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效绝不等于有道理

有效绝不等于有道理
　　
　　 不少人支持中医的原因是，它有效。有效当然是人类对医学的最终追求，但是我们要注意到：有效不能等于有道理。
　　
　　怎么理解？比如巫婆“跳大神”，有时的确可以治好一些病人（通过心理暗示作用）；再比如现代医学临床试验时所用的安慰剂，只是做成药的样子，却没有任何有效成分，但无数个临床实验发现，仅仅安慰剂也是能治好一些病的。
　　
　　这些，都是“有效”的。但是，有效并不能证明“跳大神”就有医学道理。
　　同理，中医治病有效果，并不能证明阴阳五行理论是正确的，只能证明有些中药（并不是全部中药）有时是有效的。只要细心考证，你就会发现，古来一些行之有效的方、药，其实并非是由阴阳五行推衍出来，而是民间反复服药的经验成果。阴阳五行只是对这个经验成果牵强附会的生硬“解释”（仍然要说明，这里并不是在责备古人，而是针对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仍然死抱阴阳五行不放的人）。
　　
　　所以“废医存药”之论，才会在民国年间被许多著名人物推崇，才会在今天又被重新提出。
　　而这么多中药（按《本草纲目》记载，几乎天下之物，包括头发、人粪、人尿，无不是中药）中，到底有多少种有效？有什么效？有多大程度的效？和有类似作用的西药相比有没有优势呢？每种药都有什么副作用……等等，总之，今天该让中药如何为我们所用？
　　
　　不论哪个民族，通过千百年医疗实践，当然有可能摸索出一些有效药物。但是这种朴素的经验往往非常有限，而且常常还靠不住（如中国人用人参“补气”，而印地安人用美洲产的人参治头疼），有时含有捏造、夸大的成分（如李时珍认为，用寡妇的梳子可以让孕妇下奶，纯粹是无稽之谈）。
　　
　　所以，现存的中药，必需经过现代科学方法的研究才能使用。也许有人马上要反驳：我们中国的药为什么要用西方人的科学方法来研究？
　　
　　这种看法似乎太“民族主义”了，科学方法是全人类的，本不分中西。如果要分，我们看看我们今天的生活，有哪一样可以离了西方人的东西？我们的政治、教育、交通、税收、经济、防疫各种制度，还有我们天天所用的电话、所坐的车、客厅的电视、厨房的煤气炉、洗手间的马桶……有哪一样不是西方人的发明呢？我们可以用西方的数字科技研究汉字胶版印刷，为什么就是不能接受用西方传来的现代科学来研究古老的中药呢？
　　
　　其实，我们的中药早已被现代科学研究，也已经被发现了许多问题。这其中最著名、影响最大的，莫过于“龙胆泻肝丸”事件——

《经络图示仪》的重复性



    中国医药信息学会北京分会后现代理论医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杨鸿智先生讲：“在牛顿力学中，在现代机械论科学范畴内，时间是绝对的概念。时间是永恒的、无尽的，而且是没有方向的。因此机械论的科学定律一个特点就是与时间无关。不论在何时何地，运动都以同样的规律进行。所有这些运动都是可以重复的，因为它的上一次运动与下一次运动不会因为时间的不同而有所不同。特别是这一点竞成为现代自然科学评价一个研究成果是否科学的硬指标。即“可重复性”。如果你的实施能在别人的实验中得出相同的结果，那么，这就证明你的实验是正确的，相反，如果你的实验不能被别人重复，那么就证明你的实验是错误的。然而后现代科学在对复杂物质的研究中发现了一个与上述现象根本不同的现象。因为复杂物质内部呈现出多层次多子系统立体交叉相互作用的复杂网络，各组成成分之间的相互作用是无限的和随机的。这样其中任何一个组成成分所受到的作用在不同的时间是绝对不同的，所有这些不同，最终反映在系统总的结构和功能上。即任何一个复杂系统，它的结构和功能，在不同的时间里是不相同的，（一个运动员在不同的时间表现出不同的功能状态）。这样我们就看到，一个复杂系统随着时间的改变，结构和功能也呈现出一幅不断变化的演化过程。这个过程有开始，有高潮，也有结束。针对这个现象，后现代科学给起了一个概念，叫“时间箭头”。即，时间是有箭头的，是有方向的，这就是由复杂物质诞生的那一时间，指向它死亡的那一刻。把系统理论落实到人体，就是说，人的生命活动是有时间箭头的，从诞生指向死亡。在人体中，现在时刻的结构和功能，与上一时刻的不同，也与下一时刻的不同。时间箭头的存在，使我们认识到，忽略时间因素，企图将机体的构造和功能完全拉回到发病前的平衡状态的负反馈调节治病方法，当然是不会有好结果的。因为生命是不可逆转的，我们的生命只能向前走，即使前面是死亡。我们所说的生命的不断更新，子系统会在新的条件下达成系统的新的平衡，正是指这种在生命前进过程中不停交替的出现的生命形态。随着每一时刻的逝去，他早已不是原来的自己。所有这些汇集起来，就得出后现代医学新的病理思想。疾病发生本身已证明负反馈失效，按生命时间箭头的特性也不可能用负反馈恢复已逝的生命。治疗的根本措施应该是支持子系统的正反馈，使机体尽快完成新旧结构的交替，在新的条件下达到新的平衡。 ”
    借杨鸿智先生讲的上文，仅就的我们使用《经络图示仪》的应用过程中的实例测的图示来谈些体会。首先我赞同杨先生的论评。其实所谓“可重复性”应理为如同‘照相机’可重复性应该仅指‘相机’而不能要求它产生的‘相片’都可重复、张张一样，其中环境将随时间成为动态；可重复性是相对的，动态的时间过程永不能重复，是螺旋上升沿着“时间箭头”。所以在实践应用上，《经洛络图示仪》的测查图形结果，应该是‘抹布’原理，通过图形结果的层层叠加，逐步突出主要状态而逼近客观实际达到有据可依的结果，使《经洛络图示仪》成为实用工具。
    《经络图示仪》的分析方法只能是该设备的产物，所谓“可重复性”的范围也是有所指的。该设备所测查出的“π”点可以提示恶病质或“癌”早期，是由该设备的“可重复性”来决定的，这是因该设备有此功能。《经络图示仪》的使用中，因其产生的电流作用在指定的穴位上（手足40个井穴点的测查互相影响过程简称： K.C.F ）。这种 K.C.F.过程正如上文：“按生命时间箭头的特性也不可能用负反馈恢复已逝的生命。治疗的根本措施应该是支持子系统的正反馈，使机体尽快完成新旧结构的交替，在新的条件下达到新的平衡。”此时在 K.C.F. 的过程后产生的测查结果将是体现即时的实态图示，在可重复性上只是重复现实。对中医“经络揭示”上许多弯路同思想的僵化有关。《经络图示仪》在研究古籍文化上，首先遵守它的历史性，这个时间是不可重复的，对古典针灸穴位点的记叙治验。通过《经络图示仪》考测其治验分析和结果的可重复性，说明不是空穴来风。这方面多年的实验，使对“经络现象”的学说，以及针刺手法的来由实验，证明了经络认识和理法的实用是实验的理性总结，揭示经络原理在该设备的有针对的实验分别突击：如、井、络、俞、合穴针感得气，按压循导，为何产生‘晕针’，针感不同等；这些过程实验，有了《经络图示仪》的记录分析归纳、使再配合其它工具手段成为一体，有了理论性的推断。现在无一致设备手段的攻克“经络之迷”，将产生太多的所谓‘非重复性’。这一切使许多的研究标准不一、“盲人摸象”各述己见，浪费钱财。我们北京灵枢经络诊断技朮研究所推出的《经络图示仪》，能够使所有人的研究记录共享，形成合力揭示经络现象的实质关系。无标准的统一性研究，使揭示经络现象的成功成了水中捞月！有关对如穴位‘得气’‘虚实’为什么有针剌手法补泻等实检过程的《经络图示仪》的使用收获，我将另以专题来介绍、以求商榷共勉。

让《经络图示仪》化解“告别中医中药”的无奈
                        （ 网文读后感）  蒋新民  5/5/2006
网文用“ ”号标之；网文读后感用『 』标之
“ ‘ 告别中医中药 ’（征求意见稿）
张功耀  |  中南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研究所，长沙，410083
内 容 提 要
以文化进步的名义，以科学的名义，以维护生物多样性的名义，以人道的名义，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告别中医中药。
关键词：废除 中医 中药 『主题鲜明，非斗嘴，我认真拜读后，就此提出用《经络图示仪》之设备。还原中医之理法、洗刷泼在中医的历史存生之风霜污垢。让无奈的怪圈找到破解』
1879年，浙江儒学保守派人士俞樾先生发表《废医论》，最早，也最明确地提出了废除中医的主张〔1〕。俞先生的这个“废医”（“废除中医”的简称，下同）主张，明显影响了曾经赴日留学的两位浙江后生，一位是余云岫，另一位就是鲁迅。前者赴日先攻物理，后转大阪大学主攻医学，回国后却以斥责中医为“伪学”而名闻海内外，有自撰的3集本《医学革命论》流传后世。后者赴日学习西医，回国后却以改造中国人的思想为己任，其中包括“废除中医”，代表作就是短篇小说《药》。在这些“海归派”的倡导下，在20世纪的20年代形成了一股废医热潮。除余云岫和鲁迅之外，还有政治人物孙中山，学者胡适、梁启超、严复、丁文江，都是“废医”主张的强力倡导者。有学者已经指出过，这些“海归”的废医派人士均把废医主张与国民性的改造联系在一起。〔2〕然而，中国的文化是很难改造的。几乎所有新起的思想，不管是内生的还是外部引入的，都要被淹没在庸众思维的汪洋大海之中。即使在科学思想有了一定普及的今天，要继续说服人们接受这个120多年以前就提出的废医主张，也还有许多艰苦的理论工作要做。 『 除余云岫和鲁迅之外，还有政治人物孙中山，学者胡适、梁启超、严复、丁文江，都是“废医”主张的强力倡导者…、政治的色彩让真正的中医蒙冤、不是吗？』
以文化进步的名义
在我国，主张通过“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来与高度发达的现代文明竞争的“爱国者”不少，但却没有任何一个“爱国者”具备了理解和保守中国旧文化的能力。同样，尽管中国至今仍不乏批评主张“废除中医”的人，却没有任何“护医使者”指明了中医的前途。有不少人曾经图通过“中医现代化”来振兴中医，实际结果却总是事与愿违。中医越是“现代化”，中医所暴露出来的缺点也就越多。典型的例子是，曾经被中医称为“大补之王”的人参（Panax ginseng, L.），经现代化研究以后，既没有发现其确切的营养价值，也没有发现其确切的药用价值，相反却发现了它对于某些疾病（如高血压、便秘、咯血、重感冒、失眠、过敏）的有害作用。 为回避这个严酷的现实，另有一些人提出了一种底气不足的新主张。他们认为，中医是越古老越可靠，中医的前途不在于现代化，而在于复古。可是，这个复古倾向一冒头就被人们嗤之以鼻了。明眼人心里很清楚，复古只会掩盖中医的缺点，不会给中医带来任何积极的后果。由之，中医走入了一种进退维谷的尴尬境地。笔者首先想要论述的是，中医走入今天这种境地，是它从来不曾主动地寻求进步造成的。
『真了解中医难道不了解“中医称为“大补之王”的人参”的用药法则，利用《经络图示仪》在进补时、从图示状态来辨虚可受补时、方知野山参和少年头的园参补中区别、反之虚不受补时的乱用、那怕功效不足的园参也会产生付作用、 为回避这个严酷的现实才使北京灵枢经络诊断技术研究所推介《经络图示仪》工具来助中医之用、避免仅从化学成份的方面来武断，产生龙胆泄肝丸应用中的笑话（有人尽连用半年的之怪事）』
中医祖于不立方剂的《内经》和《难经》。在马王堆汉墓中发现西汉古方以前，我国中医史家常以东汉张仲景著《伤寒论》始立冬寒之方为中医方剂的开始。嗣后，复有河间医生刘完素著《素问玄机原病式》始明温暑，易州张元素传《医学启源》理脾胃，其徒弟东垣老人李杲写《兰室秘藏》讲内伤，张子和以《儒门事亲》攻痰饮，丹溪先生朱震亨以《丹溪心法》究阴虚，至此形成了“中医六宗”。中医史上也还出版过《医林改错》那样的书。这看上去，中医也是不断进步的和求实的。其实不然。中医六宗带有标榜性质，并无实质性的进步。其创新程度，还不如轻便自行车与山地自行车之间的差异。那些自认为可以进行医学纠错的人，自己所犯的医学错误甚至更为严重。
就世界范围看，最古老的医学都是草本医学。笔者曾经考查过古巴比伦、古印度、古埃及、古希腊、古代中美洲地区的医学。〔3〕将其与中国古代医学相比较，不难发现，所有古代医学都有十分相似的起源。比如，西医里边的“发炎”（inflame，inflammation）就与中医里边的“上火”是一致的。在化学药物兴起之前，全世界所有古文明发源地的人民都是用草医草药治病的。从科学史的角度看，古中国大概还是兴起草医草药较晚的文明地区之一。为使“护医使者”们对它有个清醒的认识，我们不妨做稍微详细一点的论证。
高春媛女士曾经出版过《文物考古与中医学》一书，其中对甲骨文医学资料总结得比较详尽。笔者阅读后发现，甲骨文中只有一个勉强可以解释得过去的“病”字，却没有一个“医”字，哪怕是不可靠的“医”字也没有。〔4〕这表明，在甲骨文流行的时代，中国还没有医学。至于立有方剂最早的中医著作，则是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14种医书，其存续年代在公元前193年左右。如果拿它与其它文明地区的医学做比较，中国古代医学的肇始年代，不仅与古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医学形成的反差较大，与古希腊医学所形成的反差也是相当大的。对此，笔者已经指出过，19世纪50年代，法国考古学家在伊拉克发现的由20000多个瓦版残片组成的《尼尼微医书》，其明确可追溯年代达到了公元前2100年，比夏启王朝立国还要早大约100年左右，比甲骨文的存续年代早大约700年，比马王堆医书早1900年。古希腊的医学原来以为是公元前8世纪才开始的。最近，从公元前16世纪的草纸书中发现了古埃及人使用过来自克利特人的药方。这一证据把希腊医学的历史往前推进了800多年。遗憾的是，如此久远的医学历史文物和文献证据，在中华文明的考古中还没有发现。〔5〕
直到公元前6世纪，中国可能还没有“医”，只有“巫”。众所周知，中国的“巫”是纯粹的“医骗子”。后来才逐步从“巫”当中分离出了“医”。由于中国古代的“医”起源于“巫”，使得中国的“医”一开始就与“巫”搅在了一起。事实上，我国今天流行的“中医”（尤其是民间中医）依然保留着“巫”的痕迹。
中国古代何时才把“医”和“巫”分开，至今没有定论。有人以秦越人（扁鹊）为中国最早的“医”。其依据是《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了扁鹊的一个誓言：“信巫不信医，不治也。”于是，扁鹊成了中医的鼻祖。有考据认为，扁鹊生于周威烈王19年（公元前407年），卒于周赧王五年（公元前310年）。如果这个说法确实，那么，中医鼻祖扁鹊比西医鼻祖希波克拉底（公元前460－377年）小53岁。更有甚者，我们至今没有发现扁鹊有任何医学著作流传后世。《汉书·艺文志》所记载的《扁鹊内经》极有可能是伪托扁鹊之名刊刻的，而且已经失传。希波克拉底则无可置疑地留下了10大册之巨的《希波克拉底文集》。据西方科学史家介绍，这部比扁鹊的出生还要久远的古代医书所包含的医学主题有53个，迄今保存在巴黎国家图书馆公元11世纪出版的《希波克拉底文集》，最大页码编号是5526。对此，我们只要指出，华夏出版社出版的刘衡如、刘山永父子的校注本《本草纲目》，连同“目录”和“索引”在内才2000页，足见《希波克拉底文集》著述的宏大了。
要论历史悠久，希腊医学比中华医学的历史更悠久。要论内容丰富，希腊医学比中华医学的内容更丰富。更何况希腊医学在希波克拉底之后，有盖仑（公元二世纪）和阿维森纳（公元九世纪）两次里程碑式的发展。可是，当16世纪化学医学兴起的时候，欧洲人还是告别了他们的祖先遗留下来的草医草药，走上了化学医学的道路。
继化学医学革命成功之后，医学在19世纪末又发生了生理医学革命。DNA双螺旋结构发现以后，20世纪的人类正在酝酿一场基因医学革命。在中国，既没有跟上化学医学革命的步伐，也失去了生理医学革命的机遇。人类文化多次长足的进步，居然没有触动中国传统医学的任何方面。这种不思进取的文化，难道是先进的文化吗？因此，以文化进步的名义，我们有理由告别既不可能复古，也不可能走向现代化的中医中药。 『上述论段把中医的思辨中产生的理法方药的哲理脱离实际地仅从寿数上讲希腊医学、认为西医“当16世纪化学医学兴起的时候，欧洲人还是告别了他们的祖先遗留下来的草医草药，走上了化学医学的道路。”真是只见树木、中医的构筑的“内证功底”在近2500年间不变！说明什么。为什么至今人们在活人皮肤穴区的物现现象只有中医能够归纳与演译地应用在临症施诒！为什么沒破解出活人皮肤穴区的物现现象（经络实质）近代的破解研究脱离了中医的理法有成功之例吗？中医的“天人合一”是站得高的结局』
以科学的名义
许多为“中国古代无科学”做驳斥的学者，总是试图指出中国和西方存在“不同的科学”。这样的假定是虚幻的。衡量一种理论是否属于科学，最简单的判定方式就是看它是否建立了明晰而可靠的原理关系或因果关系。中医之所以不属于科学医学，就在于它的经验判断和理论陈述都没有达到这样的境界。
有人以为，中医虽然不属于科学医学，但应该有资格被称为经验医学。其实不然！中医的绝大部分概念和陈述没有经验基础。诸如太阳、太阴、阳明、厥阴、少阳、少阴之类的概念在经验世界是不存在的。也有一些概念，表面上看似乎存在某些经验基础，但仔细分析后不难发现，它们脱离经验世界很远。药性的“五味”（辛、甘、苦、咸、酸）和“四气”（寒、热、温、凉）表面上看很有些经验的味道，其实它们不能在经验世界中得到任何解析。类似的还有“五脏”（心、肝、脾、肺、肾）和“六腑”（胆、胃、小肠、大肠、膀胱、三焦），都是不能被赋以任何经验意义的概念。另有一些表面上看属于经验世界的存在，但它的描述方式却不具有任何经验性，而且描述也不精确。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医的“脉诊”方法。这种描述不精确，没有实际诊断价值的经验方法，使慈禧太后至今还背负着洗不清的“喜脉案”。其实，迄今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人体的生理和病理变化可以通过脉相来表达。因此，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把中医断言为一种经验医学。『 “迄今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人体的生理和病理变化可以通过脉相来表达。因此，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把中医断言为一种经验医学”我想这是对中医太肤浅的认识。也说明中医脉诊做为重要的瓣病工具、难以避免因功底的缺欠、可产生的笑话。但仅以否定“脉学的人体的生理和病理变化可以通过脉相来表达”我看连西医也不敢苟同！中医的脉诊难学和缺乏论点的共识表述，将可通过《经络图示仪》来就获得另类解决、（可参阅www.jingluo.cn  网文中的专题文章）同时在《经络图示仪》的使用中解决对中医的许多“告别中医中药”的无奈的误解怪圈』
此外，中医也完全不是理性医学。理性科学以完全形式化的推理为特征。表面上看，所有被完全形式化的概念只存在于理性思维领域，远离经验世界。可是，几乎所有的理性概念都具有经验的可还原性。比如，“点”、“线”、“面”在经验世界是不存在的，但它们却都可以用来解析经验世界的存在。你可以将桌子上的某个位置叫做“点”，你也可以将地球在宇宙中的位置叫做“点”，如此等等。遗憾的是，没有任何中医概念达到了这样既高度抽象，又可做经验还原的理性思维境界。
为了进一步说明中医的非科学特征，我们不妨以《黄帝内经》中关于水肿病的论述做一次具体的解剖：
“帝曰：‘其有不从毫毛而生，五脏阳以竭也，津液充郭，其魄独居，孤精于内，气耗于外，形不可与衣相保，此四极急而动中，是气拒于内，而形施于外，治之奈何？’歧伯曰：‘平治于权衡，去菀陈莝，微动四极，温衣，缪刺其处，以复其形。开鬼门，洁净府，精以时服，五阳已布，疏涤五脏，故精自生，形自盛，骨肉相保，巨气乃平。’帝曰：‘善’。”〔6〕
这段文字以黄帝的口吻提出了这么一个病理学疑问：通常认为，疾病是从外到里演化的，可是偏偏有些疾病“不从毫毛而生”，五脏自己就变得不起作用了，“水肿”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是为什么呢？然后，作者以“歧伯”的口吻教导黄帝如何对水肿病人进行保养和治疗。其中，“平治于权衡，去菀陈莝”所表达的是对水肿病人的治疗原则。它把治疗水肿比喻成称东西，把蕴积的部分去掉，保持一种平衡，水肿就可以好了。这个教导明显是一种表面判断，没有任何深入的趣味。肿了的病人要消肿，这是众人皆知的常识，实在不是一种了不起的“学问”。然而，歧伯却以煞有介事的姿态讲出了一些连他自己都如坐云雾的“医理”，其中引起中医学者最大兴趣的莫过于“缪刺疗法”。
按照《素问·水热穴论》的说法，人体中有水俞57处，亦称“肾俞57”。人若有水肿病，可判断为“肾俞积阴”。按照“以左取右以右取左”的缪刺原则，左边水肿刺右边，右边水肿刺左边，一直刺到“见血立已”。可是，水肿病人基本上是左右俱肿或全身浮肿的。如此，如何才能“以左取右以右取左”呢？估计写这段文字的作者也未必清楚。至于用这种方法处置水肿病人，会不会出现“以复其形”（消肿）的医疗效果，也只好由患者的生命去作赌注了。至于“开鬼门，洁净府，精以时服，五阳已布，疏涤五脏”之类的医疗措施，则没有任何明确的操作含义。它是不是巫术，我们姑且不去妄加断言，但至少它为江湖医生施行巫术留下了一个广泛的空间。『真了解内经吗？那些“我们有理由告别因果关系和原理关系都不明确的中医中药。”的因果关系、在‘坐井之中’能了解吗？』
无可讳言，水肿病曾经是一种难以理解和治疗的疾病。在科学还不发达的古代尤其如此。虽然水肿病被发现得很早，但直到19世纪，英国医生John Blackall 和Richard Bright才将肾源水肿、肝源水肿和心源水肿区别开来。1898年，英国生理学家斯大林（Ernest H. Starling）描述了作用于毛细血管膜的水压力和胶体渗透压力（oncotic forces）之后，人们才逐步认识到，水肿是因为这两种力的平衡遭到破坏引起的。细胞内外钠离子含量的变化最有可能破坏这种平衡。这也是西药医生劝告水肿病人少吃盐的科学依据所在。至此，关于水肿的认识才走上了科学的道路。
由上可知，尽管不同的古文明地区在战胜疾病方面有大致相同的起源，但以后的发展道路迥异。值得我们效法的是，西医在取得进步之后，便很快告别了前人所取得的那些不可靠的认识，主动用新的科学理论来指导医学实践。中医则不然。它具有强烈的“恋旧癖”。居然没有任何医学科学的进步使中医发生过丝毫改变。
现代人当然没有理由去苛求古人的不开化。但是，如果现代人继续维护古人的错误，就是对科学的亵渎和对人类生命的摧残了。因此，以尊重科学的名义，我们有理由告别因果关系和原理关系都不明确的中医中药。 『让不太愿意坐冷板登的进行无功利地研究中医药，在研究中又不静心品悟地进行内证功底怎能悟出真知灼见。现今社会浮躁。天长寿短、学中医用终生而掏不到实惠、天理不容。北京灵枢经络诊断技术研究所不材、推介《经络图示仪》让中医简而易学，得法得道！也得实惠成名家、在有了《经络图示仪》后，你可知“西医在取得进步之后，便很快告别了前人所取得的那些不可靠的认识，主动用新的科学理论来指导医学实践。中医则不然。它具有强烈的“恋旧癖”。”所谓“恋旧癖”是静心品悟地进行内证功底地需要、是挖掘、通过《经络图示仪》的工具逐渐形成的熟门熟路、找到中医用武的场所和真知灼见的源泉。那种“熊掰棒子式”的积淀、最终只剩下迷惑不解……，（许多大科学家最终却归揖“上帝”的憨笑、应想想为什么了！）』（未完待续）

让《经络图示仪》化解“告别中医中药”的无奈（续终）
以维护生物多样性的名义
最近20多年来，由于化学药品自身的局限性和广泛被滥用的现实，欧美医药学界出现了一种自然疗法（Natural Therapeutics）的研究取向。古代文明中曾经流行过的草医（Herbal Medicine）和中国古代所特有的针灸（Acupuncture），受到了这一研究取向的重视，甚至出现了以草药和针灸作为辅助疗法的小诊所。国内一些不负责任的大众媒体，以此发表带渲染性的报道说，中医已经风靡世界了。其实，正如前述，草本医学并不为中国所独有，而是在16世纪以前的一切古文明世界中都存在的医学方法。因此，欧美医药学界推行的自然疗法也不是只参考中国古代的医学记载。此外，值得特别指出的是，自然疗法研究具有很强的科学性，与中国古代滥用自然界的恩赐有着根本性的不同。『 自然疗法研究具有很强的科学性，与中国古代滥用自然界的恩赐有着根本性的不同。讲得好，但中国古代所特有的针灸的应用正说明其经络现象有很深的内函、具有很强的科学性待发掘。利用《经络图示仪》工具来揭示机理、通过图示积淀的分析来靠近实质、目标准星无偏差、前进一小步，也是一种自然疗法的前进！化学药品自身的局限性和广泛被滥用的现实已说明天人不和谐的恶果』
我们以对姜的药用价值研究为例，来比较二者的不同：
相传，孔子是喜欢吃姜的。《论语》中有孔子“每食不撤姜”一说。王安石说，姜能“疆御百邪”，把姜的药用价值夸大到了可以抵御所有外感疾病地步。其它古文明地区（如古埃及人和古印度人）也有以姜入药止呕的记载。李时珍写作《本草纲目》的时候，辑录了姜的药用价值达44种。但是，经自然疗法医药学家核实。姜的确切药用价值只有两种，那就是“止呕”和“通关节”，即对反胃（nausea）和骨软骨炎（osteoathritis）有效。〔7〕
这个确证过程是严格的。以姜的止呕作用为例：
早在上世纪的80年代，华盛顿中心医院的D. Mowrey医生把姜做成姜粉胶囊用来缓解因流行性感冒而引起的呕吐。后来，又有一位德国医生发现了姜对于消化不良和晕动呕吐也有疗效。1984年，美国宇航局（NASA）拨款支持姜粉胶囊抗晕动的研究。研究小组把它与晕海宁（dimenhydrinate）、安慰剂（placebo），多潘立酮（domperidone）、敏克静（meclozine）、桂利嗪（cinnarizine）等进行了药用价值的对比研究，他们在1489例对比实验中，发现给每4小时500毫克姜粉胶囊与给每4小时100毫克的晕海宁，具有相同的抗晕动的效果。〔8〕而且，姜粉胶囊没有明显的副作用。大约在相同时间里，自然疗法医药学家，以每4小时给姜粉胶囊250毫克的剂量，在70例抗妊娠反应中也取得了显著疗效。这样，姜粉胶囊在感冒、舟车运动和妊娠中出现的呕吐，都取得了可靠的疗效证明。
这样的研究与王安石和李时珍随意夸大姜的药理作用，以及中医方剂中滥用姜入药，属于完全不同的规范。
滥立方剂在汉以后的中医文献中是一种普遍现象。随便翻开一本医书，往往是一种疾病立有若干个方剂，一个方剂又同时使用了若干种“药物”。尽管保留在各种中医文献之中的“良方”、“验方”、“奇方”、“神效方”汗牛充栋，却都没有切实可靠的临床实验依据和医理。正由于此，中医方剂的“有效”没有普遍意义。有的“疗效”甚至是非常有害的。其中，将鸦片用于止痛和止泻就是有害“疗效”的例子。目前，西医为了缓解病人痛苦，从鸦片中提取单体吗啡用于止痛，但在使用上有严格的规定。其所以做出这样严格的规定，就是因为西医既认识到了吗啡的药用价值，也认识到了吗啡的毒性作用。这与中医滥用“佛粥”（鸦片的中医别名）止痛和止泻是完全不同的。
中医立方混乱与它滥用“药物”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中医的“药”是否真有药用价值，从来就没有得到过确证。事实上，中医方剂中的“药”不乏“食品”、“污物”、“毒品”和“穿肠而过的异物”。比如，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把自缢的绳子烧成灰兑水服，可以治疗突发性癫狂。如果把这种绳子收藏二年以上，效果会更佳。又记载，将丢弃路边的烂草鞋烧成灰兑酒喝，可以治疗霍乱。诸如此类的配方是不可能具有确切的药用价值的。『糙粕需要清理，对那些历史遗留下的精华我们取之。反之全收之就成了拉圾箱，真傻吗？』
熟悉中医方剂学的读者也许知道，中药医生遵循君臣佐使、六气岁物、七方十剂、气味阴阳、五味宜剂、升降沉浮、五运六淫、十九畏、十八反的配伍方法进行多味立方。某些“神效”方，可能真正起作用的只是其中的一味或者两味，在立方的时候，却偏偏要开十几二十味。笔者在农村习医（中医）时见过的方剂曾多达49味。中医如此立方，模糊了中医药物对于疾病之间的医理关系，同时浪费了许多“药材”资源，增加了患者的经济负担。
更有甚者，中医通常以“奇特”来追求“奇效”。于是，成对的人形首乌、高山顶上的雪莲、悬崖上的灵芝、房顶上的茅草、灵猫的阴户、老虎的阴茎、猴子的脑髓，沙漠腹地的发菜，如此等等，因为其“奇特”而被视为“药中珍品”。于是乎，越是稀有的动植物资源，遭到的破坏也越严重。
因此，为避免不科学的医药措施继续危害生物的多样性，一切有良知的学者都应该承担起一种文化责任，呼吁国人自觉告别中医中药。 『因噎废食的傻子，难道就一根筋！现代科学需要创新，为中医的和谐发展出力！北京灵枢经络诊断技术研究所、研究“灵枢素问”推介《经络图示仪》将使中医发展，使之在同近代西医学的沟通参照时、用中医学理的图示分析界面找到切入点，而不是不平等地接受改造。沒有《经络图示仪》时因其表述距离、让许多空子可钻、北京灵枢经络诊断技术研究所推介《经络图示仪》的擂台、向世界开放！通过图示方法，还中医理法之深邃！』
以人道的名义
中医一直自我标榜为“仁术”。可是，这种“仁术”并没有表现出多少仁爱特征。举其要者，有如下一些：
一、装腔作势，欺骗患者。
医学同其它科学一样，本是个不断丰富和发展的知识体系。事实上，人类的疾病本身也是变化多端的。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除了医学尚未认识到和解决的疾病外，还会出现一些新型的疾病，2002年底到2003年上半年在世界许多地方流行的SARS就是典型的例子。因此，无论医学怎么发达，人类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都不可能战胜所有的疾病，尤其不能很快战胜哪些新型的疾病。
中医则一直漠视这个事实。对于中药医生所接触的疾病，不管是已经认识的，还是尚未认识的，他总可以用一些莫名其妙的概念术语来装腔作势地作些“辩证”，就连SARS和AIDS那样的新型疾病，中药医生都要煞有介事是“辩证”一番。不仅如此，它甚至能够针对所有的疾病开出药方。“包医百病”这个成语出自中国，恐怕不是偶然的。
中国医学界这种不求甚解而又装腔作势的风气是中国传统医学的一种遗患。为使中国的“护医使者”对中医的弊病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我们不妨举这样一个例子：
估计现代人不大会相信立春时节的雨水可以治疗不孕不育症。大概是唐朝的掌禹锡首先在《本草拾遗》中记载了这个方剂。李时珍编修《本草纲目》时，在“水部第五卷”进一步地引述了它：“立春雨水夫妻各饮一杯，还房，当获时有子，神效。”〔9〕现代人固然会对这个“神效”嗤之以鼻，但李时珍则十分固执地相信它是真的，并为这个方剂做了阐发：“立春节雨水，其性始是春升生发之气，故可以煮中气不足，清气不升之药。古方妇人无子，是日夫妇各饮一杯，还房有孕，亦取其资始发育万物之义也。”类似装腔作势的医理解释，不知骗了多少病人，害了多少学士。鲁迅先生说：“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10〕，并不是恶意而刻薄的谩骂，而是确切的事实！
二、推行异物、污物、毒物入“药”，坑害患者。
由于中医在生理和病理上的盲目性，使得中医关于“药”的概念相当混乱，其中最令人发指的是推行异物、污物、毒物入“药”。
1、污物入药。 尽管没有人确证过将狗屎绞汁口服可以“解一切毒”、治疗小儿霍乱、心绞痛、月经不调、发背痈肿等疾病，但《本草纲目》却在兽部第50卷推荐了这样的方剂。〔11〕这样的污物入药在《本草纲目》的“水部”（如磨刀水、三家洗碗水、古冢中水、洗脚水、溺坑水等）、“土部”（如蜣螂转泥、鞋底泥、猪槽垢、香炉灰、粪坑泥、尿坑泥等）、“服器部”（如裹脚布、月经布、内裤、篦梳、炊帚等）各卷中最为多见。
2、毒物入药。 中医以毒物入药已经在“中医现代化”研究中得到了不少揭示。其中以滥用矿物，让患者吞服大量的重金属或其它有害成分最为普遍。除中医推荐用来治疗精神性疾病的朱砂、辰砂含汞，密陀僧、禹余粮含铅以外，国内已有临床报道证明，中医成药的天王补心丹、牛黄解毒片、大活络丹、至宝锭、紫雪散容易导致肾中毒，甚至双肾萎缩；六神丸、六应丸、喉症丸等，可引起洋地黄样心律失常；云南白药、小活络丸、附子理中丸等中毒可出现口唇麻木、头晕恶心、最终可致心律紊乱以致死亡。如此等等。目前的临床统计表明，在所有中药的毒性作用中，以肝中毒最为多见。值得特别提醒读者注意的是，由于中医入药的原理不清，方法上相当混乱，不可能指望在较短的时间内对所有中医药物进行药理分析，和对其毒性进行一一甄别。因此，中医究竟选择了多少毒物入药，至今还是一个未知数。这一点与西医在药品投入临床之前，事先阐明其毒副作用及其用药限量是完全不同的。所谓“纯中药制剂，无毒副作用”的正确解读是：“纯中药制剂，尚未阐明其毒副作用”。 『利用《经络图示仪》的图示记录进行中药施治的参照分析、进行组方或研究，对其过程的双盲法分析统汁有据可查、反之利用近代西医的生化方法“盲人摸象”有整中医之嫌、也不公平』
3、异物入药。 几乎所有的中药方剂，真正起作用的可能只有一味，甚至所有的药都没有用，真正起作用就是所喝的水。于是，在多味入药的方剂中，“多余”的药物就成了穿肠而过的异物。患者花费大量的钱财购买一些穿肠而过的异物，对患者所造成的坑害是可想而知的。“中医现代化”研究已经证明，即使是“上好的”人参，对于所有的疾病来说都是没有意义的。可见，中医的异物入药是何等的触目惊心！
患者花钱买回的“药物”中，竟然不乏污物、毒物和异物。它们不但不能解除患者的痛苦，反而还要使患者不明不白地忍受各种危害。这样的“仁术”是道德的吗？
古人入药混乱限于古人的认识水平。现代人明知其有害，却要竭力去维护它，这种不道德的文化欺骗行为，难道是可以容忍的吗？
三、以严格的“奇方”追求“奇效”为难患者，并为医生的无效施治开脱责任。
古代立方大多凭经验，没有什么理论。16世纪中叶，瑞士医生巴拉塞尔苏士（比李时珍大35岁）根据当时的化学思想，首次指明了草本医学中所使用的药物，真正起作用的是药物中的“精素”。为此，他通过结晶升华获得了人类第一个化学药物：愈创木酚。与这种寻求药物内在起作用的“精素”不同，中医立方则通过从药材的选择、药物的炮制、药物的收藏，做出一些莫名其妙的严格规定来追求“奇效”。细辛要水渍令直，蜈蚣要足朱为上，黄精要七蒸七晒，螵蛸要胶于桑树者，上党的人参，川西的当归，齐州的半夏，毒蛇含过的石头，总之，所有中药必须“产之有地，采之有时，制之有法”，才能奏效。此外，还有将药物分成上、中、下“性三品”以应天适时，把握君、臣、佐、使和“五味”“四气”的宜忌、标本、升降、沉浮的配伍法式以相宣摄。到了唐朝，气象变化也被引入了用药法式，于是又有了“四时宜忌”和“五运六气用药式”。此外，还有“不得违越”的剂型规定。甚至熬药用的水，烧火用的柴都是使中医方剂创造“奇效”的严格规定。
这样严格而奇异的立方不为别的，只为追求“奇效”。显然，这样严格的规定是很难做到的。于是就有“良方易得，好药难求”一说。立方如此严格，见效了自然是“奇方”的“奇效”；如果不见效，当然就是没有“好药”或“真药”了。由之，医生无效施治的责任被开脱得干干净净。而患者为了疾病的好转，不得不按照这些严格要求，爬山涉水、劳民伤财去寻求“真”“奇”的药物。现在我们知道，这些“真”“奇”的追求没有任何医学意义。
总览以上，这样的“仁术”何曾有丝毫的仁爱之心？今天，应该是我们彻底揭露“仁术”真相的时候了。
①中国一直是世界上消耗人参最多的国家，其基本消耗目的是用它来改善人的活力，消除疲劳。19世纪，欧洲人依据中国人的这个习惯开始研究人参真实的药用价值。其结果，居然是否定性的。20世纪，美国人也开始了对人参的研究。但是，所有的研究都没有发现人参有任何确切的药用价值和营养价值。于是，经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FDA ）严格审查确认，人参属于“一般认为安全”（Generally Recognized As Safe，GRAS）的食品，而不是药品。1970年代以来，医学界陆续发现了人参的许多副作用。由之，这个被列入“一般认为安全”的食品陆续有了一些安全防线，它告诫人们，重感冒，咯血，过敏，失眠，便秘，高血压患者不宜进食人参
。
『假如不是别有用心，中西医之辩多有无聊。斗嘴无肋和谐发展、为出名挑中医的毛病来华众取宠！无助中医发展。上文对中医药的认识，从文中看也了解许多。《经络图示仪》的诞生过程中，就是在名家西医院摸爬滚打中发展，就为了找到可沟通的擂台、都认可的经络图示语言范围找到公平点，擂战以还中医之公道！我看在告别中医药之前，也许擂战将比自圆其说强。您说呢？ 』
参 考 文 献
〔1〕 俞樾，废医论，原载《春在堂全书·俞楼杂纂》（卷45）（M），清光绪十一年刊本，第1－13页。
〔2〕 陈小野，余云岫医学革命论中的民性观点(J)，第八届全国医史学术会议（南宁，1988年）交流论文。
〔3〕 张功耀，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革命(M)，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97～110页。
〔4〕 高春媛，文物考古与中医学(M)，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版，第39～62页。
〔5〕 同〔3〕。
〔6〕 佚名，黄帝内经·素问·汤液醪醴论篇第十四(M)，辽宁民族出版社，1999年版，第37页。
〔7〕 Altman RD, Marcussen KC. Effects of a ginger extract on knee pain in patients with osteoarthritis. Arthritis Rheum.(J) 2001;44:2531–2538.

好像是神医喜来乐里的王太医转世变成的假洋鬼子，以无知充智者，可怜。

有效就是有道理，关键在能道理，善讲道理。

不知该说些什么。。。。。。就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