自慰的经典方法：
“人有畏影恶迹而去之走者，举足愈数而迹愈多。走愈急而影不离身。自以为尚迟，急走不休，绝力而死。不知处阴以休影，处静以息迹，愚亦甚矣。”[3]
这个经典方法所阐明的道理是，要摆脱自身缺点的困扰，就是将自己的缺点置于别人的缺点之下（处阴以休影）；要想自己不犯错误，就是什么事也不要干（处静以息迹）。否则，如果你拼命地去追赶人家，或者设法努力克服自身的落后和不足，你就会“急走不休，绝力而死”。
显然，庄子的这个方法教会了我国不少从事科技史研究的人。由之，每当有人指出中国古代的科技史还存在缺陷时，马上便会涌出一批学者，试图努力证明西方的古代科技史也是有缺陷的，从而达到用别人的缺点来庇护自己的落后的目的。于是，“先前阔”的结论也就蕴于其中了。
二、圣教同源法
鲁迅先生曾经尖锐地批评过：“凡是读过一点古书的人都有这一种老手段：新起的思想，就是‘异端’，必须歼灭，待到它奋斗之后，自己站住了，这才寻出它原来与‘圣教同源’。外来的事物，都要‘用夷变夏’，必须排除的。但待到这‘夷’入主中夏，却考订出来了，原来连这‘夷’也还是黄帝的子孙。”[4]
这种“圣教同源”的考订方法是形成“先前阔”意念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1719年，英使马戈尔尼曾经带来一种“自来火”（安全火柴），它使一些缺乏见识的中国人惊异不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最初几年，我们还在把这个小巧的发明叫做“洋火”。可是，居然有人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考证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结论，早在北宋年间，中国人就已经发明了火柴。这种圣教同源的考据并不可靠，但是，很容易强化“先前阔”的意念。
三、关门见喜法
中国传统的说法是“开门见喜”。可是，要使自己处在“先前阔”的地位上，就只好“关门见喜”了。否则，一切至高无上的头衔、令人咋舍的荣誉、旷世空前的伟大成就之类，只要大门一开，也就未必可喜可风、可圈可点了。
孔子的名声在欧洲的变化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孔子是中国儒学的鼻祖。他一生“述而不作”。没有一篇中国古代文献典籍的著作权可以无可争议地归于这位“孔圣人”。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降，这位没有发表过一篇著作和论文，也没有什么科学建树和理论建树的游说教师，仅仅因为他矢志不移地致力于恢复周朝的道德传统（“克己复礼”）而成了“大成至圣先师”，并被尊为中国人的“万代师表”。近10几年来，他还获得了“中国文化的杰出代表”的授勋。这个被毫无根据的追授并鼓噪起来荣誉，使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的努力白费了。“万代师表”尚且可以不发表任何论文和著作，这就难怪我们的大款、大腕和大官们可以自由地捞取“教授”和“院士”的头衔了。
实在地说，欧洲人在没有充分了解孔子之前，曾经叹服过他的名声。但是，当《论语》之类的著作传入欧洲以后，孔子的声望反倒大降。德国著名哲学家黑格尔，在阅读了德文、法文和英文版的《论语》、《大学》、《中庸》之后，曾经这样评价过孔子：“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西塞罗留下给我们的‘政治义务论’便是一本道德教训的书，比孔子所有的书内容更丰富，而且更好。我们根据他的原著可以断言：为了保持孔子的名声，假使他的书从来不曾有过翻译，那倒是更好的事。”[5]
由于中国社会长期处在封闭状态，没有让学者“开门见喜”的现实条件。于是，大家都十分自信地热衷于“关门见喜”。
凡此种种，使得“先前阔”成了中国社会一种挥之不去的文化阴影。
以尊重科学的态度审视科技史项目
在中国古代科技史研究方面，要摆脱“先前阔”的文化阴影，首先应该解决科学技术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理论上讲，科技史是关于科学技术本身的历史。不属于科学技术的东西不应该写入科技史，尤其不应该将本不符合科学发现或技术发明标准的东西肆意拔高。这个看似简单而且合理的原则，在我们日常的科技史教学和研究中却很难贯彻。于是，我国出版的不少中国科技史专门著作和论文，竟然被写成了“没有科学的科学史”和“不尊重科学的科学史”。典型的例子有，一位没有做出过任何发明的宋应星，仅仅因为他写作了《天工开物》，居然被写成了“伟大的发明家”；连球形大地概念（更不用说太阳系概念）都没有的沈括，居然被夸大到了“哥白尼式的科学家”的地步。从意识形态层面上说，这是不尊重科学的表现。从方法论层面上说，它是科技史研究中的项目审视问题。中国古代科技史之所以被误读成了“先前阔”的历史，就是因为人们在进行科技史研究中，没有按照科学和技术的基本标准对载入科技史的项目进行认真而客观的审视。
希腊哲学家在摆脱神秘主义思想束缚的努力中，创造了两种至今有效的科学规范，从而为人类社会留下了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一种是以柏拉图为代表的“完全形式推理规范”，后人亦称之为“几何学规范”或“几何学传统”，它要求人们把对自然界的科学认识建立在严格形式化推理的基础上。另一种是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因果律规范”或“因果律传统”。它要求任何一种自认为科学的认识，必须清楚地阐明事物存在和演化的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和目的因。因果关系不明确的认识不能算是一种科学的认识。人类所获得的全部科学认识都可以归为这两种规范中的一种。否则，是没有资格被称为科学的。既然所有的科学都是按照这两个规范发展起来的，只有符合这些科学规范的知识体系和知识单元才有资格被载入科学史。想必这是顺理成章的。
根据因果律科学规范，我们不难判断，恩培多克勒的“四元素说”属于科学，中国古代的“五行说”则不属于科学。
众所周知，恩培多克勒的“四元素说”是通过火法分析得到的，其因果关系在当时的认识水平上是最明确的。恩培多克勒告诉人们，观察生树枝在火炉中燃烧的情形，树枝在燃烧时发热，喷出火焰，证明在它的里面含有“火”；烟囱顶部逸出烟雾证明它里面含有“气”；燃烧着的生树枝两端会鼓泡并嘶嘶作响，这就是“水”；灰烬具有重量、不可再燃烧性和干燥性，它被命名为“土”。将世界上所有的物体用燃烧方法进行分析，都会从中解析到这四种“元素”。由之，自然界是由土、水、气、火四元素构成的，就被认为是得到了普遍性的证明。虽然这样的证明非常朴实，站在现在的立场上看，把土、水、气、火称作“元素”也并不恰当，但它毕竟是科学史上最早也最充分的一次证明活动。尽管这个证明活动发生在亚里士多德之前，但它完全符合科学研究的因果律规范。因此，把恩培多克勒的“四元素说”当作古代希腊的一项科学发现是有充分依据的。
反之，中国古代的“五行说”不仅对金、木、水、火、土“五行”的概念界定十分模糊，对“五行”之间的生克关系也没有给出有充分说服力的因果关系论证，尤其没有像恩培多克勒那样用实验来证明它。所以，我们没有充分的理由把“五行说”供奉在科学的殿堂上。
根据几何学规范，古代希腊和古代阿拉伯国家的科学家们曾经在数学、天文学、力学、光学等学科领域做出了不少重大发现。然而，与之相比较，虽然中国古代也曾经频繁地触及到了类似的学科主题，但是，其中符合几何学规范的科学成就并不多。
以数学为例：
尽管数学不是关于自然定律的研究，但是，所有的数学发现都是由符号语言系统，根据严格的演绎逻辑规则建立起来的。因此，没有严格可演绎性的数学发现不能算是科学的数学发现。根据这个判定，读者不难检核到这样的结论：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载的所有数学发现都没有科学价值。其中，有的没有可演绎性，如“隙积术”；有的甚至是错误的，如“会圆术”。同样道理，细心的读者也能体察到，欧几里德《几何原本》给出的关于勾股定理的证明是充分的，而比它晚800年左右的赵爽在《周髀算经注》中用一个“弦图”对勾股定理所做出的证明，则少了一些基本的推理前提。如正四边形与直角三角形的关系和两个代数和的平方计算公式，是“弦图”所必须具备的推理前提，但是，在赵爽那个时代，中国数学史的发展还不具备这样的认识。因此，赵爽对勾股定理的证明是不充分的。
为了使我们能够以尊重科学的态度来写科学技术史，研究者用科学的眼光去审视历史上的科学活动及其成就是完全必要的。就我们的科技史研究实践而言，笔者有如下建议：
一、关于科学史：
1、所有猜测，哪怕是非常天才的猜测，都不属于科学史。如宋代的廖禹在他的《金精廖公秘授地学心法正传》中说：“山体高耸宏大，由其根基盘踞，支持于下者厚重也。根脚之大，必是老硬石骨作体，非石不能胜其大。低小之山，必根枝迫窄，土肉居多。”这个说法，涉及了地壳的地质构造。从思想内容上看，它比较接近于19世纪末乔治?艾利（George Airy）所阐述的地质均衡原理。但是，廖禹的陈述是一个纯粹的猜测，不包含任何科学的说明和论证，不能与艾利的地质均衡原理等量齐观。鉴于这样的分析，地质科学史可以不写廖禹，但不能不写乔治?艾利。
2、神秘主义不属于科学史。古代亚述、巴比伦、埃及、印度、中美洲地区和古代中国的许多科学活动，都曾经包含在神秘主义的文化之中。但是，所有的神秘主义命题，都没有明确的因果关系和严格的逻辑推理，其中尤以“天人合一”的东方神秘主义最为典型。因此，我们不能把神秘主义也算在科学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