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兴培教授谈“小柴胡汤事件”后汉方医学的变化-日本重拾“辨证论治

中医在国际上首度遭遇“信任危机”一一日本发生的“小柴胡汤”事件，已经过去10余年。对于该事件，日、中间中西医学界都有着若干评论，仁智互见。李兴培教授认为，这绝不是一件孤立事件，该事件的发生，有其时代背景和深层次原因，事件带给我们应有的思考、启迪与教益。对此，李教授谈了以下认识。


日本汉方医学的兴起


汉唐以降，中医学东渐，相继不断传入日、朝、越等国家和地区。日本汉方医学大师汤本求真在《皇汉医学》丛书中言“长女以疫痢殇，恨医之无术……始发愤学中医，经十有八年，其间流传四方，穷困备至，未尝稍易其志，用力既久，胜于今日之新法矣……信医圣张仲景遗训，为古方学派”；《类聚方广义》：“张仲景为千古用方之鼻祖……其文简明严正，条理井然，宽猛之治，和攻之法，无不周悉赅备。若能精究其意，推广其义，则万病之治，易如反掌矣”；日本医学博士和田正系为其师《伤寒论阶梯》序：“我们身为医师者，经常遇到疑难病证踌躇莫决，或虽诊断明确而无良好疗法，或治疗而越时重发，但此种情况下，往往易为汉方医学处方所奏效。此种事例，颇不鲜见”。“《伤寒论》不论古今中外均指为惟一之医道遵循……能作为治疗万病的原理”，他赞其师“毕生致于《伤寒论》之笃学者……别无旁求。其对《伤寒论》之解释，为现代医学之最高成就”。足见日本医界有识之士，初始学习中医之切入点乃是从经典着手，其态度之诚恳，起点之高，学习之深入，心得之丰富，俱足以令人叹服。经多代人对中医典籍之研究实践，诞生了后世派、古方派、折衷派和考证学派等，先后还有如《太素经集注》、《医心方》、《医籍考》和《汉方诊疗之实际》等大量汉方医学书籍问世。至二战以前，汉方医学在日本处于主导地位。


日本汉方医学的挫折及再起


然而好景不长。日本作为二战和珍珠港事件发动者，无条件投降前，遭到以美国为首的盟军的惩罚性狂轰滥炸，日本列岛大部分城市几为一片焦土，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在美国绥靖政策的羽翼下，战败国日本百废待兴，一切唯美国马首是瞻。联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作为胜利者，趾高气扬，颐指气使，什么都管。在医疗卫生领域，麦氏公然信口雌黄地指责“中医不科学”、“针灸是野蛮术”，虽未直颁“取缔中医”之令，却是践行“取缔中医”之实。日本汉方医学自此开始一蹶不振，疾速掉入低谷，即从往昔主流医学，沉沦为不被政府承认的民间非正统医学。


新中国诞生后，我国中医事业得以复苏。特别是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中期，毛主席、周总理亲自果断地制定了“团结中西医”和“继承、整理和发扬祖国医学遗产”的中医政策，有真才实学的中医相继被聘入各级医院，卫生部中医研究院成立，北京、成都、上海和广州四所中医学院成立，中医人士被遴选为各级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中医界感动了，焕发出巨大潜能。在预防、医疗、教学和科研方面成就巨大，显示出无比的生命力。如中医在治疗梅毒、麻风、淋病、急腹症、急性传染病（暴发性流感、小儿麻疹肺炎、小儿腺病毒肺炎、乙脑、流脑、钩端螺旋体病、流行性出血热、伤寒、痢疾、急性黄疸型肝炎）以及许多常见病、多发病和危急疑难病症，都获得了良好疗效，这对东邻日本无疑是一个不小的震撼。


日本汉方医学界德高望重的大塚敬节、史数道明等，联合政界若干有影响人物，对我国中医药界取得若干重大成就，明显拉大与日本汉方医学差距的实情，多次向日本有关当局苦苦谏言，直陈利弊得失。日本政府遂逐渐放宽对汉方医学界的限制，汉方医学得以重生，步入新的发展时期。大塚在弥留之际，还谆嘱其弟子们：现在我们向中国学习中医，10年后叫中国向我们学习。


小柴胡汤事件“应运”而生


重生后的日本汉方医学界，“赶超”中国心切，决定首先主攻中药与方剂。他们购置最现代化的实验设备（迄今仍保持着领先中国的先进优势），对中药粗提或精提后进行药理毒理实验。中医方剂仅部分开展现代实验手段研究，但正式生产汉方制剂500余种之多，而其中仲景经方即达200种以上，且一般都是原方原量使用，不得更易。由此不难窥知，日本汉方医学界，对经方功效是何等肯定，对仲景学说是何等虔诚。


小柴胡汤在日本应用之广，可谓家喻户晓。为应付大量需要，20世纪80年代日本曾在我国大连专门设厂生产该产品。然而好景不长，沸沸扬扬的“小柴胡汤事件”终于在十几年前的日本发生了。日本、中国先后不断有这类报道及浅评见诸报端或其他媒体，迄今人对之的“旧事重提”，“文外余波”似断非断。“小柴胡汤”怎么了？“中医”怎么了？


“辨证论治”是中医学活的灵魂


“小柴胡汤”事件，矛头直指中医，使之遭遇信任危机。溯流穷源，其实这是日本二战后，汉方医学界率用简约对号入座的“汤证疗法”的必然结果。仲景在《伤寒论》中早已强调：中医治病必须“凭脉，辨证，施治”和“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设若有悖，轻则罔效，重则为祸惨烈。仅此而已，岂有他哉！


小柴胡汤，药虽七味，其汤证病机涵义却相当深邃。众所周知，外感病邪来犯，一般皆是按照由表入里之传变规律进行。然而仲景从大量宗族和乡里疫病治疗中，悟出由太阳（表）→阳明（里）传变层次间，还横亘着一个“少阳”半表半里层次。少阳证之确立，乃是仲景洞察力之敏锐，独具隻眼处，实补八纲辨证之未逮，该方遂成为仲景最得意传世佳方之一。其适应证呈现往来寒热、胸胁苦满、默默不欲饮食及口苦、咽干、目眩或作呕等症者。仲景于论中曾有“但见一证便是”之语，即指上述症状而言。


须知，仲景在该方之末，明白无误地设有七种加减法：如太少合病，本方合桂枝汤用之；和阳明并病，予大柴胡汤表里双解；误汗而致邪遏不停，柴胡桂姜汤温化宣达；误下热结阳明而少阳仍不解，柴胡芒硝汤和解通结；胸中有热，胃内邪踞，腹痛欲吐，黄连汤清上温下；误下邪陷，滞碍枢机，腹满烦惊，柴胡龙牡汤和解镇惊、扶正祛邪。是故纯恃小柴胡汤“打天下”，万病皆用，独缺加减，不偾事者，几稀矣。我国各地都有应用小柴胡汤化裁，治愈大量感染性疾患和急危难症的报道，也是辨证论治思想指导下取得的成果。


显然，发展中医和中医治病，丢弃了辨证论治精神，则“欲速则不达”。


日本汉方医学勃兴已崭露曙光


日本医师星野惠津夫氏等在《所谓汉方药的副作用》（日本东洋医学会志4：59，1982）文中谓，用某（未具名）汉方16个月，分别出现副作用如感冒样症状、皮疹、口腔炎、消化道症状、休克前期症状或原有症状加重，这些症状的出现，急性病在服药数十分钟后，慢性病则在一至数日后。经仔细观察，多属误治。因为往往“更方后”，这些症状皆消失。是为“小柴胡汤”事件根由之诠释。


我国20世纪80年代初起，中医、中西医结合又进入新的发展时期，日本也逐渐恢复与中国交流中医学术，如和中国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共探血瘀证，购买冠心二号方等。实践反复证明：死方焉能治活病？日本反省后顿悟：应重新向中国学习辨证论治。相继，日本《汉证》杂志第12卷6、7期合刊，特辑发表长篇研究蒲辅周先生临床经验文章；不断延请中国名老中医专家、教授讲学及会诊；派留学生赴中国中医院校学习，攻读学位；频繁来华参加学术会议；中日或多国合办学术研讨会等等。其举措实发人深省。


“辨证论治”是中医的精髓即优势。日本正郑重再拾起它。我们，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