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唯西方科学主义笼罩下的20世纪中医学

     成都中医药大学张军 孟晓露
    中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它的命运是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命运紧密关联的。20世纪之中国始终存在着一种以反传统文化为特征的唯西方科学主义思潮，并对中医产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影响。
    一、20世纪初唯西方科学主义的表现
    20世纪初唯西方科学主义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全盘否定传统倾向。用闻一多的话说，叫做：“我们这时代是一个事事以翻脸不认古人为标准的时代。”
    20世纪初的唯科学主义者高举科学、民主大旗，但对传统文化他们却拒绝用科学理性的态度对传统进行具体分析。陈独秀称：“五千年来的中国文化，本质上是畸形的文化。其中纵有某些人文主义因素，也由于既无民主观念作统率，又无科学精神作基础，而常常陷入自己的反面。”对中国传统医学，他说：“医不知科学，既不解人身之构造，复不事业药性之分析，菌毒传染，更无闻焉。唯知附会五行生克寒热阴阳之说，袭古方以投药饵，其术殆与矢人同科。其想象之最神奇者，莫如‘气’之一说，其说且过于力士羽流之术。试遍索宇宙间，诚不知此‘气’之果为何物也。”吴虞甚至提出“二千年来的中国历史都是一个儒家的圈套。”
    二、20世纪初唯西方科学主义对中医学术之影响及中西汇通思想的提出
    面对西风东渐，新文化运动的风起云涌，中国学术界出现了否定阴阳五行学说的思潮。1916年余岩发表《灵素商兑》否定《内经》基本思想，诋毁中医理论。1926年，章氏太炎发表“论五脏附五行无定说”，主张废弃五行说，在中医界影响较大。恽铁樵于1922年著《群经见智录》，是中医界第一个挺身而出应对余岩之挑战者。恽氏指出，《易》和《内经》都依四时立论，“五行为四时之代名词”。因而提出中医学的五脏乃“四时之五脏”的命题，揭示了中医基础理论中“五行学说”的奥秘所在。从民国建元到抗战爆发之二十余年间，关于五行、阴阳及运气学说的存废之争不断。从历史的角度看，它是与同时代的彻底否定传统文化的时代潮流息息相关的，其影响也是巨大而持久的，以至于后来中医学校教材中对“阴阳五行”理论的讲述多少有些批判、否定的格调，内容也是抽象地泛泛而谈，完全不能使初学者建立正确、全面的“阴阳五行”观念。
    在竭力维护中医传统理论合理性之同时，面对与传统医学迥异的西洋医学在中国之迅速传播，“中西汇通”遂成为当时中国医界最盛行的一种思潮。一些中医界的人士逐渐形成了中西医汇通的思想和学派，影响最为广大长久者当属上海名医恽铁樵先生。恽铁樵先生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底，又通晓英语，广泛地接触了中西文化，而得出“中西医之不同，乃由于中西文化之不同，是根本不同方法之两种学说”的结论。同时，他又认为：“居今日而言医学改革，荀非与西洋医学相周旋，更无第二途径。”“中医而有演进之价值，必能吸收西医之长，与之化合，以产生新中医。”两种“根本不同方法之两种学说”却要“化合”在一起，这就注定了不是一件易事。恽氏之“新中医”说，自倡导之日始，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医人。虽然历史已经过去了七、八十年，投入的人力物力不可谓不大，“新中医”之理论体系还是空中楼阁。
    “中医科学化”是30年代初到50年代初中医界最有影响力的思潮。坚持这一主张并产生广泛影响的医学家有陆渊雷、施今墨等。陆渊雷倡导“中医科学化”最力。实际上，陆氏的科学化思想源于恽铁樵的革新中医思想，不同的是，陆氏更明确地提出以西医学作为参照物，他肯定了中药疗效，主张用科学方法研究中医。由于他以西医学作为价值和真理的评判标准，最后落入否定中医理论的陷阱，其前车之鉴是值得某些正在进行中医“科学化”研究的人深思的。
    施今墨早在30年代就倡导中、西医要互相学习，融汇贯通。他认为中医要革新，不能固步自封，“中医改进方法，舍借用西学之生理、病理以互相佐证，实无他途。”他主张中医科学化，强调要用科学方法阐明中医理论。在临床诊治时，他多用西医病名，参照西医器械检查的结果。施氏认为中医病名繁杂，不利于中医的标准化和规范化，呼吁中医标准化。这也是一个进行了半个世纪而尚未完成或许永远也不可能完成的工作。
    三、20世纪中叶，中医学术枯木逢春
    新中国的成立为中医学术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良好环境。中医学术被提升到与其他学科同等地位，在政府倡导下各地中医中、高等学校相继成立，中医教育一改二千年来的师徒相授模式——姑且不论这种模式是否适宜中医教学，至少在当时是鼓舞一代中医学人的大事。然而，在反传统文化思潮占主导的新文化运动影响下，实际情况是批判容易接收难。至于接收的标准，那就是“民主性”和“革命性”。1954年10月20日人民日报社论“贯彻对待中医的正确政策”说：“中医中药的不可否认的疗效，证明了有合理的和有用的实际内容，而它的最大弱点，就是缺乏系统的科学理论，还没有掌握化验和科学检查的可靠方法，这就大大限制了它的发展和提高。”在这种政策性的引导下，中医学术自然是处处要以“科学检查”、“民主性”、“革命性”来要求。并且，经过“新文化”运动熏陶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对传统文化自然具有一种怀疑和鄙弃的心理，要他们学习以“阴阳五行”为核心的中医理论自是不可能之事，因为阴阳五行理论长久以来被认为要么是和封建迷信一路的货色，要么只是“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朴素的自然就意味着是原始的和落后的)。于是，一本顺应时代、改良中医、因材施教的全国统编教材便应运而生。
    当时各地的中医院校汇集了本地区最为优秀的中医师，他们的临床疗效深得民众甚至西医医师的首肯，耳闻目睹也足以使初学中医者对中医产生牢固的信心。况且，这批各地的名医大都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基础，纵然统编教材有不足之处，亦在授课之时补充、完善，令学者明了中医理论之合理、圆通，从而生起学习的兴趣和信心，所以想必当时的教学效果不会太差。即便如此，中医学家仍不满意，这可以从1962年7月16日北京中医学院“五老”给卫生部党组的信(即“五老上书”)中看出：“我院这批毕业生的中医学术水平，对常见疾病一般说可以独立诊治，对某些疾病也收到一定的疗效，中医理论概念虽较明确，但能熟读熟记的较少；掌握的方剂药物也还不够，特别是阅读中医古书还有困难，运用理法方药、辨证论治处理疾病，尚欠正确。看来基本功打得非常不够……总的看来，中医理论和临证还学得不深不透。”
    “五老上书”的宗旨就是要提倡传统中医理论的学习，中医经典著作的学习，以及吸取传统中医带徒教学模式中好的一面，具体说来，就是要大大增加中医课程的学习，“四年半学中医，一年半学普通课和西医”。
    正当中医教育界总结中医院校初期教学经验，酝酿讨论修改中医教学计划，使中医教育更侧重在传统中医理论的教与学的时候，一场始无前例的席卷传统文化的狂风暴雨在华夏大地骤然兴起。覆巢之下，岂有完卵。传统中医理论与传统文化一样亦再次陷入被批判、声讨的境地。
    四、20世纪末唯科学主义对中医学术的影响
    自从30年代陆渊雷等倡导中医“科学化”运动始至今已有七十余年。所谓“科学化”就是要以现代科学的思维、方法、技术来研究、发展中医。尽管随着年代不同，研究的方法、技术不同，但研究的思维却是相同的，就是要用现代数理逻辑思维将中医客观化、规范化、条理化、标准化。而现代科学中现代医学与中医都是以人体为研究对象的，中医“科学化”自然就主要是运用现代医学的思维、方法和技术来研究、发展中医，中西医结合就成了当然的主题。70年的努力，中西医结合取得了什么成果呢？中西医结合学科带头人陈可冀之“中国传统医学研究进展和趋势展望”一文有较全面的总结：一是“治疗学概念上的若干更新”。具体说来，就是：⑴对宫外孕患者运用中医应用理气活血的方药使80%以上的患者免于手术，改变了宫外孕必须紧急手术的定论；⑵“通里攻下”方药，用于急腹症治疗使非手术率明显增多，并证明了承气汤的肠屏障功能……二是“传统医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成就”：⑴阴阳学说与内分泌激素、环核苷酸代谢、物质能量代谢及免疫状态辩证联系的部分探明；⑵气血学说与内脏功能、微循环、血液流变性及血栓栓塞间的联系的部分探明……
    我们不难看出，所谓“治疗学概念上的若干更新”实际是对某些西医疾病的治疗由于中医理论方法的运用，取得了较单用西医更为良好的疗效，改变了西医的“治疗学概念”，似乎与中医的治疗学概念无关，而这种“更新”在临床实际运用中尚未被普遍接受。至于“传统医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成就”则大部分是在动物试验基础上的“部分探明”，即是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对中医理论在实验动物层次的一种现代解释和说明，在临床既不能指导中医辨证用药，也无补于西医诊断治疗。这就是中西结合70年的主要成就。显然与将中医客观化、规范化，最终“科学化”的要求相去甚远。看来中西结合之路，漫漫乎其修远兮……
    五、关于中西科学的思考
    对于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有无科学的成分，学术界尚有异议，尽管著名英国学者李约瑟先生之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有大量史料论述这个问题。比如有人认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只能算是技术而非科学；技术和科学相关，但并不能等同，所以他们把中国古代文化中的科技文明称之为“工匠文明”，并引用爱因斯坦的论断：“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不用惊奇的，若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都做出来了倒是令人惊奇的。”
    由此看来，中国古代当真是没有“科学”了，中医自然也不会是科学。不过，只要认真思索便会领悟，李约瑟先生所用之“科学”一词与爱因斯坦所用之“科学”一词有不同的含义。爱因斯坦之“科学”是以西方文明为基础的西方科学理论、实验方法和机构组织，而李约瑟论及的“科学”乃是以中国文化为基础的“中国科学”，二者产生的源和流不同，结果迥异。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何求“西方科学”文明？所以，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怎样定义“科学”这个概念。事实上，国内外学术界关于“科学”的定义有几十种，至今尚未有令人满意的、普遍接受的定义。如果将“科学”定义为“是对自然界的认识，探索自然界的规律，寻求宇宙的真理”，那么中国古代就有自己的认识自然，探索宇宙自然奥秘的方式和成就。
    中医学作为中国古代科技的一部分，它是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之上的一门医学。它的生命观是把人视为天、地、宇宙的一部分，而不是独立于宇宙天地之外的“主体”；它是运用“阴阳数术唯象逻辑思维”(李阳波先生语)——而不是抽象数理逻辑思维模式，来研究人体生命现象及其与天地宇宙之关系；它着重研究的是人体、宇宙阴阳的整体运动变化，继而引伸出经络理论、气血理论与脏象理论的有机协同，构成了一套独特的有别于西方医学的生物医学理论。而后者是建立在欧洲近代经典物理学基础之上，用“以局部测知整体”的还原论和现代数理逻辑思维模式来研究人体生命现象，将人独立于和对立于宇宙自然，力求“客观”研究生命现象，着重研究组织解剖学视野所见之实体，研究方法侧重于线性分解剖析、重复实验和数理统计。在这样一套科学哲理指导下产生的医学基础理论，必然形成以清除组织病灶、抑制体内致病菌毒为基本特征的对抗性临床医学技术。
    近代西方科学兴起至今，实验方法对于人类认识大自然起了无比重要的作用。实验方法的根本特征在于，它要求研究者与被研究物体物我两分，并将千变万化、错综复杂、时刻变化的自然现象尽可能简单化、静止化、理想化。它所体现的客观态度是现代科学最基本的精神要素。但是，随着人们对自然界认识的不断深化，21世纪科学研究的重点对象将会从大自然逐渐转向人类自身，那时，科学试验的客观性将会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因为人类研究自身不可能做到物我两分。不能物我两分，也就不可能完全客观。虽然人与其他生物物种大部分相同的基因决定人与动物在细胞组织形态上有相似或相同性，基于此的动物试验研究可以类推及人，但人与动物基因的极少数差异决定了人与动物生命现象如此巨大的不同；人与人之间更少的基因不同也决定了人与人的种族差异、个体差异。世纪之交的人类基因研究仅仅是初步完成了基因图谱的测序工作，尤如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尚有许许多多未解之迷。随着基因研究的深入，21世纪的生命科学是否会将研究的重点由着重研究人体生命现象的一般性、普遍性规律转而着重研究人体生命现象的特殊性、个体性？生命科学研究能否设身处地地体验其他个体的感受？而这种看重人与动物的差异，看重人与人之间个体差异正是中国传统医学强调的生物医学观，也是中医辨证施治取得临床疗效的最基本的思维方式。中国传统医学从诞生之时起便是一门研究人的医学，只有当现代科学对人类自身的研究深入到一定层次的时候，中医之迷(比如经络现象)才可能被西方科学所理解和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