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谈钟南山的所谓“科学证实”

[watermark]    2003年2月《南方日报》报导：在抗击“非典”初期，西医尚未找到致病原因时，广州中医药大学的教授就指出“非典”相当于中医学中的“风温”，并用中药治好了十八名患者，并告诉人们不要太紧张，更不要大惊小怪。
当时由于群众不了解“非典”病情，“非典”恐怖、死亡的威胁，像一股狂风向湖南猛扑而来，湖南顿时混乱，出现了动荡不安，立即刮起一股抢购风，“板兰根”药价暴涨，顿时抢购一空。一时间商品出现脱销。冷水江440厂的职工前来求救：“买不到板兰根了，怎么办？救救我们吧！”我解释说：“不要急，‘非典’与环境、气侯有关，放心好了。湖南地处五岭山脉以北，气侯温和，温差没广东大，不可能有‘非典’，冷水江地处湘中，更不可能有‘非典’。即使出现‘非典’，一味“板兰根”怎能救得了命。况且湖南人体质与广东人不同，即使有板兰根也不能用，北京的‘非典’更不可用”。
为什么“非典”这股风刮得这样凶猛？原来北京抗击“非典”的医务人员感染太多，并死亡了不少。据说，4月16日凌晨，武警北京总队医院内二科主任医师李晓红在解放军302医院辞世，成为第一个倒在救治“非典”第一线的医生，她的死亡，比后来得到胡锦涛总书记题词的广东殉职医生邓练贤还要早六天。至此，总共20多名医生的内二科先后已有十几名医生相继倒下。据统计，从4月5日至24日，北京人民医院共有SARS病人205例，其中医护人员感染76例，在医院被封后，又有17位医护人员感染，共计93人。可以说，“全国医务人员感染人数占所有SARS患者总数1/3的比例”，这是多么惨痛的现实。由于医院出现大规模交叉感染，医护人员大批倒下，成为此次波及中国和世界的SARS疫情中最凶险、最令人震惊的一幕。
这种惨痛现实的出现，应该说是客观现实对西医的惩罚，这也说明西医学是不科学的。事实证明，西医在“非典”面前，显得多么软弱无力和无知。正因为如此，当“非典”一旦出现，就显得毫无主见，惶恐不安，惊慌失措，害怕得不得了。如一位长期致力于呼吸道传染病的专家就感到莫名的紧张，“一直在发抖”。此“非典”之风刮得异常凶猛之所由来也。
为什么？
我们认为，外国人本来就非常害怕流感，中国人却不怕。因为风与寒这种致病因素往往为西医所忽视，西医只知杀菌消炎，不知与气候息息相关，不知解表使邪有出路的重要性。而中医对这种病很熟悉，叶天士说：“或透风于热外，或渗湿于热下，不与热相搏，势必孤矣。 ”由于上透风，下渗湿，使病邪孤立，使细菌没有生存的环境，而病人的正气又更易于恢复。所以中国人不怕流感。《南方日报》早在2月就报导过：广州中医药大学的教授已用中药治好了十八名“非典”患者，告诉人们不要太紧张，更不要大惊小怪。说明中国人对“非典”是胸有成竹的，根本就没有出现过医务人员感染的事。为什么以钟南山为首的西医不向中医学习呢？
令人难以理解的：香港疫情严重，如九龙湾牛头角的居民住宅群淘大花园，在一座楼上，3月27日发现了数名“非典”病人，到第二天，感染人数忽然增加了34个。第三天，淘大花园的患者增至63名。第四天中午卫生署公布已超过80人。淘大花园的疫情愈演愈烈。香港群众强烈要求中医治疗时，香港有关单位亮出了一块金牌说：“广东中医治疗效果没有经科学证实”。这块“没有经科学证实”的金牌，就把香港群众的要求压下去了。钟南山曾经也说过“没有经科学证实”这句话，这才唤醒人们的注意。看来香港当局亮出的这块“没有经科学证实”的金牌是来自钟南山。钟南山有什么资格讲“没有经科学证实”的话呢？广东中医抗击“非典”取得了成效，这是事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为“院士”的钟南山自然是懂得的，但为什么钟南山要以“没有经科学证实”这块金牌不准中医参与抗击“非典”呢？除非是置香港群众的生死于不顾，以维护其“霸道”地位而已。
钟南山究竟是怎样抗击“非典”的呢？我们不妨看一看：
如丁秀兰，是北京人民医院急症科副主任，4月14日染上SARS的。虽然发烧，理化仪器检测，白血球计数不高，畏寒，周身疼痛，但好几天肺部都没有阴影，都对她的病证感到很怪。直到4月19日，她的胸部×光片中才出现一小片阴影。两天后，用CT机为她探测双肺，两肺已是一片白雾。4月23日病情很重，开始使用无创呼吸机，后来被切开气管，改为有创呼吸机。至5月13日死亡。可以看出：在“非典”面前，西医赖以标榜为科学的理化仪器，不但检测不出病原菌，就是“发烧”这个主证，也检测不出（白血球计数不高）。由于识不了病，也就无法治病了。只有任其发展，等待死亡。
幸好越南传来了“成功”的经验：⑴、及早地发现并确认病情，⑵、快速有效的隔离措施，⑶、对医务人员及时和适当的保护，⑷充分确认并隔离疑似病人，⑸、对进出的旅行者进行检测。⑹、进行对和病人有密切接触者的追踪工作。可以看出，越南并没有任何治疗经验，只是始终重视的是“防而非治”。越法医院总经理布兰卡特说，他们根本不知道治SARS的方法是什么，他们只是头痛治头，脚痛治脚。总之，他们认为“防比治更重要”。于是钟南山抓住了这根救命稻草，把抗击“非典”的全部力量，放在“防”这个问题上。就组织了一支庞大的队伍，耗费巨大的人力、财力和物力，一方面追查“非典”的传播，一方面遇到疑似病人就“强制隔离”，遇到不配合病人就“追捕”，并在交通要道口检查、消毒和检测体温，一发现体温超过37℃，就“隔离审查”。一个流调人员说：“我们调查细致得像刑侦人员。”一时草木皆兵，人心惶惶。我们看到中央电视台一组镜头，他们不但动用医务人员，而且动用了刑警（两个彪形大汉，背上有两个“刑警”大字），正在追捕一个“不配合病人”，只见一抓到就用手铐把“犯人”反手铐起来，两个刑警立即把“犯人”架到车上，反手扣在车上的铁杆子上。由于把“病人”当“犯人”看，4月20日下午，天津武警医学院附属医院出现了“大逃亡”。除了病情走不动的人，很多病人要求出院，甚至连出院手续都不办就走了。对于“疑似病人”，据说，唐山市政府内部提出的口号是“宁可错收一千，也不放过一个。”吉林就出现了对调查的坚决反对，如张某对调查人员气愤地说：“张某年岁已大，如果在流调过程中出现意外，由调查人员负责。”“我不管什么法不法，最多坐几年牢，我认了。”“我们一家人就是死也要死在一起，不用你们管。”晚上7点左右，最终采取强制措施将其送进医院。为了“保护”医务人员，身穿厚厚的三层隔离服，臃肿一身。带着防护镜和防护手套，所有皮肤都不能暴露出来。据说，口鼻罩就有30几层沙布，以为如此保护，就可万无一失。309医院医生的工作方式是：工作一个月，隔离十天，放假五天，再投入前线。前线有四个小组工作，后面有两个小组随时待命，一旦有人体温不正常也会立即隔离。（上述事实与数字摘自《三湘都市报》）看来，钟南山把全部精力放在“防”字上面，至于药物治疗，本来就无西药可用，只得由电视台公布几张中药处方，以一方统治“非典”全过程。以上就是钟南山抗击“非典”方法和过程。
一个堂堂大国的院士居然仿效一个小国的作法，“防而非治”，岂不是笑话！难道这就是西医学的科学性！这就是经“科学证实”了的科学治疗方法！如果对疾病可以“防而非治，”那还要医学干什么！还要医生干什么！如果下次中国再出现“非典”，就不要医务人员，只须动用刑警就够了。这就是钟南山抗击“非典”所创造出来的奇绩。可见，其所谓“科学证实”，只有这样解释：一个人有了权力，就有了学问，有了权威，就成了真理的化身。钟南山自认为是科学的化身，大概就本之于此。所以，只要是钟南山自己干的或是经他认可了的，都是经过“科学证实”了的。
若要中医来“科学证实”，2003年抗击“非典”的斗争，不是成功而是失败，不但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而且给中国人民的心灵上造成了很大的伤害，特别是医务人员为了“非典”病人的健康，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是历史上闻所未闻的。为什么？我们认为，责任不在钟南山，在于西医学的不科学。是西医学骗了他，他以为西医学是万能的，没有想到在“非典”面前却如此无能为力。相信他通过实践明白了“外国人为什么非常害怕流感，中国人为什么不怕”这句话的真实含义了吧！说明经不起实践检验的就不是真正的真理，就不是真正的科学。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早就说过：“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又说：“离开实践的认识是不可能的”。所以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任何科学研究工作者都必须遵守这一法则：经得起实践检验的，就是科学的。否则便不是科学的。通过抗击“非典”，清楚地证明西医不科学：
⑴、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事物不是孤立地存在，而是与其周围事物联系在一起的。“非典”的出现，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与其相适应的地区、气侯而产生的。中国地大物博，各地区的气侯是不同的。所以，“非典”绝不可能在全国各地都出现，何况各地人民的体质，即是同一地区人民的体质也是不同的，所以也绝不可能人人都会出现“非典”。地区、气侯与人体体质，三者之中以气侯为主要：随着适当的气侯而产生，随着适当的气侯而消失。由此得知“非典”是一种区域性的、季节性的疾病。所以，我们防治“非典”，决不能在全国范围内全面铺开，把防治力量集中到发病区，可以节省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物力，而且也大可不必大惊小怪，弄得人人自危、草木皆兵。
西医学与此相反，认为疾病是孤立的，不受时间、地点和条件的约束。“非典”一旦出现，就认为全国各地到处都有，而且人人都会得“非典”，怎能不弄得草木皆兵、大惊小怪、人人自危呢？显然，西医学是不科学的。
⑵、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事物不是孤立静止而是运动变化的。按着中医理论，“非典”相当于温病中的风温，温病的出现，一般不引起大的行，所以，温病在散发的情况下，不称为温疫。如一旦引起大流行，且发病急的，才称之为温疫。温病出现后，其病理变化，是按照卫—气—营—血相传的：
①、邪在卫分：温病初起，必先犯及卫分，出现发热、微恶寒、头痛、咳嗽等症状，多用泄卫透汗法。叶天士说：“在卫汗之可也。”②、邪在气分：邪在卫分郁而不解，必向里传变而进入气分。症状以但热不恶寒为其特点，可用清热、化湿等法。叶天士说：“到气才可清气。”③、邪在营分：气分病毒不解，正气虚弱，津液亏乏，病毒即乘虚内陷营分。以舌质红绛、心烦不寐等为其特点，以清营泄热为主，但清营不可过用寒滞之药。叶天士说：“入营犹可透热转气。”④、邪在血分：营分之邪不解，必进一步深入血分。以舌质深绛及出血见证为其特点，以凉血解毒为法。叶天士说：“入血就恐耗血动血，直须凉血散血。”可见，邪热在卫的表热证，病势最为轻浅；里热炽盛的气分证，病势较重；热邪深入营分、血分，病势最为深重。所以，我们抗击“非典”，必须抓住“卫分”这个初起阶段，抓紧治疗，务必把“非典”消灭在这个阶段。广州中医药大学的教授在短期内治好的十八名患者，就是抓住了这段有利时机，把“非典”消灭在“卫”分阶段。可是西医学却不同，认为“非典”是静止不变化的。所以，当“非典”初起处于卫分阶段时，就以为是“非典”的潜伏期，只隔离观察，耽误了战机，失去了治疗的大好时机，这是最大的错误。等到发展到气分或营分，病情严重了，治疗难度大了，危险性大了，才着手治疗。这时“非典”已在吃人了，与其说是“非典”历害，还不如说是“西医学在吃人”。难道这不是西医学造成的？这也是西医学的科学性吗？
⑶、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在事物的外部，而在事物的内部。内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据，外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条件，而外因只有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中医学认为，“邪之所凑，其气必虚”。说明人体之所以生病，是人体体质虚损所致。“非典”发病区，为什么有人发病有人不发病？这是各人体质不同所致。所以，真正的预防，当首先从人体体质着手。也就是通过药物驱逐体内“非典”病毒，使之不能在体内停留，以达到不感染的目的。越南抗击“非典”之所以取得成功，决不是“防而非治”、“防比治更重要”，他们对于抗击“非典”也没有经验，但及时作了“对症”治疗，所谓“头痛治头，脚痛治脚”，是指“发热、畏寒、咳嗽、头痛”等症状而言。也就是说，他们及时趁“非典”初起，即作“感冒”治疗，正好与温病处于“卫分”阶段及时治疗相合，并没有将“非典”初起看成“潜伏期”。所以取得了成功。越南的西医是懂得中医理论的，因此在极其重视“外因”的同时，注意了“内因”。钟南山恰恰忽视了这一点：极其重视“外因”，把“非典”初起看成“潜伏期”，只隔离观察，把极其重要的“内因”忽视了。但这不是钟南山的过错，是西医学的不科学性造成的。医务人员之所以付出惨重代价，也是由于只重视外部因素而忽视了医务人员本身。因为医务人员直接与“非典”病人接触，思想非常紧张，完全凭着忠于人民、忠于党的精神在努力工作，加以接连加班加点，过于劳累，且时值春季天气温暖，衣服穿得像宇航员一样，臃肿一身，早已大汗淋漓 。中医认为，汗为心液，汗出过多，耗血伤津，也伤人阳气，易导致心气虚弱，重者可导致大汗亡阳的危侯。“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此医务人员易于感染、易于逆传心包致死之所由也。显然，此非“非典”所杀，乃西医学不科学之所杀也。
综上所述，西医学的不科学性也明矣。西医学岂止不科学，其不道德也是令人难以接受的。把不配合的“非典”疑似病人当“犯人”看待，动用刑警追捕，用铐子铐，这是极不道德的。如果是这样防止“非典”扩散，那还要医生干什么！难道钟南山就是这样“科学证实”抗击“非典”的吗？2004年出现的禽流感，报纸上说，“禽流感是可防可治的”。如何防如何治？很简单，全部宰杀。难道这就是西医学上所讲的防治吗？动物宰杀可以，人也属动物范围，照此说来，“非典”病人也当全部宰杀，看来对“非典”病人只采取强制隔离、用铐子铐 ，已是够“仁慈”的了。
说明钟南山的“科学证实”是自欺欺人的。他自以为是“科学”的化身，只能是他说了算。他认为可以，就是经过“科学证实”了；他认为不可以，就说没有经过“科学证实”。真是太霸道了。其实，不过以此来排斥中医而已。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西医来说是无所谓的。不论抗击“非典”如此，就是建国以来也一直是如此。如50年代石家庄、北京、广州三地先后流行“乙型脑炎”，中、西医对比治疗：中医的治愈率达到90%，西医的治愈率只有70%～80%，而且后遗症多。很明显是中医优越于西医。他们对此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无动于衷。又如90年代治疗流行性出血热，南京周仲瑛课题组治疗1127例，其结果为：中医药组治疗812例，病死率1.11%；西医药组治疗315例，病死率为5.08%，经统计p<0.01，中医药组明显优于对照组；江西万友生课题组治疗413例，其结果为：中医药组273例，病死率为3.7%；西医药组140例，病死率为10.7%。经统计p<0.01，中医药组也明显优于对照组（见《中医临床家邓铁涛》）。中医药的疗效多么鼓舞人心！这是经过“科学证实”了吧。为什么西医总看不到中医药的科学性，总说中医不科学、要改造呢？
什么叫科学呢？看来，“科学”并不是“真理”的代词，而只是用来对事物的一种评价。科学在今天之所以被目为万能，我们认为这也只是一种信仰，对科学的尊崇，基本上是一种信仰行为。如果信仰转移了，那么，“科学”也就跟着转移了。可见，“科学证实”一词，只不过用来自我标榜、排斥中医而已，实无他用。我们还是信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法则，任何所谓“科学”，都必须受这一法则检验，是谁也否定不了的。离开实践也就无所谓科学了。有人说，所谓“科学证实”，如果以不科学来证实科学，这是一个莫大的讽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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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邪热在卫的表热证，病势最为轻浅；里热炽盛的气分证，病势较重；热邪深入营分、血分，病势最为深重。所以，我们抗击“非典”，必须抓住“卫分”这个初起阶段，抓紧治疗，务必把“非典”消灭在这个阶段。广州中医药大学的教授在短期内治好的十八名患者，就是抓住了这段有利时机，把“非典”消灭在“卫”分阶段。可是西医学却不同，认为“非典”是静止不变化的。所以，当“非典”初起处于卫分阶段时，就以为是“非典”的潜伏期，只隔离观察，耽误了战机，失去了治疗的大好时机，这是最大的错误。等到发展到气分或营分，病情严重了，治疗难度大了，危险性大了，才着手治疗。这时“非典”已在吃人了，与其说是“非典”历害，还不如说是“西医学在吃人”。难道这不是西医学造成的？这也是西医学的科学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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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辟的阐述,佩服,向你致敬!!!!!!!!

呵呵， 有意思啊， 老刘。
精辟啊， 老刘。就是闹非典那会儿你去哪儿忙活去了？ 怎么不好好指导指导全国的非典防止工作？？

这你就不知道了,当时他是全国防非指挥部总指挥

支持刘养元 ,希望还能看到这样的好文章！

关于“非典”的话题，我认为要总结经验的话，应该说是“人祸”！
钟南山的出名，是因为对病毒的结论与“权威”的结论相左。
然而，当钟南山代表了“权威”的观点时，他的做法也就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把研究探讨性的医学学术，总要安装一个“权威”的说法，总要让全国人民同吃一个狗屁不通的“权威”方子，在悠悠中华史上可谓蔚为大观。如此杰作的结果，当然不能归咎于天灾，自然应该划归于人祸。
中医对病症的治疗，从本质上来说，是反对“权威”的。《内经》不设方，其道理就在于此。动辄就树神坛拜权威的做派，都是从西医那里学的毛病，岂不误国祸民？
对于小小的“冠状病毒”和“禽流感病毒”，我国的中医药工作者早就玩转于手心之中。1970年代，“冠状病毒”的研究我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此病毒的国际命名，也渗透了我国医药工作者的荣誉。当年的实验室病毒习性、生长规律、灭活方法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因为我的手头有点当年的研究资料，所以病毒流行之初，我就研究了一个足以治愈“非典”的中药方子，多次向卫生部反映，也多次在人民网呼吁。但结果是泥牛入海，而报纸电视还是连篇累牍地公布着那些南辕北辙的“权威”处方。
我曾经在呼吁的文章中讲，“冠状病毒”对人体的侵害部位，除了肺部外，还会有脑部、肠道。如果届时流行“非典型脑炎”、“非典型肠炎”，看“权威”们如何表演吧。

TO竹叶清心：
谢谢你的理解。
中国人本来就不怕流感，只有外国人非常害怕流感。因中医学对于流行性疾病已阐述得清清楚楚，我只不过为中医说说话罢了。

我也认为西医有的时候给病人带来的不是痊愈后的轻松，而是别的附加的疾病，很难过的！
而我们的中医更应该联合起来，既然都有相似的看法，何不在一起努力，把我们的中医发扬光大呢！

下面引用由刘养元在 2004/04/18 03:33pm 发表的内容：
TO竹叶清心：
谢谢你的理解。
中国人本来就不怕流感，只有外国人非常害怕流感。因中医学对于流行性疾病已阐述得清清楚楚，我只不过为中医说说话罢了。

呵呵, 老刘, 流感是什么? 外国人怕的那个流感是什么? 中国人本来就不怕的那个流感是什么?
香港人是不是中国人? 有个流感病毒株叫香港型,就是因为在香港曾经有过严重的流行,老刘, 你和老张一样, 需要多读读书, 不要光坐在屋子里冥想,孔子说过啊, "思而不学则罔"啊! 容易出扁偏的!

sesame先生，如果你继续研究下去，我包你还能在SARS病毒中分离出一个桃大花园型SARS病毒出来！问题在于，我们把病都治好了，你分离出这个病毒型有什么用？用来证明这就是医学的科学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