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新文化运动”必须走中国人自己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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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中国人自己的路
1915年到1919年所开展的“新文化运动”，为什么初起时声势浩大，然只昙花一现，就分化“风流云散”了呢？
我们认为：一、中国的先进分子们，完全不了解自己的祖宗，将中华民族文化与封建思想体系混为一谈。有人说：“五四以后鲁迅的锋芒所指主要是吃人的礼教”。显然鲁迅把“吃人的礼教”的封建思想体系，误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了。所以，他们坚决要扫除“传统”，打倒孔家店；二、中国的先进分子们，他们痛苦地看到了中国人民的贫穷与落后，受外国人的欺侮，一心想把中国人民拯救于水火之中。但他们把造成中国贫穷与落后的原因。完全归根于中国的封建思想体系，而封建吃人的礼教，又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造成的，所以，要坚决扫除“传统”；三、中国的先进分子们，完全不明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有什么不同，只盲目崇拜西方文明，看不到半点具有五千年悠久的中华民族文明史。甚至连他们自己都瞧不起自己，认为只有外国人才能救中国，结果使这些先进分子由中国的主人变成了外国人的奴才，在他们身上更看不出半点中华民族的尊严。
显然，“新文化运动”之所以失败，是中国先进分子们在开展“新文化运动”时，把希望寄托于国外，走外国人的路，把路走错了。事情就是这样。
在1919年俄国十月革命前，中国这些先进分子们，都能做到“同仇敌忾”。为什么在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迅速地在中国广泛传播之时，胡适就跳出来了，“新文化运动”就开始裂痕了呢？而且裂痕日益扩大，很快就风流云散“象古战场一样寂寞荒凉”了呢？当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后，李大钊立即用写信的方式给了一个公开的答复，并严正地、明确地宣布：“我可以自由，我是喜欢谈谈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当那举世若狂庆祝约国胜利的时候，我就作了一篇《 Bolshevism 的胜利》的论文，登在《新青年》。”此后裂痕日益扩大而风流云散。这次分化，在客观上反映了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排斥与抵抗，“刘半农出国，钱玄同逐渐位高名就，吴虞则在四川，躺倒在鸦片烟灯之下了”，“这个分化，给鲁迅很大的思想震动”。（《鲁迅评传》第212、213页）此时，“在思想文化领域，反动军阀统治者的帮凶、帮忙、帮闲文人，也都活跃起来，同封建势力结成反动同盟，一齐向新文化进攻了。出现了复古逆流。南京东南大学教授胡先马肃    、  梅光迪、吴宓等，创办《学衡》杂志，他们不象辜鸿铭、林琴南等遗老那样，屁股上带着封建主义的印记，他们留学海外，自称‘精通西学’、‘学贯中西’，带有很大的欺骗性和一定的号召力。他们打出了‘昌明国粹，以融新知’的旗号，企图用国粹来阻遏新文化运动。胡适这时也活跃起来，一方面在政治上叫嚷什么‘被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也不是好汉，……”。（《同上》第214页）如果我生长在这个时代，我也会起来保护国粹，也会象辜鸿 铭他们一样“昌明国粹”。为什么？正如《糊涂学大全》“结束语”中所说：我们“生命之根在自己祖国的土地上，文化的底蕴在五千年中国传统之中。不是我们不信西方，而你是首先是中国人，尔后才是世界的公民。母亲生了你：黑头发，黄皮肤，你摆脱不掉生你、养你的中国文化，你挥之不去已积淀于你心中的九州情。不管你是在巴黎还是北京，住在曼哈顿的高楼还是在北京的四合院中。”尽管当时国家政治腐败，民不聊生，这是中国人的内政，要革命，要打倒，只能由中国人自己来摆平，外国人不可以进来干涉；若中国人请外国人进来，更不可以，谁这样做，谁就是出卖祖国。这与吴三桂引清兵入关灭我中华有什么区别？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不都是中国人自己革自己的命吗？！所以，有扫除“传统”的一方，就必有保护“国粹”的一方，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所以，《天人象：阴阳五行学说史导论》说：“综观中国近代史，是一部或用中国传统方式抵抗、排斥西方文化，或有选择地利用西方文化的某些成果抵制西方文化，或心甘情愿地全盘接受西方文化等若干种态度互为消长的历史”。说明以上所说，一方要扫除“传统”，一方要保护“国粹”，这就是中国近代“互为消长的历史”。如中国中医，由于以阴阳五行为其基础理论，体现了中华民族文化，而阴阳五行只中国有，西方没有，这就是中医落后的标志，所以在扫除“传统”的过程中，中医便首当其冲，以之归之于旧文化，而予以取缔。从此中医便遭到了被遏制、被消灭的厄运。有压迫必有反抗，中医界为求“生存”的斗争，不断地发生，在1929年，也就是鲁迅最后辉煌的十年中的这一年，在白区，已树起了革命文学的旗帜，振奋了人心的时候，中医的斗争形成高潮。也就是这一年，民国政府正式成立卫生部，并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议，没有让一个中医参加。会议上余云岫提出《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提案说：“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新医事业一日不能向上，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提案通过的消息一经公布，全国中医界群情激愤，强烈抗议。这就是中国医药史上有名的“3·17”斗争。由于中华民族文化具有巨大的包容力和同化力，所以，谢遐龄在《天人象：阴阳五行学说史导论》“代序”中说：“为什么西方制度嫁接到中国社会上不能成功？因为那是西方人之外化，对中国人，那无异于异体器官移植，不因此而引起败血症，就算是幸运的了”。说明这次“新文化运动”只昙花一现，就风流云散，是由于中国人走错了路的结果。这次“新文化运动”时间虽短，但在国内外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孙中山先生曾说：马克思信徒，进一步研究，发明了“生存为历史重心”的说法。而中国的告子在二千多年以前，就已有“生之谓性”一说，这是值得研究的。达尔文生存竞争之说，与告子所说“生之谓性”相合。说明达尔文学说，本没有错，但错在因生存竞争而提倡弱肉强食，成无界域之竞争，已经达到生存点了，还在竞争不已，出现了欧洲列强，掠夺弱小民族生存的资料。尼采则由达尔文之说更推进一步，提倡超人主义，谓爱他为奴隶道德，谓剿灭弱者为强者天职，因而产生出德皇维廉第二，造成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产生出墨索里尼、希特勒和日本军阀，又造成第二次世界大战。如果达尔文多说一句话，“竞争以达到生存点为止”，就没有这种弊病了。虽然，西方学说可以使国富，可以使国强，但很快就会失败而告终。说明西方学说收效大，但满腔杀机，其害极大。
任何当代文化只有汲取传统文化的优秀成分，才能成长壮大。对传统文化的评价就是对中国历史的评价。对待传统文化要有科学的态度，既不要全盘肯定，也不要全盘否定。所以，要求“真正”的文明，不能从西方学说中求之，只能走中国人自己的路。
孟子主“性善”之说，主张仁义化民；荀子主“性恶”之说，主张法律绳民。只有告子谓性无善无不善，引之以善则善，导之以恶则恶。看来告子之说，既有仁义化民的一面，又有法律绳民的一面。可见告子之说，从任何方面来说，都是对的，凡事当以人己两利为原则。退一步说，亦当利己而无损于人，或利人而无损于己。中国传统文化既以历史悠久、成就辉煌而著称于世，但其弊端亦复不少，如孟子说：“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就是说，对于“物质”只求“不饥不寒”能维持生活而止，并不过分要求“物质”上的享受，自己应该有的物质也宁可让别人夺去，以求“精神”上的安慰。这样，人与人之间就不存在冲突了。可见，传统文化形成了中国的贫穷，是中国贫穷的根源。比如走路，中国人为图“精神”上的安慰，行走速度缓慢，路上遇有障碍就多花点时间绕着走；西方人则大不同，他们不管文明不文明，只求“物质”上的安慰，行走速度快，路上遇有障碍就立即直冲过去。这样，中国人与西方人行走的距离就越走越远，这也就形成了中国的落后，是中国落后的原因。说明中国传统文化确有弊端，确有“改革”的必要。开展一场声势浩大的“新文化运动”，确实也是必要的，但这个“新”字只能是“新旧”的“新”，是在旧文化的基础上加以改造、加以发展。用现在的话来说，改造后的新文化当以“精神文明”为主，辅以“物质文明”。也就是说，在发展“物质文明”的过程中，必定要受“精神文明”的控制，真正做到“利己而不损于人”或“利人而不损于己”的“人己”两利的原则。其实，孟子虽主性善说，主张仁义化民，但他又说：“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说明孟子是以仁义与法律二者并用的，实与告子之说相合。所以，在讲究“物质文明”时，孔孟之道、不能丢，必须时时注意“克己复礼”。这就是走中国人自己的路。这样，那些贪污受贿，打牌搓麻将，嫖娼、作弊等中华民族的劣根性，就会受到遏制。社会就不会发生混乱。
以鲁迅为主将的“新文化运动”，由于走错了路而失败了，这已成了历史的教训，当铭刻在心。可是后来的新中国领袖并没有吸取教训，他在评价鲁迅时早就说过，“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所以，在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仍然是走鲁迅所走的方向，也就是扫除“传统”文化，大肆批孔反儒，批判“克己复礼”，使中华民族文化的精神基础孔孟之道荡然无存，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站住了阵脚。鲁迅所没有完成的任务，这位领袖终于彻底完成了。由于走西方人的路，却给中国人民带来了莫大的灾难，造成了社会混乱，中华民族的劣根性迅速泛滥，中国人民深受其害，使中国历史倒退了几十年，人们称之为“浩劫的十年”。
1984年，柏杨写出了《丑陋的中国人》一书。该书写道：“在中国广大的大陆上，‘反右’之后接着又来一个‘文化大革命’，天翻地覆，自人类有历史以来还没有遇到过这么大的一场人造浩劫。不仅是生命的损失，最大的损失是对人性的摧残和对高贵品德的摧残。人如果离开了人性和高贵的品德，就跟禽兽毫无区别。十年浩劫使许多人都成了禽兽。这样一个民族：品质堕落到这种地步，怎么能够站得起来？”在这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邓小平及时扭转了航行的大方向，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决策，也就是说，必须建设中国人的社会主义，走中国人自己的路。
走中国人自己的路，其治国之道，就必须首先用仁义化之，就是使用孟子的方法，把一般人可以为善的那种天性诱导出来。善心生则恶心消，犹之治水者，疏导下游，自然不会有横溢之患。然人之天性，又可以为恶。万一感化之而无效，敢于进行破坏，则用申韩之法严绳之，这等于治水者之筑堤防。治水者疏导与堤防二者并用，故治国亦当仁义与法律二者并用也。用现在的话来说，当“以德治国”与“以法治国”二者并用也。如单“以法治国”，等于把平民百姓推向“性恶”之境，可能会越治越乱，难以收拾矣。[/waterm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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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没人回复，顶一下。[USECHGFONTE]

很好。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走了自己的路。而建设的失败，却是丢失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