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日本古代针灸医学源流概论

                    日本古代针灸医学源流概论

　　日本针灸是中国针灸医学在国外繁衍的一个分支。中日两国的学术交流渊远流长，自古以来，针灸医学由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源源输入日本，其在日本的发展经历了从无到有、盛衰往复的曲折过程，且基本上沿袭了中国的针灸医学。至安土桃山时代，日本针灸开始具有自己的特色，进入江户时代，日本针灸医学终于迎来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时期。

１　大和时代（约350～592年）
　　大和朝廷统一日本全国后，称大和时代，约相当中国的晋及南北朝时期。随着中、日、朝交流的日益频繁，日本除直接学习中国医学外，还间接接受中国大陆传入朝鲜半岛的医术。
　　允恭、雄略、钦明天皇三朝（412～571年），日本多次征召朝鲜良医，药方、医博士、采药师等均求自朝鲜。同时，由于屡受中国政府的爵封，中日间互派使节往来和通商贸易，因而也加强了学术文化的交流。在医学方面，钦明天皇十三年（552年），中国梁朝的简文帝赠日本政府《针经》一部，此事记载于《新撰姓氏录》中。钦明天皇二十三年（562），“大伴狭手彦率兵伐高丽，八月凯旋时，吴人知聪从狭手彦归化，献药书、《明堂图》等百六十四卷。1” 《针经》、《明堂图》等中国针灸医著输入并流播日本，促成了日本针灸医学的产生并推动其向前发展。

２　飞鸟时代（592～710年）
　　约相当于中国的隋朝、唐初。日本政府屡次派“遣隋使”或“遣唐使”朝晋中国，与朝鲜的交流也十分频繁。据中野操《增补日本医事大年表》：推古天皇十六年（608）九月，药师惠日、倭汉直福因随“遣隋使”入隋学医，这是日人首次正式赴外国留学。此后，在舒明天皇二年（630）和孝德天皇五年（654），惠日又两度赴唐学习医术，将隋、唐医学传入日本。在与朝鲜的交流方面，“传言纪几男麻吕入新罗修习医术，皇极天皇元年（642）归国，举为针博士，针家传其为针术之祖。”
　　文武天皇大宝元年（701），日本政府仿唐制制定《律》六卷，《令》十一卷，统称《大宝令》，其中有关医学的部分称为《医疾令》。《大宝令》的制定，标志着日本律令制国家的建立，同时也意味着中国完整的医疗体制在日本法律上得到全面肯定。

３　奈良时代（710～794年）
　　相当于中国盛唐时期。两国医家、学者不断往来于中、日之间，盛唐医学、佛教医学传入日本。孝谦天皇天平胜宝六年（754）鉴真和尚赴日，在随行人员中，华文汉向日本人传授经络穴位及针灸方法，并介绍了人体经穴图。
　　元正天皇养老二年（718）颁行的《养老令》，与《大宝令》差别不大。其中的《医疾令》也规定了医学教育的内容及其考试方法、入学资格、修业年限等。《大宝令》、《养老令》均散佚不传，后人从《类聚三代格》、《政事要略》、《令集解》、《续日本记》等引用的佚文中，辑出《医疾令》27条2，其中与针灸有关的有13条，内容涉及针生的学费、教材、实习、考试、毕业后的待遇等。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明确规定针生的学习教材是：必修《素问》、《黄帝针经》、《明堂》、《脉诀》，兼习《甲乙经》、《流注经》、《偃侧图》、《赤乌神针》等中国早期医学经典。
　　此外《大宝令》、《养老令》还规定宫内省置典药寮，在典药寮设置针灸专业，定针博士1人、针师5人、针生20人，针师疗诸病，施补泻，针博士教授针生，针生学习针术。

４　平安时代（794～1192年）
　　约相当于中国唐朝中期、宋朝。嵯峨天皇弘仁十一年(820)，天皇颁诏令振兴针灸之道，在典药寮置针生5人，学习《新修本草》、《明堂经》、《刘涓子鬼遗方》，采用盛唐医方，至此针灸医学逐渐兴盛，在医疗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针科占据了医道的要部，针博士受封从七位，与医博士地位相当。承和十一年(844)，菅原{木+尾}成初任针博士，物部广泉、下道门继、丹波忠明、丹波康赖继其后，均成为针博士，盛名一时。
　　永观二年（984），针博士丹波康赖（912～955年）集隋、唐医学之大成，著成日本现存最古的医学著作《医心方》三十卷，其中卷二全部为针灸内容。除卷二外，卷十八、卷二十二等还散见有关针灸主治病症及孔穴施术的记载。由于《医心方》全书系采录《素问》、《诸病源候论》、《千金方》、《广济方》等隋、唐以前的百余部医书写成，故保存了许多散逸医书记载的中国古代医术，当然也包括针灸术。《医心方》的成书，标志着日本传统医学黎明期的到来，它所引入的中国针灸医学内容，使日本针灸医学定形化，此后，通过平安、镰仓时期的传承，奠定了日本针灸医学的基础。

５　镰仓时代（1192～1333年）
　　约相当于中国宋末、金、元初。此期灸疗的发展快于针治，其史实散见于《玉海》、《明月记》、《山槐记》等书的记载。与灸疗比较，刺针学的发展相对缓慢，继平安时期的《医心方》后，惟宗具俊《医谈抄》、{木+尾}原性全《顿医抄》、《万安方》等均为历代名著，但其中关于刺针的内容少而不全。
　　嘉元二年（1304），{木+尾}原性全折衷采录汉、魏、唐、宋医方，加上自己的经验，以日文撰成《顿医抄》五十卷，嘉历元年（1326）又用汉文撰成《万安方》六十二卷。
　《顿医抄》为大型综合性医学全书，其内容从脏腑经脉形候、临床各科、诸药治禁、房中养生乃至内景图谱、医风医德等，无所不包，其中：卷四十记载了灸治期间的禁食和宜食；卷四十二汇集了全身127个常用孔穴的取穴、主治等。此外，卷二、卷十三、卷十四等尚散见灸治的论述；而关于针治，仅在卷十九中有用铜火针治疗鼻痔的内容。
　　《万安方》中的针灸内容“以《资生经》为本，以《铜人》、《明堂》增之”3，集中见于卷五十七“诸灸穴”，其中共收载95个常用孔穴，主要论述孔穴的取穴及主治，关于针灸法的论述较少。

６　室町时代（1333～1573年）
　　约相当于中国元末、明初。随着镰仓幕府的倒台，日本进入战国乱世，京都罹遭兵火，许多珍贵的文献化为灰烬，针灸医学也进入黑暗的衰退期，医官制度形同虚设，针博士、针师等名实俱废，针灸沦为民间疗法。但是，此期中、日间的学术交流仍在继续进行，其中有“竹田昌庆……应安二年（注：1369年）航明讲术，就名医金翁者力学十年……永和四年（注：1378年），得医家秘书及铜人形等而归4” “一五四一年，金持重弘自明归国。重弘好学问，精医，尤擅长针灸术。天文年间（一五三二年～）受大内义弘之命渡明，留居嘉宾馆数年，医院诸工感服其术。5”
　　由于中国明代针灸医学的进步，推动着国外针灸术的发展，在日本医家的努力下，针灸作为一种治疗方法，仍在诸家方书中有所记载，针灸专著也开始出现。永禄十年（1567），曲直濑道三著《针灸集要》一卷，撰用《素问》、《灵枢》等经典，以及《金针赋》、《针灸聚英》、《针灸资生经》、《针灸大全》、《十四经发挥》等中国优秀的针灸著作，集中、日两国针灸之大成。
　　此期还有曲直濑道三《秘灸》、《指南针灸集》、《启迪庵日用灸法》、《仰伏同身寸法》以及樵青斋洞丹《烟萝子针灸法》等针灸专门著作问世。

７　安土桃山时代（1573～1603年）
　　安土～桃山时期前后仅30年，约相当于中国明神宗万历年间。在织田信长、丰臣秀吉的统治下，社会渐趋安定，中日双方的交流更加频繁，求学中国或东渡日本的学者、医家往来不息，元、明医学包括针灸医学大量输入日本，中国医著《针灸资生经》、《十四经发挥》、《针灸大全》、《针灸聚英》、《类经图翼》、《丹溪心法》、《医林集要》等，对日本针灸医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前期曲直濑道三等人的推动下，针灸医学出现了中兴的势头，开始具有了日本自己的特色，专施针术的医家出现，针灸流派也在这一时期孕育产生。
　　吉田意休在永禄二年（1559）赴明朝向琢周学习刺针术，历时7年，尽得中国针术之法，于永禄九年（1568）回国，他继承中国针灸传统，创吉田派捻针术；御园意斋改革中国传来的铁制针具，首次制作富有弹性而易于使用的金针、银针，进而创始以小槌捶打穿皮的腹部打针法，开拓了日本独特的治疗法，成为意斋派之先驱；入江赖明承明人吴林达之传，独辟溪径，开入江派之先河，其针术由江户时代的杉山派继承并发展；御园梦分斋创火曳之针、相引之针、胃快之针等七种针法；云海士派医家以《难经》为宗，同时吸取佛教医学的精华；匹地派之祖匹地喜庵于庆长年间（1596～1614）向明朝赴日针师琢周学习针术，也以中国针术为主。
　　此期的针灸著作以吉田意休《刺针家鉴》、《虫书》、《经络考义》、《大明针家琢周传》，永田德本《针灸极秘传》，御园梦分斋《针道秘诀集》，御园意斋《医家珍宝》、《针灸秘诀》、《针灸全论》、《神华秘传》，秦宗巴《俞穴参伍的法》等著称。

８　江户时代（1603～1867年）
　　约相当于中国明末及清代。随着战乱平息，国家统一，文治政治促进了学术的繁荣。德川纲吉将军诏令振兴针灸，针灸医学得到了国家最高统治阶层的扶植。著名的针灸家杉山和一在德川幕府的支持下，会同其弟子在各地建立了许多针灸学校，大力普及、推广针灸知识，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至此针灸学的发展进入高潮。
　　针灸理论承前启后，一方面全面继承中国完整而系统的经络经穴学说理论，同时又逐步摆脱单纯模仿中国医学的模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论特色。
　　针灸技术推陈出新，盲人针师杉山和一创制管针，发明通过细管将针体打入皮下的管针法，同时开发出十四管术、十八法、杉山派押手等新针法。此期除了仍在沿用中国的捻针法外，由于打针法的成熟，管针法的发明，突破了原有的针术范围，三大针法并存，日臻完善，刺针手法由简到繁，由单一发展到多种手法综合运用。
　　针灸领域名医辈出，长生庵了味、曲直濑玄朔、杉山和一、後藤艮山、香川修庵、菅沼周圭、三宅意安、浅井惟亨、石坂宗哲等医家陆续登场，他们充分施展才能，创造出了非凡的业绩，使江户时代成为针灸医家的“黄金时代”
　　针灸领域流派纷争，既有对前期道三派、入江派、吉田派、意斋派的继承发展，又有杉山派、扁鹊新派、骏河派、飨庭-味冈派等数十个新流派的产生。他们各执己见，或著书立说，或亲试实验，相互争鸣斗争，其结果是新的人物、著作、理论、观点、方法层出不穷，客观上推动了学术的进步。
　　针灸交流异常活跃，随着中国元、明、清医学著作的大量传日，从针灸的理论、方法到临床运用，吸取中国医学的精髓，奠定了日本针灸医学的基础。滑寿《十四经发挥》和张介宾《类经图翼》深受日本医家重视，《十四经发挥》曾屡次辗转翻刻，经冈本一抱、石坂宗哲等医家的注解、发挥而迅速流布全岛，使滑寿的学术思想成为当时标准的经络经穴学说。受张介宾《类经图翼》的影响，杉山和一撰《杉山流三部书》，浅井周伯著《经穴机要》等，均如实反映了《类经图翼》的学术观点。除接受中国的针灸医学外，西洋针法也很快传播日本全岛，兼收并蓄，多向吸收，东、西方的医学交融在一起，“博采五大洲中日试月验，一以归于活人，即是神洲之医道6”，形成了独具日本特色的针灸医学体系。
　　针灸专著纷纷问世，杉山和一及其传人的《杉山流三部书》与《杉山真传流》、飨庭东庵《经脉发挥》、後藤椿庵《艾灸通说》、菅沼周圭《针灸则》、堀元厚《隧输通考》、三宅意安《灸芮盐土传》、石坂宗哲《针灸说约》、原南阳《经穴汇解》、小阪元佑《经穴纂要》等均为此期的代表之作。大批涌现的针灸著作，对针灸基础理论、针灸法、临床运用各方面均有全面的总结和阐发，并且反过来指导针灸临床实践，使日本的针灸医学飞速发展，在江户这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形成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兴盛局面。
　　综上所述，日本针灸医学是在中国医学的影响下产生和发展的，大约在公元500年前后，中国针灸著作传入日本，促成了日本针灸医学的产生并推动其向前发展。日本针灸在奈良、平安两朝就已十分兴盛；镰仓、室町时代，受战乱的影响，除灸疗学步履维艰地向前发展外，刺针学几乎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至安土桃山时代，随着中国明、清医学的导入，针灸医学又出现了中兴的势头；而纵观日本历史，江户时代是日本针灸医学历史上发展最快、成就最高、最富特色的时期。

今日之高岛基士、 大谷义雄，其于良导络学说的研究和应用，亦很有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