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诸“优势”辨析

中医诸“优势”辨析
张功耀

   笔者《告别中医中药》一文在《医学与哲学》杂志发表[1]以后，便有学界朋友对其中所倡导的观点表示了质疑：“纵然中医中药的缺点颇多，其优势也是不可否认的”。为使我们对中医的“优势”（为了叙述方便，以下使用这个概念时不再加引号）有个清醒的认识，笔者选择其中一些流行的“优势”说法，做些“篇幅有限”的辨析。


关于“中医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



这个优势曾经是很坚挺的。它的坚挺是如此地有效，以至于1929年在我国首次讨论建立我国的“医学标准”时，因为会议通过了废除缺乏标准化诊断和治疗依据的中医（允许使用中药）的议案，一些中医界人士只扯出一面“爱国”的横幅，便轻而易举地将这个决议案弹压下去了。提出这个议案的余云岫先生，仅仅因为在日本留过学，便被一些不负责任的历史学者扣上了“汉*”的帽子[2]。
今天的中国，民族心理已经成熟，国家也已经强大到了可以理直气壮地面对过去和未来的时候。正是这些进步，使得我们今天能够理直气壮地反思中医中药。
医学属于科学，它与音乐和艺术之类的文化不同。凡是科学的东西都应该谋求自身的进步。二胡可以不进步，进步了就可能不是二胡。但是，科学如果不进步就没有资格被称为科学。这样的常识本不需要多费口舌。但在我国，恰恰许多不是问题的问题，却要不厌其烦地加以重述。笔者已经指出过，全世界最古老的医学都是草本医学。从这个角度看，中医与其它古文明地区的医学本无特别的不同。读过卡斯蒂廖尼的《医学史》的读者也许还记得，远古时代的欧洲，曾经形成过“灵草崇拜”[3]。足见那里的草医草药在征服疾病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是何等的神圣！但当医学在欧洲取得重大进步的时候，欧洲人最终还是能够接受进步，告别落后。令人遗憾的是，中医不但自己没有寻求到自身的进步，甚至也不愿意接受任何医学进步的事实。二胡不进步，不会给社会带来危害，医学如果不进步，其后果就相当严重了。详见下表：


几个主要历史时期中国与欧洲零岁平均期望寿命比较表

（单位：岁）
项  目
1800年
1929年
1947年
1951年
1981年
2000年
2004年

欧  洲
~25－30
59.12
62.70
69.0
74.0
75.1
76.0

中  国
~25－30
~30
36.4
42.0
67.8
71.3
71.8

本表资料来源：
1、Lee and Feng (1999); Peterson (1995); Wrigley and Schofield (1981); 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1998); UNDP（2002）;
2、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 Statistics; National Vital Statistics Reports, vol 53., no. 6, Nov. 10, 2004；Life Expectancy by Age, 1850–2003；
3、上海人口统计资料和新华社消息。
（附记：表内，中国1947年和1951年的人均零岁期望寿命采自上海的资料。其它可查的资料只笼统地表述为“大约35岁”。）

本表显示，在医学和生理学不发达的古代，中国人和欧洲人的人均零岁期望寿命大致相同，即古代中医与古代西医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相近。虽然欧洲的医学革命最初爆发在16世纪中叶，但欧洲人全面接受这次医学革命则是在19世纪上半叶。自从欧洲民众全面接受医学革命的成果之后，欧洲人的人均零岁期望寿命便有了奇迹般的增加。众所周知，1929年是世界爆发经济危机的重要年份。在那样沉重的经济压力下，欧洲人的平均零岁期望寿命居然增加到了59.12岁。而游离于世界经济危机之外的中国，此时的人均寿命反倒停留在19世纪以前的水平上。此后，伴随着西医知识的普及，我国的人均期望寿命才开始增加。作为当时发达地区的上海，1947年的人均零岁期望寿命首次突破30岁，达到了36.0岁。改革开放以来，西医在我国被接受的程度首次超过了中医。相应地，人均期望寿命也逐步向欧洲人追齐。局部地区则超过了欧洲。以新华社发表的2004年人均零岁期望寿命的数据为例，北京达到了79.87岁，广州达到了77岁，上海达到了80.29岁。
我国人口平均零岁期望寿命的增加，大概不能用自然环境条件的改善来解释，因为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说明我国现在的自然环境优于古代。此外，它也不能用世界营养学界普遍推荐的“素食模式”来解释，因为也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现代中国人比古代中国人更自觉地遵守素食。因此，这个增加只能由医学和生理学的进步和普及来解释。毫无疑义，在20世纪医学和生理学的进步中，中医的贡献甚微。认识到这一点，对于那些躺在“优秀传统文化”上睡大觉而不思新进的人来说，不失为一付清醒剂。


关于“中医博大精深，属于超科学”



这个优势说法在吹捧中医的同时，低估了现代人的理解力和判断力。大概也是由于对中医“博大精深”的吹捧，使得我国所有的中药医生都不得不接受自己是个“半吊子医生”的事实。特别现实的例子是，一位中医肝病专家，一辈子与肝病打交道，却无法解释“肝”的内涵究竟是什么。在这“博大精深”的吹捧后面最值得同情的，是哪些中医学院的学生和那些为了考取《中医职称证书》的人们。他们鸡鸣即起背诵“医古文”。那些晦涩难懂诘嘴拗牙的文字和逻辑，经常性地使他们如坠云雾，似穿迷宫，整天价地“在无穷概念之中玩弄无穷循环”（黑格尔语）。从五脏六腑到三阴三阳，从奇经八脉到五味四气，从六气岁物到七方十剂，从四时宜忌到八正风门，从药性赋到汤头歌，凡此种种，让那些可怜的学生们还没有背完就早已两眼火冒金星了。“博大精深”和“超科学”的假定，对于这些企图求取功名的人来说，完全不是什么学术优势，而是既躲不起也惹不起的思想负担！
事实上，我国古代一直存在着一种人为造就“博大精深”的文化倾向。比如说，当你把一个日期表述成“2006年5月11日”时，你可能会被一些热衷于博大精深的人讥讽为“过于浅薄”。而如果你把它表述成“太岁星君向般丙戌年癸巳月庚子日”时，你就可能赢得“满腹经纶的学士”的头衔。前者的“浅薄”，适合于与所有人交流。后者虽然也只是表达了一个日期，经过“博大精深”的造作之后，便不能与绝大部分人交流了。缺乏科学头脑又不打算去识别这种矫揉造作的真实意图的人，可能会去努力弄懂蕴含在“太岁星君”，“向般”、“丙戌年”、“癸巳月”、“庚子日”之中那些所谓“博大精深”的内涵。其实，这些矫揉造作是作者刻意为了自我标榜而做成的，没有任何实际的意义。
类似的矫揉造作在中医的理论建构中更为严重。被中医断定为最重要的病因的是“风”。《黄帝内经·生气通天论》有：“风者，百病之始也”[4]一说。于是，几乎所有的中医经典都从“风门”论起。可是，稍微有点现代医学常识和自然常识的人都知道，“风”无非就是空气流动。把它作为病因之首，实在没有多少根据。中医病因理论把“风”断定为“百病之始”，明显是按照对应原则，而不是按照确定性原则，建立起来的因果关系。而单凭对应原则是不能建立任何可靠的因果关系的。身边的例子有，白天与黑夜是对应的，但白天和黑夜之间并不存在因果关系。我们无时无刻不在风中生活，按照中医理论，一个人只要患病，风就有推不掉的责任。这样一来，中医病因理论家就从风那里找到了“永恒真理”。明眼人十分清楚，这个“永恒真理”的荒谬程度是相当惊人的！尽管如此，我国古代医学理论建设却一直被限定在了这个思维框架内。为了把人的疾病与风对应起来，中医病因理论的构造者们，人为地制造了许许多多的风。《黄帝内经》首先将风与三阴三阳相联系，然后在《移精变气论》中扩大到“八风五痹”，在《玉版论要篇》和《八正神明论》中又再扩大到“八风四时”。这还不够，“八风四时”又进一步地与虚、实、寒、热、五脏六腑之类的概念进行了两两组合。于是，一个简简单单明明白白的风，经中医理论家一扩充，变成了任何神仙都会感到莫名其妙的风。其结果，就连制造这些风概念的人，自己也弄不清“究竟什么是风”了。
与中医将多种病因简单化地归结为“六淫”不同，西医更注重不同疾病病因的具体性和客观性。被歧伯列为四种“中风大法”的偏枯、风痱、风懿、风痹，最可能确切的西医病因描述是心脑血管病变、血液粘稠度偏高、血脂偏高、关节炎、肌肉萎缩、脑血栓等，与“风”没有关系。值得进一步指出的，我国一些食古不化的现代人，居然反其道而行之，他们不是把过去模糊的认识精确化，而是把已经取得的精确性认识模糊化。在一些所谓“中西医结合”的实践中，居然在测量了血压之后将高血压辨证为“心气虚”，在做了胃镜检查之后把慢性浅表性胃炎辨证为“脾胃不和”。这种食古不化的“创新”实在令人喷饭！
中医理论建构中远离实际的情形，大概是一些有点文墨而又没有找到判断真理的方法的文人造成的。那些文盲或半文盲的郎中，对这些莫名其妙的医理和病理从来都是不屑一顾的。一些头脑清醒的读书人也与那些乡村郎中相通。他们编修的验方集成著作，就多少对那些莫名其妙的“医理”和“病理”取蔑视态度。就笔者陋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著作可以列出《外台秘要》、《苏沈良方》、《备急千金方》、《小儿药证直诀》、《妇人大全良方》和《验方新编》。从这些蔑视“医理”和“病理”的验方著作的出版可以看出，即使在中国古代，那些装腔作势的“医理”和“病理”也是完全可以被抛弃的东西。
科学认识应该逐步走向确定性。像中医病因理论这样把一个概念越搞越复杂，越搞越不确定，不符合人类认识的基本要求。读过卡斯蒂廖尼的《医学史》最初几章的读者也许能够概括得出，古代欧洲、古代埃及和古代巴比仑地区的医生，对于疾病的病因和疾病的描述是由模糊到精确、由不确定到确定、由复杂到简单，逐步发展起来的。现代的年轻人应该取这种态度，而不要被那些莫名其妙的“博大精深”牵着鼻子走。
至于“超科学”的说法，迄今没有人给它下过定义，也没有人指出过它与我们通常所理解的“科学”是什么关系。既然制造这个术语的人还没有明确这个术语的意义，我们也就没有必要在“名不正则言不顺”的学术背景下去纠缠它了。


关于“中医是系统医学”



这个优势是那些接触过系统科学而实际并不真懂系统科学要义的伪学者们制造出来的现代神话，没有丝毫的科学内涵。
哲学史告诉我们，远在古代希腊，哲学家们为了摆脱神秘主义的思想束缚，创造了把“多”的世界化为“一”的世界来认识的方法。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简单性方法。这个简单性方法的思想起源于巴门尼德的本体实在主义。正是这种本体实在主义的哲学，把万事万物变化的内在因素归结为少数“不变的实体”。德谟克里特解释物质构成所找到的“不变的实体”是“原子”；亚里士多德解释生命现象所找到的“不变的实体”是“基质”和“隐德来希”；如此等等。发动医学革命的巴拉塞尔苏斯，最早把药物真正起治疗作用的“不变的实体”归结为药物的“精素”，也是在这种哲学的启发下做出来的成就。
“不变的实体”这个概念是非常有效的。从古希腊以来全部科学思想的发展，都是寻找这个“不变的实体”。伽利略的运动学和牛顿的力学，把运动的奥秘归结为“力”，波伊尔、道尔顿、拉瓦锡为代表的近代化学，把决定化学变化的“不变的实体”归结为“元素”。此外，电磁学的“电子”和“磁子”，生物学的“细胞”和“原生质”，光学的“光子”或“光波”，都是这样的“不变的实体”。2000多年来科学的发展一直在证明，任何“多”的实在都可以通过“一”来认识的。
受本体实在主义哲学的影响，西方医学也试图走出一条简单性方法的成功道路。于是，细菌和病毒之对于感染性疾病，尼古丁之对于肺癌，二氧化硅尘埃之对于矽肺病，激素之对于生长发育，如此等等，使得疾病的病因都得到了简单性的解释。这些简单性的解释为进行简单性的治疗和预防奠定了可靠的基础。以预防为例，对于感染性疾病，西医主张消灭细菌和病毒或将通过免疫减少细菌和病毒对健康人体的为害；对于肺癌，西医劝告大家不要吸烟；对于矽肺病，西医劝告大家尽可能避免将二氧化硅之类的尘埃吸入肺部。有了这样一些可靠的简单性认识，“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良医者，常治无病之病”才有了可靠的依据。
可是，正当简单性思维高唱凯歌的时候，人们陆续发现了一些简单性思维框架下不能得到解释的自然现象。就医学生理学而言，最为典型的现象就是体温的变化。众所周知，一些外部物理因素或化学因素的引入（如烤火和呼吸氧气），并不能改变生命物体的体温。感冒或一些局部炎症反倒能够使体温发生骤然变化。体温明显是关于生命物体的宏观测量值。但是，这种宏观状态的物理测量值，究竟是由哪些因素决定的？为什么一个局部的炎症会骤然影响到整体？诸如此类的问题，已经不能单纯用“不变的实体”来解释了。这就暴露出了简单性思维的局限性。系统性思维就是从寻求对这一类问题的可靠性理解而提出来的。最初提出这个问题的是作为“实验生理学之父”的贝纳德（Claude Bernard）。他提出这个问题的目的是向还原论的生物学哲学挑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把人们的思想角度引向了生物有机体的“内部环境”（internal milieu）[5]。可是，这个内部环境的要素究竟是如何影响到整体的，却至今没有明确的答案。不过，有迹象表明，简单性思维虽然不能回答体温变化的机理问题，但似乎对解决体温问题有效。众所周知，尽管我们不知道体温是如何升高的，但当我们使用一些退热措施和消炎措施之后，是的确可以降低体温的。
值得我们进行理性思考的是，西医没有完成的任务，中医是否能够完成，或早已完成了？换句话说，中医是否真的达到了“系统医学”的水平？
把“风”理解为“百病之始”是系统性思维或复杂性思维的结果吗？不是！它的思想特征实在过于简单，甚至比西医用细菌和病毒来解释感染，用吸食尼古丁来解释肺癌，用吸食二氧化硅尘埃来解释矽肺病，用激素来解释生长发育，还要简单。值得顺便指出的是，这里所讲的简单远不能与巴门尼德的本体实在主义哲学所倡导的简单性相比（以下谈到的中医简单性都只能做这样的理解）。从确定性上看，中医对所有病因的解释都是一笔“糊涂帐”。有作者认为中医对病因的认识是一种“客观认识”[6]，实在没有依据。没有认识上的确定性又何以可言认识上的客观性？系统理论从来就是追求事物演化的确定性的。只不过它所追求的是系统演化的确定性，尤其是系统演化中产生概然事件（通常的术语叫做“凸现”）的确定性，而不是以往那种一一对应事件演化的确定性。蔑视确定性的理论不是科学理论！蔑视确定性的理论也与系统科学毫不相干！
至于施治方法，中医的简单性思维特征就更加明显了。众所周知，中医看病的基本原则是“辨证施治”。于是，中医没有医院、没有医学检验、没有病理分析，甚至连基本的临床统计也没有，更不用说双盲对比实验检验了。一个中药医生根据“辨症施治”就可以包医百病，其系统性从何说起？19世纪以来的西医则不同，它的基本格局是许多医生看一种病。就其对疾病的诊断而言，它需要多个程序的系统检查和多人的会诊（病理分析）。稍微有点系统论常识的人都不会相信，允许一个人“包医百病”的中医体制属于系统医学观，而许多人看一种病的西医体制反倒不属于系统医学观。
再看治疗方法。中医的辨证施治只针对不同的“证”（通“症”）使用不同的药。在这个过程中，仿佛所有的“证”都是各自独立的，而不是相互联系的。至于决定这些“证”的“因”，则不外“风”、“寒”、“暑”、“湿”、“燥”、“火”六淫。前已述及，从古到今，没有任何一个成熟的中药医生可以确定性地解释这些“病因”的真实含义。于是，不仅“病因”是模糊的，病因的医学意义也是模糊的。这也是造成许多中药医生可以抛开那些意义不明的病因理论，直接对病人施治的原因所在。由于“施治”是基于“辨证”的，于是，泻下用大黄芒硝，发汗用麻黄姜桂，风湿用防风独活，利尿用猪苓泽泻，如此等等。这些施治方法，实在没有任何系统医学观的趣味。与之相比，西医的施治方法似乎更有资格被称为系统医学。因为西医是一个集治疗、防疫、免疫和公共卫生于一体的医学体系，因而，西医对待任何一种疾病都倡导使用系统化的措施。比如，西医为了征服肺结核，用接种卡介苗提高人体对结核杆菌的免疫力；在使用利福平杀灭结核杆菌的同时采取保护肝脏的措施；在日常生活方面，西药医生还劝告结核病人注意补充蛋白质、戒除烟酒、注意保暖，等等。西医这种基于可靠性认识而采取的系统性方法，中医至今也不能望其项背。究竟谁更接近于系统医学，名眼人一看就能得出结论。

在求实的科学面前，任何自我标榜只会贻误发展的时机，不会有任何益处。但愿读者能够重新认识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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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考 文 献



[1] 张功耀，告别中医中药，医学与哲学，2006年第4期。

[2] 中国中医研究院理论学习小组编，历史上的儒法斗争对于我国医药发展的影响，人民卫生出版社，1975年1月版。

[3] （意）卡斯蒂廖尼著，程之范主译，医学史（上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3页。

[4] 佚名，黄帝内经·生气通天论第三，辽宁民族出版社，1999年，第7页。

[5] 张功耀，科学技术学导论（自然辩证法概论），中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82页。

[6] 荆志伟，科学是中医的“紧箍咒”吗？医学与哲学，2006年第4期。

taichang

[这个贴子最后由泰然居士在 2006/09/10 07:44pm 第 2 次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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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的辨证施治只针对不同的“证”（通“症”）使用不同的药。在这个过程中，仿佛所有的“证”都是各自独立的，而不是相互联系的。至于决定这些“证”的“因”，则不外“风”、“寒”、“暑”、“湿”、“燥”、“火”六淫。前已述及，从古到今，没有任何一个成熟的中药医生可以确定性地解释这些“病因”的真实含义。于是，不仅“病因”是模糊的，病因的医学意义也是模糊的。这也是造成许多中药医生可以抛开那些意义不明的病因理论，直接对病人施治的原因所在。由于“施治”是基于“辨证”的，于是，泻下用大黄芒硝，发汗用麻黄姜桂，风湿用防风独活，利尿用猪苓泽泻，如此等等。这些施治方法，实在没有任何系统医学观的趣味。与之相比，西医的施治方法似乎更有资格被称为系统医学。因为西医是一个集治疗、防疫、免疫和公共卫生于一体的医学体系，因而，西医对待任何一种疾病都倡导使用系统化的措施。比如，西医为了征服肺结核，用接种卡介苗提高人体对结核杆菌的免疫力；在使用利福平杀灭结核杆菌的同时采取保护肝脏的措施；在日常生活方面，西药医生还劝告结核病人注意补充蛋白质、戒除烟酒、注意保暖，等等。西医这种基于可靠性认识而采取的系统性方法，中医至今也不能望其项背。究竟谁更接近于系统医学，名眼人一看就能得出结论。
张先生可以说对中医救人过程只知其一、就抵制中医或另有其因、我用经络图示方式来促中医维护中医、因为中医的治未病、而不是修破锅挣亏心钱之某些医、西医尤多。       蒋

至于施治方法，中医的简单性思维特征就更加明显了。众所周知，中医看病的基本原则是“辨证施治”。于是，中医没有医院、没有医学检验、没有病理分析，甚至连基本的临床统计也没有，更不用说双盲对比实验检验了。一个中药医生根据“辨症施治”就可以包医百病，其系统性从何说起？19世纪以来的西医则不同，它的基本格局是许多医生看一种病。就其对疾病的诊断而言，它需要多个程序的系统检查和多人的会诊（病理分析）。稍微有点系统论常识的人都不会相信，允许一个人“包医百病”的中医体制属于系统医学观，而许多人看一种病的西医体制反倒不属于系统医学观。
     到医说病房、让人财两空的例子、说明直到死也要获得病人的银子、中医不干缺德之事、救人之毒质量，不是能活些天。……。

类似的矫揉造作在中医的理论建构中更为严重。被中医断定为最重要的病因的是“风”。《黄帝内经·生气通天论》有：“风者，百病之始也”[4]一说。于是，几乎所有的中医经典都从“风门”论起。可是，稍微有点现代医学常识和自然常识的人都知道，“风”无非就是空气流动。把它作为病因之首，实在没有多少根据。中医病因理论把“风”断定为“百病之始”，明显是按照对应原则，而不是按照确定性原则，建立起来的因果关系。而单凭对应原则是不能建立任何可靠的因果关系的。身边的例子有，白天与黑夜是对应的，但白天和黑夜之间并不存在因果关系。我们无时无刻不在风中生活，按照中医理论，一个人只要患病，风就有推不掉的责任。这样一来，中医病因理论家就从风那里找到了“永恒真理”。明眼人十分清楚，这个“永恒真理”的荒谬程度是相当惊人的！尽管如此，我国古代医学理论建设却一直被限定在了这个思维框架内。为了把人的疾病与风对应起来，中医病因理论的构造者们，人为地制造了许许多多的风。《黄帝内经》首先将风与三阴三阳相联系，然后在《移精变气论》中扩大到“八风五痹”，在《玉版论要篇》和《八正神明论》中又再扩大到“八风四时”。这还不够，“八风四时”又进一步地与虚、实、寒、热、五脏六腑之类的概念进行了两两组合。于是，一个简简单单明明白白的风，经中医理论家一扩充，变成了任何神仙都会感到莫名其妙的风。其结果，就连制造这些风概念的人，自己也弄不清“究竟什么是风”了
提得这些说明中医与时俱进需要武装自已、万不可原地转。提出以经络穴位为客观指标来还原脉诊思路、形成不离中医理法之特征。其采集信息与活体並以物理的形式来标递、经络图示方式目前可吸吮现今所有新技术为中医所用、也就不出上文、让理解产生与实验图示的启发、检西医之优势灭中医，天理难容！    蒋新民不得不说！

                            中医经络“变化多端”才需深入研究
                                         蒋新民          9/12/2006
有网文介绍：“北京第六医院李定忠教授出身于中医世家，对于中西医学都有系统的学习和研究，从事经络研究及经络穴位治疗五十年，并对此深信不疑，从多年的临床实践中认识到，中医经络是一个巨大的宝藏，但由于其变化多端，不为现代科学所接受，李教授本着“有什么，承认什么”，不勉强下结论，也不轻易否定，只要是客观存在，就给予承认的态度，发现了许多经络的客观现象，特别是先天的循经皮肤病更是直接的证实了经络的存在，提出中医几千年的宝贵经验，为什么不能为现代科学所证实，因此李教授用放射性核素示踪技术，观察人体量子特征，观察到放射性核素有循经运行的特征，而且分别在100s、150s、200s处发现波峰的存在，显示了量子的波粒二重性特征。李教授在85期间，利用磁的特性研究经络，发现了很多经络的特征都具有量子的特征，还发现经络具有左右对称、男左女右的特征，无论用现代科学的神经或是血管理论都无法解释，却能用经络及电磁波振荡解释，还发现人体在经络被激活时量子跃迁的特征，李教授将此发现运用于临床治疗，发现在经络敏感人身上效果最好，并在此基础上发明了经络环皮肤挑治法，经历三十余年、十万余例临床病例的检测，证实有确切的疗效，甚至对某些先天遗传病疗效确切。李教授准备与张维波教授合作，将经络定位在量子信息医学。并提出：一、要有确切、快速、无伤害的疗效，二、要有能被现代科学所能接受的理论。”就此谈些观点、以唤良知、认识中医药价值。
北京灵枢经络诊断技术研究所致力于“经络现象”研究多年。网文讲的：“……、并对此深信不疑，从多年的临床实践中认识到，中医经络是一个巨大的宝藏，但由于其变化多端，不为现代科学所接受，李教授本着“有什么，承认什么”，不勉强下结论，也不轻易否定，只要是客观存在，就给予承认的态度，”说出了许多在破解经络针灸的道路上是多么艰辛、多么无奈、多么在事实的存在中、在获得经络现象的变化多端中得到收获的欢熹、鼓舞志气、为经络现状的追寻奋斗不息！這就是国人对待中医理解的源泉和永恒所在。北京灵枢经络诊断技术研究所就发现之实验所得、公佈如下、望願深入者重复：绝非戏言。
1.经络现状是活体生命现象同外界――自然界同步、他的网状体表电活动点的多端动态变化是对外界电现象的适应性同步、非神经体液状态来控制、而是这个所谓的机体存在生命与外界的对答的互映、必将经络定位在量子信息医学，必然发现经络现象变化多端。常态时穴位为隐匿高阻、250kΩ以上、网络异态时《四维网络变形》时在相应区有相互间距该3-5mm之不规则的如针尖、汗毛孔大的特低阻点.约10-50kΩ、对负电位可产生快速极化和钙离子积淀。

2.   当穴位为隐匿高阻时加大压按力和让局布皮肤区加良导水、也不会产生快速极化和钙离子积淀。这点提示推拿按摩手法和重劲手法在运动触柔皮肉时的运用可以使“四维网络”发生“质”的改变、并在后续时空中产生“.经络现状是活体生命现象同外界――自然界同步”这些非西医现存知识所理解。
3生命将亡必然先从眼睛的变化趋于凝滞开始、此时经络“四维网络”发生坍塌，此阶段明显出现阻值变化趋平、显示出对外界互映的消退、变成孤立无动态的低阻点。
4经络四维网状的变化、绝非是古典记录寻行、真实互映的联系。古人的认识带有比拟的方法。那些出现的感传（或其它如、结索、班丘等）、均是因与外界不能亙映、产生的无奈形式来完成自然同步。（暂到此待续）

正告张功耀：弄清科学内涵，再评论中医
河北省中医药研究院、曹东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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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科学是知识，殿堂很高大，决非狭隘小庙1
试论中医在科学殿堂里的位置2
目前张功耀在没有弄清什么是科学的时候，就挥舞起“科学”的大棒，狂吼乱喊中医不科学，中医理论是土匪黑话，大肆宣扬告别中医中药。现在，我们有必要提请张功耀：先搞清楚什么是科学，再来评论中医中药。
科学是知识，殿堂很高大，决非狭隘小庙
李侠先生发表于《科学技术与辨证法》2004年第6期的文章《简析科学、科学主义与反科学主义》说：“什么是科学？这是一个很不好回答的问题，从词源学的角度上说，science 一词来自于拉丁文scientia，这个词在拉丁文中的意思是知识，因而科学在我们日常的理解中就包含着知识的内涵。在古希腊语中没有相应的词，只有一个与此相联系的词（episteme），这个词从词源学上说就是来源于一个意指坚固性和稳定性的词根。对此，哲学家卡西尔认为：科学的进程导向一种稳定的平衡，导向我们的知觉和思想世界的稳定化和巩固化。由于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是一个很晚近的事情，按照西方学者的传统的观点，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始于16世纪（哲学家怀特海的一本著作《科学与近代世界》，把16世纪作为近代科学的起源），而科学一词获得现代的意义更是很晚近的事情。”
我国著名的科学史家席泽宗院士，曾经考查了“科学”一词的来源。他在“天地生人讲座”的一次报告中说，据他研究，“科学”一词最早来源于拉丁文scientia，是知识的意思。后来，日本人在翻译时译成：科学是分科之学，哲学是综合之学。我国是沿用日本人的翻译。1970年出版的《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辞典》对Science(科学)一词的解释中，确有arranged(分类)的意思。直到现在，我国有的词典对科学一词的解释，如权威性的《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对“科学”的释义是：“反映自然、社会、思维等的客观规律的分科的知识体系”。仍然明显地带有“分科的”含意。《辞海》对于“科学”的界定与此相似，也是三大知识。说明我国科技界与世界科技界的认识相似，“科学”就是系统知识。
科学是知识，因此就有“知识就是力量”，“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说法。张功耀《被误读为先前阔的古代科技史》说：“中国古代无科技”。既然科学是知识，我国古代没有知识吗？没有知识的中华文明，还能叫文明吗？在我国古代的辞语中，虽然没有字面上的“科学”一词。但是，我国古代关于知识的记载，对于知识的追求，那是不可否定的。《礼记• 大学》说：“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可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必须先格物致知，有了知识才能有好的作为。“学而优则仕”的规则，从一个侧面说明管理水平的科学化，是需要知识为基础的。
有学者指出，对于知识的追求，中国的“格物”一词与古希腊拉丁文的“知识”一词两者含意是一致的，都比目前对“科学”一词的解释要来得准确。因为反映客观规律的知识体系，不能仅限于分科的，不可将反映综合性的客观规律知识，排斥在科学之外。事实上，现今的西方科学，也已发展了宇宙学、地球系统科学等一些综合性科学，至于新兴的各种交叉科学正在雨后春笋地发展成长。可见，不论是分科的，还是交叉的、综合的和整体的，只要它们确系属于各自客观规律的反映，都应归属于科学的范畴之内。并且，中国古代的“格物”的含意---穷究事物的原理，比之古希腊的“知识”更为准确而深刻。由此可见，中国古代对科学的理解，比之古希腊和近代西方都要准确、全面。由于中国的格物，长于整体观察，导致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曾经领先世界千余年；但在近代的分科研究方面，落后于西方科学。
随着认识领域的不断扩展，科学所含盖的知识面也越来越宽。管理是科学，预测、心理也是科学。弗洛伊德恋母情结、恋父情结的心理分析，解梦析因都成了科学。2004年评出的世界十大科学发现之首---暗物质和暗能量约占宇宙组成的96%而目前已知的物质和四大基本物理力仅占4%，说明人类已经认识的领域是很有限的。科学的殿堂无比宏阔，就像北京人民大会堂在开代表大会，中医的席位自然不能缺。如果“科学”是“科学主义者”所规定的，只有天文、机械物理、化学、数学几个少数自然科学，才算科学，是一个狭小的庙宇，就那么几位小神，中医自然就不会进去了，也不可能占有席位。现在的情况是，科学的殿堂已经是人民大会堂，中医能徘徊在外吗？能长久地不参加时代的盛会吗？
张功耀肆意污损中医，说中医是巫，是骗子，中医理论是土匪黑话，中药是毒物、污物、异物，纯属居心叵测的污蔑，完全不懂何为科学。
试论中医在科学殿堂里的位置
既然科学是分科之学，每一门科学都必须有自己独立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有自己独立的学术理论。那么，中医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学术理论与西医的有何不同？如果没有不同，就不能成为独立的中医体系。
中医不是社会科学，也不是纯粹的自然科学，它与现代西医同属一个领域，面对的都是人类健康与疾病问题。但是，它们对于人的认识不同，研究方法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不同。
西医用解剖的方法，研究人体的结构与功能；中医用观察的方法，研究人体的广泛联系。西医有解剖学、生理学、生物物理学、生物化学、细胞生物学、分子生物学、人体心理学、遗传学、免疫学等等，都不是中医的内容。
中医研究人与天地自然的联系，研究人的脏腑与天的五气四时的关系，研究人的五脏与地的五味的关系，研究人体的七情与健康的关系，研究人体疾病与针灸按摩的关系，研究人体疾病与天然药物的关系，研究人体的升降出入运动与人体健康的关系，研究生理机能、生命物质的适中、和谐、通畅的重要性，研究四诊在疾病诊断中的重要作用，研究具有复杂化学成分的药物如何配伍、如何减毒增效，研究如何通过辨别证候进行立法处方选药，如何调整药物等等，这些都不是西医学的内容。
“同行是冤家”，既然中医西医都是以人体的健康与疾病为研究对象，其冲突和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在“欧风东渐”的初期，科学未能救国，文化已遭涂炭的旧中国，政府纵容西医围剿中医，造成了长久的中医与西医之间的论争。其实，人们只看到了中医对于实证解剖认识的缺陷，没有看到大量中医的“知识产权”被剥夺，其严重影响至今难于说清。比如，中医对于脏腑的认识，自古相传，自有其“确切”的涵义，西医的解剖概念，不是选择外来语拼音方式，比如沙发、拖拉机之类的新词，而是借用中医的传统固有术语，一律译成中医的五脏六腑的名称，造成了“乌鸦占了喜鹊窝”，西医的心脏不叫“哈特”却叫中医的心脏，几千年“知识产权”被无情剥夺，反而说中医不明脏腑，不懂解剖。
中医的脏腑是关系的脏腑，而不是解剖的脏腑。中医从来不曾说肝脏肿大、缩小，也不说肝有脓肿、肿瘤，中医只说肝阴肝阳、肝气肝血，只说肝与五味、五气、四季的关系，只说肝木火刑金、肝气犯胃、克脾，中医从来不曾在器的结构上下工夫，而是在肝的广泛联系上做文章。在广泛联系与影响之中，讨论人体的健康与疾病，使人保持平衡、恢复健康。
人体是分层次的，可以分十几层，各层有各层的结构与功能，互相之间互有影响而不能取代，中医抓住了独特的东西。比如，人的皮肤，人的意识。当然，西医一样看得见这些东西，只是重视的程度不同，研究的方法不同。
中医认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天食人以五气，地食人以五味”，这些观点现代医学也许承认，但是，在对待具体病情的时候，中医始终坚持把这些理论贯彻到具体的诊疗活动的始终；西医则知道有这一说，在具体的诊疗活动之中，根本不考虑这方面的问题，认为“离题太远”，几乎是风马牛不相及的问题。中医则不然，中医对于疾病性质的认定，对于治疗法则的确定，对于治疗药物的概括，无一不是基于这种认识；不这样认识，而是按西医的病因病理开药，那就不是真正的中医。
对于人的精神活动对疾病的影响，西医只在“疾病成因”里“轻描淡写”地提一句，或者用“莫须有吧”的态度对待之，始终不会作为主要根据，中医则不然，它必须考虑病人的感受，必须以病人的主观感觉为“客观依据”，进行辨证论治，否则就不是中医的特色。也就是说，中医完全“信任”病人的证候，西医则一定要抛开证候，去“进一步”靠仪器寻找疾病的形态本质，认为只有具有“纳入标准”和“排除标准”的病理病灶，才是疾病的本质，才最可靠，才有可以攻击的靶点，有可以阻断的受体，有可以切除的病灶，有可以置换的脏器。
疾病的“病理病灶”是从哪里来的？是病理病灶决定病人的证候表现吗？老子说“世间万物，有生于无，无生于有”。病理病灶的形成，有一个或长或短的过程，然后才能进入“纳入标准”，被现代医学诊断为某种疾病。但是，许多慢性病的形成过程是漫长的，在没有形成“理想的”病理病灶的时候，往往就有了不适的“主观证候”，微观领域已经起了复杂的变化，中医学已经可以抓住这种证候，可以消除这种证候了。相同的病理病灶，其临床证候并不相同；同一个病人的相同病理病灶，可以动态地表现为不同的证候。也就是说，不是病理病灶决定证候表现，而是复杂的微观变化决定了病人的证候；证候与病理病灶分别反映疾病的本质，证候动态地反映健康状态，病理病灶长久地存在是影响人体健康的重要因素。二者可以互相影响，不可以互相取代。中医和西医分别抓住了疾病不同的东西。
现在的中医，由于受现代医学的影响很深，已经没有不知道解剖的中医了，也就是说，尽管他们执中医之业，对于西医药了解的水平，往往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甚至可以说当代的中医专家，是除了知道西医知识之外还知道中医知识的“两通专家”；一个奇怪的现象是，许多中医专家的西医知识是西医专家的水平，中医的知识反而是不太高的“中工”水平，这种现象才引起了老先生们的忧虑。
中医老先生们为何而忧？因为中医要丢，或者已经丢得太多了。他们的胸怀是宽广的，他们知道中医不是中医人的私物，而是中华民族的瑰宝，是世界人民的财产，是中国对于世界的第五大贡献。他们说：“学我者，必须像我，超过我！”多么宽广的胸怀，多么高超的思想境界，就是他们觉得自己手里的中医学，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珍宝，千万不能在自己的手里丢了，薪火一断，同为罪人！崇高的历史责任感，使他们不是安度晚年，而是南上北下，传经送宝，收徒授业。在国家危难的SARS时期，八九十岁的吕丙奎、邓铁涛、朱良春、任继学、周仲瑛、路志正、焦树德等等，都活跃在人们的眼里，成了年轻一代中医的坚强后盾，这是只有中医界才展现出来的“群英会萃”形象，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
中医独特的学术本质，已经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另世人刮目相看。只有别有用心者，或者无知的狂人，才会肆意践踏她！
2006、9、8

真是受不了啊，苦于无法觅得明师授业，哎，若是学得一招半式，
张功耀，我会让你把你所有写下的文字自己嚼下肚子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