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学中的全科医学思想

作为一门至今仍傲然屹立于现代世界科学之林的传统学科，中医学不仅具有完整的理论体系和精深的科学内涵，而且具有独特的诊病手段和良好的治疗效果。自明末清初西方医学传入中国以后，中西医两大医学体系长期共存，同步发展，并在相互交流中取长补短，融会贯通，涌现出一批中西医结合的生力军，形成了我国特有的三驾马车齐头并进的医疗卫生体系。

　　全科医学是20世纪60年代在北美兴起的一门综合性的临床医学学科，其基本特征是将生物医学、心理科学和社会科学有机地整合为一体，突出临床实用性、诊疗简便性和服务个体化，立足于社区和家庭，强调预防为主，重视医患关系，充分利用各种社会资源，这些都与传统的中医学非常相似。


　　中医学的理论是在我国古代朴素的唯物观和自发的辩证法思想影响下形成的。其突出的特点是整体观和辨证论治。整体观是中医学最基本的观点。它首先认为人是一个有机整体，脏腑经络、四肢百骸及所有组织器官都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其次，认为人体与自然界也是一个密切联系着的整体，人依赖自然界得以生存，同时自然界的运动变化又作用于人体，四季的寒热温凉，土地的高下柔刚，日月的斗转星移，五味的酸甜苦辣，都对人体生理病理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这与全科医学的整体观念是一致的。


　　辨证论治是中医学最突出的特点，是中医诊治疾病的基本法则。在中医学看来，一种疾病可以出现多种证候，而一种证候也可以发生在多种疾病上。中医诊病捕捉的焦点是证而不是病，并根据证探究病的性质，确定治则。其实质就是根据病人的个体差异，采取不同的治疗方法，这也符合全科医学提倡的个体化服务的原则。


　　中医学同全科医学一样，强调社会因素对病人的影响，明确指出学医之道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行医之道要“入国问俗，上堂问礼，临病人问所便”。凡社会制度的变革，战争灾祸的发生，生活环境的变迁，都会对人群健康状态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中医学同全科医学一样，重视心理因素对人体健康和疾病的作用。2000多年前成书的中医学经典著作《黄帝内经》就对心理与生理、病理、诊断、治疗和预防的关系，作了比较全面、系统的论述，并详细论述了心理致病的特点和传变规律，以及开导、暗示和以情胜情的治疗法则，奠定了古代医学心理学的思想基础。


　　中医学同全科医学一样，贯彻预防为主的思想，提出“不治已病治未病”的主张，并认为“防患于未然”要以内因为主导，可通过锻炼身体达到预防疾病的目的。除“未病先防”以外，还提出“既病防变”的一些措施，如“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的防止病情传变的原则。


　　中医学同全科医学一样，重视医患关系互动的重要性。《黄帝内经》中认为：“病（患者）为本，工（医生）为标，标本不得，邪气不服”，凡“拘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恶于针石者，不可与言至巧；病不许治者，病必不治”。强调病人与医生的相互配合，是治愈疾病的关键所在。


　　中医学同全科医学一样，重视医德修养和医学伦理。中国自古就有“医乃仁术”之说，从《内经》认为“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把治病、救人、济世看作三位一体，到孙思邈《大医精诚》问世，详述为医必备之行操，历代医家都强调为医者要以德为本，以仁爱之心治病救人。


　　中医学同全科医学一样，重视临床各科的兼通。春秋战国时期的名医扁鹊，过邯郸，听说越人贵妇人，即为带下医；到洛阳，听说周人爱老人，即为耳目痹医；到咸阳，听说秦人爱小儿，即为小儿医。清代医家徐大椿更明确指出，凡学医者要以“通科”为目标。


　　中医学同全科医学一样，重视医疗技术的全面掌握。中医最重要的治病手段就是中药和针灸，认为“留意于方术者，苟知药而不知灸，未足以尽治疗之体，知灸而不知针，未足以极表里之变，如能兼是圣贤之蕴者，其名医之良”。我国历代医生，基本上都是药石并举，针灸并用。


　　中医学同全科医学一样，重视医疗资源的挖掘。中医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科学，古人在医疗活动中积累了大量的治病方法，除中药、针灸外，还有推拿、按摩、拔罐、放血、灌肠、烟熏、蒸浴等，各种民间疗法更是数不胜数，这些疗法所需资源丰富，且大多成本低廉，简便易行，疗效迅速，很受百姓欢迎。


　　中医学同全科医学一样，主动服务于社区和家庭。传统中医的诊疗活动，大多采取登堂入室的行医方式，尤其在乡村，病家常请医生到家里诊治，这比病人到医院“看医生”更方便。这种方式可以全面了解病人的情况，还能让病人在自己熟悉的环境中轻松地接受治疗，有利于病人的康复。


　　中医学同全科医学的相似并非偶然，因为他们有着共同的哲学基础和思维方式。另外，中医“望、闻、问、切”的诊病方法和“一根针、一把草”的治疗手段，更适合广大社区和家庭。所以，要成为一名优秀的全科医生，应该努力学好中医学，以便能在临床实践中采用中西医结合治疗的方法，提高服务的有效性，并降低服务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