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为中医的“生存”而呐喊之二

[watermark]根据阶级斗争学说的观点，人的言语行动，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我读书不多，原以为鲁迅出身于寒门，家庭贫苦，被人看不起，苦难孕育了仇恨，鞭挞促成了反抗。其实不然。
鲁迅的家庭，是一个名门望族、新台门周家。台门，是对于富豪之家的尊称。新台门周家真不算小，它的全部房屋面积大约有一千一百多平方米。房屋的摆设是这样的：宅第坐北朝南，走进台门，有一个铺着石板的天井，穿过天井就是大厅。这是聚族而居的人们聚众议事的“大礼堂”。穿过这礼堂走进去，就是各房的住宅了。向西走，有一排五间楼房，由西往东数的第二间楼下，那便是鲁迅的诞生地。
鲁迅的祖父周福清，在京当官，任内阁中书；父亲周伯宜是个秀才。周氏家族曾经有过“购地建屋，设肆营商，广置良田”的煊赫繁华时期。鲁迅出生地新台门周府大宅，就是在这种繁荣时期扩展起来的。但此时的绍兴府是太平军在江南的主要活动地区之一，起义的农民在这里给了封建制度和地主阶级以沉重的打击，周氏家族就是在这时开始衰落了。
就在太平军这场历史风暴结束后的二十年，鲁迅出生了。鲁迅生于 1881年9月 25日，即清光绪七年八月初三日。这时，他的家境已经下降为只有四、五十亩水田的小康之家了。
1893年，也就是鲁迅十三岁的时候，家庭又发生了突变。这个突发事变就是在北京做官的祖父周福清，因秋试用一万两银票为包括鲁迅的父亲在内的八人打通关节，事情暴露，投进了监狱。按清律，考场舞弊应判死罪。周家变卖田产，各处疏通，才改为斩监候，秋后处决。
这个突变，使鲁迅的家庭受到猛烈的冲击，迅速没落，经济上由小康坠入困顿。就在鲁迅十四岁的冬天，父亲病倒了。从此，鲁迅常常出入于当铺和药铺。当时请了两个绍兴的名医，正如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说的，“因为开方的医生最有名的，以此所用的药引也奇特：冬天的芦根，经霜三年的甘蔗，蟋蟀要原对的，结子的平地木，……多不是容易办到的东西。然而我的父亲终于日重一日的亡故了。”其实，请来的两位绍兴名医，就是姚仙芝与白莲臣，他们名气高，要价也高。穷人往往满足不了其“高价”的要求，专门开些不易找到的古怪药引为难病家，也往往有之。可见，鲁迅因此而指责中医是“骗子”，是不符事实的。哪有“名气高，要价也高”的绍兴名医是“骗子”呢？至于“我的父亲终于日重一日的亡故”，也是不能归咎于“被骗”。事实上他父亲治病时，竟抽上了“大烟”。有时，母亲拉着小鲁迅的手，走到父亲常去的那个本家的窗外，偷偷地察看，父亲果然在烟床上。（见《鲁迅评传》第41页）说明破落大户周家子弟，身居台门，养尊处优，如今穷困潦倒，有病而抽大烟，大烟有毒，怎能是受中医的骗而“亡故”的呢？这不是有意败坏中医的名声吗 ？
1898年，鲁迅忧于一己之不幸和家庭的败落，决定远离“这些连心肝也已经看透了的人们”。他带着仇恨决定去南京，决心“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呐喊·自序》）。
鲁迅究竟要寻找什么样的人呢？他不知道。他只希望去接触那种为故乡人所诟骂和不满的人们，为他所憎恶的人所憎恶者，就是鲁迅所要寻求和愿意接近的人，即使这种人是畜牲或魔鬼也在所不计（见《同上》第51页）。这说明鲁迅离开故乡出走异地，不是为国为民，更不是寻求救国之路。而是带着复仇、反抗的心情而出走的。
1898年10月，鲁迅考入矿路学堂，走进了一个新天地，最重要的是接触了达尔文的进化论，英国人写的《天演论》一书，使他眼界大开：强权竞争，优胜劣败。不论个人或国家，若不发奋图强，必备受欺凌，从地球上消失！1902年 1月，矿路学堂毕业后，向往西方文化，便登上日轮驶向日本。
1904年 4月，鲁迅在日本弘文学院毕业后，便选择了医学，进了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尽管藤野先生很关心他，但学习成绩很差，六门课总平均只有65.5分，其中解剖学还不及格。
1905年，鲁迅参加了反清革命团体光复会，放弃了医学，改学文艺，这是他在人生征途上又一次决定性的大转折。
1909年 3月，鲁迅创办《新生》杂志与出版《域外小说集》都失败了。此时，在马克思主义的故乡，出现了尼采抵制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要“破旧文化创造新文化”，鲁迅很赞扬这种学说。
鲁迅从1902年到1909年8月回国，在日本生活了7年零4个月，也就是他从22岁到29岁的最好时光，是在日本度过的。他在回国的一叶扁舟上闹了一个笑话。船夫说；“先生，你的中国话说得真好”。“我是中国人而且是你的同乡”。“哈哈哈，你这位先生还会说笑话”。因为鲁迅剪了辫子，又穿上了西装，十足的洋人相，根本就不象一个中国人。尽管鲁迅自己说是中国人，人家怎会相信他，因为故乡人不了解他了，他变成一个外国人了。岂不是一个笑话！他在日本七年多，究竟学到了什么呢？
1911年武昌起义后，时局并没有改变，鲁迅十分气愤，便应南京政府教育部长蔡元培的邀请，到教育部任职。1912年 4月，教育部迁往北京，鲁迅随之北上到了北京。
1915年 9月，在上海，由陈独秀主编创刊了《新青年》，1916年 9月《新青年》发表了李大钊的《青春》，胡适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发表了《文学革命论》，《复辟与尊孔》，向孔家店更加猛烈开火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新文化运动开始了。
1918年 1月，《新青年》编辑部进行了改组，鲁迅认识了李大钊、陈独秀、胡适，并结成了战斗的伙伴。由于钱玄同的不断来访和陈独秀的催逼，鲁迅于1918年 5月15日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发表了《狂人日记》小说，发出了“礼教吃人”的呼号与控诉，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吁与期求！这是五四运动中彻底地反封建的最强音！1921年12月又发表了《阿Q正传》。
自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以后。鲁迅以满腔热情投入文化革命；同阻碍文化革命前进的保守势力，进行尖锐的斗争。
1919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马克思主义在我国迅速广泛地传播。这时，胡适跳出来了，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一篇奇文：《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他说什么“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留声机都能做的事”。新文化运动的裂痕就这样产生了，并且日益扩大、发展。以胡适为代表的右翼，走向了反面；刘半农出国，钱玄同逐渐位高名就，吴虞则在四川，躺倒在鸦片烟灯之下了。而李大钊投身于筹建中国共产党去了。这个分化，给鲁迅很大的思想震动。新文化运动就这样消失了。直到1925年 3月他才这样地概括了自己的思想：“可惜我连自己也没有指南针，到现在还是乱闯。”（《两地书·二》）他不明了前途是怎样的，这样他又陷入了苦闷与彷徨。[/waterma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