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发扬优点 弥补不足 修正错误

北京中医药大学傅延龄教授谈中医的发展方向  

     多年来，人们对中医继承与发展的关系、中医学科的何去何从始终达不成共识，这已是不争的事实，而其中，中医基础理论的最终发展方向至关重要，也较难把握。对于一个学科来讲，如果其基础理论没有什么发展，就会使其他方面的发展变得黯然失色。那么，中医到底如何继承与发扬，中医理论如何迈出具有实质性的一步呢？带着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多年从事中医基础理论研究的傅延龄教授。
    基础医学理论的发展是中医发展的关键
    记者：傅教授，中医研究搞了这么多年，然而可以称道的成就不多。不能说中医今不如昔，但中医发展的确很缓慢。您认为其原因在哪里？
    傅延龄：首先必须承认受现代科学的影响，在20世纪，尤其是在20世纪的后50年里，中医是发展了的，但主要体现在中药学方面的发展，这些方面所做的工作和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但是中医基础医学理论的发展却很少，说它仍然处于《内经》水平似乎并不过分。只要看一看现在的六版《中医基础理论》教材，就能看出它的内容几乎是一成不变的。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基础医学理论发展少，所以中医学的整体发展也少，因为基础医学理论的发展是中医发展的关键。为什么中医基础医学理论的发展很缓慢呢？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有一点是我们应该注意的，这就是我们似乎没有太注意中医基础医学的优点在哪里，不足有哪些，或者说我们还没有完全看清楚它的优点和不足。如果看清楚了它的优点与不足，发扬优点，克服缺点，扬长补短，那么学科自然就发展了。
    记者：您认为中医基础医学的优点主要有哪些呢？
    傅延龄：我认为中医在基础医学理论方面的一个突出优点就是它具有丰富的哲学思想。中国古代医学哲学思想是中医基础医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医学的和哲学的两方面内容已经完全融为一体。中医哲学思想，概括起来讲就是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观念，包括阴阳五行学说、天人相应观念，以及关于人体个体特殊性的认识，关于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相关性的认识。钱学森教授认为中医理论的长处“就是它的整体观、系统观、多层次观。”中医将人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虽然现代医学也将人体视为整体，但它在多数情况下，尤其是在治疗时还是割裂地处理问题。中医强调每一个个体的特殊性。虽然现代医学也不否认个体差异，但是它却更加注重群体的同一性，总是把承认群体的同一性作为几乎一切临床医疗和科学研究的必要前提和基本原则。在如何对待个体差异的问题上，中医和现代医学有很大矛盾。有些学者批评中医临床处理病例时随机性太大，没有规范和标准，故研究结果的可信性小。但每个个体都有其特殊性，这是事实。中医在认识和处理个体特殊性方面积累了较多的经验，这是中医的长处，而不是缺点。
    中医基础医学理论方面的优点还在于它通过宏观和感观的途径对整体生命现象的认识，尤其是对许多现代医学没有认识到的生命现象的认识。如内脏与情绪的关系、内脏与五官之间的关系、生命与自然的关系等。中医对疾病现象的认识，特别是对症状的认识更是它的长处。现代医学如何检测症状？症状用仪器检测是困难的，但人的感觉却可以检测到。任何症状必有其病理基础，感觉到了就有病变。症状是主观的，也是客观的。现在还没有哪种仪器的灵敏度和精密性能与人的感觉系统比拟。瘙痒、疼痛、恶心、胸闷、烦躁，拿什么仪器检测？而人自身的感觉系统这套“设备”能检测，能感知。在古代中国，由于缺少仪器设备，所以中医代偿性地对症状有较多的认识，知道其临床意义，而且掌握了许多处理症状的有效方法。离开了各种各样的症状，中医很可能寸步难行。大家都知道小柴胡汤证的表现是往来寒热，胸胁苦满，默默不欲饮食，心烦喜呕，口苦，咽干，目眩，这些全部是患者的主观感觉，是症状。撇开症状，就没法确定小柴胡汤证。中医对疾病现象的寒热、虚实、表里等属性的认识，对六淫以及痰、湿、瘀等病因的认识，对脉象和舌象的认识，都具有相对的长处。我认为这是中医优胜性的知识。
    中医优胜性的知识还包括对中药性能的认识。如中药的四气、五味、升降浮沉、温清补泻，这些知识都是优胜性的，为中医药学所有、西医药学所无。西医也讲黄连治腹泻，但中医药学还讲黄连味苦性寒，清热燥湿止泻，可以用它治疗湿热性腹泻，而治疗虚寒性的腹泻就不行；虚寒性腹泻要用干姜治疗。所以光有葛根芩连汤是不行的，还要有理中汤。这种认识是可靠的，是经过临床实践证明的。
    中医基础医学理论方面的优点还反映在治疗及保健的原则和策略上，在这一方面中医与现代医学有很大的不同。中医在治疗疾病时，注重人体本来的自和、自稳、自疗机能，讲究调节、调和，顺应、利用和保护机体的这些机能，既讲对抗，也讲顺势。如对于感染性疾病，中医所给予的方剂，有时有对抗病原微生物的作用，有时并没有这种作用，或者其这种作用并不很突出，但是却能控制感染。为什么？因为中医的治疗促使机体自身去对抗感染。虽然中医治病也讲除邪务尽，但中医更加强调“无伐天和”，以不伤为原则。这样的原则有充分的合理性和很大的积极意义。
    记者：中医基础医学有哪些缺点和不足？
    傅延龄：勿庸讳言，中医基础医学存在的缺点和不足还真不少。看不到它的缺点，或者不正视它的缺点，对中医基础理论的发展，对中医学科的整体发展都是十分不利的。我觉得，中医基础医学的主要缺点大致有三个方面：其一，缺少内脏的器官概念。中医的脏腑本来是器官，但后来逐渐演变成了功能单位，变成了系统，而不再是实质的解剖器官。我认为一个缺少内脏器官概念的医学理论是不健全的。其二，中医对机体组织结构的认识不很清楚。在中医基础理论中，关于人体构成，只有脏腑、皮肉筋骨脉、五官九窍的概念。即使按有些学者的观点，把脏腑同时也视为器官，中医对机体结构的认识也止于器官水平。对于器官水平以下的人体结构，中医知之极少。一些肉眼不可见的物质或结构，如腠理、气等，都是靠想象和推理提出的。由于中医对器官水平以下的机体结构缺乏认识，所以其基础理论的许多内容就不是很细，比如关于脏腑的生理和病理，就只能在气、血、阴、阳的层面上来来回回地分析。其三，按照现代人体科学知识，在中医基础医学中，机体的功能、病理及其结构往往是不统一的，是分离的。比如中医所说的肾主水、肾藏精、肾不纳气、肾阳虚衰、肾阴不足，虽然都是讲肾，但这些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并不在同一个结构，而是分散在身体的多个部位。中医总是在争论三焦名实、命门名实的问题，请问在五脏六腑中，哪一个有名有实？既然功能、病理与结构不统一，完全可以说脏腑都是有名无实的。功能、病理与结构分离，这是中医基础医学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它严重地阻碍着中医的发展。此外，中医基础医学的名词术语数量不足，概念欠准确，推理的、假说的成分过多，有效的验证不够等等，都是中医基础理论的不足。
    中医语言修订是中医理论发展不可回避的问题
    记者：您认为中医应该如何克服缺点、弥补不足？
    傅延龄：我认为首先要对中医基础医学的语言进行修订，这是一项最基本的工作，也是一项刻不容缓的工作。中医基础理论的语言有不少缺陷，如名词术语的概念欠准确清晰，意义含糊多变，混乱驳杂，名实分离等。如中医的脏腑名称，忽而指解剖器官，忽而指功能单位，其含义往往随应用者的取舍和应用场合的不同而变化，飘忽不定。中医基础医学理论缺乏严密性、准确性、严肃性，过错在哪里？不是理论本身的问题，问题就出在语言。语言问题若得不到较好解决，基础科学研究将白费力气。我常常为中医界长期以来普遍存在的一种状况叹息：投入大量的人力和财力，搞脏腑实质研究和脏腑证实质研究，搞得如火如荼，现在似乎也方兴未艾，被描述得前景光明。但是大家是否思考过这样一个问题：脏腑定义、定位都没有搞清，在这样的情况下搞脏腑实质研究、脏腑证实质研究，有多大的意义？如何评判研究的结果？比如说胰腺的外分泌功能或者分泌功能是脾的功能，还是胃的功能，或者是肝、小肠的功能？现在我们对研究结果的解释有点儿随心所欲，某方面的指标，想说是肝火它就是肝火，想说是肝郁就是肝郁。语言的缺陷不仅使中医基础理论缺乏严谨性，也容易导致不严谨的治学态度，甚至导致不求实、不思进取的态度。中医理论很多优胜性的内容常常被中医语言系统的缺陷所遮盖；中医理论的不少缺点，往往也因为语言缺陷而被淡化。语言缺陷使几十年来的中医基础医学现代研究功劳尽没，如肾实质、脾实质、肝实质研究虽然取得了很多“成果”，但却丝毫没有推动中医肾、脾、肝理论的发展。原因就在于语言缺陷阻碍了中医学与其他生命科学的交流，影响了中医基础医学理论的建设。所以中医语言若得不到修订，中医的发展是很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
    记者：您认为修订工作应该如何进行呢？
    傅延龄：提出问题不等于说就是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但我认为，名词术语是基质，故首先要对现有语言的名词术语进行整理，通过对意义的取舍、修正和补充，给各名词术语以明确的定义。这项工作说起来很容易，但做起来很难。其中要注意这样几项原则，第一，既要坚持中医的特色，也不要因为担心影响了中医的特色而裹足不前。保持中医的特色并不是刻板地保持语言原貌，重要的是保持其精神实质；第二，可以适当地搞拿来主义，勇敢地参考、借鉴、引用现代科学知识，当然包括现代医学知识。中医在过去不善于利用现代人体科学知识，排斥现代人体科学知识，已经吃了大亏。中医老想另搞一套，老想搞出一个与现代医学完全不同但又并驾齐驱、等量齐观、完全独立的医学来，这是不明智的，不切实际的，这是中医过去在理念上的一个错误。第三，不要畏难；第四，不要企求一步到位，一蹴而就。语言修订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要一点一点地做，一步一步地向前走。通过多次修订，逐步完善。总之，只要充分认识到语言修订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以继承优良、克服缺点为原则，以发展提高为目的，踩着现代科学的阶梯，中医基础医学语言修订一定能够取得成功。
    人物链接：傅延龄，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出身于中医世家，幼承庭训。先后在湖北中医学院和北京中医药大学学习。1994年获国家颁发的刘渡舟学术继承人出师证。长期从事中医临床、科研和教学工作。1992年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和中国中医药学会颁发的全国中医药专家继承工作优秀论文一等奖，1993年获霍英东教育基金会优秀教师奖。 (作者:常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