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药创新应引入 “早期评价”策略

　今年以来，中医药颇受政策“恩宠”。国家相关部门对中医药产业的扶持动作接连不断，一系列的利好政策表明，中医药产业迎来了环境非常有利的黄金发展时代。近日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的第十一届国际现代化中医药及健康产品展览暨会议（ICMCM会议）上，挖掘中医药在“治未病”领域的预防保健潜质，针对慢性疾病、重大疾病的中医药研究与创新成为热门话题。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副局长李大宁在ICMCM会议上指出，21世纪的医学将从基础医学向健康医学发展，从重治疗向重预防保健发展，从针对病源的治疗向整体调节发展。医学模式的转变将引领中医药的发展。全球性的心脏病、高血压、肿瘤等慢性病的蔓延，为中医药在预防保健领域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合作挖掘潜质


　　今年6月发布的《中医药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指出，中医药发展既要保持特色优势又要积极利用现代科技。通过知识创新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医药理论体系，通过技术创新不断提高中医药服务能力和技术水平。


　　香港大学副校长谭广亨教授指出，现代科技正在成为中医药崛起的重要支撑力量，中医药的教学、研究以及生产都正在整合现代技术。


　　“科学是以观察和实验对物质世界作系统的研究所得的知识。有着超过四千年历史的中医药，建基于草药的发现、药方的创新、望闻问切的观察和临床试验。与近数世纪西方医学相比，中医药的步伐似乎慢了下来。可喜的是，只要我们愿意引入先进的科学和技术，如蛋白质组学、生物信息学和临床测试等，中医药便可发挥其巨大的潜质，成为西医药所追求的具有‘融汇性’、‘系统性’、‘以试验为本’的‘因人而异’的‘未来医学’。”


　　事实上，中医药的科学化并非企业或某个机构单打独斗就能实现的。在谭广亨看来，中医药有一个系统，他希望“可以整合不同行业、两岸三地监管部门、研究机构、组织，以‘中方遇见西方’的方式合作探索中医药的科学化”。


　　中医药产业的发展和升级需要多方合作，集中资源优势形成合力。


　　21世纪下半叶以来，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等领域日新月异的发展，推动药物研究与医药产业进入一个革命性变化的时期。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完成以及后续功能基因组、结构基因组和蛋白质计划的实施取得重大进展，积累了大量数据。但是，如何从海量的数据中寻找药物研究的线索，如何针对疾病的复杂机理寻找药物作用的靶点成为突出问题。


　　“这些难题的破解需要生命科学、数学、计算机科学和医学领域专家的有效合作与交叉研究。”上海中医药大学校长、中国上海药物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陈凯先院士指出，中药的研究开发也应密切结合国际药物研究的前沿技术。


　　新药创制路径


　　当前，我国药物研究和医药生产正处在从仿制为主走向创新为主、由制造大国走向创新强国的历史转折期。


　　陈凯先在会上描述了我国新药研究走向自主创新的“三步走”战略：从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到2010年是积累阶段，这一阶段初步建立了自主创新体系的框架和雏形；2010年至2015年是崛起阶段，我国药物的研发创新能力与水平将有望居于国际新药研发“第二方阵”的领先地位，领先印度、韩国等国家；从2015年至2020年是跨越阶段，我国创新药物研发能力与水平争取进入或接近国际新药研发“第一方阵”，在国际先进行列中占有一席之地。


　　要实现制药强国的梦想，还有一段长路要走，新药研究仍面临着巨大挑战。对于心脑血管疾病、神经退行性疾病、代谢障碍性疾病、肿瘤等病原体不明确、多因素导致的复杂疾病，寻找有效的治疗药物至今仍然很困难。传统的、单通路和单靶点的药物设计理念，难以达到干预疾病复杂信号网络的目的，难以适用于相关药物的研究。


　　此外，新药研究还面临着周期长、费用大、风险高的挑战。多因素导致的复杂疾病多半是慢性病，研究更困难，临床研究失败的风险更大。成药性问题往往是导致药物研发后期失败的主要原因。据统计，因药代动力学性质不良及毒性引起的药物后期失败比例高达60%，造成新药研究的巨大风险和损失。


　　因此，陈凯先提出，“早期评价、早期淘汰”应成为药物研发的重要策略。他认为，新药研发不仅要应用国际药物研究的前沿技术，还要加强创新药物的转化型研究。在转化型医学发展的新形势下，新药研究要重新审视发展的需求与内涵，重新思考新药研究的突破口，探索新药研究的新模式。基础研究、药物开发以及医学实践三者之间需要整合。


　　他同时强调，从制药大国走向制药强国的过程中，我国应该发扬中药和天然药物的特色和优势。“一方面，建国以来我国在国际上有较大影响力的新药研究成果，大部分是以中药和天然药物为基础研发成功的。如抗疟药物青蒿素、治疗缺血性脑卒中药物丁苯酞以及双环醇等；另一方面，我国具有中药研究的传统优势和天然药研究的资源优势。”（王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