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子和“攻邪论”批判

    张子和“攻邪论”批判
                                                    张大明
>               《中医研究》编辑部      郑州    45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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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元医家张子和所著《儒门事亲》书中，“汗吐下三法赅尽治病诠”一文，最能代表其“攻邪论”，文中曰－－
         “夫病之一物，非人身素有之也。或自外而入，或自内而生，皆邪气也。邪气加诸身，速攻之可也，速去之可也，揽而留之何也？虽愚妇愚夫，皆知其不可也。及其闻攻则不悦，闻补则乐之。今之医者曰：‘当先固其元气，元气实，邪自去。’世间如此妄人，何其多也！夫邪之中人，轻则传久而自尽，颇甚则传久而难已，更甚则暴死。若先固其元气，以补剂补之，真气未胜而邪已交驰横骛而不可制矣。惟脉脱下虚，无邪无积之人，始可补议补。其余有邪积之人而议补者，皆鲧湮洪水之徒也。今予论吐汗下三法，先论攻其邪，邪去而元气自复也。况予所论之法，谙练日久，至精至熟，有得无失，所以敢为来者言也。”[1]
         从此段所言中可推知张子和的疾病观及治疗观。他认为病邪为正常人体本无之物，加诸身则病，故治疗即是将此病邪去除，邪去则体安。回顾医学发展史，可发现张子和之说与原始医学的疾病观及治疗观十分相似。
         原始医学的疾病观认为，疾病是一种独立于人体而存在的实体，是外界加诸身体的异已的东西（“得病”一词即是这种疾病观在口语中的反映）。相应的治疗目的即是将“所得”去除[2]。或由巫师做法驱禳；或由巫医在脑袋上打孔，将病邪经孔驱走。甚至拷打精神病人，企图将附在病人身上的“魔鬼”打出去。
         然而中医学在《内经》时期已经脱离了原始医学阶段，对疾病已有比较正确的认识。认为疾病不仅与外来因素（如六淫）有关，而更多的是因五脏阴阳关系的失常造成，故其治疗亦非是单纯的祛邪，而主要是“谨察阴阳之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素问．至真要大论》)  
         时至金元，张子和却放弃《内经》较为先进的疾病观及治疗观，仍执原始疾病观，不能不说是对《内经》的倒退。且不说与现代医学比，即使与金元时的主流医学观点相比，张子和的疾病观也显得相当简陋、原始，故其治疗观亦相应有原始与简单化、片面化的倾向。
         中医认为，即使有邪在身，也未必非要采取三法来“速攻”“速去”，尚须顾及病人的耐受力及邪正关系。众医家医疗实践中总结出了许多祛邪之法，讲究策略，富有哲理。《内经》具体提出：“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无毒治病，十去其九。谷肉果菜，食养尽之，无使过之，伤其正也，不尽行，复如法，必先岁气，毋伐天和”，“衰其大半而止”。其余还有边攻边补、先补后攻、攻补兼施、攻此补彼等法，运用时还要考虑标本缓急等。而非如张子和所主张之一味“速攻”、“速去”。
        如果经过大量的中医临床实践，便会发现疾病是多种多样、复杂多变的，相应治疗也须相应丰富，三法岂可“赅尽”？所以坚持三法以应众病必然在实践中难以行通。张子和为使三法“赅尽”治病之法，于是又将三法泛化，把近似的祛邪之法，如引涎、嚏气、针剌、烙等，置于三法之下。但如此也不能“赅尽”，于是终于又放弃“赅尽”之论。承认“予亦未尝以此三法，遂弃众法”，用众法的比例在十之一、二。这样与前之“赅尽”之说又自相矛盾。
        纵观全书，张子和之学术观点偏执，语言偏激，扬已贬人，有负气著书，自我辨解之嫌。究其原因，可能是其落后于《内经》的片面之说难为当时之主流医学所承认，从书中多有自我辨解之处可推测，当时攻击张子和之论者已不在少数，而张子和难与之一一苦辨，于是写作此书，阐述观点，列举病例，以自辨之。书中观点本文已论如前，至于书中所举以三法取效之众病例，初观之似乎可与子和所自夸之“至精至熟，有得无失”相互印证，但尚宜姑且观之，不宜急于将其作为有效论据。这是由于：其所举病例皆效（笔者统计了书中所收此类病例约140个，均有效），如此完美并不符合临床统计学规律，可推测其入书病例是“择优录取”的，而此类病例并不能正确反映事实，以此种病例自夸其术、自炫其能也是不老实的，不诚实，有违科学精神的。如果观仲景所著《伤寒论》，还可发现不少的因失治误治之坏病，而此书中病例皆均完美无缺，“有得无失”岂不怪哉！
        总之，在金元四家中，张子和疾病观及治疗原始落后而偏激，难以在医疗实践中实行，为历代医学主流接受，“后人遂并其书置之”（《四库全书提要》），造成其术后继乏人，没而难彰，固有其理也。与之对比，余三家均有代表其学术观点的著名方剂传后，得到广泛运用，如刘完素之“防风通圣散”、李东垣之“补中益气汤”、朱丹溪之“大补阴丸”等。而张子和惯用之禹功散类却只是在《儒门事亲》中获效，难出此书。史就其三法之说而言，因其怪诞出格，而作为余三家的对立面与陪衬，可在医中占一席之地。故其实际价值，在医史而不在现实，是提供教训而非显示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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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文献
> [1]张海岑,赵法新,刘道清,胡永信.儒门事亲校注[M].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78,78
> [2]艾钢阳.医学论[M].科学出版社.1986,45
此为本人原创，敬请各位赐教。

呵呵，看起来是有真才实料的：）
希望让我们继续开眼：）

從此段所言中可推知張子和的疾病觀及治療觀。他認為病邪為正常人體本無物，加諸身則病，故治療即是將此病邪去除，邪去則體安。回顧醫學發展史，可發現張子和之說与原始醫學的疾病觀及治療觀十分相似。

這是典型的斷章取意﹐所謂“病邪為正常人體本無之物”為中醫素有之觀點﹐張氏之學上源內難﹐下承河間﹐持此觀點﹐毫無特異。<汗吐下三法賅盡治病詮>開篇即言﹕“人身不過表裡﹐氣血不過虛實﹐表實者裡必虛﹐裡實者表必虛......病之常也。”明確指出病起之原因﹐乃人體表裡氣血虛實之變化﹐與內經“邪之所湊﹐其氣必虛”之觀點並無二至。張氏治病之法尤重血氣通暢﹐其汗﹐吐﹐下三法﹐原屬“以通為補”之法﹐各法之目的則如張氏于《儒門事親》中所雲﹕“使上下無礙﹐氣血宣通﹐並無壅滯”。若將張氏所攻之“邪”強比于巫師所驅之“鬼”﹐那麼歷史上的中醫恐怕都難出此樊籬。

中醫認為，即使有邪在身，也未必非要采取三法來“速攻”“速去”，尚須顧及病人的耐受力及邪正關系。眾醫家醫療實踐中總結出了許多祛邪之法，講究策略，富有哲理。《內經》具體提出：“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無毒治病，十去其九。谷肉果菜，食養盡之，無使過之，傷其正也，不盡行，复如法，必先歲气，毋伐天和”，“衰其大半而止”。其余還有邊攻邊補、先補后攻、攻補兼施、攻此補彼等法，運用時還要考慮標本緩急等。而非如張子和所主張之一味“速攻”、“速去”。

這個更是胡說八道﹐金元四家雖皆各有偏擅﹐然皆非偏執者﹐張氏習用刺血之法﹐《儒門事親》中卻一再強調虛寒之體者不宜放血。至于攻補之變化﹐張氏深通內經從陰引陽﹐從陽引陰之理﹐其攻之用意往往非在瀉而在補﹐其“邪去而元氣自復”之論即由此而來﹐而且其攻法中尚有尺度需要把握﹐以汗法為例﹐《儒門事親》中明白地寫著﹕“凡發汗﹐中病即止﹐不必盡劑﹐要在劑當﹐不欲過也”。

縱觀全書，張子和之學術觀點偏執，語言偏激，揚已貶人，有負气著書，自我辨解之嫌。究其原因，可能是其落后于《內經》的片面之說難為當時之主流醫學所承認，從書中多有自我辨解之處可推測，當時攻擊張子和之論者已不在少數，而張子和難与之一一苦辨，于是寫作此書，闡述觀點，列舉病例，以自辨之。

金元四家之文皆應時而作﹐其有所指﹐不然也不會各成流派﹐若所言皆實情﹐而貶之人皆屬庸醫﹐那也不存在貶揚之說了。說到“可能是其落后于《內經》的片面之說難為當時之主流醫學所承認”的推測﹐真是無稽之談﹐《金史》中對張子和“起疾救死多取效”的評價已可說明一切了。

至于書中所舉以三法取效之眾病例，初觀之似乎可与子和所自夸之“至精至熟，有得無失”相互印證，但尚宜姑且觀之，不宜急于將其作為有效論据。這是由于：其所舉病例皆效（筆者統計了書中所收此類病例約140個，均有效），如此完美并不符合臨床統計學規律，可推測其入書病例是“擇优錄取”的，而此類病例并不能正确反映事實，以此种病例自夸其術、自炫其能也是不老實的，不誠實，有違科學精神的。

“如此完美并不符合臨床統計學規律”﹐此言好笑﹐不需辨。“可推測其入書病例是擇优錄取的”﹐這沒什麼奇怪﹐也不能說明什麼﹐重要者在于這些病例是否真實。世上無十全之醫生﹐張仲景不是﹐孫思邈也不是﹐張子和當然更可以不是﹐但這絲毫不影響其學理的價值與實用性。

總之，在金元四家中，張子和疾病觀及治療原始落后而偏激，難以在醫療實踐中實行，為歷代醫學主流接受，“后人遂并其書置之”（《四庫全書提要》），造成其術后繼乏人，沒而難彰，固有其理也。与之對比，余三家均有代表其學術觀點的著名方劑傳后，得到廣泛運用，如劉完素之“防風通圣散”、李東垣之“補中益气湯”、朱丹溪之“大補陰丸”等。而張子和慣用之禹功散類卻只是在《儒門事親》中獲效，難出此書。史就其三法之說而言，因其怪誕出格，而作為余三家的對立面与陪襯，可在醫中占一席之地。故其實際价值，在醫史而不在現實，是提供教訓而非顯示經驗。

張子和的理論與經驗不但為諸多明清著名醫家所引用發揚﹐更廣泛長期地在民間被人們所應用﹐這是不會因個人的主觀偏見而改變的史實。明清期間盛行于民間醫生中的秘法“九頂十三串七十二截”之理論與方法直接來源于“汗吐下”三法﹐而張子和刺血法更在針灸學中自成流派﹐影響深遠﹐成為針灸最主要之方法之一﹐其應用與普及之廣泛以及對後世中醫理論之貢獻在金元四家中只有東垣之法或可與其比肩﹐清代趙學敏更發揚張子和之經驗﹐成一代名家。稱其“其實際价值，在醫史而不在現實，是提供教訓而非顯示經驗”﹐若非不通中醫者﹐便實為標新立異﹐實不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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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纵观全书，张子和之学术观点偏执，语言偏激，扬已贬人，有负气著书，自我辨解之嫌。究其原因，可能是其落后于《内经》的片面之说难为当时之主流医学所承认，从书中多有自我辨解之处可推测，当时攻击张子和之论者已不在少数，而张子和难与之一一苦辨，于是写作此书，阐述观点，列举病例，以自辨之。书中观点本文已论如前，至于书中所举以三法取效之众病例，初观之似乎可与子和所自夸之“至精至熟，有得无失”相互印证，但尚宜姑且观之，不宜急于将其作为有效论据。这是由于：其所举病例皆效（笔者统计了书中所收此类病例约140个，均有效），如此完美并不符合临床统计学规律，可推测其入书病例是“择优录取”的，而此类病例并不能正确反映事实，以此种病例自夸其术、自炫其能也是不老实的，不诚实，有违科学精神的。如果观仲景所著《伤寒论》，还可发现不少的因失治误治之坏病，而此书中病例皆均完美无缺，“有得无失”岂不怪哉！
偶然浏览，祟君所言大谬也！！！
所言“偏激”“偏执”“落后”是以祟君之心度大医之论，所言差矣。众所周知，张师之时代，祟尚治病必补，时至今日，蒙昧者亦然，若不猛击一掌，大声疾呼，还不知贻害多少人命！张师学术思想包括邪祛则正安、中病即止云云，何来偏执与落后？！此乃以管窥天、以郗视纹，所见自小，不足与吾论也。
谬，谬，谬！闻吾言当舌矫然而不能下，目瞬然而不能眨也。

张师乃一代名家，所用之法皆有规矩，非根底轻浅者所能领悟。张师之术，于今之临床也有指导作用：如我在临床上凡知病家有痰积血淤者必先去其邪方可言补，否则必有害于患者！此乃医门法律，不知崇君何来奇谈哉？

    谈史论人，捧一些已经走红极红的人，骂一些已经倒地不起之人，最为省事，最为平和，最为保险，最为现成－－然亦最为平庸，最为俗气－－亦如同喜温补而恶攻下。
      如论史则骂一顿秦桧而赞一通岳飞，有何意义哉？

医学是一门实用的学问，来不得半点虚假，中医发展几千年，学医的人何止千万？然张子和被后人所景仰必有其过人之处，我在临床上也体会到张师所言很有道理：必待邪去方可言补。

    转贴干老先生一文，可知张原非中医   
《中国医药大辞典·金元四大家》：“李杲、刘完素、朱震亨、张子和也。《医宗必读》以张为仲景，误。”笔者认为“不误”。以肤见而言，《医宗必读》谈的是“四大家”而未言“金元”。以实质而言，张子和不像中医而像古印度的吠陀医生。应该不能列入中医界。
    张氏是主张汗、吐、下的主攻派。传统的正统中医学术里，是有内含汗、吐、下三者的攻法，是许许多多治法中的一个小小组成部分。
    现在以张仲景取方用劲作准则，他的汗法代表方桂枝汤利用解肌发表调营卫作用来治疗外感风寒表证，但用来十分谨慎。在赵开美覆制治平本《伤寒论》(1955年重庆市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第49、50、83、85、86、87、142、211、285条许多“不可发汗”而禁用。
    吐法代表方瓜蒂散，赵本的165条以“诸亡血虚家”不可用而不用。
    下法代表方大承气汤，在赵本的48、132、150、158、209、264、347、364条都禁用。
    总之，传统中医治法要掌握整体观念、治病求本、灵活应用(因时、因地、因人)三个关键。程钟龄总结张仲景用方取药规律，归纳为八法(见《医学心语·医门八法》)为汗、吐、下、和、温、清、消、补。如其把汗吐下三法作为“攻”法的话，则它所占的地位仅仅为六法之中的1／6。
    除了古老的中医学外，还有印度医学可以媲美。在印度上古文献《陈闼婆吠陀经》731首诗中，不少是描述疾病及其治疗方法。在公元前700多年(相当中国·周幽王～桓王时代)的《苏希罗塔本集》里，就已有对人体血液循环作了朴素的论述。
    当初印度称医生为“阿优吠陀”。阿优的意思是生命、年龄和寿命，吠陀的意思是知识，所以全文的意思是生命的知识者，也可理解为长生之学。后人称这种医学为“吠陀医学”。
    唐代，身居丝绸之路终起点——今西安的孙思邈(541～682年)时代，因佛教的兴旺，所以与印度的接触方便而频繁，吠陀医学也随之而大量输入。孙氏除继承传统中医学之外而吸收国外医学，则只有以印度为主。两部《千金方》中不少吠陀医学的融入，即可证明。
    印度吠陀医学的最大特点，也可以说理论和治法的手段所在之处，就是对病人首先“净身”。这个治法，就是把印度佛教“净口”、“净心”、“净意”、“净行”、“净业”以及“无漏”、“无垢”佛教孕育下产生的医学，犹之传统中医学在道教温床上形成、发展、成熟一样，否则阴阳、五行从何而来?
    所谓净身，绝非中国宫阉的净身，而是把病者身体内外荡涤得干干净净，成为一个《维摩经》称为“八解之浴池，完水湛然满布，以七净华浴此无垢人”的无垢人。手段不外乎出汗(汗)、呕吐(吐)、泄泻(下)和放血(砭)四种方法。只需病者身体干净清洁之后，用药才能生效。甚至凭这汗、吐、下、砭四法之后，就可病去还康了。
    孙氏《千金方》中搜入的外国医学，基本上都是印度吠陀医学，甚至把它的“地水火风，和合成人”、“人体有101病，四大各有一个101种，全身即有四百四病”等学说引进到祖国医学中来。如《要方·序例·诊候》“地水火风，和合成人，凡人火气不调，举身蒸热。风气不调，全身僵直，诸毛孔闭塞。水气不调，身体浮肿，气满喘粗。土气不调，四肢不举，言无音声…”，又“四气合德，四神安和，一气不调，百病从生。四神动作，四百四病，同时俱废发…”等吠陀医学精神全盘托出。好在他巧妙地配衬五行、周密妥贴，使人不会觉得反感刺目而已。
    此外，他屡屡提及印度大名医耆婆，予以极高评价。甚至在《要方·序例·诊候第四》中闹出大笑话。当他写《要方》时还没有见过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到写《翼方》之前，才读到张仲景著作。所以把自己想当然的概念流露在他的笔兴之下，鲁莽草率地写“张仲景曰：欲疗诸疾，当先荡涤五脏六腑，开通诸脉，治道阴阳，破散邪气，润泽枯朽…。”事实上医圣张仲景从来也没有说过这一句话，而且其论调非但不是张氏的学术思想，恰恰还是相反的。这完完全全是印度吠陀医学的中心思想。
    吠陀医学通过《千金方》的广泛问世，中医界受到的影响当然不小，张子和就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个。现在把张子和学说咀嚼品覆，同中医传统理论及吠陀医学对照，即可立显泾渭。张氏理论学说的见解，可从《儒门事亲·汗下吐三法该尽治病诠十三》(在卷二)中“夫病之一物，非人身素有之也。或自外而入，或由内而生，皆邪气也。邪气加诸身，速攻之可也，速去之可也，已与吠陀医学同一口径了。他的临床治病手段，就是凭净身四法来应付。汗法，有治疗九气的“以枣姜热服”，出汗而愈(见《九气感疾更相为可治衍二十六》在卷三)。吐法，有妇女白带的“以瓜蒂散，吐冷痰三二升，不数日而愈”(见《妇人赤白带下赤白错分寒热解六》在卷一)。下法，有治小儿诸病的“以牵牛大黄木通三味，末之为丸，以治小儿诸病皆效”(见《过爱小儿反害小儿说九》在卷一)。放血法，有治疗五官病的“以三棱针刺百会穴，出血大妙”(见《目疾头风出血最急说八》在卷一)、“针出血，出则病已”(见《喉舌缓急砭药不同解二十一》在卷三)。致于如“以瓜蒂散吐讫，次以浆粥养其胃气。…用导水禹功以泻下，然后以洗剂渗浊之药，利其水道”(见《妇人带下赤白错分寒热解六》在卷一)的先净其身，再取药治的治病特点，完全在吠陀医学规范中进行。
    又有对痹症的治疗，竟然“可用郁金散吐之。吐讫，以导水丸通经散泄之。泄讫，以辛温之剂发散。汗出，则服当归芍药乳没行经和血等药”(见《痹九》在卷四)。先净身，再进药的程式，而且更是三马同槽达到了一丝不苟、亦步亦趋按照吠陀医学做法达标到位。
    张氏又把《素问，六元正纪大论》中“木郁达之”五个治病总则作以下的解释，《内经》曰“木郁达之”、“火郁发之”、“土郁夺之”、“金郁泄之”、“水郁折之”，张氏解释Et"达谓吐，发谓汗，夺谓下，泄谓利小便，折谓折其冲逆”。这个中医治病总则，今张氏全部均分配给汗吐下“攻”法，作为“攻”法专利御用品。所以张氏很坦白地总结自己治病原则为“世人欲论治大病，舍汗吐下三法，其余何足言哉”(见《五积六聚治同郁断二十二》在卷三)。
笔者根据以上分析可以认为，张子和已不是传统中医一脉中人，而是效法印度吠陀医学的医生。
    张氏脱离中国传统医学而投身于吠陀医学队伍里，并非今天笔者才注意。比张氏小47岁的14卷《归潜志》作者汴元兵入汴而归乡潜隐后撰写此书。后人对此书评价很高，谓：“都可征信”。而且《金史》不少资料取用此书。此书谓：“张子和为人，放诞无威仪，颇喜读书、作诗、嗜酒。久居陈(今河南省淮阳县)。游余夫子门。后召入太医院，旋告去隐居。名重东州。麻知几九畴与之善，使子和论说其术，而为文之。有六门三法之目，将行于世，迄今其书存焉”。《归潜志去》行文正派，作者又是同时人，同处河南，所以其言十分可信。
    张子和殁后53年出生的朱丹溪(1281～1358年)曾谓：“愚阅张子和书，惟务攻击。其意以为正不能自病，因为邪所客，所以为病也。邪去，正气自安。因病有在上在中在下深浅之不同，立为汗吐下三法以攻之。初看其书，将谓医之法尽于是矣。后因思内经有谓之虚者，精气虚也。谓之实者，邪气实也。其邪所客，必因正气之虚，然后邪得而客之。苟正气实，邪无自入之理。由是于子和之法，不能不致疑于其间。又思内经有言，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又思仲景有言，病当汗解，诊其脉涩，当与黄芪建中汤补之，然后汗之。于是以子和之书，非子和之笔也。驰名中土，其法必有过于朋辈者，何其书之所言，与内经仲景之意，若是之不同也”(见《格致余论》)。根据朱丹溪的话，张氏之道，已“圣法荡然”(借用陈修园《景岳新方贬》中批评张介宾玉女煎之言)，而且“自诩神通，适以彰其妄诞而已”(借用张山雷《疡科纲要·治疡药剂总论》批判仙方活命饮之言)。
    《四库全书提要》亦谓“其汗吐下三法，当时已多异议，故书辩之处为多”，即已反映出对张氏的怀疑。但笔锋一转，续谓：“然病情万状，各有所宜，当攻不攻，与当补不补，厥樊维均，偏执其法，固非，竟斥其法，亦非也。惟中间负气求胜，不免过激。”这个评议十分公正有分寸，而且击中要害。意即他的理论可以接受，三法也无错无误，惟有“负气求胜”的狂放傲慢，使人难以释然。
    张子和的投身吠陀，创立新派，是中医的发挥宏扬，功不可灭。绝对不能与现代的不要中医根基而成为西医化者同日而语。他的伟大之举及其成功，自有其背景孕育与条件的形成。他的背景是南宋从王怀隐编成《太平圣惠方》后，又5次修订《本草》，设立“熟首乌”，编写《局方》、《圣济总录》。自张氏出生至三四十岁时的一段时间里，除了高保衡、林亿校订的《内经》、《本草》外，还有民间的《伤寒类证》、《卫济室书》、《女科济阴要语千金方》等不少医藉文献涌出，说明中医事业与学术的鼎盛，给张氏以无比的教舞。
    分析导致他成功的条件，有读书多而博，则见多识广。具备了最主要的创新立说的资本。辞官野居，可以专心一志地钻研学问技术，发展宏扬中医的学术思想。天生放纵不羁，浮夸狂妄“放诞”的性格。既不为名利所困扰，又能没有一切顾虑来患得患失，为所欲为地完成自己向往的事业，更有“笑骂由他笑骂，我的事业自我为之”的精神。有“性格野逸，与世不合”的知友麻九畴，在其左右。功错问难，相互鼓励，相得益彰。
    今人向他学习的，不仅仅是在“攻”法上深入提高，而是在学术上的创新

下面引用由会联想的风在 2004/04/23 07:46pm 发表的内容：
医学是一门实用的学问，来不得半点虚假，中医发展几千年，学医的人何止千万？然张子和被后人所景仰必有其过人之处，我在临床上也体会到张师所言很有道理：必待邪去方可言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