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正气与治疗之关系(祝味菊，1929年著)

正气与治疗之关系
中医治疗，向重正气，凡疾病之得失轻重，皆视正气之有无强弱为转移，但正气二字，在人体上究为何物，竟有此种左右疾病之能，从近世科学中揣摩瑞册，吾以为中医之所谓正气，即西医之所谓自然疗能是也，何谓自然疗能？组织人体之细胞，各个皆有独立之生活机转，凡有益于生活者则取之，有害者则弃之，若遇外因侵害，则起反应作用以抵抗之，此反应作用，名曰自然疗能，（若发热咳嗽呕吐下痢脓溃之类）自然疗能，所以使疾病有自然全愈之倾向，疾病之痊愈或死亡，亦视细胞之自然疗能缺乏与否以为断，准此以观正气与自然疗能，皆有转移疾病之权利，皆为疾病之重要关键，其势力与作用，实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故正气二字，即视为自然疗能可也．
正气之意义既明，更进而言其与治疗之关系，夫正气为人体之要素，任何人不能离正气以生存，亦任何医学不能舍正气以救人．医学之为用，不过辅助正气以调节病变而已。顺正气者生，逆正气者死，此自古治疗之大法也．吾国医学于治疗上所以能奏伟大之功效者，亦即古圣教人尊崇正气之故耳，仲师伤寒金匮两书，为自来医家之宝函，其立法处方，无不以正气为重，观其病之在表者，或虽在里而症状有向外抵抗之势者，必谆谆然以下为戒，例如太阳病，外症未解者，不可下也，下之为逆，由曰太阳阳明合病，喘而胸满者不可下之，又曰：结胸症，其脉浮大，皆正气抵抗病变之表现，倘医不能助其向外调节而反下之，则与正气背道而弛，故曰逆，逆则有伤正气，引病内陷，病变百出矣，然犹恐后人忽视而不置信，则又列举误下之边，如下后脉促胸满，下后其气上冲，下后续得下利清谷不止，数下之遂协热而利诸条，其所以反复声明者，盖无非此意耳，由观禁汗诸条，如衄家不可发汗，咽喉干燥者不可发汗，亡血家不可发汗，疮家虽身疼痛不可发汗，汗家不可发汗之类，其禁汗之目的，或则因贫血，或则津液缺乏，或则体温不足，凡此皆细胞生活机能衰弱，正气不足之症，治疗上宜探其原因以补益之，鼓舞之，若复发汗，则细胞势力愈衰弱，正气愈不足，而病变亦愈重，此仲景提出禁汗诸条之用意也．再就太阳病症状及方剂而论之，脉紧头项强痛，肢疲而痛，恶寒发热等症状，皆为正气抵抗病变之现象，而非疾病之本体，盖延髓中之生温中枢，受外邪毒素之刺激而兴奋，其结果为体温升腾，此时体温调节中枢起救济作用以调节之，其方法即放散异常之体温于体外，故中枢陆续输送含有害物质之血液于表层，以期努力放散，此即正气之自然妙机，但同时因汗腺闭结，终不得发汗，使无从输泻之血液迫于筋肉，故头项强疼，肢疲而痛，欲泻而不得泻，故恶寒发热，浅层动脉充血，故脉息浮紧，倘人体无正气向外抵抗，则此等症状从何而生，且亦不得称为太阳病矣，麻黄汤、葛根汤、大青龙汤，皆辛温发汗剂，皆所以补助正气之不及，使　集于表层之有害物质逐于体外也，设不此之图，于此时而用西医之冰囊，及冷水浴等疗法，则未有不殆者，故仲景曰：病在阳者应以汗解之，亦此意也。又如阳明实证，因病机不能外达，持续日久，正气失其机转，有害物质遂深集于体内消化器官，故现神昏谵语状热便秘之症状，病在里，则非下剂不可，三承气汤，桃核承气汤，皆扫荡有害物质之剂，随病变集积之程度与病人体质之差别而选用之，此去其害因以恢复正气之机转也。至于三阴为病，多属细胞生活力衰弱，正气不足，故治疗亦多补养鼓舞之剂，由此以观，治疗不过为除去外因恢复正气，或补助之，鼓舞之，以促其治愈之方法而已，内经所谓治病当求其本，顺其志，即此之谓也，至于疾病之治与不治，不在药石之功效，而在正气之机转，苟正气机转消亡，则死病无良医，虽古医圣复见于今日，亦将束手无策，付诸命运而已，昔扁鹊治虢太子之尸厥也，天下皆难其能生死人而肉白骨，扁鹊辞曰：自生者我起之。观此可为佐证。
综上所述，可作一结论曰：正气因病变而不足者，必借重于治疗，而治疗必须顾正气，二者宜相辅而行之，不然舍治疗而徒赖正气，不特病之经过太久，且将发生他种变化，若舍正气而专事治 ，药石乱投，救人无数矣。

中西医学概论（祝味菊，1927年著）
医药治病，关系人类生命，设学讲肆，乃当务之急。顾自欧亚交通，西医遍布国内，器械之精，手术之巧，在在足以炫耀庸众，且以营业竞争之故国人习西医者，掊击中医，不遗余力，其言凶悍无忌，谓中医杀人四千年于兹，中医亦尝起而自辩，乃其持论，殊肤泛汗漫，谓西医但知解剖，中医则长于气化。然解剖能见，气化无形，于是乎中国医学真若无价值，而中医真若可以淘汰，可以扑灭者矣，当此之时，犹设学讲肆，不几为人齿冷乎？虽然，物理与事实往往在相反者，入主出奴，党同伐异，皆一偏之见耳，必欲  其短长中西医正未易轩轾也，味菊幼读轩岐仲景之书，长而兼习西医，游学三岛归国后，服务于四川省会警察厅官医院。院中中西医并立，味菊任中医主任者六年，凡遇西欧国家医不能治之病，用仲裁景方治之，往往应手立愈。成都又有福禄康医院，法兰西人扫办，院中医生皆虬髯碧眼，赫然法国博士也，高师学生郭某病伤寒，往就诊，法医官祝武烈尔为等屡治不效，病日重，已昏不知人，祝任二君均称不治矣，延味菊往诊，予大剂回阳药三服而愈，二君诧为怪事，争欲研究，以不能通解中国古书，怅然而止，西医医院，例不许病人服中药自此以后，特许味菊以中药治病，于此见彼邦善善人从长，视国人之一味屏斥中芊者，固自不同也，味菊乃益研求中西异同之故，知二者各有短长，不容偏废，且中西立论虽异，实有可以融会贯串之道，约而论之，西医不如中医者，曰病源，曰诊断，曰治疗，凡治内症，皆非西医所可梦见，其所不如者，曰解剖，曰生理，曰器械，于是我中医亟宜参加已所不能者，以实其隙，要知国家之数典忘祖，废弃数千年固不之学术者，其在不能公共卫生，随军治疗，担任责任故耳，所以中法为君，西法为助也。
夫学术讨论天下为公，原不可限以国界，味菊杂取中西，抉破藩篱，盖不独借助他山，且欲贡献中医之特长于世界，使活人济世之术，得以观摩而益善，既不敢岸然自尊，排斥异已，亦不敢抱残守缺，深闭固拒，何者？一偏之见，有背学术演起家之公理故也
。
（一）中西病源说之比较  中医谓大多数疾病，由于感受六淫，六淫者，风寒暑湿燥火也，然六淫之为物，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无科学方法以证实之，此所以受西医诟病，而末由自直者也，西医则谓多数千病源为细菌，以显微镜检查，于病人之血液涕唾二便中得一种病有一种之细菌，其形状各各不同，置于培养基中，使之繁殖，以注入无病动物之体，其物质亦亦立病，于是细菌为病源，铁案如山，不可易矣。夫细菌足以致病，固然也，然细菌之繁殖布，杂于饮食，飞扬于空气，附著于衣服器皿中者，无处蔑有，人食息其间，随在可以吸受，试问一人之身，日日吸受细菌，昔者不病，而今日病，则又何故，答之者将曰，昔日抗毒力强，今日抗毒力弱也。试问今日抗毒力何以弱，答之将曰，今日衣食寒暖，必有不适当故也，若使答者之言为不误，吾得而折之曰，然则疾病之源，乃六淫，非细菌也，何以故，以感受六淫，即是衣食寒暖不适当故，六淫者，时今气候之代名词也，人之生活，夏则饮水而葛，冬则饮汤而裘者，所以适应时令之气候耳，及其道，则人体必感不适而病，病则抗毒力衰减，而细菌得以猖獗，是细菌乃猖獗于既病之后，西学乃谓病由细菌而起，倒果为因岂非谬误者哉？
（待续）

祝味菊（1884～1951），别号傲霜轩主。浙江绍兴人。祖上世代业医。后祝氏投考军医学校，学习两年，乃随教师石田东渡日本。次年返蜀，供职于成都官医院，1917年移居上海。曾执教于上海中国医学院，后受聘担任上海新国中医学院研究院院长。祝氏治病首重阳气，认为阳衰一分则病进一分；正旺一分则邪却一分。临证好用温热剂，因擅用附予，人咸称“祝附予”。祝氏学贯中西，学学术生颇多创见。其有关伤寒病理观及邪正、阴阳之见，与世医颇不相同。1944年与门人陈苏生质问难，阐终其学术观点，成《伤寒质难》6卷。

祝味菊生平及其学术见解举要
  浙江省绍兴地区中医学会    陈天祥
  祝味菊先生是近代著名中医。他一生努力捍卫、振兴中医事业，学贯中西，在临床上
独树一帜，形成了以温补为特点的“祝氏学派”。
  一、生平及著作
  祝昧菊(1884—195t)，浙江山阴(今绍兴)人。先祖世代业医，弱冠进蜀，协助姑
父经营盐务，暇余习读医书。姑父嘉其好学，先后请宿儒刘雨笙等授读医经。祝味菊颖悟过人，好发疑问，老师竟不能穷难释疑而自辞。祝味菊自学精勤不倦。1917年。四川招收军医生，祝氏投考入学，攻读二年，因政变，医校改组，后随日本教师石田东渡考察日本医学。新的医学理论对祝氏启发颇多，并对他的医学观点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翌年回国，首任成都市政公所卫生科长，主政官医院七年，颇有医绩，名噪蜀中。
  1926年，祝氏避“川乱”赴上海，初未悬壶，隐迹考察近一载，深感有些名医在截
断病势方面缺乏良法，遂一反俗风，开诊后擅用温药建功，为人诊疗，往往应手而愈。尤在1929年秋，治愈被某名医断为“误投辛燥，法在不救”的危笃病人，从此医名大噪沪上。
  二十年代，正是中医危急存亡之秋，而祝氏对于中医，颇有自信心。认为“没有真
理，决不能造成事实，事实的造成，里面一定含有真理”，“尊重中医疗病的成绩，尊重中医有效的事实，不能因为现代科学还无法解答其所以然而放弃不颐，更不可只是赞赏而不屑应用……”。他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历来医政当局，不是西医，便是门外汉，对于中医的理论无暇细考其意义，或无法判定其是非”，以致使中医老是处于“打不倒，站不起”的状况中，点明了当局轻视中医的症结所在。他坚决反对消灭中医，崇洋媚外，民族虚无主义观点；同时也反对片面强调国粹，盲目排外，敌视西医的保守观点。认为“学说无国界，求是而已，扬古訾今，泥新诋旧，其失一也”。“术无中西，真理是尚“，中西医的倾轧，决非社会之福”。祝氏认为，在西方医学的冲击下，中医“再不检讨自已，整理自己，说明自己，则尽其所长，终不为外界所了解，著作等身，终不为学者所公认”。他呼吁：发皇古义，必须融会新知，“吾人整理中医，成立比较合乎逻辑之学说，提出人病并重之概念，使外界认识中医愈病之所以然，不仅有药，而且有法”。
  祝氏学贯中西，勇于实践，注重实效。医技精湛，胆识过人，章次公先生曾赞曰“治起病来，心狠手辣，一针见血。”诸名医摇首却步之重笃者，每能一手承揽，有时甚至为病家“具结”治愈。儿科名医徐小圃之子因误用凉药’，几致不救，经祝氏力排众议，用温热峻剂挽危而愈。祝氏曾说：“医为仁术，生命重欤?令誉重欤?吾行医三十年，不畏艰巨，不惮物议，病势虽重，苟有生理，无不据理力争，负责治疗，所以然者，求安心而已，成败毁誉无所计也。”他认为：“以诡术取信于病人而冀沽名者，是医门之贼，应当鸣鼓而攻之”。体现了高尚的医疗道德。
  临床实践的不断成功，使其学术影响日益扩大，徐小圃先生因其子被祝治愈，对祝氏大为折服，不仅让其长子伯远、次子仲才俱拜于祝氏门下，自己亦深受影响。陈苏生先生慕名几次拜访，与祝氏侃侃长谈，从中听得许多闻所未闻的见解，毅然放弃自己的诊务，以三十五岁之年入祝氏门中执弟子礼。浙江等地一些明识之士纷纷遥从私淑。祝氏学说逐渐形成一个独特的流派。
  祝味菊性情亢爽，胸无城府，常与名医徐相任、陆渊雷、章次公等商谈医理，倡扬革新，相交甚厚。他们对祝氏的学问、才智，无不钦佩。徐相任称赞祝氏：“辩才无碍，辟易千人，国医中不羁才也。”一些西医，包括外籍西医莱纳，战前曾与祝氏在沪合办诊所，也对他赞赏备至，感到获益良多。
  祝味菊在上海曾任新中国医学院实习导师及附设新中国医学研究院院长和新中国医院院长，不仅治绩辉煌，著述亦颇多，曾编写《祝氏医学丛书十种》，其中付梓行世的有《伤寒新义》、《金匮新义》、《诊断纲要》三种。医案二十一则载于上海中央书局1937年出版的《上海名医医案选粹}一书中。1948年，将毕生研究所得著成《伤寒质难}，1950年梓行。诸书中，以《伤寒质难》影响较大。
  二、学术见解举要
  祝氏渊源仲景、景岳之学，但不机械照搬，而是结合临床实践的验证，以哲学为指
导，通过严格的逻辑思维，摒弃一些明显违反科学的说法，吸取现代科学的可借鉴之处，溶于中医之中，理论上有所创新。现分三方面扼要介绍。
  1．邪分有机无机，反应重在本体的病因病理观
  中西医之间，争讼最多的莫过于病邪是“六淫”还是“细菌、病毒、原虫”了。祝味菊根据客观实际，辩证地提出了“六淫”与“细菌。等在外感发病中的不同环节和互相联系，认为它们都属于“邪”的范畴，但“邪有无机、有机之别，无机之邪，六淫之偏胜也，风寒暑湿燥火，及乎疫疠尸腐不正之气，凡不适于人，而有利于邪机之蕃殖者，皆是也，有机之邪，一切细菌原虫，有定形，具生机，可以检验而取证于人者，皆是也。”“六淫”与“细菌”的关系“六淫害正，言气候之不适于人，人之所恶，菌之所喜也，故六淫可以培养细菌，细菌得六淫之助，可以猖獗而为患。”“伤寒之成，有形之有机邪为主因，无形之无机邪为诱因……”至于暑热、湿阻等“无形之邪，感而即病者，非六气之致病，实由体工之失于调节耳。”故体工调节功能正常者，虽遇大风苛毒可以不病。
  祝味菊认为：寒热的征象，反映了体工阳气抵抗强弱的不同，寒温之辨，其主要区别在证候不在原因。
  祝氏指出：有机之邪和体工抗力斗争的病理过程“不出五种阶段”。“太阳之为病，正气因受邪激而开始合度之抵抗也；阳明之为病，元气愤张，机能旺盛，而抵抗太过也；少阳之为病，机能时断时续，邪机屡进展退，抵抗之力，未能长相继也，太阴少阴之为病，正气懦怯，全体或局部之抵抗不足也，厌阴之为病，正邪相搏，存亡危急之秋，体工最后之反抗也。”“此吾卅年来独有之心得也。”
2．以八纲论杂病以五段沦伤寒的辨证方法
“八纲”辨证，是祖国医学辨证理论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渊源于张仲景。张景岳
提出阴阳“六变”说，嗣后清·程钟龄又提出“病有总要，寒热虚实表里阴阳八字而已。”但这些都只是“八纲”的基本内容，和一个辨证系统的“八纲”辨证尚有差距。祝氏师古而有发扬，在《伤寒质难》一书中创造性地提出“八纲”一词。“所谓八纲者，阴阳表里寒热虚实是也。”同时，他第一次给“八纲”中的四对辨证范畴下了定义，确定了相互之间的关系。他说：“阴阳者，盖指病能而言也，……病之分阴阳，所以别体用之盛衰，测气质之变化也，至于寒化为阴，火化为阳，人里为阴，出表为阳，虚者为阴，实者为阳，隐然又执八纲中之大纲矣。”“表里者，指疾病之部位而言也，……病之分表里，所以明内外，定远近，别亲疏，知顺逆也，”“寒热者，指病能之盛衰而言也，……病之分寒热，所以明气血之多寡，察抗力之盛衰也，”“虚实者，指正邪消长之形势而言也。”总之，祝氏完成了“八纲”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完成了理论从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飞跃。当前，对于“八纲”辨证理论，则认为是在祝氏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起来的。
  五段辨证是祝氏在外感热病辨证上根据五段病理独创的方法。他辨伤寒宗六经而不
泥。他认为“仲景六经名词，系代表人体抗邪所发生之六大类证候，六经所固定之证候，初不能包含一切抗邪情形，是以后人于伤寒六经之外，又有温病三焦之说。”他看到了“六经的局限性，认为要发展伤寒学说，切合临床实际，应该跳出六经的图子，寻找新的理论。六经证候，既不能包含一切抗邪情形，则六经名称可废也，利用六经名词，以代表各个抗邪程序，则六经名称存之亦可也。”他说：一切外感，有机之邪，“其抵抗之趋势，不外五种阶段，所谓六经症候，亦不出五段范围，于意云何，吾之所谓六经者，乃代表五种抵抗程序耳，太阳为开始抵抗，少阳为抵抗不济，阳明为抵抗，太阴少阴同为抵抗不足，厥阴为最后之抵抗，一切外感，足以激起正气之抵抗者，皆不出此五种阶段，此吾研究之创获，敢谓前所未有也。”扩大了以五段释六经的应用范围。
  3，助自然疗能  重温热扶阳的治疗原则
  前述五段病理，五段辨证，相应而有五段疗法，—脉相承，是为“五段学说”，它的中心是人体抗力。“所谓五段疗法，不外顺从自然，调整太过与不及，以助长其抗力而愈病也。”
  科学的发展，加强了对各种病原体的认识，对针对各种病原体的特效药也日益企求。但祝氏指出“一病有一病之特因，举一病而求——特效之药，已非易得，而况特因之多，指不胜屈，菌因之繁，层出不穷者哉”。事实上，不管中医西医，依赖查清病原，依赖一、二种特效药水远满足不了临床的需要。
  祝氏经过长期的理论探索，认识到：“病原仅为刺激之诱因。病变之顺逆，预后之吉凶，体力实左右之，此病原繁多，本体唯一之义也。”“病原之发现，随时代而变迁，人体之自然疗能，历万古而不易”。“邪正相搏，吾人审察其进退消长之趋势，而予以匡扶之道，此协助自然之疗法也，……不必问邪之为细菌，为原虫，为无形厉气也，明乎伤寒抗邪之理，则一切感证，思过半矣。”祝氏的“本体疗法”立论精辟，叙理透彻。发挥了中医的特长，促进了中医临床的发展。
  温热扶阳，是祝氏“本体疗法”的具体应用，也是祝派用药的特点。他在《伤寒质
难》里用大量篇幅引证《内经》、仲景、景岳的重阳之说，强调人体的“气”在生理、病理、治疗上的重要意义。他说：“阳气者，抗力之枢纽也”，“既病，则当首重阳用，阳衰—分，则病进一分：正旺—分，则邪却一分，此必然之理也”。“抗力不足者，壮之以温，…，“抗力衰微，而虚怯过甚者．助之以热”，“气足则抗能旺盛，阳和则抗力滋生。”故祝氏临证多用麻、桂、附、姜，用附子尤为擅长，有“祝附子”之称，反对滥用凉药而伤抗力，其理盖本于此。
  从本质而论，祝氏的“本体疗法”正是仲景、景岳学说的发展，是他吸收前人精华，结合临床加以总结出来的，具有一定的实践性和科学性。
  

从《伤寒质难》看祝味菊
   对伤寒学说的独特见解
   祝味菊(1885—1951)，浙江绍兴人，出身于医学世家，
早年悬壶成都，为四川名医。后因避乱到上海，以擅用温补，
独树一帜，有祝附子之号。曾任过中国医学院实习导师，新中
国医学院研究院院长等职，生前很受陆渊雷、章次公等时贤之
推崇，在近代中医界，具有一定之影响。祝氏学贯中西，毕身
致力于中医革命，并不汲汲于著书，据查证，业经手订之著
作，约有《伤寒质难》，《伤寒新义》、《伤寒方解》、《诊
断提纲》，《脉学举隅》等数种，曾集为《祝氏医学丛书》。
从《伤寒质难》来看，祝氏之医学造诣高超，学术风格独特，
故其著作，无疑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现仅就《伤寒质难》一
书，介绍一下其对伤寒学说的独特见解。
   一、对伤寒病因的认识
   外感病的病因，温病学派认为多是温邪所引起，故对一般
具有发热的急性传染病，几乎多称为温病，且有取代广义伤寒
的趋势。伤寒学派则认为是寒邪所引起，故将一切外感热病，
统隶于伤寒之内。祝氏则参西说中，认为：
   1·病因无温邪可言：祝氏认为：六淫是风、寒、暑、湿、
燥、火，原无温邪之说。温热太过，蒸湿成暑，暑能为病，可
以理解。但温暖气候，于人体最适。气温之热度，即在夏天，
亦低于人体，是不是以形成为一种致病原因的。他说：  “寒温
之辨，聚讼数百年，其主要之区别，在证候不在原因。然辨之
者，必曰其因有别。”所以同一疾病，往往甲曰是伤寒引起，
乙曰是温邪引起，甚至弄得诊断上都无法统一。他明确指出；
“寒温皆非致病之原”，  “所谓伤寒，所谓温热，都是一种想
象之邪”，  “邪病之用温药而愈者，遂名之曰温邪，邪病之用
凉药而愈者，遂名之曰温邪。”  “邪机之推测，乃从药效反溯
而得之。”因此，祝氏认为：就病因言，并没有什么温邪，所
谓温热病，是机体反应亢进之表现，“非另有温热之邪也”
   2，病邪分有机无机：祝氏面对：一国之内，六气偏胜甚大，
但有些传染病往往不旋踵即纵横南北，且病型相同之客观事
实，感到用六气归纳病因，很难解释。他认为不应把中医的病
因学说看得完美无缺，他说，  “短不可护，护则终短，长不可
矜，矜则不长，学说之进步，日新月异，不有破坏，安来建
设。”他认为六淫病因说有一定之缺憾，所以，他反对文过饰
非，澜翻瞽说，乃融会新知，提出了“因无寒邪温邪之分，邪有无
机有机之别  ”之说，认为六淫是无机之邪，无机之邪无形，
它只是一种刺激因素，一种诱因，真正的病因是细菌等致病微
生物，即有形的有机之邪。但祝氏不是全盘否定六淫可单独致
病，他说：  “仲景之所谓伤寒，指广义之外感，外感因气候失
常，体工失调而病，不必有细菌也。”但不挟有机之邪的外
感，是少见的，就一般情况而论，  “伤寒之成，有形有机之邪
为主因，无形无机之邪为诱因，彼二邪，每狼狈为奸，伺人于
不察也。”这种病因观，畅晓明通，于“伤寒由寒邪引起，温
病因温邪引起”说之外，可谓是别创了一说。
   二、对伤寒病理的认识
   治外感热病之学的流派，在病因认识上不同，在病理认识
上自亦互异，此所以对同一热病，往往有或谓“是寒邪伤人足
经，外邪乃从体表循六经逐步传里”，或谓“是温邪伤人手
经，外邪乃从口鼻按三焦四层逐步深入”的争执。祝氏对此，
亦另有新说。
   1，以五段代六经：祝氏论外感热病，以五段言病理，赋六
经以新含义，他说：  “夫仲景六经名词，系代表人体抗邪所发
生之六大类证候。六经所固定之证候，初不能包含一切抗邪情
况，是以后人于伤寒六经之外，又有温病主焦之说，巧立名
目，淆惑听闻，以百步笑五十步，其愚等耳。夫证候为疾病之
表现，初非疾病之本身，六经证候，既不能包含一切抗邪情
形，则六经名称可废也。利用六经名称，以代表各个抗邪程
序，则六经名称存之亦可也。一切外感，无论其为何种有机之
邪，苟其有激，正气末有不来抵抗者，其抵抗之趋势，不外五
种阶段，所谓六经证候，亦不出五段范围。于意云何，吾之所
谓六经者，乃代表五种抵抗程序耳，太阳为开始抵抗，少阳为
抵抗不济，阳明为抵抗太过，太阴少阴同为抵抗不足，厥阴为
最后之抵抗。一切外感，足以激起正气之抵抗者，皆不出此五
种阶段，此吾研究之创获，敢谓前所未有也。”陈苏生老谓卫
气营血，三焦六经，  “皆病理上之逻辑法也，古人以逻辑目
光，解释病理，纯为私人之主观，故不可盲从。”其说即是秉
祝氏所教。
   2，非传经之旧说：祝氏认为：  “六淫外感，着人为病，感
邪之后，邪量不复增加，受寒八分，便是八分，祗有消散，决
不增加，此无机之邪，无繁殖之机也。”又说：  “风寒无形之
邪，刺激体腔，及其着体，即不复存在，其诱起营卫之不调，
乃人体本身调节异常之表现，表何尝有邪，又何尝有风可祛，
有寒可逐乎。”按照传统说法，六淫似一有形之实物，说它可
以从体表步步入里。祝氏认为这种解释是主观之臆想，他比喻
说：  “六淫造病，有如媒灼然，及其既婚，媒者休矣，”而作
为伤寒主因的有机之邪，既可是原已潜伏体内，或者是从口鼻
而入，并非是只要一受气候影响，病菌就可从体表入里，他
说：  “皮肤若非破损，病菌决无从入”这显然是对的。但从
口鼻入，也不是象叶派说的那样，好象真有温热之邪入卫入气入
营入血。叶氏四层之看法，  “不过是描写病变四种之历程”，
“疾病之发展，因人而殊，因药而异，体质强弱，有体质强弱
之过程，药石当否，有当否之演变。”前人划分六经三焦，卫
气营血，是欲使病邪如火车之行轨道，不准有丝毫溢出，因明
知这样不合实际，故又曰并病合病，顺传逆传，并造成了既
云“看法与伤寒同”，又云“邪在一经不移”等自相矛盾的说
法。他说：  “卫气营血，不过解释叶氏所习见之四种病型而
已，此项病型之造成，半为叶氏纠正时医之误，半为叶氏自作
聪明之误。”  “然其所述病变，强半为叶氏本人所造成，是以
遵其法，则见其证，必有其前后缓急之法，乃有其卫气营血之
传，其先见之明，正其谬误之处。”
   三、对伤寒治疗的认识
   对热病的治疗，叶派以用清法与护阴津，为二大原则。祝
氏主张用温用清，当辨证而定，鉴于时弊，他尤其强调护阳不
可偏废，故于温补，最为注重，其议论则具有创见，如，
   1·强调匡扶之法：治疗外感热病，特别是在初起阶段，张
子和不必说，他如吴又可、徐灵胎，乃致，陆九芝等许多医家，
一般都强调祛邪为第一，故有“治外感如将，治内伤如相”，
“大凡客邪，贵乎早逐”，  “欲为万全之策者，不过知邪之所
在，早拔去病根为要耳。”  “良工之治病，先治其实”等说
法，但祝氏则强调匡扶。他举例说：三人栉风沐雨，冲寒冒
暑，所处环境相等，而病否不等，甲者不病，乙者病后不药而
岔，丙者病而用药不愈，或甲遇气候剧变而不病，乙遇轻微之
变即患病，这说明外感病仍是以调节机能的强弱，免疫力量的
盛衰为主因。故他反复指出：  “医之为工，能扶正以祛邪也，”
“古谚有云：上工治病，必先固本。良有以也，”  “疾病为正
邪格斗之行动，医之任务，协正以祛邪也”，  “伤寒之为病，
邪正相争之局也，为战之道，气盛则壮，气馁则怯，馁其气而
使之战，是取败之道也，”  “医之所务，在益人也，去病而伤
正，何益之有哉。吾子急切好胜，以为去病即是真理，是不知
曲突徙薪，以焦头烂额为上客也。”，  “总之，伤寒正邪相
博，正胜则邪负，邪祛则正安，正盛邪微，病有自愈之理，正
盛而处理无方，则邪有稽留之道。”祝氏认为：治疗伤寒，如
能纠正营卫之失调，调动机体之抗力，去其病菌之附丽，则
“纵使首慝未诛，而莠民已戢，”病菌虽仍在体内，也不能再
有害于宿主。祝氏不是说对病邪的处理就不关重要，陈苏生老
曾总结祝氏观点说：  “治病不治人，其失必多，知人不知病，
弊亦相等。人病兼治，效捷而功全，此上策也。”这无疑是正
确的，中医因向无科学工具，对于病原体及特效药的研究，一
向略焉而不详，  “然病变万端，不外体力之消长，”  “故治病
若无特效药，即当维护自然疗能。”为了扬长避短，免得在针
对病邪下药缺乏实效时，出现虽能预料发展，只能以疲药塞
责，不能截断逆转病势的被动局面，故祝氏主张：倘“未能直
接除去其病原，则当扶持体力，协调其自然疗能，此一贯之
道，凡病皆然，不独伤寒而已也。”这就是他“在照例的强调
病原之外，对于病原的对手方，格外的加以强调”之原因。
   2·阐扬重阳原理：祝氏崇尚二张(仲景、景岳)学说，对
叶派每多批评，他认为，  “阴常有余，阳常不足，非臆谈也，”
“轻阳重阴，世俗浅见之论也。”因“一切时感为病，大都正
邪相争之局，”  “一切病邪，及其既入人体，即为人体抗力所
支配，”而“抗力之消长，阳气实主持之。阳气者，抗力之枢
纽也。气实则实，气虚则虚。伤寒为战斗行动，故当首先重
阳。”祝氏认为人在未病时，不妨着意营养，以培养其阳，
“及其既病，则当首重阳用，阳衰一分，则病进一分，正旺一
分，则邪却一分，此必然之理也。”他说伤寒初期，  “卫外之
阳不固也”，  “伤寒极期，抗力岂有余哉，”  “尤拙吾曰，阳
明津涸，舌干口燥，不足虞也。若并亡其阳。则殆矣。良工治
病不患津之伤，而患阳之亡。所以然者，阳能生阴也。是故阴
津之盈绌，阳气实左右之。”他认为伤寒后期，扶阳亦当重于
增液，但时医习用滋阴润泽，往往反使阳气受阻，致阳用不
彰，阴津不继，欲速不达，适得其反，·他说：  “人体之真阳不
衰，则阴液之来源不绝，夫阳生于阴，气化为滓，脾胃为灌注
之本，命门为生化之源，若中阳不败，则水少自然思饮，命火
不熄，则阴液自为挹注，世未有阴药不经阳化而能自为润泽者
也。”因为“物质易补，元阳难复，”  “故医家当以保护阳气
为本。”总之，祝氏认为泊伤寒须自始至终注意扶阳，因为，
“邪正消长之机，一以阳气盛衰为转归，善扶真阳，即善治伤
寒。”这就是祝氏之心传。陈苏生老总结性地指出：  “抗邪作
用，阳之本能也，把握阳气，即是把握抗力，故夫子治伤寒，
有重阳之议。”
   四、对伤寒药物的认识
   祝氏推崇景岳，重视匡扶，但治感证很少用人参，熟地之
类。祝氏用附子，每与龙、磁，麻、桂，枣仁之类配伍，与蜀
中喜用附子的名医如沈绍九，陆景庭等人之药法亦不同，这是
因为其对治感药物，也有较为独特之见解，如；
   1，四性疗人之创说：祝氏认为药之四性，是用来疗人的，
药之五味，是用来治病的·他说性与味，  “一以治病，一以治
人，泾谓不分，淆惑之由也，”  “药理之妙，不过性能二字面
已，善用四性之药者，可使体工无偏胜之患，熟悉药物之能
者，可收药到病(病指病证而言)除之功。”用药之道，主要
是因人制宜，  “寒热温凉乃调整抗能之药，抗力太过者，折之
以寒，抗力不足者，壮之以温，抗力旺盛，有偏亢之势者，和
之以凉，抗力衰敞而虚怯过甚者，助之以热。寒热温凉，扶抑
正气之符号。”唯其如此，故若非里气亢盛，寒凉不可轻投。
祝氏对时医习用轻凉之风气，大为不满，他认为表亢而里气不
盛，或局部虽呈热象，但全体抗力不足，都不得以清表、消炎
为口实而妄用清凉。因药性是作用于全体的，  “药之有凉，所
以抑制机能之亢进，一切内服之药，莫不假道肠胃，”  “是故
凉药入胃，必先寒中，将欲清表，必先寒营，凉药所以抑制亢
奋，其抑制之效力，可以普遍遐迩也。是以表亢而里气不盛者，
又安用清为。”故“局部充血有余，而全身不足者，吾不为清
也。”祝氏认为：  “扶益元阳之药，多是温煦之品，温字即含
有补意。”故“无论有机之邪，无机之邪，其为病而正属虚者，
总不离乎温法。”上述议论，于纠正滥用清凉，泛施阴腻之时
弊，诚有发聋振愦之作用。！
   2·常用药物之新解：祝氏喜用附子补阳气而不主张用人
参，他认为此二药虽均有强心固脱之效，但伤寒机转在表，邪
毒以外泄为宜，如因虚而用参，  “人参固表，堵塞其邪机发泄
之路，”  “是乃拂逆其自然之疗能也，故伤寒而正气虚者，宁
用附子而不用人参，以附子走而人参守也。”但附子性暴，温
而不潜，  “阳不嫌多，以潜为贵”，故必须配之以龙骨，磁
石，则鲜僭逆之患，制暴为良，全在处方之得宜。故祝氏治伤
寒，常用“附子振奋细胞，活跃抗力，以奏捍邪之功，”又鉴
于“心脏为血液运输之枢纽，其疲劳而有衰惫之象者，枣、附
以强之，”则扶阳强心，气壮血活，相得而益彰，故此四药为
其扶正时最常用。至于熟地，他认为虽能滋荣百骸，但其性阴
腻，不利邪机外泄，故极少择取。他说：  “睿智之士，以为邪机
应有出泄之路，清滋方中，佐以宣透，如生地与豆豉同用，”
但“若此医治，失多得少，”不足取法，这是其扶正用药之大
略。另一特点是十分重视麻，桂之作用，他认为：  “麻，桂为
伤寒之主要药，”其作用有二，  “一为调节体温，二为排泄毒
素，”因“麻、桂促使血液外趋，散温排毒，兼而有之。”故伤
寒初起，在所必用，因为“发汗解肌，虽不能消除有机之邪，
然诱因既去，体温有调节之机，则芟芜去障，内在之邪孤矣。”
在表解之后，病到了中后期，他仍常用麻，桂，则目的是借
“发汗以排毒，所以排泄体工因抵抗而产生之老残废物，及血
液中来经中和之毒素也。”而且，他认为通过促使血液趋势向
表，能减轻内部病灶之炎肿，符合诱导原理，病理因之恢复至
生理，则愈出自然，故其作用非豆豉、豆卷等药所能比拟。
   结  语   
   明清以降，温热学说大行，人唯叶派学说是宗，  “于是清
法大时，医有终其身，不用仲景法者，而叶、王，鞠通之方，
则无不熟读，靡靡之风，举国尽然，稍有异见，便无声援。”
然叶派药法之于热病，在截断、逆转问题上，是否疗效甚佳，
只要遵而勿失就可以了？这个问题，值得思考。但近代医风，
凡以清凉治外感，即使无效，亦可不致受责，如何新之治许少
卿室，  “十进清解，病不略减”，改延孟英，王仍赞曰：  “幸
遇明手，未投温散，尚可无恐，”而祝氏治徐某弟，只用了一
剂辛温，病不稍减，医就归咎药误，此所以时医视麻、桂如蛇
蝎也。祝氏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敢于糠秕经旨，不怕得罪时
贤，独辟蹊径，大倡温热，这种精神是十分可贵的。其学说虽
不可避免地亦有不足之处，但毕竟是璧玉微瑕。