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审视中医学术特点

●目前，还原论的研究方法还处于“主流地位”，“研究中医”还没有变成“中医研究”，中医界在科研领域的主体缺失，不利于中医学术的继承与创新，国家扶持中医药发展的决心，无法得到应有的成果回报。


●为了使国家扶持中医药发展的政策、措施落到实处，有必要重新审视影响中医药科研的思路与方法。只有破解理论难题，才可能有效突破中医药发展的瓶颈，迎来中医药事业的复兴和繁荣。


《国务院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遵循中医药发展规律，保持和发扬中医药特色优势，推动继承与创新，丰富和发展中医药理论与实践”，具体做法是“既要保持特色优势又要积极利用现代科技”。


在中国，中医不是补充与替代医学，而是与西医一样属于“主流医学”。目前中医处于薄弱地位，不利于我国在医学领域里的原始创新，所以国务院才有《若干意见》的出台。如果用“中医是主流医学”的目光，审视目前的状况，分析中医界的处境，可以看出，落实国务院的战略部署，不仅需要政策倾斜、资金扶持，还需要用科学发展观作指导，解决一系列困扰中医药发展的问题。


中医学理论研究有待加强


回顾新中国成立60年的中医发展道路，展示的临床成就硕果累累，而理论成就相对较少。尽管目前有关探索正逐渐展开，尚有向纵深发展的必要。目前，还原论的研究方法还处于“主流地位”，“研究中医”还没有变成“中医研究”，中医界在科研领域的主体缺失，不利于中医学术的继承与创新，国家扶持中医药发展的决心，无法得到应有的成果回报。为了使国家扶持中医药发展的政策、措施落到实处，有必要重新审视影响中医药科研的思路与方法。只有破解理论难题，才可能有效突破中医药发展的瓶颈，迎来中医药事业的复兴和繁荣。


历史上，“学”与“术”的发展，经常是不平衡的，但二者可以互相促进。理论探索可以引领技术进步，技术进步也可促使理论延伸。中医、中西医结合理论研究的滞后，不仅影响临床探索，还影响到人们对于中医科学性的正确认识，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中医学的发展。


中医学的“时空整体观”


在西医发展的历史上，解剖分析的还原论方法一直处于主导地位。因此派生了“结构决定功能”的研究方法，并且把结构看成是“物质第一性”的决定作用。近代中医曾得出结论：“西医长于解剖，中医重在气化”。但是，在“解剖为实，气化为虚”的观念里，中医的学术就难以找到“脚踏实地”的基础，也成了屡屡被当作“不科学”的依据。


时过境迁，“结构决定功能”的研究方法，出现了难以自圆其说的问题。因为它“只看到了鸡生蛋，看不到蛋生鸡”。尽管细胞分化是人体不同功能的基础，但是所有不同的组织细胞，其细胞核都含有相同的DNA。因此，细胞功能的差异性不能用结构决定功能来解释。而且，克隆技术也证明了不同的体细胞，都可以成功地克隆出同样完整的生命。结构与功能是一系列的因果链条关系，不是简单的“结构决定功能”线性关系。人体的五脏六腑，都是从单细胞孕卵分化之后形成的。也就是说，一方面人体结构来源于功能的积累，另一方面形体结构的维持还需要功能的维护。离开功能支持，生命结构就会消失，变为一堆“泥土”。人体结构的修复，也需要功能的作用，否则再无菌的手术也不会成功，再好的药物也不会发挥作用。因此，不能把“结构决定功能”当成绝对的信条，结构与功能在生命领域有其特殊性，不能机械地一概而论。


既然结构与功能是一系列因果相连的链条，我们研究生命规律时，必须具有“时空整体观”。根据宋安群《新生物进化论》的观点，任何整体的功能只能用这个整体来解释，而不能用其组成部分来解释。如水的特性不能用其组成成分氢原子和氧原子来解释，因为两者不具备水的特性，简单相加就会爆炸，水的柔顺与滋润特性无法从它们身上推测出来。


中医学的“状态疾病观”


中西医对于疾病的认识各有特色，也各有优缺点。比如，“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与“胸痹”，大约是中西医对于同一个疾病的不同称谓，其命名方法各有侧重。西医看重的是疾病的病理结构，强调具有纳入标准、排除标准的硬指标。中医则从生成论出发，强调患者原来气血畅通的胸部，因为各种原因发生了痹阻。无论是由于气虚、血瘀，还是因为痰阻造成的闭塞，只要通过辨证治疗，开瘀通闭，就可以转危为安。也就是说，西医冠心病的诊断，强调的是疾病在形态方面的排他性、永久性，而中医胸痹的病名，强调的是疾病在状态方面的可转化性、暂时性。西医的诊断很过硬，但在没有确诊之前，就不能做针对性治疗，距离“治未病”比较远；中医的诊断依靠证候，虽然不一定得到仪器检查的认可，但却是“防患于未然”更高层次的医学追求，有深刻的临床意义，正是“治疗关口前移”的需要。


必须看到，随着形态研究的逐步深入，“状态疾病观”正在超越、包容“形态疾病观”。“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的病理诊断，只是一个“宏观的病灶”，它在指导临床治疗过程之中的引领价值，也在逐渐衰减。当代西医在临床上，已经不再用冠心病这个宏观病灶作为药物治疗的靶点了，而必须把药物的作用以“分子水平”进行解释才算“合格”。因此，西药的说明书，一定要阐明所使用的药物，是否属于钙离子拮抗剂、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β-受体阻滞剂等分子靶点的药物，这才达到还原论观点的基本要求。而这些针对靶点的分子药物，都是通过改变生理状态而起作用的药物，而不是直接针对具体病灶形态的药物。也就是说，在西医不断向微观领域发展的时候，状态的疾病观逐渐超越、包容了形态的疾病观。


一个病人在疾病过程里呈现的症状，不是病灶直接决定的。如冠心病患者，有时症状十分突出，有时则无痛苦，并不能认为其病灶忽有忽无，忽大忽小。证候反映了机体的整个状态，它包容了散在于身体里的“各种病灶”。在很多情况下，按照西医精密仪器的检查结果，按照各种“诊疗指南”的诊断标准，一个人从头到脚可能同时存在很多病灶、病变、病理综合征，每个人都很难成为仅仅是“单个疾病载体”的理想模型。由此可见，反映整体状态的证候，比病灶更能反映疾病本质。因为任何局部的疾病，都是全身状态的干扰因素，也往往是全身变化的局部表现，而不是单独出现的孤立现象。


在中医、中西医结合的研究过程之中，必须重新审视中西医各自的学术特色，提炼其中的科学问题，如自组织与他组织的关系、生成论与构成论、结构与功能、形态与状态、局部与整体、病灶与症候、单一分子药物与多组分复方药物、毒与药、健康与疾病、精神与肉体等未来医学所必须面对的问题，重新审视中西医各自的优缺点。只有正确回答了这些基本理论问题，才能更正确地认识中医的学术体系，告别中医从业人员之中存在着的“没落意识”，促进中医药事业健康发展，促进中医药更顺畅地走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